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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自1912年2月进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5月随该部迁往北京,到1926年夏天自行脱离,前后在北洋教育部任职凡15年,其间可谈之事甚多,这里仅以三份文献为中心略述所见,请读者批评。
从《美术略论》到《拟播布美术意见书》
当初鲁迅之所以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从消极的方面说,是因为绍兴政局日非,“住不得”(《朝花夕拾·范爱农》)了;从积极的方面说则是希望在文化教育方面有所作为。自从1906年弃医学文以来,鲁迅便立志通过文艺来启发群众的觉悟,归国以后历任几所中等学校的教师,又深感教育之重要,而文艺与教育二者的交叉点即在于社会教育。辛亥革命之初鲁迅就曾指出,“共和之事,重在自治,而治之良否,则以公民程度为差,故国民教育,实其本柢”,“今之急计,唯在造成人民为国柱石,则小学及通俗之教育是也”(《维持小学教育之意见》,《越铎日报》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请他去负责社会教育这一部分工作,原是非常合适的。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不赞成尊孔读经而提倡“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并举,以“美育”代宗教;鲁迅基本上赞成他的主张,所以他到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负责文化、科学、美术等,后改称第一科)科长之初就积极考察新剧,计划将天坛、先农坛改建为公园,又在教育部夏期学术讲演会上连续宣讲《美术略论》。这里的“美术”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艺术。
可惜蔡元培很快就辞职了,稍后继任总长的范源濂乃是前清学部旧官僚出身,对于美育完全外行,毫无兴趣,他主持下的教育部除议定了学制(即所谓“壬子学制”)以外,毫无建树,且打算删去美育。鲁迅闻讯后十分气愤,在日记中斥为“此种豚犬,可怜可怜”。《美术略论》宣讲于新旧总长交替之际,共分四讲,6月21日开始,7月17日结束——这一天也正是范源廉代理总长的第一天。由于形势变化了,鲁迅当天最后一次讲《美术略论》时,“初止一人,终乃得十人,是日讲毕”(《鲁迅日记》)。知音再少也坚持讲完,这很能表现鲁迅的个性和风格,同时也表明他对教育界传统势力的抗议和示威。
《美术略论》的讲稿没有能够留下来是一大憾事,估计它的主要精神已经被概括在稍后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后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一文中。
多年以来人们提到这份文献时,往往重视其前三部分(“何为美术”、“美术之类别”、“美术之目的与致用”),据此讨论鲁迅的美学思想,而对该文的第四部分即“播布美术之方”不甚注意。其实这一部分尤为重要,这是鲁迅行政工作的落脚点,与他在教育部的实际操作关系甚大。按照当时的分工,鲁迅任科长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主管“关于博物馆、美术展览事项;关于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关于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教育部分科规程》,载民国元年度《教育部令汇编》)等等。关于这些事项如何进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当局并无明确指示,正是鲁迅这一份意见书才将这一方面的“应行之事”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说明,实际上成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此后工作的纲领。当然,由于当时政局混乱,经费困难,人手短缺,更由于政府根本无意于“播布美术”,因此实际上能够做成的事情很少很少;但就鲁迅个人而言,他为历史博物馆的筹备,京师图书馆的改组和扩建,举办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与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等等,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些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是有意义的。不管大局如何,在个人职权范围之内尽量多做有益的事情,这种“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书)的态度和做法,在当时条件下也许是唯一可行的了。
《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播布美术之方”这一部分的意义,可以通过它与教育部1919年3月的《全国教育计划书》(全文载《教育杂志》第11卷第3号)之丙项“属于社会教育者”的比较得到说明。在教育部成立以来的所有文件中,这一份最为进步而且全面,而其中有关社会教育的内容几乎都与先前鲁迅在《意见书》中所主张者大体相同。试作局部的对照如下:
《意见书》比较之《计划书》气魄更为阔大,后者继承前者至为明显,鲁迅在教育部的影响由此可以概见。后来章士钊违反程序擅自罢免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时说过“本部佥事周树人,原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地位职务均极重要”,这话一点没有说错。据鲁迅当年的同事徐森玉回忆说,“教育部非法免去鲁迅的职务,顿时在部内引起很大的骚动,虽然也有一小撮拍马的人和反动家伙,为当局辩护,但大部分人是拥护鲁迅的。我们同鲁迅并不属同一司,但也参加了反对当局非法免去鲁迅职务一事的活动。鲁迅所属社会教育司的司长高步瀛先生亦加入了这一斗争,我们都提出辞职来抗议当局的无理举动”(《和鲁迅在教育部同事》,《上海文学》1961年10月号)。许多人辞职以支持鲁迅大约有点夸大其词,许寿裳、齐寿山二人发表声明支持鲁迅反对章士钊则是有案可稽的。但鲁迅平日的工作和为人得到大家的高度评价,在危难之时也就会得到同情和支持,这确属实情。后来鲁迅就章士钊非法罢免自己提出诉讼,终于获胜(参见顾农《鲁迅一生打两次官司》,《世纪》2008年第3期),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关于废止《教育纲要》的签注
鲁迅的《关于废止〈教育纲要〉的签注》(后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写于1916年8月,是一份很重要的文献。所谓《教育纲要》(一称《整理教育要目》,全文载《教育公报》第9册,1915年2月)乃是袁世凯掌权时代的产物,现在袁氏已死,还要不要执行,便成为一个老大的问题。当袁世凯还在台上的时候,鲁迅对他的那一套教育方针已经有所抵制和斗争,但方式和力度都十分讲究;这一份签注则是过去斗争的发展和总结,联系起来看,其间的脉络是分明的。
当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初,他把全副精力放在反革命的政治、军事方面,一时还来不及抓文化教育;1912年底他召集教育部部员,仅仅“述关于教育之意见百余言”(鲁迅日记1912年12月6日)。据当时也在教育部任职的林冰骨先生回忆,袁世凯“除去反复说以前在北洋大臣任内曾编辑教科书数种来自我夸耀外,对于民国的新教育方针和宗旨毫无认识,在座的我和鲁迅先生他们只好相视一笑”(《我所记忆的四十五年前的鲁迅先生》,《人民日报》1956年10月6日)。
但鲁迅并未一笑了之。1912年9月,山西大学珂璜等人向教育部上了一份尊孔崇圣的呈文,要求在山西文庙设立“崇圣会社”来宣扬孔教,鲁迅看到这份呈文以后说:“这个名儿就可笑,更不要谈内容。”他又说这事得好好研究,认真对付,不可以一笑了之(详见冀贡泉《我对鲁迅壮年的几点印象》,《光明日报》1959年12月23日)。不久,社会教育司就此呈文加了一道批示,略云:“该呈拟大开文庙,提倡崇圣,昌明孔教,志愿重属可嘉,唯民国祀典应如何规定,必须将来正式国会会议决定一切,方能有所遵循,此时根本问题既未解决,则该会对于孔庙拟办各节,自属无从核定。此请应暂毋庸议,此批。”(《各部呈批·教育部批》,《新纪元报》1912年9月15日)批文文字冷峭锋利,很可能出于司长鲁迅的手笔,至少也代表了他的意见。
可是到了当年年底,教育部在给孔教会立案的批文中却写道:“当兹国体初更,异说蜂起,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殊堪嘉许。”此后政治形势继续逆转,尊孔读经之风越刮越猛,已经不是鲁迅单枪匹马所能抵制的了。袁世凯本人很快出面过问教育问题,1913年6月发布《注重德育整饬学风令》,为镇压进步学生动员舆论;同月又明令尊孔祀孔,声称“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兹据尹昌衡电称请令全国学校仍行释奠之礼等语,所见极为正大,应俟各省一律复议到京,即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中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通令尊崇孔圣文》,《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二)。11月26日,袁世凯再次下令尊孔。在教育部,则有总长汪大燮在孔子生日那天率部员去国子监跪拜,鲁迅在9月28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幕。
1914年是袁世凯狠抓文化教育的一年,封建复古主义极为猖獗。当年1月袁世凯御用的政治会议通过祭天、祀孔两个决议案;3月孔教会在国子监组织丁祭,“举止颇荒谬可悼叹”(鲁迅日记1914年3月2日)。5月,新上台的教育总长汤化龙先意承旨上书言事,建议“于中小学修身或国文课程中采取经训,一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其有不足者,兼采与孔子同源之说以为之辅”(《上大总统言教育书》,《庸言》第2卷第5号),袁世凯就此批示道:“卓识伟论。由部本斯旨详审修订。”(转引自《教育部饬京内外各学校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应取经训孔子之言为旨归文》,《教育公报》第1册,1914年6月)8月,政事堂礼制馆特别制定《祀孔典礼》一卷;9月袁世凯率各部总长及文武官员穿着古怪的祭服在北京孔庙隆重举行祀孔大典,鲁迅牵于职务曾去充当执事,这就是鲁迅后来所说的“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1918年7月5日致钱玄同书)。鲁迅从袁世凯的这一举措中看出其人已经不满足于当总统而要当皇帝了。
教育部当局紧跟袁世凯,于1914年12月制定《整理教育方案草案》,凡三十条,声称要对教育实行“根本治疗”,实为封建主义的全面复辟。袁世凯还嫌这个草案重点不够突出,于1915年1月颁布所谓《教育要旨》,赤裸裸地规定教育必须“于忠孝节义植其根”;根据这一份《要旨》,教育部制定了《提倡忠孝节义实行办法》。次月,根据袁世凯的《要旨》、历次申令、批示以及教育部历次呈文,又以政事堂的名义抛出了一份《整理教育要目》即《教育纲要》,呈准袁世凯以后,由国务卿徐世昌具公函片交教育总长,同时在《教育公报》第9册全文发表。
《教育纲要》是袁世凯政权在教育方面纲领性的文件,凡五章二十五条,其主旨在于重申和贯彻袁世凯的《教育要旨》,强调“各学校应崇奉古圣贤以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第二章《教育要言》第一条),明确规定读经的办法是:初小读《孟子》,高小读《论语》,中学节读《礼记》与《左传》(第三章《教科书》第二条),“提倡各省各处建立经学会”(第四章《建设》第七条),如此等等。很快,教育部发布了一系列命令,落实中小学读经、建立经学会诸事,同时贯彻《教育纲要》所规定的学制。
一年以后,1916年3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强烈的反对声中不得不取消了帝制,6月,忧惧而死。袁世凯的亲信教育总长张一麐也下了台。此后再度担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仍然主张尊孔读经,按袁世凯在教育问题上的既定方针办。这时的北京虽然还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但形势较之袁世凯时代略见松动,于是鲁迅改变了过去冷眼旁观的方针,主动出击,于1916年7月联合教育部同人中的老朋友许寿裳、钱家治、张协和、张宗祥、杨莘士等六人联名给范总长写了一封信(由杨执笔),据理驳斥尊孔读经的现行政策,表示坚决反对。“该信一式两份,一份送范源濂,一份摊在办公桌上,让大家观看。”(上海师范大学访问杨莘士的谈话记录,载《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斗争,很快遭到了总长的打击,许寿裳、杨莘士被明升暗降,打发到江西、吉林两省任职,鲁迅因为在社会教育司,才没有被赶出北京,但也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当时鲁迅请陈师曾刻过一方闲章,文曰“俟堂”,意思是安静地等待,“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他后来的一个笔名“唐俟”乃是“俟堂”的倒文,也可以说是对这场斗争的一个纪念(参见顾农《鲁迅笔名之释义及记补遗》,《学习时报》2007年9月3日)。
正是在鲁迅身受教育部当局很大压力的时候,1916年8月他又正面提出了废止袁记《教育纲要》的主张。本来,在洪宪帝制垮台以后,《教育纲要》的存废已经很自然地被提了出来,当时约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不必废止,只需作若干修改即可;一派主张废止;还有一派折中,认为“政事堂片交之件,虽有奉行之责任,然与明令公布之件不同”,因此只要将教育部根据《纲要》发布的种种指令分别加以废止或修改,尚未实施的条款另定办法,如此则《纲要》“即已无形废弃”,因此“似无明文取消《纲要》之必要”(1916年8月3日《教育部参事室说帖》,《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云云。
鲁迅坚决反对这种好像很有道理而实为反对废止《纲要》的意见,他明确指出,所谓无形废弃只是理论上的空谈,因为“唯在通都大邑,明达者多,始能有此结果”,而就全国而言则不能起什么作用,因为“乡曲教师,于此种手续关系,多不能十分明了。《纲要》所列,又多与旧式思想相合,世人乐于保持,其他无业游民亦可藉此结合团体(如托名研究经学,聚众立社之类),妨害教育。是《纲要》虽若消灭,而在一部分人之心中隐然实尚存留。倘非根本取消,恐难杜绝歧见。故窃谓此种《纲要》应以明文废止,使无论何人均不能发生依附意见,始于学制上行政上无所妨害”。鲁迅深明中国国情,立论无懈可击;这也说明他对《纲要》的流毒与影响有着充分的估计,对“旧式思想”严重存在于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心中表示了深刻的忧虑。鲁迅在签注中所表现出的启蒙先驱之深刻观察,至今还能给人们以很大的启发。“旧式思想”很不容易退出世人的头脑,只不过时时改换面貌,似乎很有道理而已。
当时又有人主张,是否废止《纲要》的问题应当缓议,“法令随时局变更,易失遵守信仰之力”。对这种因循苟且的谬见,鲁迅亦复辞而辟之:“法令随时局而屡更,虽易失遵守之信仰,然为正本清源计,此次不得不尔。凡明白国民,当无不共喻此意,一俟宗旨确定,发号施令均出一辙,则一二年中信仰自然恢复,所失者小,而所得则甚大也。”鲁迅指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乃是大事,绝对苟且不得。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袁世凯垮台以后,鲁迅希望政局能够逐渐清明起来,对未来并不悲观;可惜他的希望很快就落了空,不久以后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再一次使他陷入苦闷失望之中,深感中国非来一场根本的变革不可。
鲁迅关于废止《教育纲要》的签注旗帜鲜明,讲究实际,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自然,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鲁迅也并没有把话说到底,仍然保持着一个公务员的谨慎和分寸。
官俸问题与《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
鲁迅在北京期间的经济收入,从1912年到1919年全靠教育部的官俸,据《鲁迅日记》所载,其情形略如下表:
其间虽然也有打折扣或迟发,以及不发现款而代之国库券、公债券等情形,但总起来看,收入尚属稳定。1920年以后,欠薪日益严重,到当年年底,实欠3个月,计900元。在此期间,教育部多人组织索薪团到财政部索薪,包围该部总长李思浩。据教育部部员陈诒先回忆,有一次“从下午起到翌日天明,我们轮流换班,带面包及水,每班约二三十人,盘踞在财政部总长室外,直至李思浩签发支票始散(然而我们仍然受骗,因为支票不能兑现),我与鲁迅也分派在索薪团内”(《在北京教育部时代的鲁迅》,《四十年来之北京》第二辑)。看来这一次是教育部全体行动,但并无理想的结果。
当时鲁迅刚刚买了八道湾的房子,家中又有人生病,因此从当年3月起不得不举债,到年底累计借款达855元,除本年度还清的以外,净欠140元。1920年度鲁迅举债情况略如下表:
1920年鲁迅买书的开支大为紧缩,他后来说起的“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即指此而言。他从当年秋季起开始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校兼课,显然也不无经济方面的考虑,这样每月可以创收35元,不无小补,尽管这些讲课费往往也不能按时领到。
1921年以后,教育部欠薪情形变本加厉,到当年9月还只拿到5月份的薪水,10月24日鲁迅随索薪团“往午门索薪水”(《鲁迅日记》),仍无结果。于是从11月14日起,教育部全体罢工,12月16日鲁迅签名于教育部员司之薪请呈文,联呈总统府国务院,为最后之呼吁,情词颇为迫切。到当年年底,鲁迅还是只收到5月的薪水和6月的三成即90元。到这时教育部已经积欠鲁迅2010元。
1922年情况更糟,全年只收入官俸650元,教育部已积欠鲁迅496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期间各部各学校的索薪斗争如风起云涌,多次发生流血事件,而欠薪如故。由于1922年鲁迅日记亡佚,他是否参加过新一轮的索薪斗争难以确知。本年6月,他写了一篇以欠薪为题材的小说《端午节》,控诉北洋政府将索薪的教员打得头破血流的罪行,同时也写出了索薪过程中的种种世态。鲁迅在作品中一方面对深受欠薪之苦的公务员与教员深表同情,一方面对他们在欠薪与索薪过程中的暴露出来的弱点予以委婉的讽刺。
到1923年,情况进一步恶化。当年6月,总统黎元洪在奉系军阀压迫下狼狈出京,一时内阁无总理,教育部无总长,行政完全瘫痪,各部欠薪空前严重,解决无望。曹锟贿选当上总统以后,情形仍无转机,不少部门考虑实行破产抵债的办法以维持日常公务和公务员的最低基本生活。当时教育部的经费是最困难的,连开水都供应不起了,该部有关人员两次将公文案卷装箱送国务院,均被拒收。11月10日,教育部集会决议,如三日内索薪仍然没有结果,则再次将公文印信送交国务院;更有人扬言,如果国务院仍然拒不接受,他们就要拍卖该部的公物,并将拟好的拍卖书物的广告在报纸上发表,引起了舆论界强烈的反应。
当时鲁迅接受日本人在北京办的《北京周报》的记者采访,就拍卖问题发表谈话。这就是发表在该报第89期上的《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
鲁迅对记者说,教育部已经九个月没有发工资了,部员中生活困难的很不少,“教育部人员常在部里开会,上国务院奔走,向曹氏请愿,要求早日任命总长,决定部的负责人,要求迅速发给经费,看样子都无结果。我觉得这些活动也不会有办法,因此开会时从未去过。这样的内阁,不管说多少话,差不多都是空的”。由此可知,除了在欠薪之初的1920至1921年鲁迅曾经随该部全体参加过一些索薪活动以外,后来就不再参加了。一则无用,二则他已经看出,同这样的政府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唯一的出路是“到民间去宣传革命,依靠人民的力量来反对政府”。鲁迅说,有些索薪的骁将以革命家自许是可笑的。
鲁迅本人不大愿意把精力用在索薪上,他在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的问题。所以,此后鲁迅虽然名义上还是教育部的官员,而实际上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同这个荒谬的政府进行斗争,——这一斗争到1925年女师大学潮中更达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
身为公务员的鲁迅所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地位和经济上的得失,而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法,这是他的深刻和特别之处。
《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告诉人们,以欠薪问题为线索,鲁迅逐步看出了中国唯一的出路在于动员人民起来推翻这个反动的政府,仅仅在这个完全腐朽了的体制之内进行一些枝枝节节的抗争是无济于事的。这是他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
从《美术略论》到《拟播布美术意见书》
当初鲁迅之所以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从消极的方面说,是因为绍兴政局日非,“住不得”(《朝花夕拾·范爱农》)了;从积极的方面说则是希望在文化教育方面有所作为。自从1906年弃医学文以来,鲁迅便立志通过文艺来启发群众的觉悟,归国以后历任几所中等学校的教师,又深感教育之重要,而文艺与教育二者的交叉点即在于社会教育。辛亥革命之初鲁迅就曾指出,“共和之事,重在自治,而治之良否,则以公民程度为差,故国民教育,实其本柢”,“今之急计,唯在造成人民为国柱石,则小学及通俗之教育是也”(《维持小学教育之意见》,《越铎日报》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请他去负责社会教育这一部分工作,原是非常合适的。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不赞成尊孔读经而提倡“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并举,以“美育”代宗教;鲁迅基本上赞成他的主张,所以他到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负责文化、科学、美术等,后改称第一科)科长之初就积极考察新剧,计划将天坛、先农坛改建为公园,又在教育部夏期学术讲演会上连续宣讲《美术略论》。这里的“美术”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艺术。
可惜蔡元培很快就辞职了,稍后继任总长的范源濂乃是前清学部旧官僚出身,对于美育完全外行,毫无兴趣,他主持下的教育部除议定了学制(即所谓“壬子学制”)以外,毫无建树,且打算删去美育。鲁迅闻讯后十分气愤,在日记中斥为“此种豚犬,可怜可怜”。《美术略论》宣讲于新旧总长交替之际,共分四讲,6月21日开始,7月17日结束——这一天也正是范源廉代理总长的第一天。由于形势变化了,鲁迅当天最后一次讲《美术略论》时,“初止一人,终乃得十人,是日讲毕”(《鲁迅日记》)。知音再少也坚持讲完,这很能表现鲁迅的个性和风格,同时也表明他对教育界传统势力的抗议和示威。
《美术略论》的讲稿没有能够留下来是一大憾事,估计它的主要精神已经被概括在稍后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后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一文中。
多年以来人们提到这份文献时,往往重视其前三部分(“何为美术”、“美术之类别”、“美术之目的与致用”),据此讨论鲁迅的美学思想,而对该文的第四部分即“播布美术之方”不甚注意。其实这一部分尤为重要,这是鲁迅行政工作的落脚点,与他在教育部的实际操作关系甚大。按照当时的分工,鲁迅任科长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主管“关于博物馆、美术展览事项;关于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关于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教育部分科规程》,载民国元年度《教育部令汇编》)等等。关于这些事项如何进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当局并无明确指示,正是鲁迅这一份意见书才将这一方面的“应行之事”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说明,实际上成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此后工作的纲领。当然,由于当时政局混乱,经费困难,人手短缺,更由于政府根本无意于“播布美术”,因此实际上能够做成的事情很少很少;但就鲁迅个人而言,他为历史博物馆的筹备,京师图书馆的改组和扩建,举办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与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等等,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些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是有意义的。不管大局如何,在个人职权范围之内尽量多做有益的事情,这种“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书)的态度和做法,在当时条件下也许是唯一可行的了。
《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播布美术之方”这一部分的意义,可以通过它与教育部1919年3月的《全国教育计划书》(全文载《教育杂志》第11卷第3号)之丙项“属于社会教育者”的比较得到说明。在教育部成立以来的所有文件中,这一份最为进步而且全面,而其中有关社会教育的内容几乎都与先前鲁迅在《意见书》中所主张者大体相同。试作局部的对照如下:
《意见书》比较之《计划书》气魄更为阔大,后者继承前者至为明显,鲁迅在教育部的影响由此可以概见。后来章士钊违反程序擅自罢免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时说过“本部佥事周树人,原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地位职务均极重要”,这话一点没有说错。据鲁迅当年的同事徐森玉回忆说,“教育部非法免去鲁迅的职务,顿时在部内引起很大的骚动,虽然也有一小撮拍马的人和反动家伙,为当局辩护,但大部分人是拥护鲁迅的。我们同鲁迅并不属同一司,但也参加了反对当局非法免去鲁迅职务一事的活动。鲁迅所属社会教育司的司长高步瀛先生亦加入了这一斗争,我们都提出辞职来抗议当局的无理举动”(《和鲁迅在教育部同事》,《上海文学》1961年10月号)。许多人辞职以支持鲁迅大约有点夸大其词,许寿裳、齐寿山二人发表声明支持鲁迅反对章士钊则是有案可稽的。但鲁迅平日的工作和为人得到大家的高度评价,在危难之时也就会得到同情和支持,这确属实情。后来鲁迅就章士钊非法罢免自己提出诉讼,终于获胜(参见顾农《鲁迅一生打两次官司》,《世纪》2008年第3期),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关于废止《教育纲要》的签注
鲁迅的《关于废止〈教育纲要〉的签注》(后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写于1916年8月,是一份很重要的文献。所谓《教育纲要》(一称《整理教育要目》,全文载《教育公报》第9册,1915年2月)乃是袁世凯掌权时代的产物,现在袁氏已死,还要不要执行,便成为一个老大的问题。当袁世凯还在台上的时候,鲁迅对他的那一套教育方针已经有所抵制和斗争,但方式和力度都十分讲究;这一份签注则是过去斗争的发展和总结,联系起来看,其间的脉络是分明的。
当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初,他把全副精力放在反革命的政治、军事方面,一时还来不及抓文化教育;1912年底他召集教育部部员,仅仅“述关于教育之意见百余言”(鲁迅日记1912年12月6日)。据当时也在教育部任职的林冰骨先生回忆,袁世凯“除去反复说以前在北洋大臣任内曾编辑教科书数种来自我夸耀外,对于民国的新教育方针和宗旨毫无认识,在座的我和鲁迅先生他们只好相视一笑”(《我所记忆的四十五年前的鲁迅先生》,《人民日报》1956年10月6日)。
但鲁迅并未一笑了之。1912年9月,山西大学珂璜等人向教育部上了一份尊孔崇圣的呈文,要求在山西文庙设立“崇圣会社”来宣扬孔教,鲁迅看到这份呈文以后说:“这个名儿就可笑,更不要谈内容。”他又说这事得好好研究,认真对付,不可以一笑了之(详见冀贡泉《我对鲁迅壮年的几点印象》,《光明日报》1959年12月23日)。不久,社会教育司就此呈文加了一道批示,略云:“该呈拟大开文庙,提倡崇圣,昌明孔教,志愿重属可嘉,唯民国祀典应如何规定,必须将来正式国会会议决定一切,方能有所遵循,此时根本问题既未解决,则该会对于孔庙拟办各节,自属无从核定。此请应暂毋庸议,此批。”(《各部呈批·教育部批》,《新纪元报》1912年9月15日)批文文字冷峭锋利,很可能出于司长鲁迅的手笔,至少也代表了他的意见。
可是到了当年年底,教育部在给孔教会立案的批文中却写道:“当兹国体初更,异说蜂起,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殊堪嘉许。”此后政治形势继续逆转,尊孔读经之风越刮越猛,已经不是鲁迅单枪匹马所能抵制的了。袁世凯本人很快出面过问教育问题,1913年6月发布《注重德育整饬学风令》,为镇压进步学生动员舆论;同月又明令尊孔祀孔,声称“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兹据尹昌衡电称请令全国学校仍行释奠之礼等语,所见极为正大,应俟各省一律复议到京,即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中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通令尊崇孔圣文》,《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二)。11月26日,袁世凯再次下令尊孔。在教育部,则有总长汪大燮在孔子生日那天率部员去国子监跪拜,鲁迅在9月28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幕。
1914年是袁世凯狠抓文化教育的一年,封建复古主义极为猖獗。当年1月袁世凯御用的政治会议通过祭天、祀孔两个决议案;3月孔教会在国子监组织丁祭,“举止颇荒谬可悼叹”(鲁迅日记1914年3月2日)。5月,新上台的教育总长汤化龙先意承旨上书言事,建议“于中小学修身或国文课程中采取经训,一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其有不足者,兼采与孔子同源之说以为之辅”(《上大总统言教育书》,《庸言》第2卷第5号),袁世凯就此批示道:“卓识伟论。由部本斯旨详审修订。”(转引自《教育部饬京内外各学校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应取经训孔子之言为旨归文》,《教育公报》第1册,1914年6月)8月,政事堂礼制馆特别制定《祀孔典礼》一卷;9月袁世凯率各部总长及文武官员穿着古怪的祭服在北京孔庙隆重举行祀孔大典,鲁迅牵于职务曾去充当执事,这就是鲁迅后来所说的“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1918年7月5日致钱玄同书)。鲁迅从袁世凯的这一举措中看出其人已经不满足于当总统而要当皇帝了。
教育部当局紧跟袁世凯,于1914年12月制定《整理教育方案草案》,凡三十条,声称要对教育实行“根本治疗”,实为封建主义的全面复辟。袁世凯还嫌这个草案重点不够突出,于1915年1月颁布所谓《教育要旨》,赤裸裸地规定教育必须“于忠孝节义植其根”;根据这一份《要旨》,教育部制定了《提倡忠孝节义实行办法》。次月,根据袁世凯的《要旨》、历次申令、批示以及教育部历次呈文,又以政事堂的名义抛出了一份《整理教育要目》即《教育纲要》,呈准袁世凯以后,由国务卿徐世昌具公函片交教育总长,同时在《教育公报》第9册全文发表。
《教育纲要》是袁世凯政权在教育方面纲领性的文件,凡五章二十五条,其主旨在于重申和贯彻袁世凯的《教育要旨》,强调“各学校应崇奉古圣贤以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第二章《教育要言》第一条),明确规定读经的办法是:初小读《孟子》,高小读《论语》,中学节读《礼记》与《左传》(第三章《教科书》第二条),“提倡各省各处建立经学会”(第四章《建设》第七条),如此等等。很快,教育部发布了一系列命令,落实中小学读经、建立经学会诸事,同时贯彻《教育纲要》所规定的学制。
一年以后,1916年3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强烈的反对声中不得不取消了帝制,6月,忧惧而死。袁世凯的亲信教育总长张一麐也下了台。此后再度担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仍然主张尊孔读经,按袁世凯在教育问题上的既定方针办。这时的北京虽然还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但形势较之袁世凯时代略见松动,于是鲁迅改变了过去冷眼旁观的方针,主动出击,于1916年7月联合教育部同人中的老朋友许寿裳、钱家治、张协和、张宗祥、杨莘士等六人联名给范总长写了一封信(由杨执笔),据理驳斥尊孔读经的现行政策,表示坚决反对。“该信一式两份,一份送范源濂,一份摊在办公桌上,让大家观看。”(上海师范大学访问杨莘士的谈话记录,载《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斗争,很快遭到了总长的打击,许寿裳、杨莘士被明升暗降,打发到江西、吉林两省任职,鲁迅因为在社会教育司,才没有被赶出北京,但也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当时鲁迅请陈师曾刻过一方闲章,文曰“俟堂”,意思是安静地等待,“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他后来的一个笔名“唐俟”乃是“俟堂”的倒文,也可以说是对这场斗争的一个纪念(参见顾农《鲁迅笔名之释义及记补遗》,《学习时报》2007年9月3日)。
正是在鲁迅身受教育部当局很大压力的时候,1916年8月他又正面提出了废止袁记《教育纲要》的主张。本来,在洪宪帝制垮台以后,《教育纲要》的存废已经很自然地被提了出来,当时约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不必废止,只需作若干修改即可;一派主张废止;还有一派折中,认为“政事堂片交之件,虽有奉行之责任,然与明令公布之件不同”,因此只要将教育部根据《纲要》发布的种种指令分别加以废止或修改,尚未实施的条款另定办法,如此则《纲要》“即已无形废弃”,因此“似无明文取消《纲要》之必要”(1916年8月3日《教育部参事室说帖》,《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云云。
鲁迅坚决反对这种好像很有道理而实为反对废止《纲要》的意见,他明确指出,所谓无形废弃只是理论上的空谈,因为“唯在通都大邑,明达者多,始能有此结果”,而就全国而言则不能起什么作用,因为“乡曲教师,于此种手续关系,多不能十分明了。《纲要》所列,又多与旧式思想相合,世人乐于保持,其他无业游民亦可藉此结合团体(如托名研究经学,聚众立社之类),妨害教育。是《纲要》虽若消灭,而在一部分人之心中隐然实尚存留。倘非根本取消,恐难杜绝歧见。故窃谓此种《纲要》应以明文废止,使无论何人均不能发生依附意见,始于学制上行政上无所妨害”。鲁迅深明中国国情,立论无懈可击;这也说明他对《纲要》的流毒与影响有着充分的估计,对“旧式思想”严重存在于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心中表示了深刻的忧虑。鲁迅在签注中所表现出的启蒙先驱之深刻观察,至今还能给人们以很大的启发。“旧式思想”很不容易退出世人的头脑,只不过时时改换面貌,似乎很有道理而已。
当时又有人主张,是否废止《纲要》的问题应当缓议,“法令随时局变更,易失遵守信仰之力”。对这种因循苟且的谬见,鲁迅亦复辞而辟之:“法令随时局而屡更,虽易失遵守之信仰,然为正本清源计,此次不得不尔。凡明白国民,当无不共喻此意,一俟宗旨确定,发号施令均出一辙,则一二年中信仰自然恢复,所失者小,而所得则甚大也。”鲁迅指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乃是大事,绝对苟且不得。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袁世凯垮台以后,鲁迅希望政局能够逐渐清明起来,对未来并不悲观;可惜他的希望很快就落了空,不久以后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再一次使他陷入苦闷失望之中,深感中国非来一场根本的变革不可。
鲁迅关于废止《教育纲要》的签注旗帜鲜明,讲究实际,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自然,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鲁迅也并没有把话说到底,仍然保持着一个公务员的谨慎和分寸。
官俸问题与《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
鲁迅在北京期间的经济收入,从1912年到1919年全靠教育部的官俸,据《鲁迅日记》所载,其情形略如下表:
其间虽然也有打折扣或迟发,以及不发现款而代之国库券、公债券等情形,但总起来看,收入尚属稳定。1920年以后,欠薪日益严重,到当年年底,实欠3个月,计900元。在此期间,教育部多人组织索薪团到财政部索薪,包围该部总长李思浩。据教育部部员陈诒先回忆,有一次“从下午起到翌日天明,我们轮流换班,带面包及水,每班约二三十人,盘踞在财政部总长室外,直至李思浩签发支票始散(然而我们仍然受骗,因为支票不能兑现),我与鲁迅也分派在索薪团内”(《在北京教育部时代的鲁迅》,《四十年来之北京》第二辑)。看来这一次是教育部全体行动,但并无理想的结果。
当时鲁迅刚刚买了八道湾的房子,家中又有人生病,因此从当年3月起不得不举债,到年底累计借款达855元,除本年度还清的以外,净欠140元。1920年度鲁迅举债情况略如下表:
1920年鲁迅买书的开支大为紧缩,他后来说起的“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即指此而言。他从当年秋季起开始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校兼课,显然也不无经济方面的考虑,这样每月可以创收35元,不无小补,尽管这些讲课费往往也不能按时领到。
1921年以后,教育部欠薪情形变本加厉,到当年9月还只拿到5月份的薪水,10月24日鲁迅随索薪团“往午门索薪水”(《鲁迅日记》),仍无结果。于是从11月14日起,教育部全体罢工,12月16日鲁迅签名于教育部员司之薪请呈文,联呈总统府国务院,为最后之呼吁,情词颇为迫切。到当年年底,鲁迅还是只收到5月的薪水和6月的三成即90元。到这时教育部已经积欠鲁迅2010元。
1922年情况更糟,全年只收入官俸650元,教育部已积欠鲁迅496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期间各部各学校的索薪斗争如风起云涌,多次发生流血事件,而欠薪如故。由于1922年鲁迅日记亡佚,他是否参加过新一轮的索薪斗争难以确知。本年6月,他写了一篇以欠薪为题材的小说《端午节》,控诉北洋政府将索薪的教员打得头破血流的罪行,同时也写出了索薪过程中的种种世态。鲁迅在作品中一方面对深受欠薪之苦的公务员与教员深表同情,一方面对他们在欠薪与索薪过程中的暴露出来的弱点予以委婉的讽刺。
到1923年,情况进一步恶化。当年6月,总统黎元洪在奉系军阀压迫下狼狈出京,一时内阁无总理,教育部无总长,行政完全瘫痪,各部欠薪空前严重,解决无望。曹锟贿选当上总统以后,情形仍无转机,不少部门考虑实行破产抵债的办法以维持日常公务和公务员的最低基本生活。当时教育部的经费是最困难的,连开水都供应不起了,该部有关人员两次将公文案卷装箱送国务院,均被拒收。11月10日,教育部集会决议,如三日内索薪仍然没有结果,则再次将公文印信送交国务院;更有人扬言,如果国务院仍然拒不接受,他们就要拍卖该部的公物,并将拟好的拍卖书物的广告在报纸上发表,引起了舆论界强烈的反应。
当时鲁迅接受日本人在北京办的《北京周报》的记者采访,就拍卖问题发表谈话。这就是发表在该报第89期上的《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
鲁迅对记者说,教育部已经九个月没有发工资了,部员中生活困难的很不少,“教育部人员常在部里开会,上国务院奔走,向曹氏请愿,要求早日任命总长,决定部的负责人,要求迅速发给经费,看样子都无结果。我觉得这些活动也不会有办法,因此开会时从未去过。这样的内阁,不管说多少话,差不多都是空的”。由此可知,除了在欠薪之初的1920至1921年鲁迅曾经随该部全体参加过一些索薪活动以外,后来就不再参加了。一则无用,二则他已经看出,同这样的政府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唯一的出路是“到民间去宣传革命,依靠人民的力量来反对政府”。鲁迅说,有些索薪的骁将以革命家自许是可笑的。
鲁迅本人不大愿意把精力用在索薪上,他在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的问题。所以,此后鲁迅虽然名义上还是教育部的官员,而实际上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同这个荒谬的政府进行斗争,——这一斗争到1925年女师大学潮中更达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
身为公务员的鲁迅所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地位和经济上的得失,而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法,这是他的深刻和特别之处。
《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告诉人们,以欠薪问题为线索,鲁迅逐步看出了中国唯一的出路在于动员人民起来推翻这个反动的政府,仅仅在这个完全腐朽了的体制之内进行一些枝枝节节的抗争是无济于事的。这是他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