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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启动。
首先，洋务派面对新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现代化思想。19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在中国，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它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其次，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100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而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社会学者、历史学者一般把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理解为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就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
在一定意义上说，洋务运动使中国迈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此真正开始。
二、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又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传统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是文化意义上的，他们认同的是一个外延可以推及天下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及其以此为统治合法性的世袭君王。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民族主义意识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始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不过是多元世界中的一个有限的政治实体，这就萌发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不断强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进一步受到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文明示范的刺激，发生了洋务运动。洋务派高举“中体西用”的旗帜，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力图“借法自强”，这是现代民族主义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李鸿章说：“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是“御侮之资，自强之本”。他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又说：此举是为了“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张之洞在筹办广州织布局时同样也说：这是为了“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可见，在洋务派“借法自强”的口号里，包含着保卫民族利益、争取社会进步的核心。
洋务运动带来了现代生产力和大业生产力方式，从而刺激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中国社会进一步出现了各种体现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主张。70年代以后，洋务派虽也创办了一些工商企业，但数量甚少，经营不力，发展缓慢，社会效益也十分有限，难以与外国资本相抗衡。许多洋务知识分子对这种状况日益不满，他们开始批评洋务运动步子太小，速度太慢，提出“必须破除积习，大为更张”，加快发展工商业的速度。郑观应针对官办工商业运用封建衙门式经营方式的弊害，力倡“不用官办而用商办”，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民族工商业。他认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他提出“商战”口号，激励人们扩展工商业：“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他因此断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显然，在“商战”的口号里，充满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此外，洋务知识分子还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对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功定关税等条款，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这些规定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害。他们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取消这些不平等条约。接着，外交保护权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过去，封建统治者认为海外华侨是“自甘化妆”，对他们的悲惨处境不闻不问，漠然置之。这时，人们开始认识到外交保护权也属于国家主权之一，于是主张对处境艰难的海外华侨予以保护，使“免受许多欺凌”。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这是中国人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思想动力。
其次，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及管理经验。洋务运动是一场没有成功的现代运动，但在30多年的时间里它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对此后一个长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各地先后创办了大约20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现代军用企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自7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还创办了40个现代民用工矿企业，其中较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此外，洋务派还修筑了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等共计477公里，架设了沟通全国主要省份的电线数十条，基本上形成了全国的电讯网。这些成果，不仅包括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引进，同时也催促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大地上的生长，这是鸦片战争以后半个世纪中中国涌现的新生事物。万事开头难，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的开路，在古老的中国要出现这些现代军事和民用企业、电讯交通等，不知要推迟多少年，而推迟的结果就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像朝鲜那样由外国侵略者越俎代庖、“不变亦变”而“权操诸人”的悲惨局面。
洋务事业是不同于传统的新生事物，它是与从西方引进的科技文化等新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洋务派感到，办这些新事业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外，还需要大量的人才。于是，他们仿效外国，兴办了一些洋务新学堂，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据统计，至1896年为止，各地洋务派开办的洋务学堂有34所。这些学堂大多是专门性的实用技术学堂，规模大小不等，程度高低不同。据一些资料估算，到甲午战争前后，各洋务学堂毕业的学生约计已有一千数百人。这期间，洋务派还通过派遣留学的途径培养人才。如著名的铁道工程专家詹天佑，便是洋务派派赴美国留学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原学航海驾驶技术，曾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兼翻译家的严复，也曾被派赴英国留过学。据统计，洋务运动时期派遣出洋留学的人数共有200余人。此外，在洋务派所办的现代工矿企业中，还锻炼出了一批精通现代科学技术的工程人员，有的还成为最早向中国全面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杰出学者，如精通数学的华衡芳，精通化学物理的徐寿、徐建寅父子等人。同时，在洋务派所办军事、民用企业的近4万名工人中，还锻炼出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早期的技术力量。毫无疑问，上述在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为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发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首先，洋务派面对新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现代化思想。19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在中国，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它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其次，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100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而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社会学者、历史学者一般把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理解为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就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
在一定意义上说，洋务运动使中国迈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此真正开始。
二、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又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传统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是文化意义上的，他们认同的是一个外延可以推及天下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及其以此为统治合法性的世袭君王。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民族主义意识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始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不过是多元世界中的一个有限的政治实体，这就萌发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不断强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进一步受到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文明示范的刺激，发生了洋务运动。洋务派高举“中体西用”的旗帜，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力图“借法自强”，这是现代民族主义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李鸿章说：“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是“御侮之资，自强之本”。他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又说：此举是为了“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张之洞在筹办广州织布局时同样也说：这是为了“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可见，在洋务派“借法自强”的口号里，包含着保卫民族利益、争取社会进步的核心。
洋务运动带来了现代生产力和大业生产力方式，从而刺激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中国社会进一步出现了各种体现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主张。70年代以后，洋务派虽也创办了一些工商企业，但数量甚少，经营不力，发展缓慢，社会效益也十分有限，难以与外国资本相抗衡。许多洋务知识分子对这种状况日益不满，他们开始批评洋务运动步子太小，速度太慢，提出“必须破除积习，大为更张”，加快发展工商业的速度。郑观应针对官办工商业运用封建衙门式经营方式的弊害，力倡“不用官办而用商办”，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民族工商业。他认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他提出“商战”口号，激励人们扩展工商业：“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他因此断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显然，在“商战”的口号里，充满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此外，洋务知识分子还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对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功定关税等条款，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这些规定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害。他们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取消这些不平等条约。接着，外交保护权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过去，封建统治者认为海外华侨是“自甘化妆”，对他们的悲惨处境不闻不问，漠然置之。这时，人们开始认识到外交保护权也属于国家主权之一，于是主张对处境艰难的海外华侨予以保护，使“免受许多欺凌”。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这是中国人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思想动力。
其次，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及管理经验。洋务运动是一场没有成功的现代运动，但在30多年的时间里它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对此后一个长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各地先后创办了大约20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现代军用企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自7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还创办了40个现代民用工矿企业，其中较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此外，洋务派还修筑了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等共计477公里，架设了沟通全国主要省份的电线数十条，基本上形成了全国的电讯网。这些成果，不仅包括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引进，同时也催促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大地上的生长，这是鸦片战争以后半个世纪中中国涌现的新生事物。万事开头难，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的开路，在古老的中国要出现这些现代军事和民用企业、电讯交通等，不知要推迟多少年，而推迟的结果就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像朝鲜那样由外国侵略者越俎代庖、“不变亦变”而“权操诸人”的悲惨局面。
洋务事业是不同于传统的新生事物，它是与从西方引进的科技文化等新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洋务派感到，办这些新事业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外，还需要大量的人才。于是，他们仿效外国，兴办了一些洋务新学堂，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据统计，至1896年为止，各地洋务派开办的洋务学堂有34所。这些学堂大多是专门性的实用技术学堂，规模大小不等，程度高低不同。据一些资料估算，到甲午战争前后，各洋务学堂毕业的学生约计已有一千数百人。这期间，洋务派还通过派遣留学的途径培养人才。如著名的铁道工程专家詹天佑，便是洋务派派赴美国留学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原学航海驾驶技术，曾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兼翻译家的严复，也曾被派赴英国留过学。据统计，洋务运动时期派遣出洋留学的人数共有200余人。此外，在洋务派所办的现代工矿企业中，还锻炼出了一批精通现代科学技术的工程人员，有的还成为最早向中国全面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杰出学者，如精通数学的华衡芳，精通化学物理的徐寿、徐建寅父子等人。同时，在洋务派所办军事、民用企业的近4万名工人中，还锻炼出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工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早期的技术力量。毫无疑问，上述在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为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发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