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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吉·皮兰德娄（Luigi Prandello）是意大利著名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作品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巨变下的民众生活，真实展现了那个时代复杂的人性。皮兰德娄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富有悲剧色彩，其中有深受传统男权思想压迫的女性，有在困境中奋起的反抗者，也有自己作为施压者而致使他人走向绝境的女性。国内对皮兰德娄作品中的女性主题研究较多的学者是安宁，她近年发表的《浅析皮兰德娄短篇小说中的女性“自我意识”探索主题》等文章皆涉及对女性所处的困境及其抗争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觉醒的研究。
本文主要将目光集中于对皮兰德娄笔下父权话语体系下的女性形象的分析，其中有受压迫者、叛逃者，以及给男性压迫感的妻子等形象。
一、受压迫者
受压迫者在皮兰德娄的作品中从来都不缺席，厦大六同人曾翻译过皮兰德娄短篇小说选《自杀的故事》，其中收录的短篇小说主题都是“自杀”，其中也不乏自杀的女性角色。故事中人物自杀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不变的是他们都在经受生命之痛苦，而死亡比活着倒更为轻松了，皮兰德娄之所以对这一主题兴趣浓厚，是因为他受到所处的时代环境及个人经历的影响。
（一）被抛弃者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社会变化巨大，且影响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民众的生活充满了变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脆弱。民众们受到时代的裹挟，在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挣扎，迫于各种压力，人们会采取自我毁灭的办法来求得自我解脱，这一风气一直盛行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这样一个压迫无处不在的社会中，女性往往承受着比男性更大的压力。
《另一个儿子》中描述了一位疯癫的母亲形象，她的两个儿子十四年前去往美洲谋求生计，从此音信全无，母亲留在镇上最终靠着别人的施舍度日。镇上不断有男人离开，他们走时从不会带上妻子或母亲，有的甚至会把很小的儿子带走，因为他们知道很可能不会再回来。小说中的宁法罗萨也是这群“留守”妻子中的一员，她的丈夫去往国外后组建了新的家庭。宁法罗萨是个裁缝，但小镇上的人根本没有钱做衣服，为了生活她只能出卖肉体。周围的人对她没有同情，只有唾弃，在父权文化中，出卖肉体的女人，一定是坏女人，不值得“正经女人”同情。
皮兰德娄对女性怀有同情，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也体现了当时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如《心浪》中的阿加塔，遭到未婚夫的抛弃后便生病了，“她折磨头发，剪头发！再也认不出她了……总是叫着未婚夫的名字”。又如《夜》中喪偶的尼娜太太，她在向曾经追求过她的男性哭诉时，将头钻进对方的怀里以求片刻安慰，对方心里却思索道：“可怜的女人，处于绝望状态，会疯狂地抓住第一个走进她身边的相识的男人。”对阿加塔和尼娜的描写，只会用在女性身上，正如莎士比亚的名言：“脆弱，你的名字是女人。”
男权社会下，男性是女性的保护伞，失去这一层保护后痛苦绝望是传统女性应有的反应，是男性话语体系下女性特有的表现，也是作者潜意识中对女性形象的预设。就如同19世纪妇女穿着紧身胸衣，使得她们情绪激动时，因“缺氧”而呼吸急促甚至晕厥一般。这些如今看来略显矫情的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看来，却是一个“好女人”应有的表现。
（二）被支配者
欧洲社会几千年来一直是父权制，波伏娃认为，在父权制社会，男性被视为基本主体，是拥有自由意志的独立自我，而女性则被视为附带性存在，是受环境支配的依附性存在。
皮兰德娄在短篇小说《旅行》中，曾描述过意大利南部女性的生活状况：“镇上的女人向来顺从听话，按照男人的愿望穿衣打扮，免得给男人丢脸……结婚了，她们便献身于猛生孩子的事业，天老爷能给多少就生多少。”女人去教堂的短暂路程，是男人们炫耀的时刻，而女人则只能“两颊着红，双眸低垂，紧跟在她们的丈夫、父亲或哥哥的身后……几乎是女人应尽的天职”。
短篇小说《长衣》讲述了小女孩迪迪的故事，对父亲和哥哥而言，迪迪是用来换取地位和财产的工具，他们未曾想过十六岁的迪迪是否愿意嫁给一个年长她三十岁的男人。对于迪迪而言，父亲和哥哥对她没有半点体贴和亲情，母亲的去世带走了家的温暖，而她的生活只能由他人来决定。
对意大利南部女性生存状况的细致描写，体现了皮兰德娄对男性和女性不同生活困境的观察。他对生活的洞察力和理解力，不仅表现在他对复杂人性的描述上，也表现在他对受压迫者的深刻同情中。
二、叛逃者
鲁迅曾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在皮兰德娄所处的时代，女性群体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她们是痛苦的、孤独的，在生活的底层无助地挣扎着，并最终选择了叛逆与逃离。
《旅行》中，大伯（丈夫的哥哥）本来要娶艾德里亚娜，但却被嫉妒的丈夫抢了先，而后大伯便一直没有娶妻。她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一辈子没出过小镇，直到患上绝症，需要大伯陪同去大城市就医。这场旅行对她而言，是生命活力的绽放，她像个孩子一样看着窗外从未见过的风景。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后，她和大伯多年来压抑的情愫爆发了，两人“渴望在剩余的最后几天中，弥补在所有失去的岁月中被压抑的情欲、被隐瞒的炽热的爱情”。他们的行为在那个习俗严苛的小镇里将会是亵渎举动，但那一刻，原本害羞温顺的艾德里亚娜选择了奋起反抗，她打破了父权制的性禁忌，选择将自己的温暖与爱情在生命的最后几天统统释放出来。这场旅行对她而言，是逃离小镇之旅，是爱情之旅，也是死亡之旅。
从这个角度来看，《长衣》中的迪迪也是反抗父权社会的一个典型人物，父亲和哥哥同迪迪维持的生活“几乎是为了装装门面罢了”。旅行中，父亲和哥哥的嘴脸让她极端厌恶，儿时曾被美术老师强吻的画面也在迪迪脑海中浮现。她生命中接触到的为数不多的男性都令她感到厌烦与压抑。祖卡尼是她梦中的“童话世界”，但父亲却要带她去祖卡尼嫁给“一个蓄着长发的老夫子”，并最终在阴暗的宅邸中闷死。对未来充满绝望的她最终服下了毒药，“穿着长衣死去的小女孩”终于抵达了祖卡尼—她童年幻想的幸福世界。 迪迪的自杀和皮兰德娄塑造的许多人物形象一样，她的死“是人们对生活的爱与恨的表现，自杀成了一种自卫武器，一种向命运挑战的悲剧式手段”，从此她可以逃離比死亡更痛苦的生活，死亡是她的悲哀，也是她的自由。皮兰德娄笔下描绘了许多自杀的人物，他们各有各的生存困境，也各自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有反抗、逃避、自杀，不论何种选择，都是主人公在压迫之下做出的反抗与逃离。
三、给男性压迫感的妻子
皮兰德娄曾在《孤独者》中写道：“如果一个人没有获得三样东西：生计、家庭和爱情，他就不得安宁。”他笔下的人物受到的压迫，也主要来自这三个方面，其中家庭和爱情因素与女性的关系最密切。
《孤独者》中，格罗渴望温暖的家庭，他“愿意在每一个诚实、聪明的妻子面前下跪，这样的妻子就是家庭的微笑和幸运”，而现实中他的妻子给他的只有背叛和打击，最终这份执念导致他在儿子的眼前跳河自杀。
皮兰德娄的家庭与爱情也并不顺利，他年轻时曾有过一段美好的爱情，但他最终却接受了父亲的“包办婚姻”，家中遭遇变故后，妻子变得敏感多疑，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使他一度想要自杀。晚年的皮兰德娄爱慕玛尔塔，在写给玛尔塔的信中，说道：“你拥有人生在世最美好的两样珍宝—家庭和房子。这两件珍宝，我从来都没有拥有过。”皮兰德娄的作品展现的既是普罗大众的生存困境，同时也是自己的困境。如《夜》中因婚姻变得日渐痴愚的诺利，他“寂寞难耐，饥不择食”时所娶的妻子导致他永远被钉在那里。《渔栅》中卖画养活家人的莫拉斯科，遭受妻子和孩子的轻蔑，在岳父留下遗产后，他的妻子便会抛弃他，最终他精神和梦想都破灭了，在渔栅间变得癫狂并萌生了自杀的想法。
这类给人压迫感的妻子是皮兰德娄自身的影射，他对婚姻持有悲观的态度，这一点从《一无所有》中可以看出来，他认为：“说自己有妻子的人应该叹息，说自己有丈夫的人也应该叹息。”但皮兰德娄并不是对爱情或对女性悲观，他向往的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他晚年遇到玛尔塔，两人年龄相差将近三十岁，但玛尔塔之于皮兰德娄，就如贝亚特里琪之于但丁一样，她们是作家的缪斯女神，是创作的灵感源泉。
四、结语
皮兰德娄对女性怀有非常复杂的情感，他对深受男权制度束缚的女性怀有同情之心，也对压迫丈夫的“妻子”作出冷峻的揭露并隐含着批评。他关注到了女性的生存状况，并为女性书写她们的故事，但同时也受到了男性视角和悲观主义的影响，他所创造的女性形象带着当时欧洲社会对女性的固有看法—“如果女性偏离她们传统的角色，将会导致家庭的解体和社会道德的滑坡。”他对妻子压迫丈夫的形象的塑造，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作者对传统“贤内助”的向往，以及现实生活中对妻子的不满，和对温馨家庭的向往。这种对女性形象的矛盾认识，也是皮兰德娄所处时代的一个特征，故而分析女性形象有助于我们理解作者所处时代的特征，也有助于我们从多角度来理解皮兰德娄作品的意义。
本文主要将目光集中于对皮兰德娄笔下父权话语体系下的女性形象的分析，其中有受压迫者、叛逃者，以及给男性压迫感的妻子等形象。
一、受压迫者
受压迫者在皮兰德娄的作品中从来都不缺席，厦大六同人曾翻译过皮兰德娄短篇小说选《自杀的故事》，其中收录的短篇小说主题都是“自杀”，其中也不乏自杀的女性角色。故事中人物自杀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不变的是他们都在经受生命之痛苦，而死亡比活着倒更为轻松了，皮兰德娄之所以对这一主题兴趣浓厚，是因为他受到所处的时代环境及个人经历的影响。
（一）被抛弃者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社会变化巨大，且影响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民众的生活充满了变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脆弱。民众们受到时代的裹挟，在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挣扎，迫于各种压力，人们会采取自我毁灭的办法来求得自我解脱，这一风气一直盛行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这样一个压迫无处不在的社会中，女性往往承受着比男性更大的压力。
《另一个儿子》中描述了一位疯癫的母亲形象，她的两个儿子十四年前去往美洲谋求生计，从此音信全无，母亲留在镇上最终靠着别人的施舍度日。镇上不断有男人离开，他们走时从不会带上妻子或母亲，有的甚至会把很小的儿子带走，因为他们知道很可能不会再回来。小说中的宁法罗萨也是这群“留守”妻子中的一员，她的丈夫去往国外后组建了新的家庭。宁法罗萨是个裁缝，但小镇上的人根本没有钱做衣服，为了生活她只能出卖肉体。周围的人对她没有同情，只有唾弃，在父权文化中，出卖肉体的女人，一定是坏女人，不值得“正经女人”同情。
皮兰德娄对女性怀有同情，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也体现了当时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如《心浪》中的阿加塔，遭到未婚夫的抛弃后便生病了，“她折磨头发，剪头发！再也认不出她了……总是叫着未婚夫的名字”。又如《夜》中喪偶的尼娜太太，她在向曾经追求过她的男性哭诉时，将头钻进对方的怀里以求片刻安慰，对方心里却思索道：“可怜的女人，处于绝望状态，会疯狂地抓住第一个走进她身边的相识的男人。”对阿加塔和尼娜的描写，只会用在女性身上，正如莎士比亚的名言：“脆弱，你的名字是女人。”
男权社会下，男性是女性的保护伞，失去这一层保护后痛苦绝望是传统女性应有的反应，是男性话语体系下女性特有的表现，也是作者潜意识中对女性形象的预设。就如同19世纪妇女穿着紧身胸衣，使得她们情绪激动时，因“缺氧”而呼吸急促甚至晕厥一般。这些如今看来略显矫情的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看来，却是一个“好女人”应有的表现。
（二）被支配者
欧洲社会几千年来一直是父权制，波伏娃认为，在父权制社会，男性被视为基本主体，是拥有自由意志的独立自我，而女性则被视为附带性存在，是受环境支配的依附性存在。
皮兰德娄在短篇小说《旅行》中，曾描述过意大利南部女性的生活状况：“镇上的女人向来顺从听话，按照男人的愿望穿衣打扮，免得给男人丢脸……结婚了，她们便献身于猛生孩子的事业，天老爷能给多少就生多少。”女人去教堂的短暂路程，是男人们炫耀的时刻，而女人则只能“两颊着红，双眸低垂，紧跟在她们的丈夫、父亲或哥哥的身后……几乎是女人应尽的天职”。
短篇小说《长衣》讲述了小女孩迪迪的故事，对父亲和哥哥而言，迪迪是用来换取地位和财产的工具，他们未曾想过十六岁的迪迪是否愿意嫁给一个年长她三十岁的男人。对于迪迪而言，父亲和哥哥对她没有半点体贴和亲情，母亲的去世带走了家的温暖，而她的生活只能由他人来决定。
对意大利南部女性生存状况的细致描写，体现了皮兰德娄对男性和女性不同生活困境的观察。他对生活的洞察力和理解力，不仅表现在他对复杂人性的描述上，也表现在他对受压迫者的深刻同情中。
二、叛逃者
鲁迅曾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在皮兰德娄所处的时代，女性群体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她们是痛苦的、孤独的，在生活的底层无助地挣扎着，并最终选择了叛逆与逃离。
《旅行》中，大伯（丈夫的哥哥）本来要娶艾德里亚娜，但却被嫉妒的丈夫抢了先，而后大伯便一直没有娶妻。她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一辈子没出过小镇，直到患上绝症，需要大伯陪同去大城市就医。这场旅行对她而言，是生命活力的绽放，她像个孩子一样看着窗外从未见过的风景。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后，她和大伯多年来压抑的情愫爆发了，两人“渴望在剩余的最后几天中，弥补在所有失去的岁月中被压抑的情欲、被隐瞒的炽热的爱情”。他们的行为在那个习俗严苛的小镇里将会是亵渎举动，但那一刻，原本害羞温顺的艾德里亚娜选择了奋起反抗，她打破了父权制的性禁忌，选择将自己的温暖与爱情在生命的最后几天统统释放出来。这场旅行对她而言，是逃离小镇之旅，是爱情之旅，也是死亡之旅。
从这个角度来看，《长衣》中的迪迪也是反抗父权社会的一个典型人物，父亲和哥哥同迪迪维持的生活“几乎是为了装装门面罢了”。旅行中，父亲和哥哥的嘴脸让她极端厌恶，儿时曾被美术老师强吻的画面也在迪迪脑海中浮现。她生命中接触到的为数不多的男性都令她感到厌烦与压抑。祖卡尼是她梦中的“童话世界”，但父亲却要带她去祖卡尼嫁给“一个蓄着长发的老夫子”，并最终在阴暗的宅邸中闷死。对未来充满绝望的她最终服下了毒药，“穿着长衣死去的小女孩”终于抵达了祖卡尼—她童年幻想的幸福世界。 迪迪的自杀和皮兰德娄塑造的许多人物形象一样，她的死“是人们对生活的爱与恨的表现，自杀成了一种自卫武器，一种向命运挑战的悲剧式手段”，从此她可以逃離比死亡更痛苦的生活，死亡是她的悲哀，也是她的自由。皮兰德娄笔下描绘了许多自杀的人物，他们各有各的生存困境，也各自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有反抗、逃避、自杀，不论何种选择，都是主人公在压迫之下做出的反抗与逃离。
三、给男性压迫感的妻子
皮兰德娄曾在《孤独者》中写道：“如果一个人没有获得三样东西：生计、家庭和爱情，他就不得安宁。”他笔下的人物受到的压迫，也主要来自这三个方面，其中家庭和爱情因素与女性的关系最密切。
《孤独者》中，格罗渴望温暖的家庭，他“愿意在每一个诚实、聪明的妻子面前下跪，这样的妻子就是家庭的微笑和幸运”，而现实中他的妻子给他的只有背叛和打击，最终这份执念导致他在儿子的眼前跳河自杀。
皮兰德娄的家庭与爱情也并不顺利，他年轻时曾有过一段美好的爱情，但他最终却接受了父亲的“包办婚姻”，家中遭遇变故后，妻子变得敏感多疑，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使他一度想要自杀。晚年的皮兰德娄爱慕玛尔塔，在写给玛尔塔的信中，说道：“你拥有人生在世最美好的两样珍宝—家庭和房子。这两件珍宝，我从来都没有拥有过。”皮兰德娄的作品展现的既是普罗大众的生存困境，同时也是自己的困境。如《夜》中因婚姻变得日渐痴愚的诺利，他“寂寞难耐，饥不择食”时所娶的妻子导致他永远被钉在那里。《渔栅》中卖画养活家人的莫拉斯科，遭受妻子和孩子的轻蔑，在岳父留下遗产后，他的妻子便会抛弃他，最终他精神和梦想都破灭了，在渔栅间变得癫狂并萌生了自杀的想法。
这类给人压迫感的妻子是皮兰德娄自身的影射，他对婚姻持有悲观的态度，这一点从《一无所有》中可以看出来，他认为：“说自己有妻子的人应该叹息，说自己有丈夫的人也应该叹息。”但皮兰德娄并不是对爱情或对女性悲观，他向往的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他晚年遇到玛尔塔，两人年龄相差将近三十岁，但玛尔塔之于皮兰德娄，就如贝亚特里琪之于但丁一样，她们是作家的缪斯女神，是创作的灵感源泉。
四、结语
皮兰德娄对女性怀有非常复杂的情感，他对深受男权制度束缚的女性怀有同情之心，也对压迫丈夫的“妻子”作出冷峻的揭露并隐含着批评。他关注到了女性的生存状况，并为女性书写她们的故事，但同时也受到了男性视角和悲观主义的影响，他所创造的女性形象带着当时欧洲社会对女性的固有看法—“如果女性偏离她们传统的角色，将会导致家庭的解体和社会道德的滑坡。”他对妻子压迫丈夫的形象的塑造，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作者对传统“贤内助”的向往，以及现实生活中对妻子的不满，和对温馨家庭的向往。这种对女性形象的矛盾认识，也是皮兰德娄所处时代的一个特征，故而分析女性形象有助于我们理解作者所处时代的特征，也有助于我们从多角度来理解皮兰德娄作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