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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说,一个人能跟上一位名师是他上辈子带来的造化。
罗尔纲先生有两本书,可以让人悠悠地心会。一本是他于1993年完成的《胡适琐记》,一本则是他半个多世纪前(1944年)“在十天内匆匆草成的小小的册子”《师门辱教记》(后更今名《师门五年记》)。这两本书凑到一起,真可谓珠联璧合,亦令人感慨万千。
这两本书表面上是写胡适,其实也是在写罗尔纲自己,通过写这样一位名师而写自己。因而从两者的同异之间,可以看出五十年的人世沧桑。有人说,前书不单是介绍出胡适对作者的煦煦春阳,同时也“叙述出一个极难得的虚心、笃实、肯接受教训的学生”(第79页)。这后半句虽然我不敢同意,但我确实跟那个人一样“很受感动”。但到了后书中,这一切都已经铅华洗尽,字里行间处处都可以听到一位“翻身农奴”的呕哑歌声。
最明显的是称呼的变化。前书中,作者一口一个“适之师”,叫得朗朗上口;而后书中通篇都是“胡适”的名讳,浑如陌路之人。虽然后书有一处为了表白当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而自认是“做学生的”(第174页),但全然不似做学生的口气,时不时地要把胡适不光明的一面揭将出来。例如第113页将胡适年轻时一度“堕落”的污点描了一页,其实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就已经说过了,真不知罗先生是何用意。
曝一曝长者的“轶事”也许算不上有伤大雅,这里用得着西贤的古训“吾更爱真理”。无趣的是,罗先生对不少事情的提法后先不一,令人无所适从。同样是胡适的藏书,前书中曾有“丰富”之誉;而到了后书中,则变成了其主人“不求藏书、更不谈版本”,且“文史的书却很缺乏”。作者摆了长达数页的理由(第127～131页),还为此前的造语而作出检讨,真让人佩服他不嫌劳累的“考证”精神。
藏书还只是胡适的私事,如果涉及罗先生本人,那措辞就更耐人寻味了。同样是弄胡铁花的遗集,前书叫做“抄录”(第14页),而后书就文绉绉地加上了“整理”二字(第95页);可能是觉得需要将各项草稿“相互核对以解决”的“问题”,本不止字迹潦草而已罢!同样是替胡适寻到一条资料的原始出处,前书里只是表白在胡适的教导下读书有所长进(第26页),而后书则强调是罗先生回家“才”找到寄给他。试想要是没有这一贡献,胡适的《醒世姻缘传考证》大概是做不出来了。
当然,这种笔法并不是罗先生的首创,类似的文字一度满街遍地。我们也许应该习惯于这些,毕竟前书中的罗先生只是一个“辱教”的青年,而后书中的罗先生已经是一个年高的老者。况且,按照后书中的描写,胡适也确实有过亏待罗先生的地方。例如1930年他从上海迁往北平的时候(第119页),不要年轻力壮的侄儿和外甥去送车,却让罗先生随行,简直成心让他老人家去送死。这种事当然不是代谋饭碗之类“小恩”可以相比的。后一件事让罗先生在前书中感动落泪,而后书中已不值再提。
平心而论,也有一些东西是前后连贯的,例如罗先生在胡家时的感觉。后书中自称“处在卑微地位”(第135页),而前书中则想到了有可能“发生变态的心理”(第22页)。这一笔似乎还比较平实。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5年版)
罗尔纲先生有两本书,可以让人悠悠地心会。一本是他于1993年完成的《胡适琐记》,一本则是他半个多世纪前(1944年)“在十天内匆匆草成的小小的册子”《师门辱教记》(后更今名《师门五年记》)。这两本书凑到一起,真可谓珠联璧合,亦令人感慨万千。
这两本书表面上是写胡适,其实也是在写罗尔纲自己,通过写这样一位名师而写自己。因而从两者的同异之间,可以看出五十年的人世沧桑。有人说,前书不单是介绍出胡适对作者的煦煦春阳,同时也“叙述出一个极难得的虚心、笃实、肯接受教训的学生”(第79页)。这后半句虽然我不敢同意,但我确实跟那个人一样“很受感动”。但到了后书中,这一切都已经铅华洗尽,字里行间处处都可以听到一位“翻身农奴”的呕哑歌声。
最明显的是称呼的变化。前书中,作者一口一个“适之师”,叫得朗朗上口;而后书中通篇都是“胡适”的名讳,浑如陌路之人。虽然后书有一处为了表白当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而自认是“做学生的”(第174页),但全然不似做学生的口气,时不时地要把胡适不光明的一面揭将出来。例如第113页将胡适年轻时一度“堕落”的污点描了一页,其实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就已经说过了,真不知罗先生是何用意。
曝一曝长者的“轶事”也许算不上有伤大雅,这里用得着西贤的古训“吾更爱真理”。无趣的是,罗先生对不少事情的提法后先不一,令人无所适从。同样是胡适的藏书,前书中曾有“丰富”之誉;而到了后书中,则变成了其主人“不求藏书、更不谈版本”,且“文史的书却很缺乏”。作者摆了长达数页的理由(第127～131页),还为此前的造语而作出检讨,真让人佩服他不嫌劳累的“考证”精神。
藏书还只是胡适的私事,如果涉及罗先生本人,那措辞就更耐人寻味了。同样是弄胡铁花的遗集,前书叫做“抄录”(第14页),而后书就文绉绉地加上了“整理”二字(第95页);可能是觉得需要将各项草稿“相互核对以解决”的“问题”,本不止字迹潦草而已罢!同样是替胡适寻到一条资料的原始出处,前书里只是表白在胡适的教导下读书有所长进(第26页),而后书则强调是罗先生回家“才”找到寄给他。试想要是没有这一贡献,胡适的《醒世姻缘传考证》大概是做不出来了。
当然,这种笔法并不是罗先生的首创,类似的文字一度满街遍地。我们也许应该习惯于这些,毕竟前书中的罗先生只是一个“辱教”的青年,而后书中的罗先生已经是一个年高的老者。况且,按照后书中的描写,胡适也确实有过亏待罗先生的地方。例如1930年他从上海迁往北平的时候(第119页),不要年轻力壮的侄儿和外甥去送车,却让罗先生随行,简直成心让他老人家去送死。这种事当然不是代谋饭碗之类“小恩”可以相比的。后一件事让罗先生在前书中感动落泪,而后书中已不值再提。
平心而论,也有一些东西是前后连贯的,例如罗先生在胡家时的感觉。后书中自称“处在卑微地位”(第135页),而前书中则想到了有可能“发生变态的心理”(第22页)。这一笔似乎还比较平实。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