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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荆棘鸟》是一部家世小说，以主人公梅吉和神父拉尔夫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描写了克利里一家三代的故事，展示爱与命运的主题。本文从三代人中四位女性：玛丽·卡森、菲奥娜·克利里、梅吉·克利里及朱丝婷·克利里的人生历程来剖析女性在追求对其自身命运的把握过程中所呈现的种种与男性社会的冲突，而这冲突也体现了妇女在追求独立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由此得出此过程也是人类两性追求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存的过程的结论，从而提升了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
关键词：女性命运；男性社会；和谐共存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8)12-0148-4
1. 引言
《荆棘鸟》讲述的是克利里家族传奇式的家世史。故事开始于20世纪初叶，结束于半个多世纪以后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女主人公梅吉和神父拉尔夫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描写了克利里一家三代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历程。作者考琳·麦卡洛试图通过克利里家的沧桑和感情历程揭示这样一个道理：真正的爱和一切美好的东西是需要以难以想象的代价去换取的。作品主要写的是梅吉与拉尔夫之间那场刻骨铭心的爱情，但真正让人久未能释卷，深思凝眸地却是三代人四位女性一生的命运。正如作为题记及小说结尾的那个凄婉的传说所写的那样：“鸟儿胸前带着荆棘，它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她被不知其名的东西刺穿身体，被驱赶着，歌唱着死去……只是唱着，唱着，直到生命耗尽……但是，当我们把棘刺扎进胸膛时，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依然把棘刺扎进胸膛。”（麦卡洛，2002：6）这正是她们一生命运的写照，以难以想象的代价去换取她们所追求的自身存在的价值，最后带着爱与恨“歌唱着死去”，美得悲壮、美得凄凉。
在漫长的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男性至上的社会体系中，作为“第二性”（波伏娃语）的女性常常以美貌、忠贞与温驯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直接服务于男性中心文化的屈从地位。即使是最完美的女性也摆脱不了成为一个空虚的偶像，在娱乐中作为欣赏对象，在战争中作为财富象征的悲惨命运。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背负着千年精神枷锁的女性在蒙昧中渐渐觉醒，在窒息中不断挣扎，不屈于男权下规定成习的命运。她们的独立意识愈来愈强烈，作为一个人的女性，开始追求独立的人格，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与爱憎。瓦西列夫曾指出：“女性同男性的智慧不相上下，差别只在于：女性的智慧是美的智慧，男性的智慧是深沉的智慧，这只不过是崇高的另一种表现。”（转引自《文学报》，1989）这种女性意识与男权文化的冲突成为20世纪西方女性文学的重要题材，她们描写追求自立、与命运抗争的女性与男权文化的冲突以及女性的失败。卡林·麦卡洛笔下的四位女性：玛丽·卡森、菲奥娜·克利里、梅吉及朱丝婷以其各自不同却又因同是女人而无法摆脱的情感纠缠以及所带给自己必须面对的命运采取的不同态度，揭示了女性在探索、追求自我价值及作为人的种种基本权利的艰难坎坷中表现出来的矛盾、迷茫而又不屈，留下的是对女性如何寻求自主命运的重要思考。
2. 玛丽·卡森
玛丽·卡森无疑是个有心计的女人，一个靠嫁有钱人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女人的典型。这个在年轻时“凭着一张脸、一个身子和一个聪明的头脑抓到了阔老儿迈克尔·卡森”（麦卡洛，2002：72）而后又孀居33年、无子但获得一千三百万镑遗产的65岁老妇。为保住那份财产以及她得之不易的在基博兰皇后般的地位，她拒绝男人、弃绝肉欲，“宁愿舞权弄势”，享受着以我为中心的高高在上的优越地位。但这些都是以青春和幸福为代价换来的。因为如果她再次成为某个人的妻子，她得把一切的控制权交给那个人，这是她所不愿看到的。可是当她面对有着“高高身材和匀称的体魄，英俊的富于贵族气派容貌”的这个比她小27岁的神父拉尔夫时，她跌入了一场不可得到的爱情之中。面对拉尔夫的不经意的冷漠甚而透露出来的那份对她的厌恶与鄙视，她痛苦而又不甘。畸形，甚而变态的爱恋一点一点地吞噬着她的灵魂，让她变得令人厌恶地恐怖。她恨自己已逝的青春容颜，但她了解拉尔夫，知道他的弱点，她要以她唯一所有的财产去诱惑拉尔夫，要让这个男人臣服于自己，所以她对他说：“你首先是个男人，拉尔夫·布里克萨特！当教士使你感到安全……”“你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男子。你用你的英俊当面嘲弄我们，蔑视我们的愚蠢，我会让你尝尝自己弱点的苦果，我会让你像任何一个描眉涂唇的妓女一样出卖自己。”（麦卡洛，2002：136）此时她仿佛是受压抑的女性代言人，用最恶毒的语言向这个男权的代表渲泄着内心的不平与愤恨，但似乎又是那么的苍白与无助。她的盛势、她的独立、她在男人中不可动摇的地位是用她30年的青春所换取的。
玛丽·卡森这个老女人的形象的确让人厌恶、恶心，却也令人同情。她不想成为男人的附庸，用自己的枯寂生活和情感折磨为代价，最终却让自己成为孤僻、为人厌恶的老妇人，显得异常地沉重与压抑。但19世纪初，在女权主义还未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背景下，证实了这一“女性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恩格斯语）。
3. 菲奥娜·克利里
如果说玛丽·卡森的形象在表现自己的女性意识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濒于极端的变态，对人的厌恶多于同情的话，那么与她处于同一阶段的另一人物菲奥娜·克利里一生的命运却是令人伤感与同情的。
女人总是与爱情连在一起的，而她们的命运也常常因此而改变。美丽、端庄、有着良好出身的菲奥娜爱上一个已婚、有显赫地位的政治家并为他有了一个孩子弗兰克。这于她的家族，于当时整个社会是不容的，是被斥为伤风败俗的。但年轻的菲奥娜是叛逆的，为了那份爱顶着舆论压力怀上孩子，显示出其性格的倔强。在她被迫嫁给一个她不爱的剪羊毛工此后的几十年的生活中，她封闭着自己的情感，把对那个男人的爱转移到儿子弗兰克身上，背着情感的债，用沉默对世俗进行无言无奈地抵抗。只是这种抵抗显得是那么的微弱与单薄，而她的一切情感也渐渐被磨平了。整个人生毫无生气、了然无味。贞洁、娴淑、安分守己是当时社会所给予女性特定的身份特征，她们只能驯服地接受所被施予的。对于她们提出的哪怕是一点点的自然的愿望与要求都是不允许的，而对此她们稍微做出的抗争便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是忤逆的。这种痛苦是没人能体会得到的，这种痛苦使得菲奥娜不得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甚而认为做女人是一个悲剧。“什么是女儿？她只能使你回想起痛苦，她只是一个人年轻时的变体……我竭力忘掉我有一个女儿……”（麦卡洛，2002：263）哀莫大于心死，女人的情感依附在男人身上，为男人生，为男人死。在菲奥娜身上看到的是女性主体中情感极其脆弱的一面。正如书中借拉尔夫之口说：“她就像是一座灯塔，每一次那强烈的情感——这情感多得无法容纳——在她的心中复苏的时候，都要闪出哀痛之光，这是一道炫目的光，便是随后长时间的寂灭。”（麦卡洛，2002：262）
至此，此阶段的女性在女性毫无言权的时代背景中，她们的抗争是无意识的，是受着情感的自然的驱使的，失败是必然的。但这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女性在从个体意义上追求生命各种本能欲望的过程中处于不成熟的阶段。
4. 梅吉·克利里
梅吉，菲奥娜的女儿，在与其母亲相似的经历中表现出了更多的是抗争与坚强。梅吉坚定不屈、倔强的性格从小就体现出来。面对修女藤条抽打的耻辱和痛楚，她却昂首挺胸，对身旁小姑娘们的窃窃私语充耳不闻似有点像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梅吉美丽、纯真、善良，这种种品性足以引起人们对她的怜爱。拉尔夫，作为男权代表，爱的正是他认为的“她的完美无暇的女性的性格，温良内向而又极其坚强。”（麦卡洛，2002：106）“不是一个叛逆者，相反，她将毕生顺从，不越女性命运雷池一步。”（麦卡洛，2002：304）然而，长大的梅吉并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她热烈地表达着自己对他的爱，那么的真诚、毫无掩饰。她具有一种清纯自然的美，仿佛未经雕琢的美玉，洁白无暇。在她身上体现了人类对纯真和美好天性的向往与追求。相比之下，这位温文而雅的神父却虚伪得多。诚然他是爱梅吉的，但为了他那“神圣的”教士职位，男人的权利意识让他欲爱不能、欲罢不能。拉尔夫是个矛盾体，他首先是个男人，有着人类最原始的爱的渴求，他深爱着梅吉，但传统的男性意识让他必须舍去爱情去追求他至高无上的权利。正如男性成员的另一代表卢克说的：“没有一个女人，哪怕是梅吉这样漂亮的女人，足以对他产生力量（麦卡洛，2002：304）”。他们居于支配者的地位，不受任何约束，不会让女人与他们平起平坐。他们生活的重心是自己与工作。
在德罗海达，那个象征精神家园的土地，自划一圈，妇女运动、女权思想还未能吹到那里。在这片土壤长大的梅吉，毕竟还是父权文化的产儿，无法逃避主流意识对她的影响，在她争取自主身份的同时，不时暴露出自己传统守旧的一面。她对男人拥有钱财、房屋、老婆和孩子的权力从未产生过疑问。所以当卢克要求把她的财产归为己有时，她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一结婚，我的东西自然就归你所有了。”（麦卡洛，2002：305）但我们应当看到的是梅吉在不可避免地传承了上代赋予女性地位思想同时，骨子的那份叛逆、不屈正在渐渐蔓延、膨胀。她得不到拉尔夫，便嫁给了与拉尔夫相像的卢克；她想要孩子，便使尽手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反传统的梅吉，几千年来女人都是作为男人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卢克—— 一个男人却成了她生育的工具，在某种程度来说，表现了女性明显的反叛意识。她们要让男人成为她们的从属品，两性关系此时仍是处于对立的，文明未能在这对立中获得进步。小说中写到他们的儿子戴恩同样选择把自己交给上帝以及后来在救人中溺水身亡时，梅吉彻底感到了命运的不可抵抗性。梅吉受着内心最原始的动力去追求那最基本的人性的权力却不可得，演绎的始终是一场悲剧。
这一阶段的女性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但她们骨子里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时不时撞击着她们新生的自主意识。所以这一时期的矛盾与冲突显得异常激烈，使得妇女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触及根部的冲击。
在玛丽、菲奥娜、梅吉几代女性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优雅笑容里的眼泪，来不及盛放就凋谢的灵魂，短暂欢乐之后无尽的忍耐。但我们应看到的是这种摆脱依附，恢复自主的独立意识愈来愈强烈，到朱丝婷，这位克利里家族第三代女人身上表现得更为透彻。
5. 朱丝婷·克利里
朱丝婷，梅吉的女儿，从小就表现出强烈的个性与自主，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让她“咧嘴笑笑”，成人后，她想做演员就去做演员，没有任何东西可阻挡她。她充满自信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比她的上两代女人来说，要有着幸福得多的自主权。诚然，这也是由于她身处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喧嚣尘上，女人可与男人一样地工作的宽松的大气候有关。她不想被男人束缚，在有意无意中扼制自己的情感，这使得她的性格有点古怪。但在经历戴恩死后面对真诚爱她，尊重她的雷纳，她终于确立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找到自己情感的归宿。朱丝婷的人生经历表现了新一代女性对恋爱婚姻的新态度以及在现代社会里寻求自我过程中的矛盾心理。
6. 结束语
《荆棘鸟》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呈现出女性自主意识成长的清晰的发展脉络。以玛丽·卡森和菲奥娜·克利里为代表的第一代女性形象，是处于受男权社会欺凌摆布而步入极端变态或牺牲自己来反抗的阶段，作者麦考琳在书中表现出对这一代女性命运的是同情与无奈；其次是以梅吉·克利里为代表的有意识的，跳出男性社会传统习规，反其道而为之的叛逆阶段；最后是以朱丝婷为代表的克服了上代的缺陷而成为自尊、自爱、自强的成熟女性，建构了新的女性价值。
那么，女性如何实现全面的人生价值？在朱丝婷的经历中，我们认识到妇女解放不仅意味着女人的解放也意味着男性思想的解放乃至全人类的解放。朱丝婷一开始表现出女性强烈的独立和自主，但过于偏激，她不相信感情拒绝婚姻。但经历戴恩的死及雷纳对她价值观的尊重，她终于卸掉身心上的包袱，与雷纳幸福地结合，由此也达到了女性与男性和谐的理想境界，突破了女性文学的传统结局。在这里，表现出作者对妇女解放运动概念的深刻认识。
三代人四位女性的人生历程概括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女性追求独立、把握自身命运、寻求幸福的变迁过程。只有男性或女性单方面成熟和统辖的社会是不完整的、畸形的社会，有无法摆脱的落后性和局限性，要求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充分发掘女性的潜力。事实上，女性自我意识的确立、发展与自主命运的过程也就是人类两性间寻求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存的途径，从而提升了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
参考文献
考琳·麦卡洛. 荆棘鸟[M]. 曾胡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6，72，106，136，262-263，304-305.
文学报. 1989，3-16.
关键词：女性命运；男性社会；和谐共存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8)12-0148-4
1. 引言
《荆棘鸟》讲述的是克利里家族传奇式的家世史。故事开始于20世纪初叶，结束于半个多世纪以后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女主人公梅吉和神父拉尔夫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描写了克利里一家三代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历程。作者考琳·麦卡洛试图通过克利里家的沧桑和感情历程揭示这样一个道理：真正的爱和一切美好的东西是需要以难以想象的代价去换取的。作品主要写的是梅吉与拉尔夫之间那场刻骨铭心的爱情，但真正让人久未能释卷，深思凝眸地却是三代人四位女性一生的命运。正如作为题记及小说结尾的那个凄婉的传说所写的那样：“鸟儿胸前带着荆棘，它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她被不知其名的东西刺穿身体，被驱赶着，歌唱着死去……只是唱着，唱着，直到生命耗尽……但是，当我们把棘刺扎进胸膛时，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依然把棘刺扎进胸膛。”（麦卡洛，2002：6）这正是她们一生命运的写照，以难以想象的代价去换取她们所追求的自身存在的价值，最后带着爱与恨“歌唱着死去”，美得悲壮、美得凄凉。
在漫长的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男性至上的社会体系中，作为“第二性”（波伏娃语）的女性常常以美貌、忠贞与温驯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直接服务于男性中心文化的屈从地位。即使是最完美的女性也摆脱不了成为一个空虚的偶像，在娱乐中作为欣赏对象，在战争中作为财富象征的悲惨命运。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背负着千年精神枷锁的女性在蒙昧中渐渐觉醒，在窒息中不断挣扎，不屈于男权下规定成习的命运。她们的独立意识愈来愈强烈，作为一个人的女性，开始追求独立的人格，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与爱憎。瓦西列夫曾指出：“女性同男性的智慧不相上下，差别只在于：女性的智慧是美的智慧，男性的智慧是深沉的智慧，这只不过是崇高的另一种表现。”（转引自《文学报》，1989）这种女性意识与男权文化的冲突成为20世纪西方女性文学的重要题材，她们描写追求自立、与命运抗争的女性与男权文化的冲突以及女性的失败。卡林·麦卡洛笔下的四位女性：玛丽·卡森、菲奥娜·克利里、梅吉及朱丝婷以其各自不同却又因同是女人而无法摆脱的情感纠缠以及所带给自己必须面对的命运采取的不同态度，揭示了女性在探索、追求自我价值及作为人的种种基本权利的艰难坎坷中表现出来的矛盾、迷茫而又不屈，留下的是对女性如何寻求自主命运的重要思考。
2. 玛丽·卡森
玛丽·卡森无疑是个有心计的女人，一个靠嫁有钱人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女人的典型。这个在年轻时“凭着一张脸、一个身子和一个聪明的头脑抓到了阔老儿迈克尔·卡森”（麦卡洛，2002：72）而后又孀居33年、无子但获得一千三百万镑遗产的65岁老妇。为保住那份财产以及她得之不易的在基博兰皇后般的地位，她拒绝男人、弃绝肉欲，“宁愿舞权弄势”，享受着以我为中心的高高在上的优越地位。但这些都是以青春和幸福为代价换来的。因为如果她再次成为某个人的妻子，她得把一切的控制权交给那个人，这是她所不愿看到的。可是当她面对有着“高高身材和匀称的体魄，英俊的富于贵族气派容貌”的这个比她小27岁的神父拉尔夫时，她跌入了一场不可得到的爱情之中。面对拉尔夫的不经意的冷漠甚而透露出来的那份对她的厌恶与鄙视，她痛苦而又不甘。畸形，甚而变态的爱恋一点一点地吞噬着她的灵魂，让她变得令人厌恶地恐怖。她恨自己已逝的青春容颜，但她了解拉尔夫，知道他的弱点，她要以她唯一所有的财产去诱惑拉尔夫，要让这个男人臣服于自己，所以她对他说：“你首先是个男人，拉尔夫·布里克萨特！当教士使你感到安全……”“你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男子。你用你的英俊当面嘲弄我们，蔑视我们的愚蠢，我会让你尝尝自己弱点的苦果，我会让你像任何一个描眉涂唇的妓女一样出卖自己。”（麦卡洛，2002：136）此时她仿佛是受压抑的女性代言人，用最恶毒的语言向这个男权的代表渲泄着内心的不平与愤恨，但似乎又是那么的苍白与无助。她的盛势、她的独立、她在男人中不可动摇的地位是用她30年的青春所换取的。
玛丽·卡森这个老女人的形象的确让人厌恶、恶心，却也令人同情。她不想成为男人的附庸，用自己的枯寂生活和情感折磨为代价，最终却让自己成为孤僻、为人厌恶的老妇人，显得异常地沉重与压抑。但19世纪初，在女权主义还未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背景下，证实了这一“女性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恩格斯语）。
3. 菲奥娜·克利里
如果说玛丽·卡森的形象在表现自己的女性意识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濒于极端的变态，对人的厌恶多于同情的话，那么与她处于同一阶段的另一人物菲奥娜·克利里一生的命运却是令人伤感与同情的。
女人总是与爱情连在一起的，而她们的命运也常常因此而改变。美丽、端庄、有着良好出身的菲奥娜爱上一个已婚、有显赫地位的政治家并为他有了一个孩子弗兰克。这于她的家族，于当时整个社会是不容的，是被斥为伤风败俗的。但年轻的菲奥娜是叛逆的，为了那份爱顶着舆论压力怀上孩子，显示出其性格的倔强。在她被迫嫁给一个她不爱的剪羊毛工此后的几十年的生活中，她封闭着自己的情感，把对那个男人的爱转移到儿子弗兰克身上，背着情感的债，用沉默对世俗进行无言无奈地抵抗。只是这种抵抗显得是那么的微弱与单薄，而她的一切情感也渐渐被磨平了。整个人生毫无生气、了然无味。贞洁、娴淑、安分守己是当时社会所给予女性特定的身份特征，她们只能驯服地接受所被施予的。对于她们提出的哪怕是一点点的自然的愿望与要求都是不允许的，而对此她们稍微做出的抗争便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是忤逆的。这种痛苦是没人能体会得到的，这种痛苦使得菲奥娜不得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甚而认为做女人是一个悲剧。“什么是女儿？她只能使你回想起痛苦，她只是一个人年轻时的变体……我竭力忘掉我有一个女儿……”（麦卡洛，2002：263）哀莫大于心死，女人的情感依附在男人身上，为男人生，为男人死。在菲奥娜身上看到的是女性主体中情感极其脆弱的一面。正如书中借拉尔夫之口说：“她就像是一座灯塔，每一次那强烈的情感——这情感多得无法容纳——在她的心中复苏的时候，都要闪出哀痛之光，这是一道炫目的光，便是随后长时间的寂灭。”（麦卡洛，2002：262）
至此，此阶段的女性在女性毫无言权的时代背景中，她们的抗争是无意识的，是受着情感的自然的驱使的，失败是必然的。但这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女性在从个体意义上追求生命各种本能欲望的过程中处于不成熟的阶段。
4. 梅吉·克利里
梅吉，菲奥娜的女儿，在与其母亲相似的经历中表现出了更多的是抗争与坚强。梅吉坚定不屈、倔强的性格从小就体现出来。面对修女藤条抽打的耻辱和痛楚，她却昂首挺胸，对身旁小姑娘们的窃窃私语充耳不闻似有点像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梅吉美丽、纯真、善良，这种种品性足以引起人们对她的怜爱。拉尔夫，作为男权代表，爱的正是他认为的“她的完美无暇的女性的性格，温良内向而又极其坚强。”（麦卡洛，2002：106）“不是一个叛逆者，相反，她将毕生顺从，不越女性命运雷池一步。”（麦卡洛，2002：304）然而，长大的梅吉并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她热烈地表达着自己对他的爱，那么的真诚、毫无掩饰。她具有一种清纯自然的美，仿佛未经雕琢的美玉，洁白无暇。在她身上体现了人类对纯真和美好天性的向往与追求。相比之下，这位温文而雅的神父却虚伪得多。诚然他是爱梅吉的，但为了他那“神圣的”教士职位，男人的权利意识让他欲爱不能、欲罢不能。拉尔夫是个矛盾体，他首先是个男人，有着人类最原始的爱的渴求，他深爱着梅吉，但传统的男性意识让他必须舍去爱情去追求他至高无上的权利。正如男性成员的另一代表卢克说的：“没有一个女人，哪怕是梅吉这样漂亮的女人，足以对他产生力量（麦卡洛，2002：304）”。他们居于支配者的地位，不受任何约束，不会让女人与他们平起平坐。他们生活的重心是自己与工作。
在德罗海达，那个象征精神家园的土地，自划一圈，妇女运动、女权思想还未能吹到那里。在这片土壤长大的梅吉，毕竟还是父权文化的产儿，无法逃避主流意识对她的影响，在她争取自主身份的同时，不时暴露出自己传统守旧的一面。她对男人拥有钱财、房屋、老婆和孩子的权力从未产生过疑问。所以当卢克要求把她的财产归为己有时，她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一结婚，我的东西自然就归你所有了。”（麦卡洛，2002：305）但我们应当看到的是梅吉在不可避免地传承了上代赋予女性地位思想同时，骨子的那份叛逆、不屈正在渐渐蔓延、膨胀。她得不到拉尔夫，便嫁给了与拉尔夫相像的卢克；她想要孩子，便使尽手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反传统的梅吉，几千年来女人都是作为男人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卢克—— 一个男人却成了她生育的工具，在某种程度来说，表现了女性明显的反叛意识。她们要让男人成为她们的从属品，两性关系此时仍是处于对立的，文明未能在这对立中获得进步。小说中写到他们的儿子戴恩同样选择把自己交给上帝以及后来在救人中溺水身亡时，梅吉彻底感到了命运的不可抵抗性。梅吉受着内心最原始的动力去追求那最基本的人性的权力却不可得，演绎的始终是一场悲剧。
这一阶段的女性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但她们骨子里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时不时撞击着她们新生的自主意识。所以这一时期的矛盾与冲突显得异常激烈，使得妇女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触及根部的冲击。
在玛丽、菲奥娜、梅吉几代女性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优雅笑容里的眼泪，来不及盛放就凋谢的灵魂，短暂欢乐之后无尽的忍耐。但我们应看到的是这种摆脱依附，恢复自主的独立意识愈来愈强烈，到朱丝婷，这位克利里家族第三代女人身上表现得更为透彻。
5. 朱丝婷·克利里
朱丝婷，梅吉的女儿，从小就表现出强烈的个性与自主，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让她“咧嘴笑笑”，成人后，她想做演员就去做演员，没有任何东西可阻挡她。她充满自信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比她的上两代女人来说，要有着幸福得多的自主权。诚然，这也是由于她身处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喧嚣尘上，女人可与男人一样地工作的宽松的大气候有关。她不想被男人束缚，在有意无意中扼制自己的情感，这使得她的性格有点古怪。但在经历戴恩死后面对真诚爱她，尊重她的雷纳，她终于确立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找到自己情感的归宿。朱丝婷的人生经历表现了新一代女性对恋爱婚姻的新态度以及在现代社会里寻求自我过程中的矛盾心理。
6. 结束语
《荆棘鸟》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呈现出女性自主意识成长的清晰的发展脉络。以玛丽·卡森和菲奥娜·克利里为代表的第一代女性形象，是处于受男权社会欺凌摆布而步入极端变态或牺牲自己来反抗的阶段，作者麦考琳在书中表现出对这一代女性命运的是同情与无奈；其次是以梅吉·克利里为代表的有意识的，跳出男性社会传统习规，反其道而为之的叛逆阶段；最后是以朱丝婷为代表的克服了上代的缺陷而成为自尊、自爱、自强的成熟女性，建构了新的女性价值。
那么，女性如何实现全面的人生价值？在朱丝婷的经历中，我们认识到妇女解放不仅意味着女人的解放也意味着男性思想的解放乃至全人类的解放。朱丝婷一开始表现出女性强烈的独立和自主，但过于偏激，她不相信感情拒绝婚姻。但经历戴恩的死及雷纳对她价值观的尊重，她终于卸掉身心上的包袱，与雷纳幸福地结合，由此也达到了女性与男性和谐的理想境界，突破了女性文学的传统结局。在这里，表现出作者对妇女解放运动概念的深刻认识。
三代人四位女性的人生历程概括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女性追求独立、把握自身命运、寻求幸福的变迁过程。只有男性或女性单方面成熟和统辖的社会是不完整的、畸形的社会，有无法摆脱的落后性和局限性，要求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充分发掘女性的潜力。事实上，女性自我意识的确立、发展与自主命运的过程也就是人类两性间寻求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存的途径，从而提升了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
参考文献
考琳·麦卡洛. 荆棘鸟[M]. 曾胡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6，72，106，136，262-263，304-305.
文学报. 1989，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