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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铜鼓起源于铜釜。滇王国铜鼓属考古学分类中的石寨山型。石寨山型铜鼓在继承铜鼓的音乐功能之后,加重了铜鼓在祭祀活动上的分量,突出表现在铜鼓的纹饰上,是古人使用青铜艺术来表现生活,反映所经历重大事件的手段。铜鼓作为乐器一经出现,就被人们视为财富和权利的象征。铜鼓的主要金属成分是铜、锡、铅等的合金,它体积较大,纹饰繁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云南2600多年间冶金铸造技术的发展水平。
关键词:石寨山型铜鼓;纹饰;铸造工艺;青铜文化
公元前339年,楚国欲将势力范围扩展到西南,派楚将庄蹻入滇。不久,秦国灭了巴国和蜀国,庄蹻失去了与楚国本土的联系,于是,“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是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明确记载的一代滇王。公元109年,汉武帝伐滇并降伏滇王,赐滇王之印,设益州郡。这便是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古滇王国。1956年,考古学家在云南昆明滇池东岸的石寨山,发掘出了云南考古史上的一个伟大发现—古滇国墓葬群,其出土文物几乎涵盖了滇王国时代青铜文化的精品,其中的铜鼓,是滇王国青铜文化的一支奇葩。
滇王国铜鼓属考古学分类中的石寨山型。石寨山型铜鼓在继承铜鼓的音乐功能之后,加重了铜鼓在祭祀活动上的分量,如同把北方礼器中的钟与鼎的功能合二为一来用,这也反映在铜鼓的图案上,如铜鼓上的舞蹈图案为乐器功能,砍牛图案为祭祀功能等,都是古人使用青铜艺术来表现生活,反映所经历重大事件的手段。另外,滇王国处于奴隶时期,铜鼓作为乐器一经出现,就被人们视为财富和权利的象征。
一、滇王国铜鼓的起源与类型
1、铜鼓的起源
“铜鼓是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历史文物。它从公元前7世纪左右产生,一直流传到现在,上下贯穿2600多年,分布于中国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湖南、重庆、四川等8省(市、区)及除菲律宾以外的东南亚其他国家。”[1]又由于于云南省发现的万家坝型铜鼓最为原始、古老,因此学术界认为“云南是铜鼓的发源地。”[2]关于铜鼓由何演变而来,众说纷纭,各有道理。目前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1.1铜鼓起源于铜釜
从理论上来说,最初的乐器,尤其是打击乐器,总是从改造工具或器皿开始的,鼓是从打击一个中空无底的器皿开始的。从实物的形式上来说,以50年代在中国云南祥云、楚雄所发现的造型非常典雅、古朴的铜鼓为证,其鼓面上没有纹饰,但有许多烟灰的痕迹,其造型也颇似中国古代的铜釜。于是,便出现了铜鼓起源于铜釜的说法。
1.2铜鼓起源于皮鼓
皮鼓的产生早于铜鼓。由于南方多雨,皮鼓容易受潮,南方少数民族便把皮鼓改铸为铜鼓。这种看法,是根据逻辑推理,以及气候因素加以推测,缺乏实物依据,因此很难成立。
2、滇王国铜鼓的类型
“铜鼓可分为面、胸、腰、足、耳五个部分。它的共同特征是通体皆铜,平面曲腰,一头有面,中空无底,侧附四耳。”[3]滇王国铜鼓属石寨山型。石寨山位于滇池东岸,曾是古滇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有大量的古滇国王族和贵族的墓葬。在此发现了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艺术品,铜鼓是其中最能反映西南民族文化的一种。滇王国铜鼓制作较之之前的万家坝型精巧,鼓面有所增大,足有所增高。由此可见,石寨山型铜鼓是在万家坝型铜鼓的基础上改进而来,流行时间也晚于万家坝型,依据史料记载,石寨山型铜鼓的流行年代应该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晚期到公元一世纪的东汉初。[4]
二、滇王国铜鼓的纹饰、材料及铸造工艺
1、滇王国铜鼓的纹饰
铜鼓作为乐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当中,是象征少数民族统治者权利和财富的重器,因此雕琢精细,纹饰繁缛富丽。在其相当长的使用时间内,用不同的纹饰,从一个侧面勾画出滇王国少数民族绘画、音乐、舞蹈、宗教以及装饰艺术发展的历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堪称滇王国文化传播的重器。滇王国铜鼓的纹饰主要有以下几种:
1.1太阳纹、云纹、雷纹和青蛙饰
滇王国铜鼓上的太阳纹、云纹、雷纹和青蛙饰,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滇王国时代的自然崇拜。
太阳纹从刚开始的铜鼓中心的一个圆饼,发展到逐渐有了光芒和晕圈,说明滇王国时代人们已经深深地懂得“万物生长靠太阳”这个自然界的真理,以及对太阳的敬爱和崇拜,同时这个崇拜还具有普遍性,反映在铜鼓上的太阳纹始终没有被其他花纹所替代。
云纹和雷纹与滇王国时代人们对云、雷的崇拜有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云、雷与降雨的密切联系,在古时灌溉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雨水是否充足直接决定农作物的收成。因此,云纹和雷纹在铜鼓上的出现,反映出当时人们渴求风调雨顺的愿望。而青蛙的叫声是下雨的前兆,因此,青蛙饰的出现也可以理解为滇王国时代人们渴望风调雨顺的思想。
总体来说,太阳纹、云纹、雷纹和青蛙饰在铜鼓上的出现,反映了滇王国是“耕田有邑聚”的一类(《史记•西南夷列传》),加之出土的大量同时期青铜文物,比如青铜镰、锄等农具,说明滇王国当时的农业发达程度。
1.2翔鹭纹
翔鹭纹最早出现在石寨山型铜鼓上,由此可见,铜鼓上饰翔鹭,是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才开始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汉文化认为鹭是鼓的精灵,同时鹭鸟又是最守秩序的。春秋战国时期,铸造石寨山型铜鼓的滇王国正处于奴隶制社会,鹭鸟遵守秩序,象征着奴隶制的等级不可改变,这种观念正是滇王国奴隶主所需要的。因此翔鹭纹反映了当时滇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借鉴和应用,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文化对滇王国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文化交流,集中反映在翔鹭纹被铸就在象征统治者权利和财富的重器—铜鼓之上。
1.3瘤牛纹
石寨山型铜鼓上大多还刻画有这样一种牛纹:牛头上有一对巨大的角,脊背上起高高的肉瘤,故称之为“瘤牛”。而这种瘤牛纹不仅出现在铜鼓上,在滇王国墓葬群中出土的青铜器中,随处可见,可以说是滇王国青铜文化的代表性花纹。瘤牛纹的大量存在,说明滇王国时代人们对牛的崇拜,从而反映出当时滇王国农业和畜牧业的发达程度。同时瘤牛还是人们肉食、财富的象征,以及祭祀的主要贡品。古代统治阶级把祭祀祖先、神灵及打仗看做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因此瘤牛的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
1.4羽人舞蹈图
在石寨山型铜鼓上,还有一种人物纹饰,他们头戴鸟羽,表演着各种古典舞蹈,这些纹饰被称为“羽人舞蹈图”。这种纹饰说明古代滇人和今天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羽饰是云南甚至整个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爱好。而古代汉文化当中也有以羽毛做道具的舞蹈,两者有一定的一致性,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滇文化和汉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但在伴奏和舞姿方面又有一定的差别,从而表现出滇王国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在远古民族中,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两者又经常和宗教活动结合,因此,羽人舞蹈图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滇王国时代对宗教的重视。
1.5船纹
石寨山型铜鼓的胸部往往装饰着四只或六只船纹。船上人数不一,服饰也不尽相同。有的船上还有鸬鹚等水禽,鸬鹚作为会捉鱼的鸟,反映了富饶的滇池为滇王国提供了大量资源,作为古滇人食物的补充。而船的大小、形状、华丽程度的不同,则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差异、渔业的发达程度、以及人们水上活动的丰富性。“从铜鼓本身的社会功能来看,绘制各种船纹,不管捕鱼、水战,还是游戏、竞渡,都与祭祀活动有关,应该统统名之为祭祀船。”[5]
石寨山型铜鼓纹饰的发展是我国古代铜鼓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些纹饰的演变反映了滇王国铜鼓文化的进步,以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
2、滇王国铜鼓的材料
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是铜,人类第一个金属时代因此被称为“青铜时代”。[6]云南地质现象繁多,成矿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素称“有色金属王国”。这便为云南古代青铜器的鼎盛奠定了基础。铜鼓的主要金属成分是铜、锡、铅等的合金,它体积较大,纹饰繁复,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云南2600多年间冶金铸造技术的发展水平。
战国时期的著作《考工记》总结的做乐器钟的铜锡比例是“六分其金而锡居一”,即铜84%,锡16%。[7]这是制作铜打击乐器的成熟比例,现在仍在沿用。在石寨山型铜鼓当中,符合《考工记》中合金比例规范的铜鼓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显示出滇王国时代铜鼓制作技术较之之前的万家坝型,有了显著的进步,且日趋成熟,使之取得了良好的音乐效果,同时有利于铸造繁缛富丽的纹饰和美丽的色泽。这为之后云南铜鼓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3、滇王国铜鼓的铸造工艺
云南铜鼓是采用“泥范铸造法”和“失蜡法”两种方法铸造而成。“泥范铸造法”在铜鼓的铸造中使用最为广泛。可分为造型、翻范、刻印花纹、制备附件、焙烧、合范、预热、浇注、修整、定音等几道工序。[8]石寨山型的二十六面铜鼓中,有十六面是用“泥范铸造法”铸造的,美学比例的比重随着年代的发展越来越大。这反映了滇王国人们对美学规律的认识发展过程。
“失蜡法”是比较先进的一种铸造方法,即先用蜡制作模型,再用陶泥敷在外面,然后用火焙烘使蜡流失后形成铸模。[9]石寨山型铜鼓中,其中一面鼓面上的四只青蛙,便是用失蜡法铸造的。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铜鼓精密铸造工艺的进步,以及中原文化和滇文化的沟通交流与相互影响。
总之,铜鼓作为滇王国文化传播的一项重器,它的社会意义远大于实用意义。用铜鼓做贮贝器,用铜鼓随葬,装饰品也要做成铜鼓的样子,都是这种思想意识的反映。在云南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铜鼓至今仍在流传使用,它是当之无愧的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从具有代表性的铜鼓文化中可以看出,云南青铜文化在滇王国时期得到了飞速发展,滇人用其才华与智慧,将青铜文化发挥到了极致。
参考文献:
[1][5]蒋廷瑜:铜鼓研究一世纪,[J],《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2]《云南青铜器论丛》,[M],文物出版社,1981。
[3][4][7][8]王大道:《云南铜鼓》,[M],云南教育出版社,1986。
[6][9]郝朴宁,李丽芳,杨南鸥,郝乐:《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石寨山型铜鼓;纹饰;铸造工艺;青铜文化
公元前339年,楚国欲将势力范围扩展到西南,派楚将庄蹻入滇。不久,秦国灭了巴国和蜀国,庄蹻失去了与楚国本土的联系,于是,“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是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明确记载的一代滇王。公元109年,汉武帝伐滇并降伏滇王,赐滇王之印,设益州郡。这便是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古滇王国。1956年,考古学家在云南昆明滇池东岸的石寨山,发掘出了云南考古史上的一个伟大发现—古滇国墓葬群,其出土文物几乎涵盖了滇王国时代青铜文化的精品,其中的铜鼓,是滇王国青铜文化的一支奇葩。
滇王国铜鼓属考古学分类中的石寨山型。石寨山型铜鼓在继承铜鼓的音乐功能之后,加重了铜鼓在祭祀活动上的分量,如同把北方礼器中的钟与鼎的功能合二为一来用,这也反映在铜鼓的图案上,如铜鼓上的舞蹈图案为乐器功能,砍牛图案为祭祀功能等,都是古人使用青铜艺术来表现生活,反映所经历重大事件的手段。另外,滇王国处于奴隶时期,铜鼓作为乐器一经出现,就被人们视为财富和权利的象征。
一、滇王国铜鼓的起源与类型
1、铜鼓的起源
“铜鼓是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历史文物。它从公元前7世纪左右产生,一直流传到现在,上下贯穿2600多年,分布于中国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湖南、重庆、四川等8省(市、区)及除菲律宾以外的东南亚其他国家。”[1]又由于于云南省发现的万家坝型铜鼓最为原始、古老,因此学术界认为“云南是铜鼓的发源地。”[2]关于铜鼓由何演变而来,众说纷纭,各有道理。目前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1.1铜鼓起源于铜釜
从理论上来说,最初的乐器,尤其是打击乐器,总是从改造工具或器皿开始的,鼓是从打击一个中空无底的器皿开始的。从实物的形式上来说,以50年代在中国云南祥云、楚雄所发现的造型非常典雅、古朴的铜鼓为证,其鼓面上没有纹饰,但有许多烟灰的痕迹,其造型也颇似中国古代的铜釜。于是,便出现了铜鼓起源于铜釜的说法。
1.2铜鼓起源于皮鼓
皮鼓的产生早于铜鼓。由于南方多雨,皮鼓容易受潮,南方少数民族便把皮鼓改铸为铜鼓。这种看法,是根据逻辑推理,以及气候因素加以推测,缺乏实物依据,因此很难成立。
2、滇王国铜鼓的类型
“铜鼓可分为面、胸、腰、足、耳五个部分。它的共同特征是通体皆铜,平面曲腰,一头有面,中空无底,侧附四耳。”[3]滇王国铜鼓属石寨山型。石寨山位于滇池东岸,曾是古滇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有大量的古滇国王族和贵族的墓葬。在此发现了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艺术品,铜鼓是其中最能反映西南民族文化的一种。滇王国铜鼓制作较之之前的万家坝型精巧,鼓面有所增大,足有所增高。由此可见,石寨山型铜鼓是在万家坝型铜鼓的基础上改进而来,流行时间也晚于万家坝型,依据史料记载,石寨山型铜鼓的流行年代应该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晚期到公元一世纪的东汉初。[4]
二、滇王国铜鼓的纹饰、材料及铸造工艺
1、滇王国铜鼓的纹饰
铜鼓作为乐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当中,是象征少数民族统治者权利和财富的重器,因此雕琢精细,纹饰繁缛富丽。在其相当长的使用时间内,用不同的纹饰,从一个侧面勾画出滇王国少数民族绘画、音乐、舞蹈、宗教以及装饰艺术发展的历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堪称滇王国文化传播的重器。滇王国铜鼓的纹饰主要有以下几种:
1.1太阳纹、云纹、雷纹和青蛙饰
滇王国铜鼓上的太阳纹、云纹、雷纹和青蛙饰,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滇王国时代的自然崇拜。
太阳纹从刚开始的铜鼓中心的一个圆饼,发展到逐渐有了光芒和晕圈,说明滇王国时代人们已经深深地懂得“万物生长靠太阳”这个自然界的真理,以及对太阳的敬爱和崇拜,同时这个崇拜还具有普遍性,反映在铜鼓上的太阳纹始终没有被其他花纹所替代。
云纹和雷纹与滇王国时代人们对云、雷的崇拜有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云、雷与降雨的密切联系,在古时灌溉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雨水是否充足直接决定农作物的收成。因此,云纹和雷纹在铜鼓上的出现,反映出当时人们渴求风调雨顺的愿望。而青蛙的叫声是下雨的前兆,因此,青蛙饰的出现也可以理解为滇王国时代人们渴望风调雨顺的思想。
总体来说,太阳纹、云纹、雷纹和青蛙饰在铜鼓上的出现,反映了滇王国是“耕田有邑聚”的一类(《史记•西南夷列传》),加之出土的大量同时期青铜文物,比如青铜镰、锄等农具,说明滇王国当时的农业发达程度。
1.2翔鹭纹
翔鹭纹最早出现在石寨山型铜鼓上,由此可见,铜鼓上饰翔鹭,是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才开始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汉文化认为鹭是鼓的精灵,同时鹭鸟又是最守秩序的。春秋战国时期,铸造石寨山型铜鼓的滇王国正处于奴隶制社会,鹭鸟遵守秩序,象征着奴隶制的等级不可改变,这种观念正是滇王国奴隶主所需要的。因此翔鹭纹反映了当时滇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借鉴和应用,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文化对滇王国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文化交流,集中反映在翔鹭纹被铸就在象征统治者权利和财富的重器—铜鼓之上。
1.3瘤牛纹
石寨山型铜鼓上大多还刻画有这样一种牛纹:牛头上有一对巨大的角,脊背上起高高的肉瘤,故称之为“瘤牛”。而这种瘤牛纹不仅出现在铜鼓上,在滇王国墓葬群中出土的青铜器中,随处可见,可以说是滇王国青铜文化的代表性花纹。瘤牛纹的大量存在,说明滇王国时代人们对牛的崇拜,从而反映出当时滇王国农业和畜牧业的发达程度。同时瘤牛还是人们肉食、财富的象征,以及祭祀的主要贡品。古代统治阶级把祭祀祖先、神灵及打仗看做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因此瘤牛的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
1.4羽人舞蹈图
在石寨山型铜鼓上,还有一种人物纹饰,他们头戴鸟羽,表演着各种古典舞蹈,这些纹饰被称为“羽人舞蹈图”。这种纹饰说明古代滇人和今天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羽饰是云南甚至整个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爱好。而古代汉文化当中也有以羽毛做道具的舞蹈,两者有一定的一致性,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滇文化和汉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但在伴奏和舞姿方面又有一定的差别,从而表现出滇王国的地方和民族特色。在远古民族中,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两者又经常和宗教活动结合,因此,羽人舞蹈图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滇王国时代对宗教的重视。
1.5船纹
石寨山型铜鼓的胸部往往装饰着四只或六只船纹。船上人数不一,服饰也不尽相同。有的船上还有鸬鹚等水禽,鸬鹚作为会捉鱼的鸟,反映了富饶的滇池为滇王国提供了大量资源,作为古滇人食物的补充。而船的大小、形状、华丽程度的不同,则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差异、渔业的发达程度、以及人们水上活动的丰富性。“从铜鼓本身的社会功能来看,绘制各种船纹,不管捕鱼、水战,还是游戏、竞渡,都与祭祀活动有关,应该统统名之为祭祀船。”[5]
石寨山型铜鼓纹饰的发展是我国古代铜鼓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些纹饰的演变反映了滇王国铜鼓文化的进步,以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
2、滇王国铜鼓的材料
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是铜,人类第一个金属时代因此被称为“青铜时代”。[6]云南地质现象繁多,成矿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素称“有色金属王国”。这便为云南古代青铜器的鼎盛奠定了基础。铜鼓的主要金属成分是铜、锡、铅等的合金,它体积较大,纹饰繁复,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云南2600多年间冶金铸造技术的发展水平。
战国时期的著作《考工记》总结的做乐器钟的铜锡比例是“六分其金而锡居一”,即铜84%,锡16%。[7]这是制作铜打击乐器的成熟比例,现在仍在沿用。在石寨山型铜鼓当中,符合《考工记》中合金比例规范的铜鼓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显示出滇王国时代铜鼓制作技术较之之前的万家坝型,有了显著的进步,且日趋成熟,使之取得了良好的音乐效果,同时有利于铸造繁缛富丽的纹饰和美丽的色泽。这为之后云南铜鼓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3、滇王国铜鼓的铸造工艺
云南铜鼓是采用“泥范铸造法”和“失蜡法”两种方法铸造而成。“泥范铸造法”在铜鼓的铸造中使用最为广泛。可分为造型、翻范、刻印花纹、制备附件、焙烧、合范、预热、浇注、修整、定音等几道工序。[8]石寨山型的二十六面铜鼓中,有十六面是用“泥范铸造法”铸造的,美学比例的比重随着年代的发展越来越大。这反映了滇王国人们对美学规律的认识发展过程。
“失蜡法”是比较先进的一种铸造方法,即先用蜡制作模型,再用陶泥敷在外面,然后用火焙烘使蜡流失后形成铸模。[9]石寨山型铜鼓中,其中一面鼓面上的四只青蛙,便是用失蜡法铸造的。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铜鼓精密铸造工艺的进步,以及中原文化和滇文化的沟通交流与相互影响。
总之,铜鼓作为滇王国文化传播的一项重器,它的社会意义远大于实用意义。用铜鼓做贮贝器,用铜鼓随葬,装饰品也要做成铜鼓的样子,都是这种思想意识的反映。在云南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铜鼓至今仍在流传使用,它是当之无愧的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从具有代表性的铜鼓文化中可以看出,云南青铜文化在滇王国时期得到了飞速发展,滇人用其才华与智慧,将青铜文化发挥到了极致。
参考文献:
[1][5]蒋廷瑜:铜鼓研究一世纪,[J],《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2]《云南青铜器论丛》,[M],文物出版社,1981。
[3][4][7][8]王大道:《云南铜鼓》,[M],云南教育出版社,1986。
[6][9]郝朴宁,李丽芳,杨南鸥,郝乐:《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