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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张恨水，一个是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虽然他们是安徽同乡，都关注积贫积弱的中国命运，然而，1938年以前，他们却未曾见过面。
张恨水曾力挺陈独秀
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此时，抗日烽火已燃遍祖国大地。此时，陈独秀的政治态度已有所改变：一、支持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二、赞成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抗击日寇。但是，国民党对这个昔日的死对头仍然耿耿于怀，丝毫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共产党似乎也对他关闭了大门。
很多朋友为出狱的陈独秀设计了未来：到武汉大学教书；去香港；去美国。
陈独秀一一婉拒，他坚定地说：“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他选择了在重庆远郊的江津定居。
1938年初夏，陈独秀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的竞选，却落选了。这是国民党从中作梗，因为蒋介石此前曾要陈独秀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为他们装点门面，被陈独秀严词拒绝。而他主动竞选参政员，是想在参政会这个舞台上，公开揭露国民政府的种种弊端。但国民党却不给他这个机会。
就在陈独秀感到郁闷的时刻，传来了张恨水对他的宽慰和同情。
张恨水为此事写了一篇杂文：《哀陈独秀——兼及高语罕》，刊登在重庆《新民报》1938年6月22日副刊《最后关头》上。张恨水言辞恳切地写道：“敢以老乡资格告陈、高两先生日：当参政而有补于国，当参政可也。当参政而不能有补于国，抑或甚焉，则必不可当参政矣。”
陈独秀读了这篇文章后，想必一定会感到欣慰，因为，张恨水这篇文章表达了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见识；同时，也表达了张恨水对国民政府出此下策的抱怨。
张恨水敬重陈独秀由来已久，1919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在上海的张恨水“亲眼看到许多热烈的情形”。回到安徽芜湖后，张恨水在《皖江报》上创办了介绍五四运动的周刊；还以芜湖人民的爱国行动为题材，创作了小说《皖江潮》。后来，张恨水听说陈独秀担任了北大文科学长，毅然辞去《皖江报》总编的职务，只身奔赴北京求学，但因经济拮据，“决不让我有时间再去（北大）读书了”。如此一来，张恨水便丢掉了去北大求学的机会。
1937年冬，王明、康生给陈独秀戴上汉奸的帽子，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关注陈独秀行止的张恨水立即出来辩诬，他写了一篇《论陈独秀》的文章，发表在1938年3月25目的重庆《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上。文章写道：“要说他是汉奸，那为天地间的公道而说话，我断言那是冤枉。”文章结尾的一句话说出了他的感慨：“对任何人要加以打击，就把‘汉奸’两字拿出来利用，这是一种不聪明的举动。”
1938年二人才首次见面
1938年7月2日下午4时，陈独秀、潘兰珍夫妇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
次日晚，张恨水特意在一酒楼定了一桌酒席，为陈独秀及夫人接风洗尘，应邀作陪的有高语罕、周钦岳、张慧剑等。这是陈、张二人的首次会见。陈独秀给张恨水的印象是：“先生已六旬，慈祥照人，火候尽除。面青癯，微有髭，发斑白。身衣一旧袍，萧然步行。”席间，陈独秀极为兴奋，“议论纵横，畅谈文艺”。张恨水知道“先生早讳言政治思想矣”，但抗战救国是他们共同的话题。
陈独秀来重庆后，“门生故旧视为不祥物，无近之者”，张恨水却时常登门拜访。
1938年8月初，在重庆市区某街口，陈独秀与张恨水不期而遇。陈独秀对张恨水说：“我马上就要到江津定居去了。”张恨水听了感到愕然。他知道，江津在重庆的远郊，沿江而上约九十公里水路，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难与重庆相比。张恨水不解地问道：“为何要去那种小地方呢？”陈独秀沉吟片刻，说：“重庆物价太高，不是过日子的地方；更何况这里天气实在闷热得厉害，我这个高血压病人很难忍受。”
张恨水清楚，陈独秀生活拮据是事实，但真正迫使他离开全国抗战的神经中枢——重庆的原因，是陪都的政治气候令他窒息。张恨水也不知该如何安慰，他们伫立街头，长叙达半个多小时。握别时陈独秀说：“等亡了国，我就披发入山。”张恨水劝道：“先生太消极了。”
8月3日，陈独秀乘轮船逆长江西行，四个多小时后到达江津。他先住在东门郭家公馆，后又迁往大西门黄荆街八十三号。夫妇俩主要靠北大同学会的资助维持生活。北大同学会还派罗汉来关照他们，不时从重庆送来钱物。后来，罗汉在重庆轰炸中失踪了，北大同学会又派何之瑜来照顾陈独秀夫妇，另外也有些至爱亲朋不时接济他们，而国民党以及共产党方面送来的钱款，陈独秀则一概拒之门外。
陈独秀在江津，偶尔写写文章，换点稿酬补贴家用，内容主要集中在民主与专制，战争与革命，以及和这两个问题相关的中国与世界前途问题。另外，还有大量文字学方面的研究著述。文稿发表了一些，由于政治原因未能刊出的也不少，令这位昔日的文化领袖怅然万分。
有一天，张恨水在《新民报》编辑部读到一篇陈独秀未发表的文章，便与报社同人议论起来。不久，他便在1942年1月20日重庆《新民报》副刊《上下古今谈》上撰文说：“我们几个耍笔杆子的后生小子，对陈先生的老境如此，是相当同情的。”在文中，张恨水一方面敬佩他的精神，一方面又劝慰他：“陈先生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及有所不为的精神，虽都可佩服，但陈先生不也是一个文学家吗？便是仅在文字学一方面，也有他许多独特的见解。谈谈这个，也未尝不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也可以说是对人类），何必一定要说‘那一套’？何必一定要做悲剧的主角？”
“我们真不解陈先生何以把‘五四’以来那番精神都用到政治上去了。做一个胡适，做一个傅斯年，做一个郭沫若，又怎么样了不起？做一个鲁迅，做一个章太炎，未尝也就有愧此生吧？听说陈先生健康大不如昔，而脾气还是这样大，我们为这位息影的老文化尊师，深为念惜。”
张恨水一直牵挂着陈独秀，因为高语罕也住在江津，高语罕也不时向《新民报》张慧剑主编的副刊投稿。如因事下重庆，他一定会来编辑部坐一坐。《新民报》的同人以及老板陈铭德，都把教育家、学者高语罕尊为上宾。张恨水便是从与高语罕的交谈中，了解陈独秀情况的。
1941年冬，陈独秀因牙病从江津乡间来到重庆宽仁医院就医，住的是三等病房。这次陈独秀赴渝治病，来去匆匆，未惊动诸多好友。张恨水后来听说此事，为未能前往医院探视而深感惋惜，因为，半年后陈独秀就去世了。
陈独秀一生都在为改变中国的命运、为献身自己的事业而奔波忙碌，心无旁骛，但20世纪30年代，一个家喻户晓、红遍中国的作家张恨水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为安徽出了这样一位才子而兴高采烈。他认为，张恨水的通俗小说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与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不可同日而语。
定居江津后，陈独秀时常阅读《新民报》，张恨水发表在重庆《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上下古今谈》上的短论、杂文、小品等，他都仔细阅读，为张恨水深厚的古文功底、渊博的历史知识而折服。
邢大军据《中华传奇·月末版》颜坤琰/文 整理
张恨水曾力挺陈独秀
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此时，抗日烽火已燃遍祖国大地。此时，陈独秀的政治态度已有所改变：一、支持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二、赞成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抗击日寇。但是，国民党对这个昔日的死对头仍然耿耿于怀，丝毫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共产党似乎也对他关闭了大门。
很多朋友为出狱的陈独秀设计了未来：到武汉大学教书；去香港；去美国。
陈独秀一一婉拒，他坚定地说：“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他选择了在重庆远郊的江津定居。
1938年初夏，陈独秀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的竞选，却落选了。这是国民党从中作梗，因为蒋介石此前曾要陈独秀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为他们装点门面，被陈独秀严词拒绝。而他主动竞选参政员，是想在参政会这个舞台上，公开揭露国民政府的种种弊端。但国民党却不给他这个机会。
就在陈独秀感到郁闷的时刻，传来了张恨水对他的宽慰和同情。
张恨水为此事写了一篇杂文：《哀陈独秀——兼及高语罕》，刊登在重庆《新民报》1938年6月22日副刊《最后关头》上。张恨水言辞恳切地写道：“敢以老乡资格告陈、高两先生日：当参政而有补于国，当参政可也。当参政而不能有补于国，抑或甚焉，则必不可当参政矣。”
陈独秀读了这篇文章后，想必一定会感到欣慰，因为，张恨水这篇文章表达了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见识；同时，也表达了张恨水对国民政府出此下策的抱怨。
张恨水敬重陈独秀由来已久，1919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在上海的张恨水“亲眼看到许多热烈的情形”。回到安徽芜湖后，张恨水在《皖江报》上创办了介绍五四运动的周刊；还以芜湖人民的爱国行动为题材，创作了小说《皖江潮》。后来，张恨水听说陈独秀担任了北大文科学长，毅然辞去《皖江报》总编的职务，只身奔赴北京求学，但因经济拮据，“决不让我有时间再去（北大）读书了”。如此一来，张恨水便丢掉了去北大求学的机会。
1937年冬，王明、康生给陈独秀戴上汉奸的帽子，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关注陈独秀行止的张恨水立即出来辩诬，他写了一篇《论陈独秀》的文章，发表在1938年3月25目的重庆《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上。文章写道：“要说他是汉奸，那为天地间的公道而说话，我断言那是冤枉。”文章结尾的一句话说出了他的感慨：“对任何人要加以打击，就把‘汉奸’两字拿出来利用，这是一种不聪明的举动。”
1938年二人才首次见面
1938年7月2日下午4时，陈独秀、潘兰珍夫妇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
次日晚，张恨水特意在一酒楼定了一桌酒席，为陈独秀及夫人接风洗尘，应邀作陪的有高语罕、周钦岳、张慧剑等。这是陈、张二人的首次会见。陈独秀给张恨水的印象是：“先生已六旬，慈祥照人，火候尽除。面青癯，微有髭，发斑白。身衣一旧袍，萧然步行。”席间，陈独秀极为兴奋，“议论纵横，畅谈文艺”。张恨水知道“先生早讳言政治思想矣”，但抗战救国是他们共同的话题。
陈独秀来重庆后，“门生故旧视为不祥物，无近之者”，张恨水却时常登门拜访。
1938年8月初，在重庆市区某街口，陈独秀与张恨水不期而遇。陈独秀对张恨水说：“我马上就要到江津定居去了。”张恨水听了感到愕然。他知道，江津在重庆的远郊，沿江而上约九十公里水路，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难与重庆相比。张恨水不解地问道：“为何要去那种小地方呢？”陈独秀沉吟片刻，说：“重庆物价太高，不是过日子的地方；更何况这里天气实在闷热得厉害，我这个高血压病人很难忍受。”
张恨水清楚，陈独秀生活拮据是事实，但真正迫使他离开全国抗战的神经中枢——重庆的原因，是陪都的政治气候令他窒息。张恨水也不知该如何安慰，他们伫立街头，长叙达半个多小时。握别时陈独秀说：“等亡了国，我就披发入山。”张恨水劝道：“先生太消极了。”
8月3日，陈独秀乘轮船逆长江西行，四个多小时后到达江津。他先住在东门郭家公馆，后又迁往大西门黄荆街八十三号。夫妇俩主要靠北大同学会的资助维持生活。北大同学会还派罗汉来关照他们，不时从重庆送来钱物。后来，罗汉在重庆轰炸中失踪了，北大同学会又派何之瑜来照顾陈独秀夫妇，另外也有些至爱亲朋不时接济他们，而国民党以及共产党方面送来的钱款，陈独秀则一概拒之门外。
陈独秀在江津，偶尔写写文章，换点稿酬补贴家用，内容主要集中在民主与专制，战争与革命，以及和这两个问题相关的中国与世界前途问题。另外，还有大量文字学方面的研究著述。文稿发表了一些，由于政治原因未能刊出的也不少，令这位昔日的文化领袖怅然万分。
有一天，张恨水在《新民报》编辑部读到一篇陈独秀未发表的文章，便与报社同人议论起来。不久，他便在1942年1月20日重庆《新民报》副刊《上下古今谈》上撰文说：“我们几个耍笔杆子的后生小子，对陈先生的老境如此，是相当同情的。”在文中，张恨水一方面敬佩他的精神，一方面又劝慰他：“陈先生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及有所不为的精神，虽都可佩服，但陈先生不也是一个文学家吗？便是仅在文字学一方面，也有他许多独特的见解。谈谈这个，也未尝不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也可以说是对人类），何必一定要说‘那一套’？何必一定要做悲剧的主角？”
“我们真不解陈先生何以把‘五四’以来那番精神都用到政治上去了。做一个胡适，做一个傅斯年，做一个郭沫若，又怎么样了不起？做一个鲁迅，做一个章太炎，未尝也就有愧此生吧？听说陈先生健康大不如昔，而脾气还是这样大，我们为这位息影的老文化尊师，深为念惜。”
张恨水一直牵挂着陈独秀，因为高语罕也住在江津，高语罕也不时向《新民报》张慧剑主编的副刊投稿。如因事下重庆，他一定会来编辑部坐一坐。《新民报》的同人以及老板陈铭德，都把教育家、学者高语罕尊为上宾。张恨水便是从与高语罕的交谈中，了解陈独秀情况的。
1941年冬，陈独秀因牙病从江津乡间来到重庆宽仁医院就医，住的是三等病房。这次陈独秀赴渝治病，来去匆匆，未惊动诸多好友。张恨水后来听说此事，为未能前往医院探视而深感惋惜，因为，半年后陈独秀就去世了。
陈独秀一生都在为改变中国的命运、为献身自己的事业而奔波忙碌，心无旁骛，但20世纪30年代，一个家喻户晓、红遍中国的作家张恨水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为安徽出了这样一位才子而兴高采烈。他认为，张恨水的通俗小说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与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不可同日而语。
定居江津后，陈独秀时常阅读《新民报》，张恨水发表在重庆《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上下古今谈》上的短论、杂文、小品等，他都仔细阅读，为张恨水深厚的古文功底、渊博的历史知识而折服。
邢大军据《中华传奇·月末版》颜坤琰/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