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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17年夏，胡适应蔡元培邀，放着博士学位还没真正到手，即风尘仆仆赶赴北大就职，尔后历任院长、校长等职，成了终身以北大为傲的“北大人”。而李璜呢？这位青年党的领袖、国家主义的大将，于1924年偕曾琦回国后，先在武昌大学任教，1925年亦应聘至北大，讲授西洋史，与胡适成了同事，同为“北大人”。胡适一生交游满天下，上至王公巨室，下到贩夫走卒，到处都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喊得满天震响，甚至成了一句揶揄的话。
胡适好交友，友朋也确实多，然基本上仍以教育、学术界为主，大陆学者沈卫威谓其为以胡适为首的“文人集团”。当然，胡适也有不少政界的朋友，包括在朝在野党派都有。胡适和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国民党高层，都有若干公私情谊与恩怨。胡适终生道义支持蒋，但对蒋之威权独裁，亦常严词批评之；而蒋对胡适也始终尊而不亲，让胡适一人拥有言论自由，装点门面弄弄样子而已。与汪之关系，虽曾一度在对日立场上，双方想法接近，惜汪最终下海，胡适一向秉持大是大非的原则，当然与其分道扬镳。而对宋子文这位国舅，胡适自然是不敢恭维，尤其胡在任驻美大使期间，更是受了宋不少气。
至于胡适与在野党派领袖的关系，旅美史学家李又宁博士于近二十年来，一直对推广胡适研究与搜集相关史料相当用心。十余年前，李氏在纽约主编《胡适研究会丛书》，且出版一系列有关胡适与其亲族朋友的专书。1988年2月，李氏在其主编的《胡适与民主人士》（纽约天外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收录了杨天石等人所写的胡适与柳亚子、郭沫若、陶行知、梁漱溟、张君劢、章士钊、王造时等七人的论文，其中包括民社党的党魁张君劢，惜青年党的领袖与胡适的关系仍付之阙如。
胡、李的交谊往返
众人皆知，青年党的领袖为曾琦、左舜生与李璜，即所谓的“曾左李”三巨头。三人中以李璜与胡适的交谊最深，这可能与胡适终身标志的“北大人”有关，——一日为“北大人”，终身即为北大的一分子，胡适常以此自豪。而李璜曾于1925至1926年间在北大史学系任教，讲授西洋史，故胡适亦常呼其为“北大人”；有此渊源，双方关系自然容易建立起来。但其实李璜至北大任教时，胡适已暂离北大赴欧旅游，故彼此并未真正谋面。此事，李璜在其《学钝室回忆录》即载：“我在北大教书的一年（民十四），并未晤见适之，因他于民十四的十月就去了上海，民十五便由上海赴欧洲旅行去了。我是于民十七在上海始认识适之，从此交往不绝。”
彼时，胡适与李璜虽然缘悭一面，但胡适对李璜的才学已相当欣赏，并无任何门户之见，诚如李璜所言：“适之为人，性格开朗，虽自己的思路是本于美国的实验主义，然而并不排斥在欧洲大陆德法两国留学而略有成就的学人，一视同仁，十分合作。”举例来说，1926年夏，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在中国边省设立四个讲座，李璜积极向中基会总干事任鸿隽（叔永）要求担任成都大学的社会学和教育学讲座。但据李璜说：“叔永是一个谨慎人，对我这个不大务正业而爱惹是非的教授不大放心，迟疑不决，去电适之询问可否；而适之立刻回电，称‘人选最妥’。于是我才得着讲座聘书，回川任教，免了次年张大元帅的大刀威胁。”由此可见，尚未与李璜识荆的胡适，对其是如何的信任，尤其是对李璜国家主义派的政党背景，胡适毫无芥蒂，一切以才学专业为考量，更令李璜直到晚年仍感佩于心。
当然，李璜与胡适真正晤面，并进而有所往来，还是始于1928年，当时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等人正在上海办《新月》杂志。而李璜则于1927年在上海主持青年党中央党部，其后又与张君劢合办《新路》杂志，抨击共产党的流寇主义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基本上，《新路》理念与《新月》相近，此即为双方接近，提供了精神上的投契基础。
而真正认识的时间，《胡适日记》中并未见载，李璜则回忆为该年夏天。李璜说：“民国十七年夏末于上海张君劢处，认识其弟禹九，后又因禹九请客，得晤见胡适之、潘光旦、徐志摩、刘英士、梁实秋、邵洵美诸人。适之其时在吴淞中国公学当校长；我与他虽是北大的老同事，但并未会过面，但他看过我的谈历史学方法的文章，引为同调，相见甚欢。其时适之与禹九、储安平诸人正在上海办《新月》杂志，且经营一间新月书店，每周‘新月派’中人必有一次聚会，适之也请我去参加这一聚会，计有三四次。适之要我为《新月》杂志写文。我已知当适之归国过日本时曾发表《论孙文哲学》，已使国民党当权者对他感到不满；我便推辞，我有‘异党该死’的罪名，文章发表出来，于《新月》的往外埠发行不利。适之认为介绍法国的历史学方法的文字无妨，再三约定，我只得写了一篇长文，介绍法国涂尔干派的对古史研究的社会学方法，并及于法国汉学家用此方法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贡献。文分三期在《新月》上发表出来。我其初只署的一个‘幼春’，而适之认为《新月》货真价实，从来无假，乃由他添上木旁用我真名‘幼椿’二字发表，尚未发生问题。”
李璜又回忆说：“他与我虽是民十四年在北大的同事，彼时大家忙于讲授，往还不多，并不觉得他在那时候，便留意到我在北大史学系学生晚会所演讲的Durkheim School的研究古史的社会学方法、直至民十八，他在上海办新月杂志时，他请我参加并作文；我表示我的政治色彩太浓厚，于他的‘新月’不利。他说：‘我不是要你谈政治，我是要你将Durkheim的社会学方法论用的古史这方面的成绩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并且要求你写得不枯燥，对研究中国古史的学人给予他们一个社会学的新观点。’因此，我曾用‘古中国的舞蹈及其故事’的题目，在新月发表过好几篇文章，后来在上海中华书局出单行本，现在已绝版了。”
由上述两段引文看来，胡适与李璜似乎是一见如故，且同为北大人，胡适早已读过李璜的文章，尤其是李璜以法国社会学理论来阐述古史的做法，想来是深得胡适肯定与认同的。唯查《新月》杂志目录，与李璜的回忆有些许出入，《新月》上，李璜只发表过两篇文章，即《法国支那学者格拉勒的治学方法》（署名幼春）与《法国支那学小史》（署名幼椿译）。有意思的是，《新月》杂志在李璜投稿后，开始陆续有其他青年党人的文章登载其上，如茅以思（左干忱）《打靶的人》；陈翊林（陈启天）《社会标准与控制》，以及庐隐、刘大杰等青年党人译作。这是否与李璜有关，颇值玩味。
另一方面，检阅《胡适日记》，开始有确切日期和李璜交往，是在1929年6月16日。当天《胡适日记》记曰：“平社聚餐，到的只有实秋、志摩、努生、刘英士几个人，几不成会。任叔永昨天从北京来，我邀他加入。饭后三点，我同梁、罗两君去寻李幼椿先生谈，一直谈到晚上十点钟。幼椿是国家主义派的一个首领，曾在北大教过历史。这一天谈话最要之点有几点：（一）我说，你们的标语是‘打倒一党专政的国民党’，你们主张多党政治，但多党政治的根据有二：（1）少数党已成一种实力，使政府党不能不承认。凡政府党皆不愿承认反对党，其承认都是因为反对党已成势力，不得已而承认的。（2）多党政治是多党共存，虽相反对，而不相仇视。若甲党以‘打倒乙党’为标语，则不能期望乙党之承认其共存。（二）国家主义者似总不免带点为中国固有文化辩护的气味，此是我最不赞成的。幼椿先生态度很好，我们谈话很公开，很爽快。他劝我多做根本问题的文章，他嫌我太胆小。其实我只是害羞，只是懒散。”
这天日记透露出一点有趣现象，即从长谈的情形看来，胡适与李璜的交情，应该已到相当不错的地步，否则李璜不至于唐突到嫌胡适胆小；而胡适也不客气地直接批评青年党的政党理念，及其个人不赞成国家主义的立场。晤谈后半个月，即7月1日，胡适又写信给李璜与常燕生二人，针对该党若干杂志，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不负责任的报导，提出严厉批判。信中提到，“国家主义者所出报章，《醒狮》、《长风》都是很有身份的。但其余的小杂志，如《探海灯》，如《黑旋风》，……态度实在不好，风格实在不高。这种态度并不足以作战，只足以养成一种卑污的心理习惯；凡足以污辱反对党的，便不必考问证据，不必揣度情理，皆信以为真，皆乐为宣传。更下一步，则必至于故意捏造故实了。如《探海灯》诗中说蔡孑民‘多金’便是轻信无稽之言；如说‘蒋蔡联宗’便是捏造故实了。我以为，这种懒散下流不思想的心理习惯，我们应该认为最大敌人。宁可宽恕几个政治上的敌人，万不可容纵这个思想上的敌人。因为在这种恶劣根性之上，决不会有好政治出来，决不会有高文明起来”。
所谓爱深责切，《醒狮》创刊于1924年10月10日，为青年党的机关报，水准素质均高；《长风》月刊于1929年创于上海，左舜生、常燕生常撰文其上，内容水平亦高；《探海灯》为三日刊，是青年党香港总支部所办，畅行于港、粤一带，常刊登一些未经求证的小道消息，胡适能见此刊物，足见其阅读之广博。至于《黑旋风》刊物，以笔者研究青年党多年，尚不知青年党有此刊物，因此有可能是胡适的误认。胡适于此信函中，不留情面地予以批判，设若双方交情不够深，胡适也不用如此苦口婆心地规劝青年党，惜李璜回忆录，并未提及接到此信后如何处理与感受。
1930年一年，胡适与李璜仍往还不断，《胡适日记》中有多处提到李璜，如1930年8月27日记：“幼椿、慰慈、梦旦来谈。”四天后，即8月31日又记载：“在觉林吃饭，幼春谈及谭延闿给人写条幅，曾写这首诗：‘炼汞烧丹四十年，至今犹在药炉前。不知子晋缘何事，学会吹箫便得仙？’谭三先生的感慨不少！此诗不知是谁作的，颇有风趣。”10月19日，胡适与张子高、丁在君、赵元任、傅孟真、陈寅恪、姜立夫、胡经甫、胡步曾、任叔永等人，参加由欧美同学会所邀请的编译委员会同人聚餐。此次餐会是要决定国内高等教育用书、译书的问题。各个学科所建议之用书，都是一时之选，且水准极高，最后还要经由胡适、傅孟真、陈寅恪等专业史家审核通过才可。胡适负责历史学门，在决定选用西洋史中的法国史部分，胡适拟用李璜所推荐的Albert Malet之Nowvelle Historie de France（1924）一书为选译底本，当时陈寅恪等大师原本有意见，但胡适仍拟从李璜所开法国史书目，可见李璜在法国史方面的专业知识，是深为胡适所肯定的。
胡适不仅同意李璜所开法国史书目，并且委请李璜翻译，以为一般大学所用。此事李璜曾回忆道：“适之先生在民十九接受了中华文化基金会新设编译委员会之聘，去北平之后，还寄给我一大册法国史的法文名著，请我翻译，我只译了两章，‘九一八’事变一来，并加以淞沪抗日，我便卷入抗日义勇军中，原书与译稿都弄掉了，真正对不住他的好意！”
胡适的义助李璜
胡适与李璜交谊，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33年。时“九一八”变起，当局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考量，几乎没有抵抗地让白山黑水的东北，瞬间沦入日本的铁蹄之下。青年党义愤填膺，秉持着“野战抗日”的宗旨，由李璜所领导的青年党游击队与“东北义勇军”，不时游击偷袭日军。其后，政府与日本达成“塘沽协定”，转而开始取缔抗日义军，李璜即在此情况下，遭到通缉四处躲藏，最后在即将被逮捕前夕，幸得胡适帮助掩护，才有惊无险地安然脱困。
此事经纬，李璜曾有如下追忆：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政府在日本压力下，开始捉拿抗日义勇军首领，兄弟（即李璜，时在北平）亦为当局追缉的目标之一。6月4日，兄弟在同志王慎庐处，知警察已找上门，只有赶快想办法脱身。但当时身上只有一两元钱，根本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想到之前胡适有约姐夫张真如（四川人，美国密歇根大学与英国牛津大学双料博士，娶留学法国习西画的李璜胞姊李琦为妻）和李琦去他家吃饭，也顺便约了兄弟之事，乃急中生智，迅奔米库胡同胡适家躲避，因为胡适家里绝对不会被军警怀疑有抗日行动的。最后在胡适金钱赞助与细心策划下，搭胡适的包车，贿赂加煤工人，躲藏于车头煤卡之内（李璜戏称“雅座”）安然脱险至天津。李璜说：“在危难中，像适之这种热心帮忙，而且帮得很有办法的朋友，真是难得之至。”
基本上，胡适与李璜密切往来时间，大概只有在1928年至1933年这五年间，以后双方各奔东西，来往就不那么频繁，晤面也大多在重要集会的正式场合。如1937年8月14日，政府决定在国防最高会议中设国防参议会，聘请各党派及社会名流为国防参议员，最初为12名，继增至25名。第一次国防参议会开会，由汪精卫主席，到者有张君劢、胡适、张伯苓、梁漱溟、黄炎培、曾琦、李璜、周佛海、周恩来等。又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会议在旧金山开幕，出席者50国，我国首席代表宋子文；胡适与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吴贻芳、李璜（青年党）、张君劢（国社党）、董必武（共产党）、胡霖等为代表，施肇基为高等顾问，赴美与会。
胡适与李璜久别重逢，自然畅叙一番，期间，胡适向李璜表示，其心脏病亟待休息，而《水经注》的研究工作也放不下，有我们诸位各党各派，他才来捧场；否则他绝不会从东部远道来跑这一趟的。言下对宋子文的皇亲国戚派头，似尚有余痛在心。
大会结束后，李璜于9月24日至纽约，与丘大年（椿）、李圣策、李国钦、李爙乃、胡适游。李璜头痛失眠，还是胡适介绍他的医生姜森（Dr. Jeanson）为其检查医治。胡适更劝李璜暂时不要归国，把政治放下，还是回到书本中来，有如在法国时专以社会学方法治中国史学，比之政治较有所成就。李璜晚年写道，今日回思适之在纽约告我之言，真良友也。1957年，李璜在纽约治病，检查身体，又承胡适为其介绍医生，并每周亲来问讯一次，李璜说，胡适之热情异常，可感之至！
纽约一别，未几，胡适回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发生雷震的“自由中国事件”与“中国民主党”的胎死腹中，使得晚年的胡适，更感凄怆孤寂。而李璜所领导的青年党，来台后更是四分五裂，派系林立、纷扰不休，亦使无力整顿的李璜，只能困居香江一隅，教书为生苦闷至极。时代的巨变，造成同为”北大人”胡适与李璜难得心境的一致，这或许是命运的捉弄与时代的无奈。
李璜对胡适之评价
胡适是位天生的热心者，对裨益于世界、国家、社会、朋友的事物，无不热心。他在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函内，说梁任公是“热病者”，而他自己也差不多，“受病之源在于一个‘热’字”。胡适的脑筋是储满理性的，但心底下永远翻滚着一腔热情。也因为胡适热心对待李璜，令李璜终生感念在心。当然，李璜的高度推崇胡适及其思想，不是因为胡适曾有恩于他，而是出自双方对民主自由理念的契合。李璜赞许胡适，说他是自五四以来，在中国的启蒙运动中，最能将科学的怀疑思想与求证精神普及于中国知识界的一位学者。
李璜并评价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手──陈独秀与胡适，他说，陈独秀所主办之《新青年》杂志，确实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导。但在思想改造方面，如脱出家庭制度及其伦理思想的阐扬，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所发表的文字，乃比陈独秀更为有力。李璜认为，如胡适在他所主编的《新青年》第4卷第6号，“易卜生专号”上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及其译载的《娜拉》与《国民公敌》等篇，都给予当时及后来的青年人抛弃家庭以及妇女解放的影响至大。
又胡适在1919年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无疑的是使青年知识界不但不再去随便信从传统的人物及其学说，而且可使有志于学者去求所以自立之道。李璜认为这些都非陈独秀只是文笔勃茂，固多所主张，而大半冲动与笼统的篇章之所能及。
所以，归结到底，李璜认为在自由主义与科学主义（即民主与科学）的理论阐发方面，于《新青年》杂志作者群中，胡适要算是主帅，而陈独秀与其他作者只能算是偏将。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与科学思想，后来成为中国的思想主流；其影响所及，在政治上乃直接有功于国民革命之顺利发展；在文化上又间接地有功于中国今日能与世界交换知识的科学成绩。因此，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实功不可没。
除高度推崇胡适对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巨大影响外，李璜亦慧眼独具地肯定胡适在史学上的成绩，这点是过去较少有人提及的。李璜总结他对当时国内史学流派的观察，说：
在民十三，北大的钱玄同、顾颉刚等一味疑古的一派轰动形势渐归平静，而南北各有名学府大都在注重获取西方治史的科学方法，以求如何去整理国故，真正地去从事于“温故而知新”中有所创见。在这点上，可以说，梁任公先生于民十一至十二，两年之中，先后在天津南开，北京的清华与南京东大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影响特大；故其讲稿印行后，销路甚广，流传至速。
不过任公的文笔虽锋锐无比，对于中国历史也涉猎至广，且以其颖悟过人，创见不少；但对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其谨严处，又不及胡适之先生之能寻根究底，一枝一节的都非内证外证的求其水落石出不可。适之在民十二三之间，其整理国故的提倡已入了轨道，大可以补任公之不足。如他的《淮南鸿烈集解序》上，首先提出整理国故的三个途径，是足以启示学生从事中国经史的新研究着手津梁的。又如他的《古史讨论读后感》，将读经、史、子等书，把所谓“度之以情，断之以理，决之以证”这三点都分析得很清楚，而结论到历史演进的必然步骤，要求治古史的人去先研究人类学与社会学。这一类有建设性的指导，比之民十之前，对于中国古史徒事破坏，却已有进步。
李璜上述的回忆，重点在说明，胡适在史学研究方法的见解上，其眼光是超越梁启超的。胡适一再强调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其中自然也包含史学在内），在李璜看来，其实也是为未来中国的史学研究，指示出一条明路。同为“北大人”，胡适终生信奉自由主义，李璜毕生笃信国家主义，在政治信仰上，看似南辕北辙，但对民主自由的认同，却是殊途同归，也因对民主自由理念的一致，维系了这两位“北大人”一生不变的情谊。
1917年夏，胡适应蔡元培邀，放着博士学位还没真正到手，即风尘仆仆赶赴北大就职，尔后历任院长、校长等职，成了终身以北大为傲的“北大人”。而李璜呢？这位青年党的领袖、国家主义的大将，于1924年偕曾琦回国后，先在武昌大学任教，1925年亦应聘至北大，讲授西洋史，与胡适成了同事，同为“北大人”。胡适一生交游满天下，上至王公巨室，下到贩夫走卒，到处都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喊得满天震响，甚至成了一句揶揄的话。
胡适好交友，友朋也确实多，然基本上仍以教育、学术界为主，大陆学者沈卫威谓其为以胡适为首的“文人集团”。当然，胡适也有不少政界的朋友，包括在朝在野党派都有。胡适和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国民党高层，都有若干公私情谊与恩怨。胡适终生道义支持蒋，但对蒋之威权独裁，亦常严词批评之；而蒋对胡适也始终尊而不亲，让胡适一人拥有言论自由，装点门面弄弄样子而已。与汪之关系，虽曾一度在对日立场上，双方想法接近，惜汪最终下海，胡适一向秉持大是大非的原则，当然与其分道扬镳。而对宋子文这位国舅，胡适自然是不敢恭维，尤其胡在任驻美大使期间，更是受了宋不少气。
至于胡适与在野党派领袖的关系，旅美史学家李又宁博士于近二十年来，一直对推广胡适研究与搜集相关史料相当用心。十余年前，李氏在纽约主编《胡适研究会丛书》，且出版一系列有关胡适与其亲族朋友的专书。1988年2月，李氏在其主编的《胡适与民主人士》（纽约天外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收录了杨天石等人所写的胡适与柳亚子、郭沫若、陶行知、梁漱溟、张君劢、章士钊、王造时等七人的论文，其中包括民社党的党魁张君劢，惜青年党的领袖与胡适的关系仍付之阙如。
胡、李的交谊往返
众人皆知，青年党的领袖为曾琦、左舜生与李璜，即所谓的“曾左李”三巨头。三人中以李璜与胡适的交谊最深，这可能与胡适终身标志的“北大人”有关，——一日为“北大人”，终身即为北大的一分子，胡适常以此自豪。而李璜曾于1925至1926年间在北大史学系任教，讲授西洋史，故胡适亦常呼其为“北大人”；有此渊源，双方关系自然容易建立起来。但其实李璜至北大任教时，胡适已暂离北大赴欧旅游，故彼此并未真正谋面。此事，李璜在其《学钝室回忆录》即载：“我在北大教书的一年（民十四），并未晤见适之，因他于民十四的十月就去了上海，民十五便由上海赴欧洲旅行去了。我是于民十七在上海始认识适之，从此交往不绝。”
彼时，胡适与李璜虽然缘悭一面，但胡适对李璜的才学已相当欣赏，并无任何门户之见，诚如李璜所言：“适之为人，性格开朗，虽自己的思路是本于美国的实验主义，然而并不排斥在欧洲大陆德法两国留学而略有成就的学人，一视同仁，十分合作。”举例来说，1926年夏，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在中国边省设立四个讲座，李璜积极向中基会总干事任鸿隽（叔永）要求担任成都大学的社会学和教育学讲座。但据李璜说：“叔永是一个谨慎人，对我这个不大务正业而爱惹是非的教授不大放心，迟疑不决，去电适之询问可否；而适之立刻回电，称‘人选最妥’。于是我才得着讲座聘书，回川任教，免了次年张大元帅的大刀威胁。”由此可见，尚未与李璜识荆的胡适，对其是如何的信任，尤其是对李璜国家主义派的政党背景，胡适毫无芥蒂，一切以才学专业为考量，更令李璜直到晚年仍感佩于心。
当然，李璜与胡适真正晤面，并进而有所往来，还是始于1928年，当时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等人正在上海办《新月》杂志。而李璜则于1927年在上海主持青年党中央党部，其后又与张君劢合办《新路》杂志，抨击共产党的流寇主义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基本上，《新路》理念与《新月》相近，此即为双方接近，提供了精神上的投契基础。
而真正认识的时间，《胡适日记》中并未见载，李璜则回忆为该年夏天。李璜说：“民国十七年夏末于上海张君劢处，认识其弟禹九，后又因禹九请客，得晤见胡适之、潘光旦、徐志摩、刘英士、梁实秋、邵洵美诸人。适之其时在吴淞中国公学当校长；我与他虽是北大的老同事，但并未会过面，但他看过我的谈历史学方法的文章，引为同调，相见甚欢。其时适之与禹九、储安平诸人正在上海办《新月》杂志，且经营一间新月书店，每周‘新月派’中人必有一次聚会，适之也请我去参加这一聚会，计有三四次。适之要我为《新月》杂志写文。我已知当适之归国过日本时曾发表《论孙文哲学》，已使国民党当权者对他感到不满；我便推辞，我有‘异党该死’的罪名，文章发表出来，于《新月》的往外埠发行不利。适之认为介绍法国的历史学方法的文字无妨，再三约定，我只得写了一篇长文，介绍法国涂尔干派的对古史研究的社会学方法，并及于法国汉学家用此方法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贡献。文分三期在《新月》上发表出来。我其初只署的一个‘幼春’，而适之认为《新月》货真价实，从来无假，乃由他添上木旁用我真名‘幼椿’二字发表，尚未发生问题。”
李璜又回忆说：“他与我虽是民十四年在北大的同事，彼时大家忙于讲授，往还不多，并不觉得他在那时候，便留意到我在北大史学系学生晚会所演讲的Durkheim School的研究古史的社会学方法、直至民十八，他在上海办新月杂志时，他请我参加并作文；我表示我的政治色彩太浓厚，于他的‘新月’不利。他说：‘我不是要你谈政治，我是要你将Durkheim的社会学方法论用的古史这方面的成绩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并且要求你写得不枯燥，对研究中国古史的学人给予他们一个社会学的新观点。’因此，我曾用‘古中国的舞蹈及其故事’的题目，在新月发表过好几篇文章，后来在上海中华书局出单行本，现在已绝版了。”
由上述两段引文看来，胡适与李璜似乎是一见如故，且同为北大人，胡适早已读过李璜的文章，尤其是李璜以法国社会学理论来阐述古史的做法，想来是深得胡适肯定与认同的。唯查《新月》杂志目录，与李璜的回忆有些许出入，《新月》上，李璜只发表过两篇文章，即《法国支那学者格拉勒的治学方法》（署名幼春）与《法国支那学小史》（署名幼椿译）。有意思的是，《新月》杂志在李璜投稿后，开始陆续有其他青年党人的文章登载其上，如茅以思（左干忱）《打靶的人》；陈翊林（陈启天）《社会标准与控制》，以及庐隐、刘大杰等青年党人译作。这是否与李璜有关，颇值玩味。
另一方面，检阅《胡适日记》，开始有确切日期和李璜交往，是在1929年6月16日。当天《胡适日记》记曰：“平社聚餐，到的只有实秋、志摩、努生、刘英士几个人，几不成会。任叔永昨天从北京来，我邀他加入。饭后三点，我同梁、罗两君去寻李幼椿先生谈，一直谈到晚上十点钟。幼椿是国家主义派的一个首领，曾在北大教过历史。这一天谈话最要之点有几点：（一）我说，你们的标语是‘打倒一党专政的国民党’，你们主张多党政治，但多党政治的根据有二：（1）少数党已成一种实力，使政府党不能不承认。凡政府党皆不愿承认反对党，其承认都是因为反对党已成势力，不得已而承认的。（2）多党政治是多党共存，虽相反对，而不相仇视。若甲党以‘打倒乙党’为标语，则不能期望乙党之承认其共存。（二）国家主义者似总不免带点为中国固有文化辩护的气味，此是我最不赞成的。幼椿先生态度很好，我们谈话很公开，很爽快。他劝我多做根本问题的文章，他嫌我太胆小。其实我只是害羞，只是懒散。”
这天日记透露出一点有趣现象，即从长谈的情形看来，胡适与李璜的交情，应该已到相当不错的地步，否则李璜不至于唐突到嫌胡适胆小；而胡适也不客气地直接批评青年党的政党理念，及其个人不赞成国家主义的立场。晤谈后半个月，即7月1日，胡适又写信给李璜与常燕生二人，针对该党若干杂志，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不负责任的报导，提出严厉批判。信中提到，“国家主义者所出报章，《醒狮》、《长风》都是很有身份的。但其余的小杂志，如《探海灯》，如《黑旋风》，……态度实在不好，风格实在不高。这种态度并不足以作战，只足以养成一种卑污的心理习惯；凡足以污辱反对党的，便不必考问证据，不必揣度情理，皆信以为真，皆乐为宣传。更下一步，则必至于故意捏造故实了。如《探海灯》诗中说蔡孑民‘多金’便是轻信无稽之言；如说‘蒋蔡联宗’便是捏造故实了。我以为，这种懒散下流不思想的心理习惯，我们应该认为最大敌人。宁可宽恕几个政治上的敌人，万不可容纵这个思想上的敌人。因为在这种恶劣根性之上，决不会有好政治出来，决不会有高文明起来”。
所谓爱深责切，《醒狮》创刊于1924年10月10日，为青年党的机关报，水准素质均高；《长风》月刊于1929年创于上海，左舜生、常燕生常撰文其上，内容水平亦高；《探海灯》为三日刊，是青年党香港总支部所办，畅行于港、粤一带，常刊登一些未经求证的小道消息，胡适能见此刊物，足见其阅读之广博。至于《黑旋风》刊物，以笔者研究青年党多年，尚不知青年党有此刊物，因此有可能是胡适的误认。胡适于此信函中，不留情面地予以批判，设若双方交情不够深，胡适也不用如此苦口婆心地规劝青年党，惜李璜回忆录，并未提及接到此信后如何处理与感受。
1930年一年，胡适与李璜仍往还不断，《胡适日记》中有多处提到李璜，如1930年8月27日记：“幼椿、慰慈、梦旦来谈。”四天后，即8月31日又记载：“在觉林吃饭，幼春谈及谭延闿给人写条幅，曾写这首诗：‘炼汞烧丹四十年，至今犹在药炉前。不知子晋缘何事，学会吹箫便得仙？’谭三先生的感慨不少！此诗不知是谁作的，颇有风趣。”10月19日，胡适与张子高、丁在君、赵元任、傅孟真、陈寅恪、姜立夫、胡经甫、胡步曾、任叔永等人，参加由欧美同学会所邀请的编译委员会同人聚餐。此次餐会是要决定国内高等教育用书、译书的问题。各个学科所建议之用书，都是一时之选，且水准极高，最后还要经由胡适、傅孟真、陈寅恪等专业史家审核通过才可。胡适负责历史学门，在决定选用西洋史中的法国史部分，胡适拟用李璜所推荐的Albert Malet之Nowvelle Historie de France（1924）一书为选译底本，当时陈寅恪等大师原本有意见，但胡适仍拟从李璜所开法国史书目，可见李璜在法国史方面的专业知识，是深为胡适所肯定的。
胡适不仅同意李璜所开法国史书目，并且委请李璜翻译，以为一般大学所用。此事李璜曾回忆道：“适之先生在民十九接受了中华文化基金会新设编译委员会之聘，去北平之后，还寄给我一大册法国史的法文名著，请我翻译，我只译了两章，‘九一八’事变一来，并加以淞沪抗日，我便卷入抗日义勇军中，原书与译稿都弄掉了，真正对不住他的好意！”
胡适的义助李璜
胡适与李璜交谊，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33年。时“九一八”变起，当局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考量，几乎没有抵抗地让白山黑水的东北，瞬间沦入日本的铁蹄之下。青年党义愤填膺，秉持着“野战抗日”的宗旨，由李璜所领导的青年党游击队与“东北义勇军”，不时游击偷袭日军。其后，政府与日本达成“塘沽协定”，转而开始取缔抗日义军，李璜即在此情况下，遭到通缉四处躲藏，最后在即将被逮捕前夕，幸得胡适帮助掩护，才有惊无险地安然脱困。
此事经纬，李璜曾有如下追忆：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政府在日本压力下，开始捉拿抗日义勇军首领，兄弟（即李璜，时在北平）亦为当局追缉的目标之一。6月4日，兄弟在同志王慎庐处，知警察已找上门，只有赶快想办法脱身。但当时身上只有一两元钱，根本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想到之前胡适有约姐夫张真如（四川人，美国密歇根大学与英国牛津大学双料博士，娶留学法国习西画的李璜胞姊李琦为妻）和李琦去他家吃饭，也顺便约了兄弟之事，乃急中生智，迅奔米库胡同胡适家躲避，因为胡适家里绝对不会被军警怀疑有抗日行动的。最后在胡适金钱赞助与细心策划下，搭胡适的包车，贿赂加煤工人，躲藏于车头煤卡之内（李璜戏称“雅座”）安然脱险至天津。李璜说：“在危难中，像适之这种热心帮忙，而且帮得很有办法的朋友，真是难得之至。”
基本上，胡适与李璜密切往来时间，大概只有在1928年至1933年这五年间，以后双方各奔东西，来往就不那么频繁，晤面也大多在重要集会的正式场合。如1937年8月14日，政府决定在国防最高会议中设国防参议会，聘请各党派及社会名流为国防参议员，最初为12名，继增至25名。第一次国防参议会开会，由汪精卫主席，到者有张君劢、胡适、张伯苓、梁漱溟、黄炎培、曾琦、李璜、周佛海、周恩来等。又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会议在旧金山开幕，出席者50国，我国首席代表宋子文；胡适与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吴贻芳、李璜（青年党）、张君劢（国社党）、董必武（共产党）、胡霖等为代表，施肇基为高等顾问，赴美与会。
胡适与李璜久别重逢，自然畅叙一番，期间，胡适向李璜表示，其心脏病亟待休息，而《水经注》的研究工作也放不下，有我们诸位各党各派，他才来捧场；否则他绝不会从东部远道来跑这一趟的。言下对宋子文的皇亲国戚派头，似尚有余痛在心。
大会结束后，李璜于9月24日至纽约，与丘大年（椿）、李圣策、李国钦、李爙乃、胡适游。李璜头痛失眠，还是胡适介绍他的医生姜森（Dr. Jeanson）为其检查医治。胡适更劝李璜暂时不要归国，把政治放下，还是回到书本中来，有如在法国时专以社会学方法治中国史学，比之政治较有所成就。李璜晚年写道，今日回思适之在纽约告我之言，真良友也。1957年，李璜在纽约治病，检查身体，又承胡适为其介绍医生，并每周亲来问讯一次，李璜说，胡适之热情异常，可感之至！
纽约一别，未几，胡适回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发生雷震的“自由中国事件”与“中国民主党”的胎死腹中，使得晚年的胡适，更感凄怆孤寂。而李璜所领导的青年党，来台后更是四分五裂，派系林立、纷扰不休，亦使无力整顿的李璜，只能困居香江一隅，教书为生苦闷至极。时代的巨变，造成同为”北大人”胡适与李璜难得心境的一致，这或许是命运的捉弄与时代的无奈。
李璜对胡适之评价
胡适是位天生的热心者，对裨益于世界、国家、社会、朋友的事物，无不热心。他在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函内，说梁任公是“热病者”，而他自己也差不多，“受病之源在于一个‘热’字”。胡适的脑筋是储满理性的，但心底下永远翻滚着一腔热情。也因为胡适热心对待李璜，令李璜终生感念在心。当然，李璜的高度推崇胡适及其思想，不是因为胡适曾有恩于他，而是出自双方对民主自由理念的契合。李璜赞许胡适，说他是自五四以来，在中国的启蒙运动中，最能将科学的怀疑思想与求证精神普及于中国知识界的一位学者。
李璜并评价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手──陈独秀与胡适，他说，陈独秀所主办之《新青年》杂志，确实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导。但在思想改造方面，如脱出家庭制度及其伦理思想的阐扬，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所发表的文字，乃比陈独秀更为有力。李璜认为，如胡适在他所主编的《新青年》第4卷第6号，“易卜生专号”上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及其译载的《娜拉》与《国民公敌》等篇，都给予当时及后来的青年人抛弃家庭以及妇女解放的影响至大。
又胡适在1919年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无疑的是使青年知识界不但不再去随便信从传统的人物及其学说，而且可使有志于学者去求所以自立之道。李璜认为这些都非陈独秀只是文笔勃茂，固多所主张，而大半冲动与笼统的篇章之所能及。
所以，归结到底，李璜认为在自由主义与科学主义（即民主与科学）的理论阐发方面，于《新青年》杂志作者群中，胡适要算是主帅，而陈独秀与其他作者只能算是偏将。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与科学思想，后来成为中国的思想主流；其影响所及，在政治上乃直接有功于国民革命之顺利发展；在文化上又间接地有功于中国今日能与世界交换知识的科学成绩。因此，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实功不可没。
除高度推崇胡适对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巨大影响外，李璜亦慧眼独具地肯定胡适在史学上的成绩，这点是过去较少有人提及的。李璜总结他对当时国内史学流派的观察，说：
在民十三，北大的钱玄同、顾颉刚等一味疑古的一派轰动形势渐归平静，而南北各有名学府大都在注重获取西方治史的科学方法，以求如何去整理国故，真正地去从事于“温故而知新”中有所创见。在这点上，可以说，梁任公先生于民十一至十二，两年之中，先后在天津南开，北京的清华与南京东大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影响特大；故其讲稿印行后，销路甚广，流传至速。
不过任公的文笔虽锋锐无比，对于中国历史也涉猎至广，且以其颖悟过人，创见不少；但对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其谨严处，又不及胡适之先生之能寻根究底，一枝一节的都非内证外证的求其水落石出不可。适之在民十二三之间，其整理国故的提倡已入了轨道，大可以补任公之不足。如他的《淮南鸿烈集解序》上，首先提出整理国故的三个途径，是足以启示学生从事中国经史的新研究着手津梁的。又如他的《古史讨论读后感》，将读经、史、子等书，把所谓“度之以情，断之以理，决之以证”这三点都分析得很清楚，而结论到历史演进的必然步骤，要求治古史的人去先研究人类学与社会学。这一类有建设性的指导，比之民十之前，对于中国古史徒事破坏，却已有进步。
李璜上述的回忆，重点在说明，胡适在史学研究方法的见解上，其眼光是超越梁启超的。胡适一再强调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其中自然也包含史学在内），在李璜看来，其实也是为未来中国的史学研究，指示出一条明路。同为“北大人”，胡适终生信奉自由主义，李璜毕生笃信国家主义，在政治信仰上，看似南辕北辙，但对民主自由的认同，却是殊途同归，也因对民主自由理念的一致，维系了这两位“北大人”一生不变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