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范仲淹的千古绝唱《岳阳楼记》，不仅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宣言成为后世文人出处的精神旗帜，也使开篇就提到的“庆历四年”随着《岳阳楼记》的传播而深印在读者脑海中。庆历四年即公元1044年，对当时的北宋王朝而言，是一个很微妙的年份。观察的视角不同，对庆历四年也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它可能像鸟儿一样，在历史的天空一划而过；也可能像一块暗礁，历史的长河在这里澎湃出激流后，悄无声息地偏离了士大夫理想的方向。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件，透露了士风嬗变的信息。如果寻找庆历四年的关键词，首先跃入我们眼帘的就是“水洛城”。“水洛城”这三个字频繁出现在公元1044年的官方文件和士人话语中，对当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让这篇小文引导我们的目光，去探访矗立于千年前的那片孤城吧。
刀光剑影筑边城
宋代的水洛城在今甘肃省庄浪县域内，北宋时为秦凤路的德顺军所辖，是渭州与秦州的联络点。《宋史》里这样写道：“西南去略阳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又有水轮、银、铜之利，环城数万帐，汉民之逋逃者归之，教其百工商贾，自成完国。曹玮在秦州，尝经营不能得。”曹玮在大中祥符九年(1016)城南市，其地“西南距州百五十里，东北距笼竿城八十里，秦渭相接，扼西戎要处也”，“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玮城之”，曹玮城南市得到朝廷的嘉奖。笔者暂时没有考定南市的具体位置，从文献来看，南市的战略地位和地理位置都和水洛城差不多。但是大将曹玮没筑成的城堡，数十年后却被一名级别不高的边防军官筑成了，这个人就是庆历四年“争水洛城”事最直接的当事人刘沪。
宋史中有关刘沪的记录大都与水洛城有关。他本人系名将之后，家世显赫，有一个远较他出名的哥哥刘涣。刘涣在刘太后独擅大权的时候，敢于冒死上书请求太后归政于仁宗，受到宰相吕夷简的赏识；仁宗亲政后执意与妻子郭后离婚，刘涣与孔道辅、范仲淹等人一起参与“伏阁”抗议，直接向仁宗和宰相叫板，赢得了极高的士林评价。刘沪是在宋夏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基层军官，在屡败屡战的宋人军队中，算得上是一名比较有军事才能的将领，颇受当时边帅范仲淹、韩琦的赏识，如范仲淹就曾评价“刘沪是沿边有名将佐，最有战功”。庆历元年（1014），宋军在好水川被西夏打得大败后，许多边将望风丧胆，大白天的也紧闭城门，任凭西夏铁蹄在周边骚扰，而且借口军情紧急，不敢打开城门让城外百姓进来避难。刘沪则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大开城门接纳难民，老百姓送他一个美号叫“刘开门”，可以说刘沪在边境地区还是有较高声望的。
刘沪为什么想到要筑水洛城呢？事实上，虽然庆历四年的朝廷对城水洛事议论纷纭，但边防官兵收复水洛地区，使筑城与否有被讨论的资格，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也是刀光剑影、动人心魄。最初，“（刘）沪进城章川，收善田数百顷，以益屯兵，密使人说城主铎厮那，令内附。会郑戬行边，沪遂召铎厮那及其酋属来献结公、水洛、路罗甘地，愿为属户。戬即令沪将兵往受地”。在宋夏战争中，那些处在两国之间部落的去就有时候很关键，因此刘沪策动他们支持宋朝、主动献出一些战略要地，应该说是很讲军事策略的；获得时为陕西四路都部署郑戬的赏识与支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临时结盟往往还存在许多变数，“受地”的过程危机四伏，《宋史》记道：“既至而氐情中变，聚兵数万合围，夜纵火呼啸，期尽杀官军。沪兵才千人，前后数百里无援。沪坚卧，因令晨炊缓食，坐胡床指挥进退，一战氐溃，追奔至石门，酋皆稽颡请服。因尽驱其众隶麾下，以通秦、渭之路。又败临洮氐于城下。”这场战斗被中国军事史家忽略了，千人对数万，“数百里无援”，人数处于绝对劣势，又缺乏策应与支援，这样的仗都能打得赢，刘沪还是有些军事天才的。可惜笔者没有搜集到更多关于此战的历史资料，相信这场以少胜多的战斗背后，一定有不少斗智斗勇的故事。
宋军取得了胜利，“受地”行为得到军事行动的保障，如何“守地”就成另外一个大问题。在军事、地理环境复杂的边境地带，部队无险可据、无城可守，无异于刀俎下之鱼肉，郑戬、刘沪当然深明此理，因此，郑戬支持刘沪的城水洛主张，他在上朝廷的奏章里说：“德顺军生户大王家族元宁等以水洛城来献。其地西占陇坻，通秦州往来道路，陇之二水，环城西流，绕带河、渭，田肥沃，广数百里，杂氐十余落，无所役属。寻遣静边寨主刘沪招集其酋长，皆愿纳质子，求补汉官。今若就其地筑城，可得番兵三五万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贼，实为封疆之利。”朝廷听从了郑戬的意见，以刘沪主其事，筑水洛城的工程“合法”地开始了。郑戬的上书在庆历三年十月，而朝廷后来又在庆历四年正月下令罢修，即使考虑到文件来往时日，到朝廷罢修的命令下达时，水洛城的工程大概已在严冬季节进行了两个多月。
庙堂纷纭争水洛
该不该修筑水洛城，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同的意见。据现有材料看，早在庆历二年正月的一篇奏章中，范仲淹就提出过“进修水洛”的建议，当时朝廷的态度是：“诏陕西诸路经略招讨司参议以闻。”很快，韩琦的反对意见上来了，他认为修水洛城花钱太多，军事价值又不太大。朝廷听从了韩琦的意见，下令“诏从琦请勿修”。自此之后一直到庆历三年十月郑戬上书请城水洛，一年半的时间里再没有人专门讨论水洛城的事。
郑戬上章朝廷时，“水洛城”还没有成为一个政治热点。这一词汇变热是在两三个月后的1044年初，韩琦再次站出来反对修筑水洛城。朝廷这次还是听从了韩琦的建议，下令罢修。但是正如上文所言，朝廷发布的两个自相矛盾的命令间隔多日，水洛城的工程早已开展，而且郑戬还派著作左郎董士廉带兵前往帮助刘沪。朝廷罢修命令的发布，使刘沪筑城行动变得不合法，事情就有些尴尬了。更为尴尬的是，一力支持刘沪城水洛的郑戬在二月被罢掉了“四路都部署”的职务（实际上，“四路都部署”只是个理想化的军事机构，当时不仅没有形成军事指挥权的统一，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反而会造成更多的掣肘。虽然朝廷最终在韩琦的建议下废除这一大而不当的军事机构，但韩琦此举并非针对郑戬，他早在这一机构两年前初建时就提出反对意见，并且韩琦本次建议之前，欧阳修已在奏章中论及郑戬职位名体不顺）。郑戬罢去四路都部署一职后，按理不该再插手水洛城的事务了，水洛城之争的另一当事人尹洙走到历史的前台。尹洙于庆历三年七月，从原知州张亢手中完全接过知渭州的职位，成为刘沪的顶头上司，在罢免原四路都部署后，更成为刘沪最直接、最重要的领导。可能因城水洛是自己在四路都部署位子上的一件未了公务，同时抱着对原来部下负责的态度，郑戬一方面没有放弃在朝廷上的论争；另一方面，他还不顾自己已改任的现实，命令刘沪、董士廉继续加紧施工。郑戬的举动引起尹洙、狄青等人的极大不满，相继上章论列，朝廷上也议论纷纭、莫衷一是。这时候朝廷决策再次出现了动摇，在三月间派出由范仲淹推荐的特使鱼周询等人去水洛实地考察。事情至此，筑水洛城的法律依据就模糊起来。在朝廷特使到来之前，尹洙已两次命令刘沪从水洛撤回，刘沪都拒绝执行；派别人代替刘沪的职务，也被拒之门外，矛盾因此进一步激化。城水洛中的另一重要人物董士廉，不仅是尹洙的同年，而且极有可能有通家之好，尹洙想通过董士廉做工作，接连给他写了三封信劝其罢役，但董士廉对尹洙的命令和书信都置之不理。这时尹洙深感自己的权威受到了侵犯，“命青领兵巡边，追沪、士廉，欲以违节度斩之”。好在狄青只是械二人送德顺军狱，并没有痛下杀手。虽然如此，二人的被拘还是在当地引起了混乱，“蕃部遂惊扰，争收积聚，杀吏民为乱”， 刚刚稳定数月的局势又变得复杂起来。等到奉命前来调查“修水洛城利害”特使赶到当地时，刘、董二人已做了二十多天的阶下囚了。朝廷的优柔寡断终于酿成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这之后关于水洛城由一个地缘军事学的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由“利害”之争变成“是非”之争。
水洛城事件发生后，在朝廷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大臣们议论纷纷，舆论更倾向于刘沪，而尹洙则骑虎难下。这里面有一个小背景，顺便一提：作为一个军事将领，有时候有抗命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并不为统治者所提倡。余靖在《论狄青与刘沪争水洛城事奏》中也说：“古者矫制及违节度者，因其立功，则可赎罪。”翻检历史，我们会发现不少类似的事情。即使在庆历年间，范雍修永兴军城，张亢增广堡寨，也都是在抗命的情况下完成的，而朝廷在处理这类事件时，总是重视事功，宽容置之。庆历四年四月，孙甫言水洛城事，回护刘沪，认为“水洛通秦、渭，于国家为利，沪不可罪”，又言“青之材勇者不可多得，此固难处置，惟朝廷两全之”。欧阳修论水洛城善后事，“宁移尹洙，不可移刘沪”，支持刘沪守水洛，认为“三利三害，其理甚明”，刘沪筑水洛城功不在范仲淹筑大顺城、种世衡筑青涧城下。余靖也支持刘沪，望“诫敕狄青、尹洙，今后行事，不可如此仓促”，“宁移青等，不可移沪，以失新附之心”。在城水洛一事上，尹洙本来就坚定地站在韩琦的立场，武力抓捕刘沪、董世廉虽于情不合，然于法有据。可大部分的朝臣却不愿认同尹洙的做法，这使他倍感孤独，甚至有“举朝莫与为辩”的慨叹。
但尹洙显然有所夸张，实际上韩琦就一直坚决站在尹洙的立场上，即使一度被剥夺了发言权也无所回避。另有一个王益柔可谓尹洙的知音，他认为：“水洛一障耳，不足以拒贼。沪裨将，洙为将军，以天子命呼之不至，戮之不为过；顾不敢专执之以听命，是洙不伸将军之职而上尊朝廷，未见其有罪也。”但王益柔毕竟人微言轻，没有引起更多朝士的认同。蔡襄的看法也不同于欧阳修等人，他在一篇奏章里写道：“刘沪等拒见属之帅命，从已罢之使符，按之军法，自当抵罪。洙之说理道甚明。”但是不知为何，在庆历四年水洛城之争最激烈的时候，蔡襄似乎并没有什么声音，他的这篇文章是在尹洙死后才上的。以情揆之，蔡襄当时虽在谏职，但显然并不想与朝廷主流意见相左，而且他对水洛城是非的判断，也极有可能在后期争论引向对尹洙的毁谤、迫害时，才更加坚定地站到了尹洙的立场。
庆历四年春去也
庆历四年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这场风波中过去了。如果我们联想到自庆历三年十月逐步开始实施的“庆历革新”，便会发现这个看似普通的年份，实际上有着很多复杂的意味，而发生在庆历四年的“争水洛城事”风波，也颇能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深思的内容。
虽然范仲淹、富弼在庆历四年下半年相续离开了朝廷，庆历新政的施行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是水洛城之争却和党争毫无关系。庆历新政失败后，主持新政的首脑人物纷纷以朋党之嫌出外，欧阳修大鸣其不平，他在给仁宗皇帝的奏章里说：“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韩琦则纯正而质直，富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以杜范韩富四人为代表的庆历士人群体，在政治活动中体现了活力与生机，缔造了文人政治伦理的新模式，“争水洛城事”可以说是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内核的精彩展现。事件最初肇始于志趣相投的僚友间的战略思想之争，在如何对西夏用兵的争论中，范仲淹是稳健的保守派，而以韩琦、尹洙为代表的另一批大臣则是较为激进的进攻派。韩琦是范仲淹多年的政治伙伴，尹洙则在景祐年间就以范仲淹的“朋党”自居，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政见以各投所好。范仲淹与郑戬是“僚婿”，私人关系一直很好，多有诗书往来，甚至在给别人写的墓志中，还要引郑戬来佐证；对最终受水洛城事件所累的尹洙，范仲淹也是百般呵护，但这更是出于对朋友的关怀，与政治上的朋党无涉。水洛城事件后，朝廷对尹洙安排措置失当，先是无故“待阙”，引起尹洙不满与怀疑，后又破格升职，范仲淹立刻站出来表示反对：“既不因功劳，又不改路分，偏受宠擢，于体未安。”尹洙后来因董士廉告发滥用“公使钱”而被贬，范仲淹也颇不以为然：“以前在平凉日，贷公使钱于将佐，议者不以情，复贬汉东节度副使。”尹洙病重时，范仲淹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尹洙病逝后，还为他的墓志铭操心，不满意欧阳修所写的墓志，请韩琦在墓表中“不遗其美”，其拳拳之意，岂因政见不同而稍有损益？
但遗憾的是，文人的性格局限使这样一个和谐的文人社会，最终偏离了逻辑发展的方向。在“争水洛城事”的纷争中，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也渐渐地冒出来，当政治讨论最终转向了对人格的质疑，庆历士风“和而不同”的精神实质就产生出丕变的因子，“不同”最终成为矛盾的主导力量。尹洙与郑戬争论水洛城事，就已经有了人格攻击的倾向。尹洙甚至以“奸人”目郑戬，用极其蔑视的口气呼力主城水洛者为“戬辈”。实际上，尹洙和郑戬在抗夏前线一开始合作得很愉快，尹洙一封书信中写道：“某前在泾州，郑公朝夕见延，其于边事，无不询也，无不虑也，独狱事不与闻，他则细大皆往复究极，议论未尝有隐，郑公相顾之意，始终若一。”但是他专领一路后，在处理和韩琦、郑戬的关系上，可能有违于官场所谓的“潜规则”，至四路安抚司有“（尹洙）附韩公，为事多所更置”之论。尹洙也曾给四路招讨司幕府写信自辩，但看来这样的辩白并没有什么效果，在一些具体的军政事务上，双方还是矛盾重重。在执行四路招讨司的命令方面，尹洙也大打折扣，甚至数次拒绝郑戬下达的命令。但即便如此，水洛城之争的前期，还主要是“议论以公”的政见之争，当这样的争论转向人格的质疑与攻击时，文人政治的和谐就被打破了。据尹洙所言，当时“戬辈”朋党大造其谣、传于道路，诬蔑尹洙下令给刘沪戴上一个四十多斤重的“大枷”，并且监押期间虐待刘沪，欲置其于死地等。在这种情势下，当事人双方已无心平气和的文人议政风度，争水洛城事已经变成官僚间的攻讦。特别是在水洛城事件尘埃落定后的庆历五年六月，董士廉又跳出来讼水洛城事，并讼尹洙欺陷官钱，这就更明显地带有私人恩怨成分，“水洛城之争”的余波也就彻底变味了。
值得注意的是，韩琦也因董士廉的这番折腾受到台臣的攻击，被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几个重要人物都被迫离开了政治中心，政治风向开始大变。庆历三年风风火火的革新夭折了，宰执大臣更换一新的北宋，又回到它原有的运行轨道上来，1044年的北宋难逃历史的宿命，与它的一次良好发展机遇擦肩而过，蹒跚着走向王安石的时代。长烟落日孤城闭，是非成败转头空。从这个视角上回过头来再看看水洛城之争的前因后果，我们还能认为它仅仅是北宋历史上的沧海一粟吗？
刀光剑影筑边城
宋代的水洛城在今甘肃省庄浪县域内，北宋时为秦凤路的德顺军所辖，是渭州与秦州的联络点。《宋史》里这样写道：“西南去略阳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又有水轮、银、铜之利，环城数万帐，汉民之逋逃者归之，教其百工商贾，自成完国。曹玮在秦州，尝经营不能得。”曹玮在大中祥符九年(1016)城南市，其地“西南距州百五十里，东北距笼竿城八十里，秦渭相接，扼西戎要处也”，“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玮城之”，曹玮城南市得到朝廷的嘉奖。笔者暂时没有考定南市的具体位置，从文献来看，南市的战略地位和地理位置都和水洛城差不多。但是大将曹玮没筑成的城堡，数十年后却被一名级别不高的边防军官筑成了，这个人就是庆历四年“争水洛城”事最直接的当事人刘沪。
宋史中有关刘沪的记录大都与水洛城有关。他本人系名将之后，家世显赫，有一个远较他出名的哥哥刘涣。刘涣在刘太后独擅大权的时候，敢于冒死上书请求太后归政于仁宗，受到宰相吕夷简的赏识；仁宗亲政后执意与妻子郭后离婚，刘涣与孔道辅、范仲淹等人一起参与“伏阁”抗议，直接向仁宗和宰相叫板，赢得了极高的士林评价。刘沪是在宋夏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基层军官，在屡败屡战的宋人军队中，算得上是一名比较有军事才能的将领，颇受当时边帅范仲淹、韩琦的赏识，如范仲淹就曾评价“刘沪是沿边有名将佐，最有战功”。庆历元年（1014），宋军在好水川被西夏打得大败后，许多边将望风丧胆，大白天的也紧闭城门，任凭西夏铁蹄在周边骚扰，而且借口军情紧急，不敢打开城门让城外百姓进来避难。刘沪则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大开城门接纳难民，老百姓送他一个美号叫“刘开门”，可以说刘沪在边境地区还是有较高声望的。
刘沪为什么想到要筑水洛城呢？事实上，虽然庆历四年的朝廷对城水洛事议论纷纭，但边防官兵收复水洛地区，使筑城与否有被讨论的资格，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也是刀光剑影、动人心魄。最初，“（刘）沪进城章川，收善田数百顷，以益屯兵，密使人说城主铎厮那，令内附。会郑戬行边，沪遂召铎厮那及其酋属来献结公、水洛、路罗甘地，愿为属户。戬即令沪将兵往受地”。在宋夏战争中，那些处在两国之间部落的去就有时候很关键，因此刘沪策动他们支持宋朝、主动献出一些战略要地，应该说是很讲军事策略的；获得时为陕西四路都部署郑戬的赏识与支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临时结盟往往还存在许多变数，“受地”的过程危机四伏，《宋史》记道：“既至而氐情中变，聚兵数万合围，夜纵火呼啸，期尽杀官军。沪兵才千人，前后数百里无援。沪坚卧，因令晨炊缓食，坐胡床指挥进退，一战氐溃，追奔至石门，酋皆稽颡请服。因尽驱其众隶麾下，以通秦、渭之路。又败临洮氐于城下。”这场战斗被中国军事史家忽略了，千人对数万，“数百里无援”，人数处于绝对劣势，又缺乏策应与支援，这样的仗都能打得赢，刘沪还是有些军事天才的。可惜笔者没有搜集到更多关于此战的历史资料，相信这场以少胜多的战斗背后，一定有不少斗智斗勇的故事。
宋军取得了胜利，“受地”行为得到军事行动的保障，如何“守地”就成另外一个大问题。在军事、地理环境复杂的边境地带，部队无险可据、无城可守，无异于刀俎下之鱼肉，郑戬、刘沪当然深明此理，因此，郑戬支持刘沪的城水洛主张，他在上朝廷的奏章里说：“德顺军生户大王家族元宁等以水洛城来献。其地西占陇坻，通秦州往来道路，陇之二水，环城西流，绕带河、渭，田肥沃，广数百里，杂氐十余落，无所役属。寻遣静边寨主刘沪招集其酋长，皆愿纳质子，求补汉官。今若就其地筑城，可得番兵三五万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贼，实为封疆之利。”朝廷听从了郑戬的意见，以刘沪主其事，筑水洛城的工程“合法”地开始了。郑戬的上书在庆历三年十月，而朝廷后来又在庆历四年正月下令罢修，即使考虑到文件来往时日，到朝廷罢修的命令下达时，水洛城的工程大概已在严冬季节进行了两个多月。
庙堂纷纭争水洛
该不该修筑水洛城，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同的意见。据现有材料看，早在庆历二年正月的一篇奏章中，范仲淹就提出过“进修水洛”的建议，当时朝廷的态度是：“诏陕西诸路经略招讨司参议以闻。”很快，韩琦的反对意见上来了，他认为修水洛城花钱太多，军事价值又不太大。朝廷听从了韩琦的意见，下令“诏从琦请勿修”。自此之后一直到庆历三年十月郑戬上书请城水洛，一年半的时间里再没有人专门讨论水洛城的事。
郑戬上章朝廷时，“水洛城”还没有成为一个政治热点。这一词汇变热是在两三个月后的1044年初，韩琦再次站出来反对修筑水洛城。朝廷这次还是听从了韩琦的建议，下令罢修。但是正如上文所言，朝廷发布的两个自相矛盾的命令间隔多日，水洛城的工程早已开展，而且郑戬还派著作左郎董士廉带兵前往帮助刘沪。朝廷罢修命令的发布，使刘沪筑城行动变得不合法，事情就有些尴尬了。更为尴尬的是，一力支持刘沪城水洛的郑戬在二月被罢掉了“四路都部署”的职务（实际上，“四路都部署”只是个理想化的军事机构，当时不仅没有形成军事指挥权的统一，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反而会造成更多的掣肘。虽然朝廷最终在韩琦的建议下废除这一大而不当的军事机构，但韩琦此举并非针对郑戬，他早在这一机构两年前初建时就提出反对意见，并且韩琦本次建议之前，欧阳修已在奏章中论及郑戬职位名体不顺）。郑戬罢去四路都部署一职后，按理不该再插手水洛城的事务了，水洛城之争的另一当事人尹洙走到历史的前台。尹洙于庆历三年七月，从原知州张亢手中完全接过知渭州的职位，成为刘沪的顶头上司，在罢免原四路都部署后，更成为刘沪最直接、最重要的领导。可能因城水洛是自己在四路都部署位子上的一件未了公务，同时抱着对原来部下负责的态度，郑戬一方面没有放弃在朝廷上的论争；另一方面，他还不顾自己已改任的现实，命令刘沪、董士廉继续加紧施工。郑戬的举动引起尹洙、狄青等人的极大不满，相继上章论列，朝廷上也议论纷纭、莫衷一是。这时候朝廷决策再次出现了动摇，在三月间派出由范仲淹推荐的特使鱼周询等人去水洛实地考察。事情至此，筑水洛城的法律依据就模糊起来。在朝廷特使到来之前，尹洙已两次命令刘沪从水洛撤回，刘沪都拒绝执行；派别人代替刘沪的职务，也被拒之门外，矛盾因此进一步激化。城水洛中的另一重要人物董士廉，不仅是尹洙的同年，而且极有可能有通家之好，尹洙想通过董士廉做工作，接连给他写了三封信劝其罢役，但董士廉对尹洙的命令和书信都置之不理。这时尹洙深感自己的权威受到了侵犯，“命青领兵巡边，追沪、士廉，欲以违节度斩之”。好在狄青只是械二人送德顺军狱，并没有痛下杀手。虽然如此，二人的被拘还是在当地引起了混乱，“蕃部遂惊扰，争收积聚，杀吏民为乱”， 刚刚稳定数月的局势又变得复杂起来。等到奉命前来调查“修水洛城利害”特使赶到当地时，刘、董二人已做了二十多天的阶下囚了。朝廷的优柔寡断终于酿成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这之后关于水洛城由一个地缘军事学的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由“利害”之争变成“是非”之争。
水洛城事件发生后，在朝廷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大臣们议论纷纷，舆论更倾向于刘沪，而尹洙则骑虎难下。这里面有一个小背景，顺便一提：作为一个军事将领，有时候有抗命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并不为统治者所提倡。余靖在《论狄青与刘沪争水洛城事奏》中也说：“古者矫制及违节度者，因其立功，则可赎罪。”翻检历史，我们会发现不少类似的事情。即使在庆历年间，范雍修永兴军城，张亢增广堡寨，也都是在抗命的情况下完成的，而朝廷在处理这类事件时，总是重视事功，宽容置之。庆历四年四月，孙甫言水洛城事，回护刘沪，认为“水洛通秦、渭，于国家为利，沪不可罪”，又言“青之材勇者不可多得，此固难处置，惟朝廷两全之”。欧阳修论水洛城善后事，“宁移尹洙，不可移刘沪”，支持刘沪守水洛，认为“三利三害，其理甚明”，刘沪筑水洛城功不在范仲淹筑大顺城、种世衡筑青涧城下。余靖也支持刘沪，望“诫敕狄青、尹洙，今后行事，不可如此仓促”，“宁移青等，不可移沪，以失新附之心”。在城水洛一事上，尹洙本来就坚定地站在韩琦的立场，武力抓捕刘沪、董世廉虽于情不合，然于法有据。可大部分的朝臣却不愿认同尹洙的做法，这使他倍感孤独，甚至有“举朝莫与为辩”的慨叹。
但尹洙显然有所夸张，实际上韩琦就一直坚决站在尹洙的立场上，即使一度被剥夺了发言权也无所回避。另有一个王益柔可谓尹洙的知音，他认为：“水洛一障耳，不足以拒贼。沪裨将，洙为将军，以天子命呼之不至，戮之不为过；顾不敢专执之以听命，是洙不伸将军之职而上尊朝廷，未见其有罪也。”但王益柔毕竟人微言轻，没有引起更多朝士的认同。蔡襄的看法也不同于欧阳修等人，他在一篇奏章里写道：“刘沪等拒见属之帅命，从已罢之使符，按之军法，自当抵罪。洙之说理道甚明。”但是不知为何，在庆历四年水洛城之争最激烈的时候，蔡襄似乎并没有什么声音，他的这篇文章是在尹洙死后才上的。以情揆之，蔡襄当时虽在谏职，但显然并不想与朝廷主流意见相左，而且他对水洛城是非的判断，也极有可能在后期争论引向对尹洙的毁谤、迫害时，才更加坚定地站到了尹洙的立场。
庆历四年春去也
庆历四年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这场风波中过去了。如果我们联想到自庆历三年十月逐步开始实施的“庆历革新”，便会发现这个看似普通的年份，实际上有着很多复杂的意味，而发生在庆历四年的“争水洛城事”风波，也颇能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深思的内容。
虽然范仲淹、富弼在庆历四年下半年相续离开了朝廷，庆历新政的施行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是水洛城之争却和党争毫无关系。庆历新政失败后，主持新政的首脑人物纷纷以朋党之嫌出外，欧阳修大鸣其不平，他在给仁宗皇帝的奏章里说：“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韩琦则纯正而质直，富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以杜范韩富四人为代表的庆历士人群体，在政治活动中体现了活力与生机，缔造了文人政治伦理的新模式，“争水洛城事”可以说是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内核的精彩展现。事件最初肇始于志趣相投的僚友间的战略思想之争，在如何对西夏用兵的争论中，范仲淹是稳健的保守派，而以韩琦、尹洙为代表的另一批大臣则是较为激进的进攻派。韩琦是范仲淹多年的政治伙伴，尹洙则在景祐年间就以范仲淹的“朋党”自居，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政见以各投所好。范仲淹与郑戬是“僚婿”，私人关系一直很好，多有诗书往来，甚至在给别人写的墓志中，还要引郑戬来佐证；对最终受水洛城事件所累的尹洙，范仲淹也是百般呵护，但这更是出于对朋友的关怀，与政治上的朋党无涉。水洛城事件后，朝廷对尹洙安排措置失当，先是无故“待阙”，引起尹洙不满与怀疑，后又破格升职，范仲淹立刻站出来表示反对：“既不因功劳，又不改路分，偏受宠擢，于体未安。”尹洙后来因董士廉告发滥用“公使钱”而被贬，范仲淹也颇不以为然：“以前在平凉日，贷公使钱于将佐，议者不以情，复贬汉东节度副使。”尹洙病重时，范仲淹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尹洙病逝后，还为他的墓志铭操心，不满意欧阳修所写的墓志，请韩琦在墓表中“不遗其美”，其拳拳之意，岂因政见不同而稍有损益？
但遗憾的是，文人的性格局限使这样一个和谐的文人社会，最终偏离了逻辑发展的方向。在“争水洛城事”的纷争中，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也渐渐地冒出来，当政治讨论最终转向了对人格的质疑，庆历士风“和而不同”的精神实质就产生出丕变的因子，“不同”最终成为矛盾的主导力量。尹洙与郑戬争论水洛城事，就已经有了人格攻击的倾向。尹洙甚至以“奸人”目郑戬，用极其蔑视的口气呼力主城水洛者为“戬辈”。实际上，尹洙和郑戬在抗夏前线一开始合作得很愉快，尹洙一封书信中写道：“某前在泾州，郑公朝夕见延，其于边事，无不询也，无不虑也，独狱事不与闻，他则细大皆往复究极，议论未尝有隐，郑公相顾之意，始终若一。”但是他专领一路后，在处理和韩琦、郑戬的关系上，可能有违于官场所谓的“潜规则”，至四路安抚司有“（尹洙）附韩公，为事多所更置”之论。尹洙也曾给四路招讨司幕府写信自辩，但看来这样的辩白并没有什么效果，在一些具体的军政事务上，双方还是矛盾重重。在执行四路招讨司的命令方面，尹洙也大打折扣，甚至数次拒绝郑戬下达的命令。但即便如此，水洛城之争的前期，还主要是“议论以公”的政见之争，当这样的争论转向人格的质疑与攻击时，文人政治的和谐就被打破了。据尹洙所言，当时“戬辈”朋党大造其谣、传于道路，诬蔑尹洙下令给刘沪戴上一个四十多斤重的“大枷”，并且监押期间虐待刘沪，欲置其于死地等。在这种情势下，当事人双方已无心平气和的文人议政风度，争水洛城事已经变成官僚间的攻讦。特别是在水洛城事件尘埃落定后的庆历五年六月，董士廉又跳出来讼水洛城事，并讼尹洙欺陷官钱，这就更明显地带有私人恩怨成分，“水洛城之争”的余波也就彻底变味了。
值得注意的是，韩琦也因董士廉的这番折腾受到台臣的攻击，被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几个重要人物都被迫离开了政治中心，政治风向开始大变。庆历三年风风火火的革新夭折了，宰执大臣更换一新的北宋，又回到它原有的运行轨道上来，1044年的北宋难逃历史的宿命，与它的一次良好发展机遇擦肩而过，蹒跚着走向王安石的时代。长烟落日孤城闭，是非成败转头空。从这个视角上回过头来再看看水洛城之争的前因后果，我们还能认为它仅仅是北宋历史上的沧海一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