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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题材，送别诗自先秦迄今，代不乏吟。限于交通等条件，离别在古时意味着江山重叠、难期重逢。因而对古人来说，离别是极重要的事情，甚有“人世死前唯有别”（李商隐《离亭赋得折杨柳》）之叹。“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江淹《别赋》）无论送行之人还是将行之人，在面对离别时，愁情别绪都是一致的。故发而为诗，便有了赠别和留别之分。然无论创作主体是哪一方，其所抒之意均系于“离”。因此在研究中，实难将二者完全分开。邓田田的《初盛唐送别诗研究》、许智银的《唐代送别诗研究》等著作均将赠别诗与留别诗同时划归为送别诗进行研究。许多文章在讨论送别诗时亦基于这种较宽泛的界定，如霍松林的《论杜甫赠别诗》、叶当前的《论六朝送别诗的结构》等。
一、欧阳修送别诗及其西京送别诗
基于这种界定方法，我们就欧阳修现存的947首诗（不含残句及存目诗）进行统计，其所作赠别诗有117首，占存诗的十分之一。如此丰富的材料，学界却鲜有讨论。管见所及，仅顾宝林《欧阳修送别诗定量分析》一文给予关注。顾文从体例、创作年代和送别对象三个角度来对欧阳修送别诗进行了定量分析，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诚如顾文所言，“欧阳修的人生轨迹主要由天圣起步、庆历奠基、嘉祐辉煌、熙宁淡出四重奏合成。欧阳修的送别诗创作也与此紧密相连”。天圣八年（1030年）春，欧阳修及第，五月充西京留守推官，次年三月抵洛上任，至景祐元年（1034年）秩满，欧阳修在洛三年期间共创作送别诗十三首：《送左殿丞入蜀》《智蟾上人游南岳》《送辛判官》《送梅秀才归宣城》《送刘秀才归河内》《送王公慥判官》《别圣俞》《送白秀才西归》《送谢学士归阙》《送高君先辈还家》《送王尚恭隰州幕》《送王尚喆三原尉》《送王汲宰蓝田》，从数量上来看，此时所作不及后来数次在汴所作送别诗多，内容亦不及自知滁州至知应天府十年外任时丰富，甚至在明道二年末所作诸篇多有重复之意。但细读西京送别诸作，我们可以窥见欧阳修初入仕途时的政治追求和人生追求。在欧阳修的西京送别诗中，曾多次使用“归”“还”“去”等动词。这些动词都具有指向性，即最终要指向主语所趋向或集中的地方。基于此，我们对西京送别诗中各种指向性动词的指向展开探讨。
二、归阙：应念同时人，独为未归客
欧阳修西京送别诗中，常有意指“归京”“归阙”之语。如“欲识京都远，惟应望日边”（《送左殿丞入蜀》），“旧府谁同在，新年独未还”（《送谢学士归阙》），对归阙的向往实质就是对前途的期待。《别圣俞》末句中亦有“应念同时人，独为未归客”。其“未归客”所归亦指向尚未知晓的前途。
据各家注本系年，《别圣俞》作于明道二年（1033年）末，其时距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秩满不足四月。欧阳修在离洛后曾多次回忆起洛中诸友欢悦的情景，并将交游之盛记于诗文中：
我昔初官便伊洛，当时意气尤骄矜。主人乐士喜文学，幕府最盛多交朋。园林相映花百种，都邑四顾山千层。朝行绿槐听流水，夜饮翠幕张红灯。（《送徐生之渑池》）
初，天圣、明道之间，钱文僖公守河南。……文僖公善待士，未尝责以吏职，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树，奇花怪石，其平台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间，余得日从贤人长者赋诗饮酒以为乐。（《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
钱惟演是吴越王钱俶之子，本即贵胄，又好文辞，喜奖掖后进。而洛阳的自然景观之秀美和人文底蕴之深厚亦不必赘言。在这样理想的环境下，又有如此长官的带领，洛阳文人群体的活动真正成为对宋代文学的“时代特点形成与发展，起着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的文人群体。因此，欧阳修仕途的起点同时成为影响他文学创作的关键时期。但“乐事不可极，酣歌变为叹”（《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是年九月，钱惟演罢西京留守，赴随州本镇，十二月离洛。谢绛秩满，调任开封府判官。除了两位领导者的离开，王顾、杨愈、梅尧臣等亦各因其由离洛。在谢绛、钱惟演、杨愈、梅尧臣等昔日上司及同僚幕友去就进退各不相同，但各有所归，渐次离开洛阳的情况下，恰在岁末严冬时节，仍在等待调迁的欧阳修，虽然得到了新留守王曙“荐试馆职”的许诺，但曾经多波折的科举经历使欧阳修不得不心存忧虑。面对肃杀的冬日光景，朋辈离散，只有自己尚不知归于何处，不免兴起虑叹。但这对前途无定的忧虑也暗含了初入仕途的欧阳修对未来政治道路的期望。
三、归乡：还家宁久留，方言事征轭
落日古京门，车马动行色。河上多悲风，山阳有归客。朽箧蠹虫篆，遗文摹鸟迹。言干有司知，岂顾时人识？山陂岁始寒，霰雪密已积。还家宁久留，方言事征轭。（《送刘秀才归河内》）
据各本系年，此诗亦作于明道二年（1033年）冬。刘秀才其人已不可考，然此诗所讲内容为欧阳修送刘还乡，可通过“还家宁久留，方言事征轭”句探知。从结构上来看，此诗先状送行情境，再写行人，继而交代时节，最后宽慰行人。在写行人时，欧阳修感叹刘秀才怀才不遇，“朽箧蠹虫篆，遗文摹鸟迹。言干有司知，岂顾时人识？”是时金石之学尚未勃兴，而刘秀才所好“虫篆”“鸟迹”等古学仍无识者。但世俗能识与否并非刘秀才所顾念，他只求“有司”能慧眼识人，不致珠沉沧海。这种怀才不遇的境遇，欧阳修在天圣年间也曾体验。天圣元年（1023年），“欧阳文忠公年十七，随州取解，以落官韵而不收。……虽被黜落，而奇警之句，大传于时”。后三年经随州州试得荐名礼部。“凡三举而得第”，如与那些皓首穷一经，至老方得功名者相比，欧阳修及第不可谓不早，但对于才名已传于世的欧阳修来说，未免迟了些。且欧阳修在三試夺魁的情况下，最后的崇政殿御试却只得甲科第十四名。韩琦在为欧阳修所作《墓志铭》中亦称：“天圣中举进士，凡两试国子监，一试礼部，皆为第一。逮崇政试，虽中甲科，人犹以不魁多士为恨”。应试的经历难免使欧阳修失望，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欧阳修终于有了仕进的起点。而刘秀才则尚未得到入门的通行证。所以欧阳修在最后劝慰道：“还家宁久留，方言事征轭。”
“还家宁久留”有两层含义：其一，还家不必久留。高才打开刘秀才终将遇到能识之人，其必会早日征召他。其二，还家不要久留。刘秀才的高才虽然现在尚无人赏识，但其也不能因此消沉，应当积极寻找机遇。这期许式的感慨不仅是欧阳修对刘秀才的劝勉，更是欧阳修自我安慰。同《别圣俞》的创作背景一样，此诗亦是在“旧府谁同在，新年独未还”的境况下写就的。在“独为未归客”“新年独未还”中，我们感受到了欧阳修的迷茫，而在“还家宁久留”中，我们则感受到了欧阳修对迷茫的自我开解：无论前途如何难测，都不能黯晦消沉，而仍应积极进取。这正体现了欧阳修仕途发轫时期积极的人生追求。这种情感在《送辛判官》中的“被荐方趋召，还乡仍彩衣”、《送高君先辈还家》中的“祗待登高成丽赋，汉庭推毂有公卿”等诗作中亦有体现。
四、结语
简要言之，欧阳修西京送别诗中的指向性动词中既有对归阙的向往，也有对归家者的劝慰;既反映了其仕途发轫时期对前途无定的忧虑，也流露了其早期锐意进取、想要有一番作为的积极心态。如果说前者的向往是欧阳修对士大夫身份的认同，那么后者的劝慰则是欧阳修对士大夫身份的价值肯定。而无论归阙还是归乡，都指向欧阳修对士人身份的归属感。当然，这只是欧阳修送别诗中可窥见的一隅，其中尚存许多未尽之意有待挖掘。例如：通过西京前后送别诗的对读，我们还可发现，欧阳修的西京送别诗扫去此前作品中的昆体习气，早期诗作中繁复的典故渐渐代之以明晰的议论。其中的议论又多就与所送之人的交谊而发，不似后期借送别发政论。可以说，欧阳修西京时期的送别诗，不仅体现了欧阳修早年的政治追求和人生追求，也是他所创作的送别诗中最符合送别“当行本色”的一批作品。
一、欧阳修送别诗及其西京送别诗
基于这种界定方法，我们就欧阳修现存的947首诗（不含残句及存目诗）进行统计，其所作赠别诗有117首，占存诗的十分之一。如此丰富的材料，学界却鲜有讨论。管见所及，仅顾宝林《欧阳修送别诗定量分析》一文给予关注。顾文从体例、创作年代和送别对象三个角度来对欧阳修送别诗进行了定量分析，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诚如顾文所言，“欧阳修的人生轨迹主要由天圣起步、庆历奠基、嘉祐辉煌、熙宁淡出四重奏合成。欧阳修的送别诗创作也与此紧密相连”。天圣八年（1030年）春，欧阳修及第，五月充西京留守推官，次年三月抵洛上任，至景祐元年（1034年）秩满，欧阳修在洛三年期间共创作送别诗十三首：《送左殿丞入蜀》《智蟾上人游南岳》《送辛判官》《送梅秀才归宣城》《送刘秀才归河内》《送王公慥判官》《别圣俞》《送白秀才西归》《送谢学士归阙》《送高君先辈还家》《送王尚恭隰州幕》《送王尚喆三原尉》《送王汲宰蓝田》，从数量上来看，此时所作不及后来数次在汴所作送别诗多，内容亦不及自知滁州至知应天府十年外任时丰富，甚至在明道二年末所作诸篇多有重复之意。但细读西京送别诸作，我们可以窥见欧阳修初入仕途时的政治追求和人生追求。在欧阳修的西京送别诗中，曾多次使用“归”“还”“去”等动词。这些动词都具有指向性，即最终要指向主语所趋向或集中的地方。基于此，我们对西京送别诗中各种指向性动词的指向展开探讨。
二、归阙：应念同时人，独为未归客
欧阳修西京送别诗中，常有意指“归京”“归阙”之语。如“欲识京都远，惟应望日边”（《送左殿丞入蜀》），“旧府谁同在，新年独未还”（《送谢学士归阙》），对归阙的向往实质就是对前途的期待。《别圣俞》末句中亦有“应念同时人，独为未归客”。其“未归客”所归亦指向尚未知晓的前途。
据各家注本系年，《别圣俞》作于明道二年（1033年）末，其时距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秩满不足四月。欧阳修在离洛后曾多次回忆起洛中诸友欢悦的情景，并将交游之盛记于诗文中：
我昔初官便伊洛，当时意气尤骄矜。主人乐士喜文学，幕府最盛多交朋。园林相映花百种，都邑四顾山千层。朝行绿槐听流水，夜饮翠幕张红灯。（《送徐生之渑池》）
初，天圣、明道之间，钱文僖公守河南。……文僖公善待士，未尝责以吏职，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树，奇花怪石，其平台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间，余得日从贤人长者赋诗饮酒以为乐。（《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
钱惟演是吴越王钱俶之子，本即贵胄，又好文辞，喜奖掖后进。而洛阳的自然景观之秀美和人文底蕴之深厚亦不必赘言。在这样理想的环境下，又有如此长官的带领，洛阳文人群体的活动真正成为对宋代文学的“时代特点形成与发展，起着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的文人群体。因此，欧阳修仕途的起点同时成为影响他文学创作的关键时期。但“乐事不可极，酣歌变为叹”（《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是年九月，钱惟演罢西京留守，赴随州本镇，十二月离洛。谢绛秩满，调任开封府判官。除了两位领导者的离开，王顾、杨愈、梅尧臣等亦各因其由离洛。在谢绛、钱惟演、杨愈、梅尧臣等昔日上司及同僚幕友去就进退各不相同，但各有所归，渐次离开洛阳的情况下，恰在岁末严冬时节，仍在等待调迁的欧阳修，虽然得到了新留守王曙“荐试馆职”的许诺，但曾经多波折的科举经历使欧阳修不得不心存忧虑。面对肃杀的冬日光景，朋辈离散，只有自己尚不知归于何处，不免兴起虑叹。但这对前途无定的忧虑也暗含了初入仕途的欧阳修对未来政治道路的期望。
三、归乡：还家宁久留，方言事征轭
落日古京门，车马动行色。河上多悲风，山阳有归客。朽箧蠹虫篆，遗文摹鸟迹。言干有司知，岂顾时人识？山陂岁始寒，霰雪密已积。还家宁久留，方言事征轭。（《送刘秀才归河内》）
据各本系年，此诗亦作于明道二年（1033年）冬。刘秀才其人已不可考，然此诗所讲内容为欧阳修送刘还乡，可通过“还家宁久留，方言事征轭”句探知。从结构上来看，此诗先状送行情境，再写行人，继而交代时节，最后宽慰行人。在写行人时，欧阳修感叹刘秀才怀才不遇，“朽箧蠹虫篆，遗文摹鸟迹。言干有司知，岂顾时人识？”是时金石之学尚未勃兴，而刘秀才所好“虫篆”“鸟迹”等古学仍无识者。但世俗能识与否并非刘秀才所顾念，他只求“有司”能慧眼识人，不致珠沉沧海。这种怀才不遇的境遇，欧阳修在天圣年间也曾体验。天圣元年（1023年），“欧阳文忠公年十七，随州取解，以落官韵而不收。……虽被黜落，而奇警之句，大传于时”。后三年经随州州试得荐名礼部。“凡三举而得第”，如与那些皓首穷一经，至老方得功名者相比，欧阳修及第不可谓不早，但对于才名已传于世的欧阳修来说，未免迟了些。且欧阳修在三試夺魁的情况下，最后的崇政殿御试却只得甲科第十四名。韩琦在为欧阳修所作《墓志铭》中亦称：“天圣中举进士，凡两试国子监，一试礼部，皆为第一。逮崇政试，虽中甲科，人犹以不魁多士为恨”。应试的经历难免使欧阳修失望，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欧阳修终于有了仕进的起点。而刘秀才则尚未得到入门的通行证。所以欧阳修在最后劝慰道：“还家宁久留，方言事征轭。”
“还家宁久留”有两层含义：其一，还家不必久留。高才打开刘秀才终将遇到能识之人，其必会早日征召他。其二，还家不要久留。刘秀才的高才虽然现在尚无人赏识，但其也不能因此消沉，应当积极寻找机遇。这期许式的感慨不仅是欧阳修对刘秀才的劝勉，更是欧阳修自我安慰。同《别圣俞》的创作背景一样，此诗亦是在“旧府谁同在，新年独未还”的境况下写就的。在“独为未归客”“新年独未还”中，我们感受到了欧阳修的迷茫，而在“还家宁久留”中，我们则感受到了欧阳修对迷茫的自我开解：无论前途如何难测，都不能黯晦消沉，而仍应积极进取。这正体现了欧阳修仕途发轫时期积极的人生追求。这种情感在《送辛判官》中的“被荐方趋召，还乡仍彩衣”、《送高君先辈还家》中的“祗待登高成丽赋，汉庭推毂有公卿”等诗作中亦有体现。
四、结语
简要言之，欧阳修西京送别诗中的指向性动词中既有对归阙的向往，也有对归家者的劝慰;既反映了其仕途发轫时期对前途无定的忧虑，也流露了其早期锐意进取、想要有一番作为的积极心态。如果说前者的向往是欧阳修对士大夫身份的认同，那么后者的劝慰则是欧阳修对士大夫身份的价值肯定。而无论归阙还是归乡，都指向欧阳修对士人身份的归属感。当然，这只是欧阳修送别诗中可窥见的一隅，其中尚存许多未尽之意有待挖掘。例如：通过西京前后送别诗的对读，我们还可发现，欧阳修的西京送别诗扫去此前作品中的昆体习气，早期诗作中繁复的典故渐渐代之以明晰的议论。其中的议论又多就与所送之人的交谊而发，不似后期借送别发政论。可以说，欧阳修西京时期的送别诗，不仅体现了欧阳修早年的政治追求和人生追求，也是他所创作的送别诗中最符合送别“当行本色”的一批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