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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广东河源市和平县阳明镇丰道村兴隆坝街不时传出抑扬的曲乐声和嘹亮的歌声，刚过完108岁的生日、广东唯一健在的淞沪抗战十九路军老战士黄胜庸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战场逸事。据黄胜庸回忆，1932年1月28日，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任少尉副官的他亲身经历了“一·二八”凇沪抗战，曾与日军相距10米对射。在一次战斗中，几颗子弹从战壕外突然射入黄胜庸的裤裆，所幸子弹未伤及皮肉而将其裤裆射出了好几个洞。黄胜庸说，十九路军将士浴血奋战了33天，打破了日军侵占上海的美梦。
在上海郊区构筑工事
81年前，1932年1月，刚满27岁的黄胜庸，作别妻子老小，跟着叔父、十九路军60师119旅3团团长黄汉廷，和数百名年富力强的乡亲兼战友，向遥远的江南开拔。
黄胜庸并非新兵蛋子。早在1927年到1928年间，他就曾在第十九路军60师119旅3团服役，常常来往粤港两地。十九路军在组建前，兵员匮乏，担任营长的黄汉廷回到家乡和平县招募士兵，约有300名同乡响应。这其中，就有黄胜庸。不久，黄汉廷升任团长，黄胜庸担任少尉团副。因为和团长是叔侄关系，他比较自由，常常往返于粤港两地做点小生意，同时，也为军队采购枪支弹药。3团先驻防在苏州无锡常州一带。“一·二八”事变骤起，他们奉命调赴上海前线增援，在上海郊区大场构筑工事，并担任浏河的警戒。十九路军是一支地方军，人数少，装备也差，所用武器多为广东造的七九式（单响）步枪和汉阳造轻机枪，高射机枪在他们那里算是比较先进的装备了。事隔80余年，黄胜庸依然记得，在战场上和日军一接触，马上明白对方装备的先进与精良：“日本鬼子厉害，他们有飞机！”除了飞机，日军还有坦克、车炮等重型武器。
命悬一线逃过鬼门关
黄胜庸和战友们在战壕里与虎视眈眈的日军对峙了33天。这33天里，他们没有洗过澡，没有换过衣服，没有离开过寒冷的战壕。累了，就地打个盹，枪声一响，炸弹从飞机上一落，立马把充满血丝的眼睛瞪得溜圆。
“当时在战场上想些什么？”“我当时也没想太多。家人，也想得不多。”黄胜庸张着没牙的嘴说，“就是随时待命，敌人来了，拿起枪就打。”
“在战场上，随时有可能没命，您怕吗？”此次同行采访的一些记者问道。黄胜庸笑了。“没那么可怕，也没什么好怕！”他一挥手，仍有军人的气势，“战场上，炸中了，那是该死；没炸中，是幸运。反正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然而，即便黄胜庸再豁达，每每回忆起九连长黄谨和上士班长黄振民等8人的牺牲，他的眼眶里泪花闪烁，起伏着的心口，透露出难以掩饰的激动。
“好惨。”黄胜庸喃喃地说，手一指大约10米外的单车，“大概就在那么远的地方，50磅重的炸弹，呼啸着掉下来，把他们都炸没了。”黄谨被猛烈的机关枪击中，倒在战壕里。黄振民带了8个战士冒着敌人的机枪扫射和飞机轰炸的危险前往营救，但他们跑出自己的防守阵地没多久，就被敌机发现，向他们又扔下一颗炸弹……一天，在战斗中，黄胜庸正要朝日军射击，“没想到敌人的机关枪比我的枪响得快，突然向我扫射过来”。此时的黄胜庸是命悬一线，战友们都以为他见阎王了，结果子弹只是从他的裆下穿过，裤子被打穿了好几个洞，人却毫发未损。黄胜庸并不记得自己打死打伤过几个日本鬼子，只记得，他端起枪来扫射，就有鬼子软倒在泥地上。几场恶战下来，3团为国捐躯者105名，其中和平籍官兵48名。
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让日军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日军三易其将，三次增兵，以至于双方签订停战协议时，日军坚持要把十九路军这根“眼钉肉刺”挤出上海。黄胜庸跟战友们只得坐船回到福建。没过多久，部队解散了，他解甲归田，回到了和平县老家，他的军旅生涯，也暂告一段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9年起，抗日老兵黄胜庸，以“在野”商人的身份，多次为抗日的东江游击队输送药材、竹帽、枪支、子弹等物资，为抗击日军继续建功，
解放后曾回淞沪战场凭吊
解放后，黄胜庸曾回过上海淞沪战场凭吊。采访中，黄胜庸已不愿意回忆当时心里的感受。
以前行动方便时，每年清明节，老人都会前往和平县城东山南坡凇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拜祭。其儿子黄义桐向我们描述了他陪同年迈体衰的父亲去祭拜时的情景：在巍巍纪念碑前，老人献过鲜花，敬过标准的军礼后，常常长时间伫立，泪流满面。这座淞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是黄汉廷于1933年5月倡议和平全县各界募捐而创建的。这是全国最早的淞沪抗战纪念碑。
战场上抵御过入侵的日寇，是黄胜庸老人一生的荣光。儿女小时候，黄胜庸常常给他们讲这段旧事。也许受他的影响，4个儿子，3个都参了军，大儿子黄林桐是东江纵队队员，曾参加解放老隆、河源战役，去年去世，享年81岁。
除了参加抗战的经历外，老人另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长寿。108岁的高龄，耳聪目明。2年前，还能独自行走。黄义桐说，老人现在每天还抽一包烟，喜欢吃肉。“早些年，一天能吃1斤多肉，肉用高压锅蒸。现在少些，也有7两左右。现在牙掉光了。老人另外一个嗜好就是好饮茶，特别喜欢喝碧螺春，有助于消化。”也许，经历过命悬一线的战争，平和的心态才是老人长寿的秘诀。
邢大军据《广州日报》、《河源日报》整理
在上海郊区构筑工事
81年前，1932年1月，刚满27岁的黄胜庸，作别妻子老小，跟着叔父、十九路军60师119旅3团团长黄汉廷，和数百名年富力强的乡亲兼战友，向遥远的江南开拔。
黄胜庸并非新兵蛋子。早在1927年到1928年间，他就曾在第十九路军60师119旅3团服役，常常来往粤港两地。十九路军在组建前，兵员匮乏，担任营长的黄汉廷回到家乡和平县招募士兵，约有300名同乡响应。这其中，就有黄胜庸。不久，黄汉廷升任团长，黄胜庸担任少尉团副。因为和团长是叔侄关系，他比较自由，常常往返于粤港两地做点小生意，同时，也为军队采购枪支弹药。3团先驻防在苏州无锡常州一带。“一·二八”事变骤起，他们奉命调赴上海前线增援，在上海郊区大场构筑工事，并担任浏河的警戒。十九路军是一支地方军，人数少，装备也差，所用武器多为广东造的七九式（单响）步枪和汉阳造轻机枪，高射机枪在他们那里算是比较先进的装备了。事隔80余年，黄胜庸依然记得，在战场上和日军一接触，马上明白对方装备的先进与精良：“日本鬼子厉害，他们有飞机！”除了飞机，日军还有坦克、车炮等重型武器。
命悬一线逃过鬼门关
黄胜庸和战友们在战壕里与虎视眈眈的日军对峙了33天。这33天里，他们没有洗过澡，没有换过衣服，没有离开过寒冷的战壕。累了，就地打个盹，枪声一响，炸弹从飞机上一落，立马把充满血丝的眼睛瞪得溜圆。
“当时在战场上想些什么？”“我当时也没想太多。家人，也想得不多。”黄胜庸张着没牙的嘴说，“就是随时待命，敌人来了，拿起枪就打。”
“在战场上，随时有可能没命，您怕吗？”此次同行采访的一些记者问道。黄胜庸笑了。“没那么可怕，也没什么好怕！”他一挥手，仍有军人的气势，“战场上，炸中了，那是该死；没炸中，是幸运。反正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然而，即便黄胜庸再豁达，每每回忆起九连长黄谨和上士班长黄振民等8人的牺牲，他的眼眶里泪花闪烁，起伏着的心口，透露出难以掩饰的激动。
“好惨。”黄胜庸喃喃地说，手一指大约10米外的单车，“大概就在那么远的地方，50磅重的炸弹，呼啸着掉下来，把他们都炸没了。”黄谨被猛烈的机关枪击中，倒在战壕里。黄振民带了8个战士冒着敌人的机枪扫射和飞机轰炸的危险前往营救，但他们跑出自己的防守阵地没多久，就被敌机发现，向他们又扔下一颗炸弹……一天，在战斗中，黄胜庸正要朝日军射击，“没想到敌人的机关枪比我的枪响得快，突然向我扫射过来”。此时的黄胜庸是命悬一线，战友们都以为他见阎王了，结果子弹只是从他的裆下穿过，裤子被打穿了好几个洞，人却毫发未损。黄胜庸并不记得自己打死打伤过几个日本鬼子，只记得，他端起枪来扫射，就有鬼子软倒在泥地上。几场恶战下来，3团为国捐躯者105名，其中和平籍官兵48名。
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让日军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日军三易其将，三次增兵，以至于双方签订停战协议时，日军坚持要把十九路军这根“眼钉肉刺”挤出上海。黄胜庸跟战友们只得坐船回到福建。没过多久，部队解散了，他解甲归田，回到了和平县老家，他的军旅生涯，也暂告一段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9年起，抗日老兵黄胜庸，以“在野”商人的身份，多次为抗日的东江游击队输送药材、竹帽、枪支、子弹等物资，为抗击日军继续建功，
解放后曾回淞沪战场凭吊
解放后，黄胜庸曾回过上海淞沪战场凭吊。采访中，黄胜庸已不愿意回忆当时心里的感受。
以前行动方便时，每年清明节，老人都会前往和平县城东山南坡凇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拜祭。其儿子黄义桐向我们描述了他陪同年迈体衰的父亲去祭拜时的情景：在巍巍纪念碑前，老人献过鲜花，敬过标准的军礼后，常常长时间伫立，泪流满面。这座淞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是黄汉廷于1933年5月倡议和平全县各界募捐而创建的。这是全国最早的淞沪抗战纪念碑。
战场上抵御过入侵的日寇，是黄胜庸老人一生的荣光。儿女小时候，黄胜庸常常给他们讲这段旧事。也许受他的影响，4个儿子，3个都参了军，大儿子黄林桐是东江纵队队员，曾参加解放老隆、河源战役，去年去世，享年81岁。
除了参加抗战的经历外，老人另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长寿。108岁的高龄，耳聪目明。2年前，还能独自行走。黄义桐说，老人现在每天还抽一包烟，喜欢吃肉。“早些年，一天能吃1斤多肉，肉用高压锅蒸。现在少些，也有7两左右。现在牙掉光了。老人另外一个嗜好就是好饮茶，特别喜欢喝碧螺春，有助于消化。”也许，经历过命悬一线的战争，平和的心态才是老人长寿的秘诀。
邢大军据《广州日报》、《河源日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