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十二年一个‘轮回’。”这是皇甫平于1991年2月15日，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开笔句子。这篇不长的评论，冲破全国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压抑，以极大的激情鲜明地歌唱改革，鼓动改革。紧接着，3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之二《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后获第2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3月22日，第3篇文章又见诸报端，题目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4月22日，殿后之作《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见报。
皇甫平系列的4篇文字，犀利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冲破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大胆提出发展市场经济，吹响了掀动新一轮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大潮的号角。循此脉络，回顾当年在上海发生的这场波及中国新闻界、几乎无人不知的皇甫平事件，对于今天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仍有启示作用。
借着中国改革步入而立之年的春风，2008年暮春时节；我在西子湖畔的浙江图书馆，见到了作客“浙江人文大讲堂”的著名时论家、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周瑞金先生。这位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当年皇浦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在接受采访时，笑谈亲历往事——
一
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声，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浙江省温州市平阳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带头阐述小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是责无旁贷的。
那么，皇甫平评论的背景是什么?境外不少媒体多有猜测，其实背景并不复杂。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有人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不够，要有两个中心，政治上要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
1990年12月，召开了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会前，邓小平找了中央有关领导谈话，希望不失时机地抓经济，提议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重点的国企，要深化改革，不要拘泥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姓社姓资的问题，“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不是判断两种社会性质的标志”。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新世说》栏目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庚午岁尾，传来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这时我感到，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此最新指示精神。因此。我找来了时任评论部主任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后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十七大报告起草小组成员)共同商量，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
小年夜研究，大年夜开写，正月初一，报纸的上半版，是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大年夜看望邓小平的消息，下面就是皇甫平的开篇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因为当年是辛未羊年。这篇文章提出，12年一个轮回，回顾到前一个羊年，也就是1979年，那时候正是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所以文章写道“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这些话，今天看来非常平淡，但在当时会让大家眼睛一亮。有人叹道。自1989年以来，已有十几个月没有听到这样的改革声音了。
客观地讲，第一篇文章在读者中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文章中还是有骨头的，文章提“1991年是改革年”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的。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讲话时的原话。
二
皇甫平文章引起争论，是在1990年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1989年我们正在实行经济治理整顿，再加上境外一些西方国家对我们的经济制裁，所以从1989年到1991年，中国经济增长连年下滑；到了1990年的时候，曾经跌到最低点，GDP增长只有3.5％左右。
那年，真是个多事之秋，东欧发生剧变，柏林墙被推倒，两个德国统一。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民选总统、工人瓦文萨交出权力。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分化，年底最后一幕是前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杀，罗马尼亚共产党失去政权。不久，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发生巨变，苏联共产党解散，联盟解体。
在国内外政治风波中，一些“理论家”、政治家发表长篇文章，重提阶级斗争，认为，苏东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们以为，改革开放必然会导致中国社会滑向资本主义，甚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在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由此，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
用姓社姓资来提问，目的是对1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予以重新评价。当然，他们要问，也一直在问，这都可以。关键在于，他们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核心。就是要彻底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事业。当时他们讲得最多最激烈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对改革开放则是进行姓社姓资的诘难。1990年初，中国共产党人的确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改革开放的声音沉寂了。这就是当时舆论的态势。
三
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这是他在上海过第4个春节。同前面3次不同，这一次他频频外出视察，参观工厂、企业，在新锦江大酒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讲话。他当时很动感情地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又一次提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些话的分量非常重。我感到，他的讲话很有针对性，是有意识地就全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
3月2日，皇甫平的第2篇《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文章的点睛之笔，在于阐述了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同时批评政界不要陷入新的思想僵滞。
20天后，第3篇《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了。文章从上海对外开放的反复，指出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一定要迈开步子，敢于冒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 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这3篇文章见报后。一些人的攻击开始升级，语句也尖锐起来。有人气势汹汹责问：“主张改革不问姓社姓资的作者，你自己究竟姓社还姓资?”等于宣布皇甫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北京《真理的追求》、《高校战线》等学术刊物相继发表批判文章，《求是》杂志很快登了，《人民日报》也转载了，主流媒体的介入，使得当时对《解放日报》皇甫平形成围剿的气势。
3周后，第4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发表了，文中引用了战国时期思想荀子在《大略》中的：“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这也是江泽民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作关于干部问题讲话时引用过的。该文见报前3天，朱镕基在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与邹家华一起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我们在文章中展开了阐述，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对经济体制改革开拓有进取精神的干部。文章尖锐提出，对“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来”。这4篇文章，相互呼应，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中心，由总而分，反复阐明，宣传了邓小平的最新思想，形成了一个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
四
皇甫平的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反响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但是，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称赞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只有少数几个攻击、批判，甚至谩骂。
在当年4月召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与会者用整整3天的时间，系统批判皇甫平观点。4月24日，《人民日报》以转载形式，发表原刊于《当代思潮》上的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对皇甫平文章中的观点，逐条引证加以批驳。5月初，《光明日报》又转载当时国家教委一位副主任下令撰写的批判文章——《改革开放必须先问姓“社”姓“资”》，被认为是批判皇甫平的又一篇檄文……
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点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文章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出于维护大局的考虑，我们不写反击文章，以沉默淡化之。我当时承受着巨大压力，连到香港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
此前，朱镕基已经亲自向我本人和上海市新闻界，宣布了国务院港澳工委关于任命周瑞金即将赴港出任《大公报》副社长兼总编辑的决定，而取消这一决定的通知，竟是国务院方面打到上海的一个电话。此时。朱镕基已经到北京上任，吴邦国也已经正式接任了上海市委书记职务，按理说，朱已经没有必要对上海工作继续作指示。但是因为皇甫平事件，吴邦国还是将这一切向朱镕基做了请示。
朱镕基当即回话说：“中央并没有表示也没有讨论过‘皇甫平’文章的观点有什么错误，上海情况那么复杂，浦东开发举世瞩目，中央寄予厚望，关键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总比什么看法都没有要好。”
其实，我心里明白得很，坚信大多数干部、群众是会明辨是非、服膺真理的。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总书记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9月1日，他又下令将第2天就要见报的《人民日报》名为《一切为了改革开放》社论中，“关于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但是，这篇社论，已先由头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播发了出去。第二天见报出现明显改变，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在党的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
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再次严厉批评一家大报引用其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做出断章取义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中央的鲜明态度。
1991年，就在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邓小平一直在冷静地观察和思考。1992年春天，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出山了。1月18日到2月21日，他以88岁的高龄不辞劳苦进行南巡，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100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他还用“发展才是硬道理”，来激励我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小平的南巡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说是采访，其实是一种交谈，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小时。接待方的催促声又传入耳中，这位已近古稀之年的儒雅老人起身说道：
17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看那场交锋，已有恍如隔世之感。我真不愿意再提皇甫平了，它已经成为历史，还是让后人去评说吧!总之，做人做事须有“三性”。一曰人性，二曰理性，三曰灵性。人格尊严，崇尚科学，超越生命；世界变化无穷，而人生如此短暂，宇宙探索是无穷尽的。我很看重，也很追求的，就是一个人的人格品位。
责编 书杰
皇甫平系列的4篇文字，犀利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冲破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大胆提出发展市场经济，吹响了掀动新一轮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大潮的号角。循此脉络，回顾当年在上海发生的这场波及中国新闻界、几乎无人不知的皇甫平事件，对于今天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仍有启示作用。
借着中国改革步入而立之年的春风，2008年暮春时节；我在西子湖畔的浙江图书馆，见到了作客“浙江人文大讲堂”的著名时论家、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周瑞金先生。这位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当年皇浦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在接受采访时，笑谈亲历往事——
一
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声，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浙江省温州市平阳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带头阐述小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是责无旁贷的。
那么，皇甫平评论的背景是什么?境外不少媒体多有猜测，其实背景并不复杂。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有人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不够，要有两个中心，政治上要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
1990年12月，召开了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会前，邓小平找了中央有关领导谈话，希望不失时机地抓经济，提议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重点的国企，要深化改革，不要拘泥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姓社姓资的问题，“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不是判断两种社会性质的标志”。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新世说》栏目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庚午岁尾，传来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这时我感到，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此最新指示精神。因此。我找来了时任评论部主任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后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十七大报告起草小组成员)共同商量，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
小年夜研究，大年夜开写，正月初一，报纸的上半版，是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大年夜看望邓小平的消息，下面就是皇甫平的开篇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因为当年是辛未羊年。这篇文章提出，12年一个轮回，回顾到前一个羊年，也就是1979年，那时候正是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所以文章写道“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这些话，今天看来非常平淡，但在当时会让大家眼睛一亮。有人叹道。自1989年以来，已有十几个月没有听到这样的改革声音了。
客观地讲，第一篇文章在读者中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文章中还是有骨头的，文章提“1991年是改革年”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的。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讲话时的原话。
二
皇甫平文章引起争论，是在1990年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1989年我们正在实行经济治理整顿，再加上境外一些西方国家对我们的经济制裁，所以从1989年到1991年，中国经济增长连年下滑；到了1990年的时候，曾经跌到最低点，GDP增长只有3.5％左右。
那年，真是个多事之秋，东欧发生剧变，柏林墙被推倒，两个德国统一。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民选总统、工人瓦文萨交出权力。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分化，年底最后一幕是前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杀，罗马尼亚共产党失去政权。不久，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发生巨变，苏联共产党解散，联盟解体。
在国内外政治风波中，一些“理论家”、政治家发表长篇文章，重提阶级斗争，认为，苏东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们以为，改革开放必然会导致中国社会滑向资本主义，甚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在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由此，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
用姓社姓资来提问，目的是对1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予以重新评价。当然，他们要问，也一直在问，这都可以。关键在于，他们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核心。就是要彻底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事业。当时他们讲得最多最激烈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对改革开放则是进行姓社姓资的诘难。1990年初，中国共产党人的确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改革开放的声音沉寂了。这就是当时舆论的态势。
三
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这是他在上海过第4个春节。同前面3次不同，这一次他频频外出视察，参观工厂、企业，在新锦江大酒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讲话。他当时很动感情地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又一次提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些话的分量非常重。我感到，他的讲话很有针对性，是有意识地就全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
3月2日，皇甫平的第2篇《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文章的点睛之笔，在于阐述了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同时批评政界不要陷入新的思想僵滞。
20天后，第3篇《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了。文章从上海对外开放的反复，指出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一定要迈开步子，敢于冒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 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这3篇文章见报后。一些人的攻击开始升级，语句也尖锐起来。有人气势汹汹责问：“主张改革不问姓社姓资的作者，你自己究竟姓社还姓资?”等于宣布皇甫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北京《真理的追求》、《高校战线》等学术刊物相继发表批判文章，《求是》杂志很快登了，《人民日报》也转载了，主流媒体的介入，使得当时对《解放日报》皇甫平形成围剿的气势。
3周后，第4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发表了，文中引用了战国时期思想荀子在《大略》中的：“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这也是江泽民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作关于干部问题讲话时引用过的。该文见报前3天，朱镕基在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与邹家华一起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我们在文章中展开了阐述，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对经济体制改革开拓有进取精神的干部。文章尖锐提出，对“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来”。这4篇文章，相互呼应，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中心，由总而分，反复阐明，宣传了邓小平的最新思想，形成了一个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
四
皇甫平的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反响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但是，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称赞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只有少数几个攻击、批判，甚至谩骂。
在当年4月召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与会者用整整3天的时间，系统批判皇甫平观点。4月24日，《人民日报》以转载形式，发表原刊于《当代思潮》上的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对皇甫平文章中的观点，逐条引证加以批驳。5月初，《光明日报》又转载当时国家教委一位副主任下令撰写的批判文章——《改革开放必须先问姓“社”姓“资”》，被认为是批判皇甫平的又一篇檄文……
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点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文章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出于维护大局的考虑，我们不写反击文章，以沉默淡化之。我当时承受着巨大压力，连到香港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
此前，朱镕基已经亲自向我本人和上海市新闻界，宣布了国务院港澳工委关于任命周瑞金即将赴港出任《大公报》副社长兼总编辑的决定，而取消这一决定的通知，竟是国务院方面打到上海的一个电话。此时。朱镕基已经到北京上任，吴邦国也已经正式接任了上海市委书记职务，按理说，朱已经没有必要对上海工作继续作指示。但是因为皇甫平事件，吴邦国还是将这一切向朱镕基做了请示。
朱镕基当即回话说：“中央并没有表示也没有讨论过‘皇甫平’文章的观点有什么错误，上海情况那么复杂，浦东开发举世瞩目，中央寄予厚望，关键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总比什么看法都没有要好。”
其实，我心里明白得很，坚信大多数干部、群众是会明辨是非、服膺真理的。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总书记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9月1日，他又下令将第2天就要见报的《人民日报》名为《一切为了改革开放》社论中，“关于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但是，这篇社论，已先由头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播发了出去。第二天见报出现明显改变，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在党的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
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再次严厉批评一家大报引用其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做出断章取义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中央的鲜明态度。
1991年，就在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邓小平一直在冷静地观察和思考。1992年春天，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出山了。1月18日到2月21日，他以88岁的高龄不辞劳苦进行南巡，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100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他还用“发展才是硬道理”，来激励我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小平的南巡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说是采访，其实是一种交谈，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小时。接待方的催促声又传入耳中，这位已近古稀之年的儒雅老人起身说道：
17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看那场交锋，已有恍如隔世之感。我真不愿意再提皇甫平了，它已经成为历史，还是让后人去评说吧!总之，做人做事须有“三性”。一曰人性，二曰理性，三曰灵性。人格尊严，崇尚科学，超越生命；世界变化无穷，而人生如此短暂，宇宙探索是无穷尽的。我很看重，也很追求的，就是一个人的人格品位。
责编 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