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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推理小说发源于欧美等国，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可谓众多侦探推理小说中的佼佼者，其以虚构的真实塑造了大批极具现实意义的类型人物，并借巧妙的叙事技巧设置故事悬念、延宕谋杀事件、渲染故事场景，极大地拓展了读者与文本的交互空间。不仅如此，小说《无人生还》有别于传统侦探小说过分注重犯罪事件的解谜过程与正义的彰显，其不仅情节构思、叙述技巧上另辟蹊径，而且善于运用特殊艺术手法揭示小说丰富的内涵与多元的主题，这无疑超越了传统解谜与彰显正义的侦探文学主题，赋予了小说既通俗又具有文艺性的独特风格。
一、小说《无人生还》的叙事技巧
侦探推理小说之所以备受读者追捧，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此类小说具有“游戏性”，读者既在阅读又在猜谜，这一过程中又历经惊悚、血腥与悬疑，最终谜底的揭示会引发读者内心极强的满足感。对于小说《无人生还》，作者除了延续了传统推理小说“悬念游戏”的叙事结构，还在叙事中融入了独特的舒适推理，加上叙事时序的不断变幻，使读者深陷于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中无法自拔。
侦探推理小说经典结构就是罪案—侦查—推理—破案，而《无人生还》亦是如此，并在这一经典结构中设定层层“悬念游戏”。以《ABC谋杀案》为例，小说伊始是一封极具悬念的信，读者会跟随侦探波洛开始思考“来信者是谁？”“来信目的是什么？”“这封信真实吗？”当第一封信尘埃落定成为真实的后，读者又被作者引入了另一个悬念中。从该角度来看，小说叙事结构似乎颇为简单：若干案件、老套的推理……纵然如此，作者还是设置了很多不容忽视的细节，无论A、B、C罪案地点，还是由A、B、C开头的死亡名单，抑或每个罪案现场均会出现的《ABC铁路指南》，如此种种均为作者设置了“悬念游戏”，负责牵引着读者的思想，使读者跟着悬念不断深入。待“第四封信”到来后，读者又会产生怀疑“凶手还会得手吗？”“字母凶杀案会持续到何时？”“谁是真正的凶手，是卡斯特还是克拉克？”。在悬念的层层设置中，作者似乎有意将该小说的结局延迟，令读者翘首以盼，以凸显悬念的叙事魅力。
除了经典悬念结构的设置，阿加莎还创造性地运用了舒适推理手法，在《无人生还》中并无传统侦探推理小说中过激的暴力与性元素，甚至不存在过于动作化的描写，而是更多以看似简单而封闭的环境来展示人性、反映社会问题，而当凶手落网、案件明了，一切又归于平静，好似整个凶杀犹如一场游戏，侦查过程就是一个悠闲的问话。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雷切特仰面躺着，睡衣上血迹斑斑，纽扣开着，衣服被掀翻”，大侦探波洛“脸上一副怪表情，‘真是不好看’他说，‘一定是谁站在那里一刀又一刀地捅他。’”有别于传统侦探推理小说，阿加莎用“真是不好看”来形容这样一个血腥场景，并借主人公之口传达对凶杀案的不适感，温和的描述流露出作者特有的女性溫情。
张清芳在评价德语侦探小说《谋杀村》时提到：该部小说采用“多方位、多层次的叙事角度”，“揭露了触目惊心的真实人性，赋予侦探推理小说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然而，对于早在小说《谋杀村》之前发表的《无人生还》，阿加莎早已利用独特的叙事角度和深刻的洞察力进行了创造性尝试。小说从全知视角、第三人称的有限视角出发，立足双视角与不停切换的有限视角进行叙事，精准刻画了复杂的人性。《无人生还》第一章共包括八节，分别描写了八个关键人物的内心剖白，并对他们分别受邀至印第安岛这一事件进行分析，而读者通过了解不同人物的背景与个性来进入其内心世界，共享其差异化体悟。随着情节发展，叙事视角进一步转换，其向读者呈现出形形色色的人格及其意识形态，无论维拉的浪漫主义与恐惧、隆巴德的玩世不恭，还是布伦特的高傲顽固、罗杰斯对秩序的偏执维护，抑或沃格雷夫的老成世故、阿姆斯特朗的犹豫不决，种种叙事角度的持续切换使人物不再是平面的、毫无波澜的个体，而是立体的、代表差异生活态度的生动个体，读者或跟随布伦特思索道德的内涵，或感叹维拉在爱情自私与无私之间的摇摆，或随着沃格雷夫洞察世间百态，或欣赏罗杰斯英国旧时代的余味……叙述者的描写便于读者紧紧跟随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旁观者外视角的叙述又增加了情节收放的可能性，无须描写所有细节，便可埋下伏笔。
二、小说《无人生还》的主题多义性
长期以来，阿加莎侦探推理小说因人物关系的多面复杂、情节的偶然巧合、背景的神秘虚幻而被文学批评家认为是不具备严肃小说社会功能性的娱乐读物，然而，细读《无人生还》不难发现小说主题的多义性，作者既擅长刻画人性贪婪、自私与罪恶的真实、客观面貌，借此完成“文学即人学”的基本使命，又不断响应社会伦理的现实诉求，始终践行着“文学净化灵魂”的社会功能。从这一角度来看，其作品无疑兼具通俗与严肃文学的双重特质，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
（一）“圆形人物”的复杂性
侦探推理小说主题单一性往往是由于将人物刻画得过于简单，此种简单的人物形象常被归类为福斯特所提出的“扁平人物”体系，缺乏“圆形人物”应有的多面性、复杂性。然而，阿加莎打破了这一传统，其小说《无人生还》中所勾勒的人物打破了单一“扁平人物”的局限，向广大读者呈现了一幅百科全书式的生动群像，凸显了人性的多样化与复杂化。与传统侦探推理小说中主人公是代表正义的侦探、凶手是邪恶的凶徒不同，《无人生还》中并无时刻彰显正义的侦探，唯一一个接近“正义”形象的人物是法官沃格雷夫，然而，他却恰恰是一个隐藏的连环杀手。在他的“自白”中，他一面揭露谜底，一面剖析自我，他承认自己精神分裂，并指出杀害他人的起因既有维持正义的动机，又有内心深处的暴力使然。作者从不吝啬于对各色人物形象的描绘，其中着墨最多的四个人物虽承担着解谜的任务，但却并未真正解开谜团，反而均被杀害。当然，这四个人物并非充当着明辨是非的正义角色，相反，每个人物从某种角度来看都是穷凶极恶的凶手：阿莫斯特朗细心审慎，却软弱轻信;隆巴德英勇无畏却自私凉薄;维拉机敏聪慧却敏感暴虐;布洛尔见多识广却愚蠢莽撞。这四个人物在侦查案件时既合作又斗争、既依赖又猜疑，是作者塑造的极为成功的“圆形人物”的代表。其他人物如受害者，其善恶界限也极为模糊。例如，马斯顿是一场交通事故的肇事者，却时刻表现出天真而热情的特质;罗杰斯夫妇贪财冷血，却又能够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尽忠职守地扮演好管家这一角色;布伦特冷酷无情，却对宗教保持着极度的虔诚……如此复杂多面的人性刻画，彰显了这部小说有别于传统侦探推理小说的主题多义性。
（二）故事类型的复合性
艾伦·坡创作了《失窃的信》《密码破译》《杀人解谜》《安乐椅探案》《杀手自述》五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侦探推理小说，被认为全面概括了侦探小说的所有类别。然而，阿加莎的《无人生还》在故事类型上仍然有所突破，其将两种甚至多种类型元素糅合为一体，打破了传统侦探小说的局限，凸显了主题的多义性。一方面，从犯罪小说题材来看，《无人生还》集合了多种不同类别的案件，且均为连环杀人案类型，此类小说多蕴含着恐怖惊悚意味，极度渲染血腥暴力与被害者的无助，结局多以罪恶终结为主，留下重归秩序的光明未来;另一方面，从谋杀方式而言，小说多为密室杀人，印第安岛十个人均死于非命，却毫无外来凶手与密室杀人逃脱的痕迹，此类案件往往突出解谜主题，突出作案手法的高明。此外，《无人生还》中还可见到另外两种侦探小说类型，如“十个小瓷人”的预示性、童谣的隐喻与象征意义等。在小说中，童谣不仅是作案者实施犯罪的媒介，还是侦探破解谜题、擒获凶犯的主要线索，受邀来到印第安岛的十个人相继被人按照恐怖童谣的指示内容所害，“十个小瓷人”则向读者暗示性地勾勒了连环谋杀的全过程，童谣的时隐时现犹如草蛇灰线一般牵引着情节的推进，隐含着作者对法律制度的反思及对犯罪心理深层次的揭示，加强了小说对人性复杂与矛盾的揭示。
三、结语
综上所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无人生还》所引发的研究热潮至今仍未消退，这不仅仅是因为小说情节引人入胜、悬念曲折跌宕、推理毫无破绽，还因为作者掌握了高超的叙事技巧与丰富的主题内涵对人性进行了精准的刻画。在那个古典侦探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阿加莎·克里斯蒂以精致的叙事结构、多元的叙事语言及人物与叙事视角的关系设置从众多推理小说作家中脱颖而出，其作品《无人生还》无疑是一部形式与内容高度和谐、主题与内涵发人深省的杰作。然而，国内关于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的研究多局限于作品翻译，缺乏对作者创作艺术的评析和研究，因此，关于小说《无人生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一、小说《无人生还》的叙事技巧
侦探推理小说之所以备受读者追捧，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此类小说具有“游戏性”，读者既在阅读又在猜谜，这一过程中又历经惊悚、血腥与悬疑，最终谜底的揭示会引发读者内心极强的满足感。对于小说《无人生还》，作者除了延续了传统推理小说“悬念游戏”的叙事结构，还在叙事中融入了独特的舒适推理，加上叙事时序的不断变幻，使读者深陷于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中无法自拔。
侦探推理小说经典结构就是罪案—侦查—推理—破案，而《无人生还》亦是如此，并在这一经典结构中设定层层“悬念游戏”。以《ABC谋杀案》为例，小说伊始是一封极具悬念的信，读者会跟随侦探波洛开始思考“来信者是谁？”“来信目的是什么？”“这封信真实吗？”当第一封信尘埃落定成为真实的后，读者又被作者引入了另一个悬念中。从该角度来看，小说叙事结构似乎颇为简单：若干案件、老套的推理……纵然如此，作者还是设置了很多不容忽视的细节，无论A、B、C罪案地点，还是由A、B、C开头的死亡名单，抑或每个罪案现场均会出现的《ABC铁路指南》，如此种种均为作者设置了“悬念游戏”，负责牵引着读者的思想，使读者跟着悬念不断深入。待“第四封信”到来后，读者又会产生怀疑“凶手还会得手吗？”“字母凶杀案会持续到何时？”“谁是真正的凶手，是卡斯特还是克拉克？”。在悬念的层层设置中，作者似乎有意将该小说的结局延迟，令读者翘首以盼，以凸显悬念的叙事魅力。
除了经典悬念结构的设置，阿加莎还创造性地运用了舒适推理手法，在《无人生还》中并无传统侦探推理小说中过激的暴力与性元素，甚至不存在过于动作化的描写，而是更多以看似简单而封闭的环境来展示人性、反映社会问题，而当凶手落网、案件明了，一切又归于平静，好似整个凶杀犹如一场游戏，侦查过程就是一个悠闲的问话。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雷切特仰面躺着，睡衣上血迹斑斑，纽扣开着，衣服被掀翻”，大侦探波洛“脸上一副怪表情，‘真是不好看’他说，‘一定是谁站在那里一刀又一刀地捅他。’”有别于传统侦探推理小说，阿加莎用“真是不好看”来形容这样一个血腥场景，并借主人公之口传达对凶杀案的不适感，温和的描述流露出作者特有的女性溫情。
张清芳在评价德语侦探小说《谋杀村》时提到：该部小说采用“多方位、多层次的叙事角度”，“揭露了触目惊心的真实人性，赋予侦探推理小说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然而，对于早在小说《谋杀村》之前发表的《无人生还》，阿加莎早已利用独特的叙事角度和深刻的洞察力进行了创造性尝试。小说从全知视角、第三人称的有限视角出发，立足双视角与不停切换的有限视角进行叙事，精准刻画了复杂的人性。《无人生还》第一章共包括八节，分别描写了八个关键人物的内心剖白，并对他们分别受邀至印第安岛这一事件进行分析，而读者通过了解不同人物的背景与个性来进入其内心世界，共享其差异化体悟。随着情节发展，叙事视角进一步转换，其向读者呈现出形形色色的人格及其意识形态，无论维拉的浪漫主义与恐惧、隆巴德的玩世不恭，还是布伦特的高傲顽固、罗杰斯对秩序的偏执维护，抑或沃格雷夫的老成世故、阿姆斯特朗的犹豫不决，种种叙事角度的持续切换使人物不再是平面的、毫无波澜的个体，而是立体的、代表差异生活态度的生动个体，读者或跟随布伦特思索道德的内涵，或感叹维拉在爱情自私与无私之间的摇摆，或随着沃格雷夫洞察世间百态，或欣赏罗杰斯英国旧时代的余味……叙述者的描写便于读者紧紧跟随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旁观者外视角的叙述又增加了情节收放的可能性，无须描写所有细节，便可埋下伏笔。
二、小说《无人生还》的主题多义性
长期以来，阿加莎侦探推理小说因人物关系的多面复杂、情节的偶然巧合、背景的神秘虚幻而被文学批评家认为是不具备严肃小说社会功能性的娱乐读物，然而，细读《无人生还》不难发现小说主题的多义性，作者既擅长刻画人性贪婪、自私与罪恶的真实、客观面貌，借此完成“文学即人学”的基本使命，又不断响应社会伦理的现实诉求，始终践行着“文学净化灵魂”的社会功能。从这一角度来看，其作品无疑兼具通俗与严肃文学的双重特质，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
（一）“圆形人物”的复杂性
侦探推理小说主题单一性往往是由于将人物刻画得过于简单，此种简单的人物形象常被归类为福斯特所提出的“扁平人物”体系，缺乏“圆形人物”应有的多面性、复杂性。然而，阿加莎打破了这一传统，其小说《无人生还》中所勾勒的人物打破了单一“扁平人物”的局限，向广大读者呈现了一幅百科全书式的生动群像，凸显了人性的多样化与复杂化。与传统侦探推理小说中主人公是代表正义的侦探、凶手是邪恶的凶徒不同，《无人生还》中并无时刻彰显正义的侦探，唯一一个接近“正义”形象的人物是法官沃格雷夫，然而，他却恰恰是一个隐藏的连环杀手。在他的“自白”中，他一面揭露谜底，一面剖析自我，他承认自己精神分裂，并指出杀害他人的起因既有维持正义的动机，又有内心深处的暴力使然。作者从不吝啬于对各色人物形象的描绘，其中着墨最多的四个人物虽承担着解谜的任务，但却并未真正解开谜团，反而均被杀害。当然，这四个人物并非充当着明辨是非的正义角色，相反，每个人物从某种角度来看都是穷凶极恶的凶手：阿莫斯特朗细心审慎，却软弱轻信;隆巴德英勇无畏却自私凉薄;维拉机敏聪慧却敏感暴虐;布洛尔见多识广却愚蠢莽撞。这四个人物在侦查案件时既合作又斗争、既依赖又猜疑，是作者塑造的极为成功的“圆形人物”的代表。其他人物如受害者，其善恶界限也极为模糊。例如，马斯顿是一场交通事故的肇事者，却时刻表现出天真而热情的特质;罗杰斯夫妇贪财冷血，却又能够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尽忠职守地扮演好管家这一角色;布伦特冷酷无情，却对宗教保持着极度的虔诚……如此复杂多面的人性刻画，彰显了这部小说有别于传统侦探推理小说的主题多义性。
（二）故事类型的复合性
艾伦·坡创作了《失窃的信》《密码破译》《杀人解谜》《安乐椅探案》《杀手自述》五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侦探推理小说，被认为全面概括了侦探小说的所有类别。然而，阿加莎的《无人生还》在故事类型上仍然有所突破，其将两种甚至多种类型元素糅合为一体，打破了传统侦探小说的局限，凸显了主题的多义性。一方面，从犯罪小说题材来看，《无人生还》集合了多种不同类别的案件，且均为连环杀人案类型，此类小说多蕴含着恐怖惊悚意味，极度渲染血腥暴力与被害者的无助，结局多以罪恶终结为主，留下重归秩序的光明未来;另一方面，从谋杀方式而言，小说多为密室杀人，印第安岛十个人均死于非命，却毫无外来凶手与密室杀人逃脱的痕迹，此类案件往往突出解谜主题，突出作案手法的高明。此外，《无人生还》中还可见到另外两种侦探小说类型，如“十个小瓷人”的预示性、童谣的隐喻与象征意义等。在小说中，童谣不仅是作案者实施犯罪的媒介，还是侦探破解谜题、擒获凶犯的主要线索，受邀来到印第安岛的十个人相继被人按照恐怖童谣的指示内容所害，“十个小瓷人”则向读者暗示性地勾勒了连环谋杀的全过程，童谣的时隐时现犹如草蛇灰线一般牵引着情节的推进，隐含着作者对法律制度的反思及对犯罪心理深层次的揭示，加强了小说对人性复杂与矛盾的揭示。
三、结语
综上所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无人生还》所引发的研究热潮至今仍未消退，这不仅仅是因为小说情节引人入胜、悬念曲折跌宕、推理毫无破绽，还因为作者掌握了高超的叙事技巧与丰富的主题内涵对人性进行了精准的刻画。在那个古典侦探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阿加莎·克里斯蒂以精致的叙事结构、多元的叙事语言及人物与叙事视角的关系设置从众多推理小说作家中脱颖而出，其作品《无人生还》无疑是一部形式与内容高度和谐、主题与内涵发人深省的杰作。然而，国内关于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的研究多局限于作品翻译，缺乏对作者创作艺术的评析和研究，因此，关于小说《无人生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