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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是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用人术是韩非术的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如何合理正确地使用人才,实现人尽其才,韩非提出了许多弥足珍贵而又切实可行的主张。
一、以法择人
在选人问题上,人们往往容易犯以偏赅全的错误,比如有的领导者认为爱挑毛病的人一定是 “刺儿头”,活泼好动的人一定办事毛躁,性格内向的人一定心有城府。还有的领导者单凭自己的判断,任用自己认为贤能的人,这往往会因为个人的主观判断而出现偏差。比如,晋灵公喜欢参无恤,燕王哙认为子之贤明,宠爱有加。但参无恤、子之都不是正直的人,但两个君主却非常宠信他们。
韩非认为,人都有多面性,人的本质都具有隐蔽性,仅凭外表、举止、行为,很难准确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往往会出现看错人的情况。依靠个人的观察来选人难免会出错,正确的做法是“以法择人”,一方面,君主也要依法选择他需要的人才,不能听到他人的赞誉就轻信被赞誉的人一定有才能,给他官做,否则大臣会背离君主而互相勾结。另一方面,所选择的人,应该要坚定不移的执法,即要真心诚意地当君主的奴才,并且要秉公处事,大公无私。
二、因才施用
韩非主张君主应该知人善任,用人所长,因才施用,使不同的人才各尽其能。
韩非首先对商鞅的用人办法提出了质疑。商鞅当时的奖赏办法是这样的:对凡是能杀死一个敌人小头目的,升爵一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五十石的官;对能杀死两个敌人小头目的,升爵两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一百石的官。官职和爵位的提升跟杀敌立功的多少成正比。韩非反驳他说,如果现在发布法令,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做工匠或医生,结果会怎么样?显然,他们房屋也盖不好,病也治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工匠需要精巧的手艺,医生要会看病配药,如果用杀敌立功的人来干这些事,显然他们做不了。同样道理,做官要有智慧和才能,而杀敌立功的人靠的是勇气和力量。如果让骁勇善战的人去担任需要足智多谋的官职,那就和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当医生、工匠一样。
所以,韩非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使人各尽其才,按照才能来授官。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优势和缺陷,只有放到最适宜的地方,才能让其施展才能。所以,领导在用人的时候,一定要先了解下属的专长、特性,知道自己的下属有什么才能,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把他們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最合适。领导者不一定要事事亲力亲为,只要你知人善任,把合适的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你就是成功的领导。
三、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在选人方面,韩非认为,应当对内不回避自己的亲属,对外不排除自己的仇敌。即使是自己的亲人,只要真正有才能,也一样可以推举;同样,即使是自己的仇人,如果才能堪任某一职位,也一样要提拔他。只有这样,贤良的人才能得到重用,而奸邪之臣都被斥退。
韩非举例说,尧有个儿子叫丹朱,舜有个儿子叫商均,夏启有太康等五个儿子,商汤有个孙子叫太甲,武王有弟弟管叔、蔡叔。这些人都是君主的兄弟子孙,是君主至亲的人,但是最后都因为作恶受到了君主的惩罚,最终家破人亡。那么君主选拔的是哪些人呢?有的是隐居在山林洞穴之中的隐者,有的是囚禁在监狱中的囚犯,有的是从事宰割烹调、割草放牧、喂牛等活计的贱民,虽然这些人社会地位卑微,但他们有超人的智慧和才能,因而被君主看中,最终为君主成就了一番大业。
这一用人原则的根本在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不能根据亲疏远近、地位高低来用人,而应该根据人的才能。只要是才能卓著、能力超群的就要破格提拔任用。《孟子·告子下》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孟子使用了六位名人的成功事例来证明经历挫折和磨难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进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是,这些卑贱者之所以能够登上高位,发挥才能,一个重要原因是君主不拘一格选用人才。
内举不避亲,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似乎不成问题,因为亲属关系规避的很少,相反,因为亲缘关系滥用职权、任人唯亲的却很多。而外举不避仇,实行起来有些困难。这就要求君主要有雅量,能够不计前嫌,如齐桓公不报“一箭之仇”重用管仲,结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霸业。领导者能够真正惜才、爱才、重用人才,才能冲破樊笼,做到任人唯贤。韩非的这一用人思想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长久以来并没有被统治者所重视,时至今日,有很多领导者都做不到这一点。
四、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
韩非主张,每个官员都应该有自己的岗位、自己的职责,而不要管太多的事,以至于精力分散,什么都做不好。韩非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没有人能够同时用左手画方,用右手画圆。专心于一件事才能成功,如果贪心,想同时左手画方、右手画圆,结果可能什么也画不成。
韩非的这种主张可以避免群臣互相抢权争利、彼此倾轧,使他们各司其职,不互相争功诿过。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管的事太多、太杂,容易不胜其任。既不兼官,又不兼事,臣下可以专心做自己的工作,就可能做得很出色。如果每个人都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情,整个官僚机构就能高速运转起来,发挥最大的效用。韩非的设想非常理想化,也十分完美,但实行起来有一定难度。不少领导干部身兼数职,头衔一堆,名片上印得满满的。工作中,他们分身乏术,什么都想兼顾,结果可能什么也没搞好。
韩非官员专职的思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从秦代以来渐渐建立了一个体系非常庞大的文官系统,这种系统运转到清代结束,发展了两千多年,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非常关注的一项研究课题。今天看来,如果扣除君主专制的弊病,这一文官体系事实上是很成功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采用了层层专职的规则。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用了这一管理规则。
五、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针对选才的问题,韩非提出了“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逐级提升制。宰相一定是从地方官员中选拔上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队伍中挑选出来的,要从基层选拔官吏,并逐级晋升。
当时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贤能智士不用经过底层的锻炼可以直接被君主赏识、任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官员是否贤能,必须经过基层的工作锻炼和考查才能知道。韩非支持后一种观点,认为这才是君主用人有术的表现。赵括的纸上谈兵就是典型的没有经过低级职务的锻炼从而造成指挥失误导致惨败的例子。赵括是将门之后,目中无人、好高骛远,完全没有实战经验。如果让他先在军队中担任小的官职,逐步积累实战经验的话,可能就不会有如此惨痛的结局。
韩非的这种观点对人事制度有重要的启示。选人用人固然有时候需要“不拘一格”,为优秀的年轻人开通发展的快车道,但对一个国家来说,逐级升迁制是必需的,容易操作而且标准比较客观,可以最大限度地杜绝选人用人的随意性,减少用人失误。将相为百官之首,关乎军政兴旺、法治的实行、国家的存亡,是择臣用人的首要问题。将军从下层军官逐级选拔,宰相从地方官吏提升,由于他们有基层工作经验,了解基层实情,作决策更有针对性,抓落实更有路数;他们出自基层,对下属能知人善任,能够权衡利害,做到审时度势,正确处理各种具体问题。
韩非的用人思想,虽然是针对当时官僚体制的,但对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何用人依然有启发意义。我们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其中有价值的东西。
责任编辑:达名流
一、以法择人
在选人问题上,人们往往容易犯以偏赅全的错误,比如有的领导者认为爱挑毛病的人一定是 “刺儿头”,活泼好动的人一定办事毛躁,性格内向的人一定心有城府。还有的领导者单凭自己的判断,任用自己认为贤能的人,这往往会因为个人的主观判断而出现偏差。比如,晋灵公喜欢参无恤,燕王哙认为子之贤明,宠爱有加。但参无恤、子之都不是正直的人,但两个君主却非常宠信他们。
韩非认为,人都有多面性,人的本质都具有隐蔽性,仅凭外表、举止、行为,很难准确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往往会出现看错人的情况。依靠个人的观察来选人难免会出错,正确的做法是“以法择人”,一方面,君主也要依法选择他需要的人才,不能听到他人的赞誉就轻信被赞誉的人一定有才能,给他官做,否则大臣会背离君主而互相勾结。另一方面,所选择的人,应该要坚定不移的执法,即要真心诚意地当君主的奴才,并且要秉公处事,大公无私。
二、因才施用
韩非主张君主应该知人善任,用人所长,因才施用,使不同的人才各尽其能。
韩非首先对商鞅的用人办法提出了质疑。商鞅当时的奖赏办法是这样的:对凡是能杀死一个敌人小头目的,升爵一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五十石的官;对能杀死两个敌人小头目的,升爵两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一百石的官。官职和爵位的提升跟杀敌立功的多少成正比。韩非反驳他说,如果现在发布法令,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做工匠或医生,结果会怎么样?显然,他们房屋也盖不好,病也治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工匠需要精巧的手艺,医生要会看病配药,如果用杀敌立功的人来干这些事,显然他们做不了。同样道理,做官要有智慧和才能,而杀敌立功的人靠的是勇气和力量。如果让骁勇善战的人去担任需要足智多谋的官职,那就和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当医生、工匠一样。
所以,韩非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使人各尽其才,按照才能来授官。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优势和缺陷,只有放到最适宜的地方,才能让其施展才能。所以,领导在用人的时候,一定要先了解下属的专长、特性,知道自己的下属有什么才能,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把他們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最合适。领导者不一定要事事亲力亲为,只要你知人善任,把合适的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你就是成功的领导。
三、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在选人方面,韩非认为,应当对内不回避自己的亲属,对外不排除自己的仇敌。即使是自己的亲人,只要真正有才能,也一样可以推举;同样,即使是自己的仇人,如果才能堪任某一职位,也一样要提拔他。只有这样,贤良的人才能得到重用,而奸邪之臣都被斥退。
韩非举例说,尧有个儿子叫丹朱,舜有个儿子叫商均,夏启有太康等五个儿子,商汤有个孙子叫太甲,武王有弟弟管叔、蔡叔。这些人都是君主的兄弟子孙,是君主至亲的人,但是最后都因为作恶受到了君主的惩罚,最终家破人亡。那么君主选拔的是哪些人呢?有的是隐居在山林洞穴之中的隐者,有的是囚禁在监狱中的囚犯,有的是从事宰割烹调、割草放牧、喂牛等活计的贱民,虽然这些人社会地位卑微,但他们有超人的智慧和才能,因而被君主看中,最终为君主成就了一番大业。
这一用人原则的根本在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不能根据亲疏远近、地位高低来用人,而应该根据人的才能。只要是才能卓著、能力超群的就要破格提拔任用。《孟子·告子下》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孟子使用了六位名人的成功事例来证明经历挫折和磨难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进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是,这些卑贱者之所以能够登上高位,发挥才能,一个重要原因是君主不拘一格选用人才。
内举不避亲,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似乎不成问题,因为亲属关系规避的很少,相反,因为亲缘关系滥用职权、任人唯亲的却很多。而外举不避仇,实行起来有些困难。这就要求君主要有雅量,能够不计前嫌,如齐桓公不报“一箭之仇”重用管仲,结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霸业。领导者能够真正惜才、爱才、重用人才,才能冲破樊笼,做到任人唯贤。韩非的这一用人思想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长久以来并没有被统治者所重视,时至今日,有很多领导者都做不到这一点。
四、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
韩非主张,每个官员都应该有自己的岗位、自己的职责,而不要管太多的事,以至于精力分散,什么都做不好。韩非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没有人能够同时用左手画方,用右手画圆。专心于一件事才能成功,如果贪心,想同时左手画方、右手画圆,结果可能什么也画不成。
韩非的这种主张可以避免群臣互相抢权争利、彼此倾轧,使他们各司其职,不互相争功诿过。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管的事太多、太杂,容易不胜其任。既不兼官,又不兼事,臣下可以专心做自己的工作,就可能做得很出色。如果每个人都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情,整个官僚机构就能高速运转起来,发挥最大的效用。韩非的设想非常理想化,也十分完美,但实行起来有一定难度。不少领导干部身兼数职,头衔一堆,名片上印得满满的。工作中,他们分身乏术,什么都想兼顾,结果可能什么也没搞好。
韩非官员专职的思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从秦代以来渐渐建立了一个体系非常庞大的文官系统,这种系统运转到清代结束,发展了两千多年,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非常关注的一项研究课题。今天看来,如果扣除君主专制的弊病,这一文官体系事实上是很成功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采用了层层专职的规则。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用了这一管理规则。
五、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针对选才的问题,韩非提出了“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逐级提升制。宰相一定是从地方官员中选拔上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队伍中挑选出来的,要从基层选拔官吏,并逐级晋升。
当时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贤能智士不用经过底层的锻炼可以直接被君主赏识、任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官员是否贤能,必须经过基层的工作锻炼和考查才能知道。韩非支持后一种观点,认为这才是君主用人有术的表现。赵括的纸上谈兵就是典型的没有经过低级职务的锻炼从而造成指挥失误导致惨败的例子。赵括是将门之后,目中无人、好高骛远,完全没有实战经验。如果让他先在军队中担任小的官职,逐步积累实战经验的话,可能就不会有如此惨痛的结局。
韩非的这种观点对人事制度有重要的启示。选人用人固然有时候需要“不拘一格”,为优秀的年轻人开通发展的快车道,但对一个国家来说,逐级升迁制是必需的,容易操作而且标准比较客观,可以最大限度地杜绝选人用人的随意性,减少用人失误。将相为百官之首,关乎军政兴旺、法治的实行、国家的存亡,是择臣用人的首要问题。将军从下层军官逐级选拔,宰相从地方官吏提升,由于他们有基层工作经验,了解基层实情,作决策更有针对性,抓落实更有路数;他们出自基层,对下属能知人善任,能够权衡利害,做到审时度势,正确处理各种具体问题。
韩非的用人思想,虽然是针对当时官僚体制的,但对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何用人依然有启发意义。我们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其中有价值的东西。
责任编辑:达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