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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年春，父亲终于刑满释放。当时，他的户口在劳改局，我们帮父亲联系原单位，但由于当初判刑时，他已被开除军籍，部队说交给地方了，不管！而地方上又无人接收，于是，父亲成了“黑户”，连个栖身之处都找不到。老人家很伤心，他只好白天进城活动，晚上仍回监狱睡觉。
我还在新湖农场接受“再教育”，背上“黑崽子”的罪名并未因父亲出狱而抹掉。当时，父亲最关心的倒不是他怎么活下去，而是３个儿子的政治前途。他常常写信给我，鼓励我一定要追求上进，我也常写信给父亲，汇报自己的劳动、工作情况。我记忆最深刻的是，父亲给我寄过两首自己创作的歌，一首是《歌唱领袖毛主席》（小合唱），一首是《全国农业学大寨》（合唱），我收到他寄的歌曲，一时懵住了，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在歌曲前署上“王海成词曲”？父亲在信中叮嘱我，你以你的名义将这两首歌寄给《新疆日报》去发表。我却并没有照父亲的话做，因为当时向报社投稿，一律要盖单位公章的，我怕惹事。后来，我才明白了父亲的一片苦心，他一是想发表作品，却不能用自己的名字，二是有意识培养我。
老友重逢，她的热泪把他的手背“烫伤”
父亲刑满释放后的一天，去二哥新搬的家。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儿，碰上了一位老朋友，并为此创作了一首充满激情流传很广又感人至深的歌曲。
那天，父亲刚刚走到进二哥家的巷口，突然看见了一位维吾尔妇女的身影，觉得很熟悉。待走近时，那位妇女回过头来，一看见父亲，蓦然间愣住了！俩人站在相距几米远的地方，互相端详着，愣怔了半晌，几乎同时喊出声来：
“洛宾！”
“康巴尔汗！”
原来，这位维吾尔妇女就是著名舞蹈家康巴尔汗！父亲４０年代在兰州时，就与她相识，并成为很好的朋友。后来，她的女儿吾鲁汗跟父亲学歌，并成长为“军中百灵”。尽管岁月的风霜，侵蚀了舞蹈家的美丽容颜，但当年的风韵犹存，仍是那么楚楚动人。劫后余生，老友相见，惊喜与激动难以言表！父亲跨前一步，康巴尔汗也小跑着过来，俩人紧紧相拥在一起，喜极而泣！
“洛宾，你还活着！”康巴尔汗惊喜交加，泪流满面地说，“我还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你了，老朋友！”
“我这人命硬，哪能轻易就死了呢！”父亲虽然眼里也渗出了亮晶晶的泪水，却嗬嗬大笑道，“死了，不就没有今天的意外重逢了么？”
于是，康巴尔汗不由分说，将父亲拉进她家，叫女婿买肉买酒，她亲自下厨，用最好的饭菜招待老朋友。她感慨地说：“洛宾，真有缘分啊！没想到我跟海星做邻居，住了这么久，竟不知道他就是你的儿子！”
那天，父亲和二哥二嫂，在康巴尔汗家吃了一顿丰盛的“团圆饭”。席间，父亲举杯，眼含泪花说：“来，为了活着，干杯！”是啊，他坐了１５年的牢，多少朋友都故去了，而他还活着，还能见到老朋友康巴尔汗。
当天晚上，父亲回到监狱，就挥笔写下了一首新歌：《你的热泪把我的手背烫伤》。这首歌，父亲也是最先送给我的——
我重新回到了朋友身边，
又闻到了友谊的芳香，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吔，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
从你的眼睛，我看到了悲伤；
从你的眼睛，我看到了希望。
啊哦！从你的眼睛，
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幸福地举起这生命的金杯，
啊！你为我斟满红酒，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吔，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
……
你的热泪不住流淌，
你的热泪滴在我手背上。
啊哦！你的热泪把我手背烫伤！
儿子唱着老子的歌，却不知道作者是谁
我的一个回族朋友马俊，自小就唱着父亲的歌长大，很崇拜父亲。听说我父亲出狱了，就特意让我将父亲带去，参加一个喜气洋洋的聚会。那天人很多，父亲兴致勃勃，喝了不少酒，也即兴唱了他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还有几首俄罗斯民歌，激起了阵阵掌声。我在朋友圈中，是小有名气的“吉他手”，也演唱了熟悉的《撒阿黛》、《我不愿擦去鞋上的泥》和一首叫《曼丽》的民歌。我记得《曼丽》的歌词大概是这样的：
我俩的过去，
我俩的情义，
我怎能忘记？
曼丽！
你怎能这样忍心，
离我而远去？
想起当年我俩生活的甜蜜，
如今只有在梦中和你长相叙，
一样的星星，一样的月亮，
就是少了你，
曼丽！
牛郎织女也一年一相会，
从今以后我是多么悲伤，
何时才能见到你？
曼丽！
那个年月像《曼丽》这样的歌曲，是被列入“黄歌”之类，不准唱的。但是，朋友们就爱听这样令人荡气回肠的歌，每有聚會，我都少不了用这首歌，刺激大家的酒兴！那天我唱完这首歌，自然又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掌声过后，父亲却突然悄悄问我：“小三儿子，你刚才唱的这首歌叫什么？”
我说：“叫《曼丽》呀！”
“是谁写的？”父亲又问。
“不知道。”我摇摇头。
父亲笑笑，然后才慢慢地又给我讲了他的一段往事：１９３９年，我和洛珊随“抗战剧团”在青海演出。剧团解散后，我回青海，洛珊不愿意去，和我分手了！我一直怀念我们在一起的那段难忘时光，就写了这首歌，用蒙古族曲调改编谱成曲子。
“这首歌是您写的？”我瞪大了眼睛。父亲得意地捋捋山羊胡子，眯缝着双眼轻轻地点点头。马俊在旁边一直认真听父亲述说，听完后，就大声地嘲笑我道：“海成啊！儿子唱老子的歌，竟然不知道是老子的歌，该罚！”我被狠狠灌了一大杯酒！
马俊是个“包工头”，人很义气，也很敬重父亲，见父亲生活无着，就让父亲到他负责的工地干点杂活。起初，一些年轻人瞧不起这个矮小的瘦老头，张口就喊：“哎，老头！”马俊听到了，将那些小青年召集起来，一顿臭骂：“这是我叔叔！当年，‘西北王’马步芳见了他都敬重三分，你们敢喊他‘老头’？从今后，谁敢不尊重他，看老子怎么拾掇你！”
父亲打工的地方在乌鲁木齐东郊３０公里处，叫“芨芨槽子”。父亲每天回城，连几毛钱的车票都舍不得买，而是骑自行车，省下钱来买稿纸。那年冬天，父亲用攒的钱买了一只小山羊，送回城来给儿孙们解馋。
他始终用信念取暖，熬过漫长的寒冬
１９７６年春天，大哥结婚，父亲专门为大哥夫妇创作了一首《婚礼圆舞曲》。父亲坐牢１５年，一身清贫，他没有什么财物送给儿子和儿媳，只有用自己的歌曲作为贺礼了！而这样的贺礼，饱含着父亲一世的辛酸和一生的追求，又是多么的珍贵啊！
大哥婚后的当年冬天，父亲用打工挣的钱，买了个硬座车票，回北京老家，看望他十几年不见的亲人和朋友去了！父亲回北京后，经常写信给我，鼓励我在农场好好劳动，追求上进，并很关心地问我的婚事。
１９７７年夏天，父亲从北京回到乌鲁木齐，仍艰难度日，而当时，我正在为自己的前途和回城奔波。
当时，乌鲁木齐有招工名额，按年限和表现，我早该回城了，可每次都因为父亲的问题，“政审”不过关而被顶替。那次，我又失去一次招工机会，请假回到乌鲁木齐，在二哥家见到了父亲。沮丧之极的我买了一瓶酒，与父亲对饮，边喝酒边发牢骚。父亲默默地听我说够了，才开异说：“小三儿子，人最重要的是精神，当然还有健康的身体，你现在这两样都不缺，愁什么呀？耐心地等待机会吧！”我没好气地说：“爸，我都快２７岁了，还要等啊！等到猴年马月，有机会时，我恐怕也老了！”
父亲抬起头，严厉地看了我一眼，又缓缓地讲起了他在兰州坐牢的情景：“……那４年多漫长呀！天天吃粗粮，夜夜枕砖头，憋的人都快疯了，不是熬出头了么？那时，我也就你这么样的年纪，血气方刚呀！从１９６０年起，我又坐牢，一坐就是１５年，吃糠咽菜，烧石灰，背石头，九死一生，我都没有沉沦，没有绝望！现在，不也熬出来了吗？”
父亲的开导，虽然没有完全说服我，但毕竟给了我力量和安慰。第二天，我就赶回农场，正赶上会战修大渠，我拼命加油地干，结果在四五百人中，我率先完成任务，名列第三，受到了表扬奖励。
１９７８年，我被安排为生产队保管，这就证明组织上信任我这个“黑崽子”了。不久，又说要调我去小学当老师。也就在这个时候，新疆建工局来农场招工，我终于有幸被录取，可以离开农场回城了，我的人生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
待上了一个星期的班，趁周末回到大哥家，才知道父亲被“工一师”请去写剧本了！据大哥讲，父亲在“工一师”写剧本，包吃包住，很不错的，我听了也很高兴，就在星期天上午跑去看他。父亲正和张乃平等几位编导讨论剧本，得知我已经当了工人，高兴极了，就留我中午一块儿吃饭。饭间，父亲才告诉我说，５０年代，他们几个合作写了《两代人》和《战斗的历程》，还有《步步紧跟毛主席》；６０年代，又合作过歌剧《无人村》。没想到活下来了，７０年代又能在一起合作，真是不容易啊！张乃平因为与一位大人物的特殊关系，“文革”中备受煎熬，好不容易也活过来了！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们见面后不久，他却因病去世，父亲为此沉痛了好长时间。
父亲在“工一师”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创作了歌剧《托慕达的百灵》，演出后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戏写完了，父亲又“失业”了！父亲“失业”，就意味着无家可归，失去生活来源。于是，有人好心地说：“王老师，你写那么快干啥？写慢点嘛，起码多过几天安生日子。”父亲苦涩地笑道：“我帮朋友写东西，既不是为了挣钱，也不是为了混饭，而是因为天生热爱音乐，想把它奉献给社会。因此，我慢不下来呀！”父亲就是这么个实在人。
明媚的春天姗姗来迟，他毕竟等到了人生的再度辉煌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一天，父亲很神秘地从怀里掏出一份文件给我看。原来，那就是为父亲平反和恢复名誉的通知。当时的通知，是由原乌鲁木齐军区落实政策办公室发的，大体几条是：摘掉“历史反革命”帽子，按军区职工处理，保留原工资（每月１８０元，是１９５７年的标准）级别。但是，最后一条特别注明：鉴于国家财政困难，“文革”期间工资不予补发。
我看了这份文件，有点喜悦，却不很满意，就问父亲：“爸！您１９５７年就是文艺六级，现在咋按‘职工’平反？你被抓时就拿１８０元，十几年后咋还拿１８０元？”父亲平静地看着我，语气沉重却不无释然地问：“假如我死了呢？”我的确无言以对，父亲又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叹口气说：“人，应该知足啊！”
也就是第二年的春天，父亲被时任兰州军区政委的肖华将军点名，去兰州军区创作歌剧《带血的项链》。父亲去兰州后，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他热爱的创作之中。《带血的项链》在北京公演后，引起轰动，并被文化部授予创作二等奖。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同志亲自为获奖作者颁奖，念到“王洛宾”的名字时，却不见父亲上台，由别人代领。领奖仪式结束后，黄部长专门派人询问，王洛宾为什么没有上台领奖？父亲当时就住在宾馆，他对文化部的同志，指了指自己的头，幽默地说：“我还戴着‘帽子’呢，哪能上主席台？”黄部长听了工作人员的转告，流泪了！他也许是为一个有才华的音乐家的悲惨遭遇而惋惜和无奈吧？
１９８０年７月，我从矿山写信给父亲，我要结婚了。父亲当时正在兰州搞创作，他很快回信，表示祝贺，并决定９月底以前赶回乌鲁木齐。为了等待父亲，我把婚期推迟到国庆节，又推迟到１０月２０日，父亲终于赶上了参加我的婚礼。我结婚的那一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亲朋好友济济一堂，父亲也许是近２０年来第一次这么兴奋！他与老友频频举杯，喝得红光满面，又唱又跳，他也是趁机在庆贺自己的“新生”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父亲的人生步入了新的辉煌！
１９８１年５月，解放军总政治部派魏风（时任总政歌舞团团长）来新疆调演节目，并代表总政看望父亲。那天，魏风同志在新疆军区有关人员陪同下，在一间小阁楼找到父亲时，父亲正一边啃着干馕，一边创作，为了阻隔外面的噪音，他用棉花将两耳塞得严严实实。魏风同志见状，大为感动，说：“这样的老同志，我们不用，谁用？”
不到２０天，我再见父亲时，他老人家已经穿上了威武的草绿色军装，屡经沧桑的面颊，在红星和领章的映衬下，更闪耀着睿智的光芒。
“让别人去说吧，我大不了去包头卖馄饨！”
父亲是性情中人，即使面对记者也直言不讳，痛快淋漓。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父亲应邀赴北京举办“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作品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记者采访。当有记者问及因台湾某艺人盗用父亲名义出版盒带，被某些“权威人士”误以为父亲“出卖民歌”而大加鞭挞与讨伐，父亲如何应对时，父亲的回答却出人意料：
“我写了一辈子歌，到头来这些歌反而被说成不是我的。说去吧，我大不了去包头卖馄饨嘛！”
父亲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话，引起了记者们的极大兴趣。当他们再追根到底时，父亲却习惯性地捋捋那撮独特的“山羊胡子”，嘿嘿一笑充满慈爱地回答：
“我的小三儿子在包头！”
那年我刚去包头，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不大的酒店，叫“天山大酒店”，专门介绍新疆的风味菜肴，也卖馄饨。父亲平生喜食馄饨，因此才在激愤中不无幽默地说要去“卖馄饨”。在父亲答记者问几天后，《包头日报》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
现寻找从新疆来包头经商的王海成先生，如果看到本启事，请速与本报联系。
我当然没有去联系，又因为我一直隐埋自己的身份，除合伙的朋友外，在包头没人知道我就是“西部歌王”的儿子，报社自然也无从查访。当时，尽管也有朋友劝我去一趟报社，也许会提高“天山大酒店”的知名度呢！然而，我还是拒绝了！因为说起流浪包头，真还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呢！
这得追溯到１９８５年的春天。
父亲当时早已平反，担任新疆军区文工团的“艺术顾问”。由于他年逾七旬，军区为彻底“落实政策”，特地将文工团的一栋“筒子楼”拨出两间，提供给照料父亲饮食起居的儿子居住。我作为父亲最小的儿子，又一家三口刚刚回城，有了工作却无栖身之地，就理所当然地住进了那栋灰暗老旧的“筒子楼”。
“筒子楼”是那个贫困年代城市特有的建筑，每层楼几家人共用一个厨房，合用一个厕所，现在是不可想像的了，但在当时就算不错了。父亲在那栋“筒子楼”居住多年，嗅着油烟和厕所永远也清除不了的臊味，忍受着绝对避免不了的嘈杂与骚扰，创作和生活。不少慕名来访的客人，一见父亲的居住环境，无不摇头叹气。１９８４年夏，著名作家萧军应邀来新疆讲学，专程登门看望“抗战剧团”的“好兄弟洛宾”，坐在父亲“暗无天日”的房间，百感交集，挥毫写了一首赠诗：
读书舞剑两无成，
错把韶华误请缨。
但得能为天下雨，
白云原自一身轻。
然而，一生前后度过２０年铁窗生涯的父亲，对这样的条件已经很心满意足了，一直感念组织和首长的关怀、照顾。父亲尚且如此，我们就更知足了。“知足者常乐”，我总想着在这栋“筒子楼”，照料好父亲的生活，以利于他安心创作。
父亲过惯了独居生活。１９８８年，他迁居军区第五干休所后，我们仍旧住在“筒子楼”里。父亲的新居当然好了，但是，我们能像尾巴一样地随老人而去吗？我和爱人的单位都因为经济原因，不可能分房。而我们夫妻又都是拿微薄薪水的普通工人，也很难买房。于是，只好按规定交纳租金，住“筒子楼”。“筒子楼”也有不少房间是向外出租的。
然而，有人屡次催我搬家，我一时又确实无处安家。
万万没有料到，有一天院子贴了张“告示”，明确要求“王洛宾同志的儿子王海成”，必须于某日之前搬家，理由是“筒子楼”要拆迁。父亲闻知后，双眼含泪，两手微颤，“山羊胡子”一抖一抖的，但他除了生闷气和伤心，又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搬出那栋“筒子楼”，我们一家在偌大的乌鲁木齐，的确无处栖身了。正好，单位因效益不佳，鼓励职工“下海”，内蒙的朋友又鼓动我去包头开餐馆，我和妻子商定后，就去找父亲商量。
父亲当时很忙，一年到头几乎都在外奔波，即便同住一个不大的城市，我们也很难见面。那时，父亲正准备赴美国讲学和举办音乐会，忙得一塌糊涂！为了不给他老人家增添无谓的烦恼，我没讲房子问题，只说自己想带上妻子出去闯闯。
“出去闯闯也好！”父亲要赴北京办护照及处理其他事，就拿出两万元交给我说，“和朋友做生意，没钱哪儿行呢？”
１９９４年６月，４３岁的我变卖了家中的一切物品，告别了那栋“筒子楼”，告别了家乡乌鲁木齐，带着妻子和１３岁的儿子陶陶，含泪登上东去的列车，直达陌生的塞外“明珠”——包头。
我那时有一个美好的梦：父亲和我都生长在北京，北京才是我们真正的故乡。北京离包头又那么近，我暗下决心等在包头赚了大钱，就在北京买一套房子，专门供父亲居住和创作。中国人自古崇尚“叶落归根”，年迈的父亲漂泊了一生，也该叶落归根了。
然而，父亲至死也不知道，儿子有这么一个美丽却很难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最终当然化成了泡影！
从包头回到乌鲁木齐，父亲已经病入膏肓
包头不大，是座中等城市，但历史悠久，美丽、整洁、安静，人也纯朴、豪爽、文明。我们举家来到包头后，住在朋友提供的房间，儿子陶陶被安置在一所中学借读，我和妻子国英则全力以赴投入酒店生意。
我们的“天山大酒家”在包头独一无二，饭菜适合包头人的口味，酒又是我特意从家乡购进的“伊犁特曲”等新疆名酒，很受顾客欢迎。我们的酒家开门大吉，生意红火！
这中间有个小插曲。
父亲赴美前途经北京，我因为忙于刚刚开张的生意，就让国英代我和陶陶去为父亲送行。当国英在北京见到父亲，口无禁忌地说了不久前从“筒子楼”搬家的情景，父亲眼含热泪，不无苍凉地说：“我一辈子写了千余首歌，却无力为你们提供一处栖身之地。唉，一切只能靠你们自力更生了！”
然而，父亲却提笔给新疆军区有关领导写了一封信，让国英带回来由我转呈。老人是个浪漫的音乐家，更是一名军人，很有组织纪律性，很尊重领导，他每逢遇到不顺心的事，都幸亏首长出面才得以解决。父亲写给军区首长的信，虽没有半点要求，只痛陈心中块垒，言辞不无激动。国英后悔失言，在老人出国前为他增添烦恼，又可能给军区首长增加负担。她悄悄毁弃了那封信。
到了１１月，塞外风寒，包头渐冷，我们的生意却越来越好！突然有一天，我接到新疆军区干休所一位同志的电话，说：“王老例行体检时发现了癌，他自己还不知情，希望你快点回来！”我一听头就大了，咋办？回去，生意放不下；不回，老父患了癌需要治疗。父亲一向体质很好，８０多岁了仍骑一辆破自行车穿街串巷，咋会生癌呢？
我于是告诉干休所的同志，感谢他们对父亲的关心，并托他们与家在乌鲁木齐的二哥联系，可以就近先照顾。然后，我又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向老人“约法三章”：不许再喝酒！不许再骑自行车！住院治疗！
父亲很快给我回信，告诉我们别担心他，抓好陶陶的学习，做好生意。他还风趣地写道，自己这把老骨头结实着呢，活１００岁不成问题，哪儿有什么病？
接到父亲信时，父亲已经从乌鲁木齐飞抵南京，又海南，又深圳了。１２月的某一天，当我从电视新闻上看到，父亲被授予新疆达坂城的“名誉镇长”并立碑纪念时，我心潮汹涌，两眼潮湿，父亲在电视上仍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哪有一丝“病容”？至今，我仍记着父亲在接受“名誉镇长”命名后说的话：
“我争论什么版权？这就是最好的版权！”为西部民歌呕心沥血了一生的父亲，被人民誉为“西部歌王”，受到党、政府和军队的关怀与推崇。
转眼就是１９９５年２月，马上就是春节了。有一天，我又接到来自新疆军区干休所的电话，说：王老要住院手术，你赶快回来！我吃惊不小，最后决定国英一人先回去，与二哥一家共同照料老人。
阴历腊月二十九日那天，国英顶风冒雪，从包头挤上了西行的列车。
国英回到乌鲁木齐，父亲很高兴。春节后，他被安排住院，做胆结石手术。临上手术台时，父亲突然问国英：“过完年了，咋还不走？”国英撒谎说：“酒店到３月５号才开门，海城和陶陶也去兰州四姨家了。”
其实，那时我们已经打算放弃包头的生意，回新疆了。
古语说：“父母在，不远游。”何况父亲孤身一人大半生，又８０多岁了，多需要有亲人在他身边呀！钱算什么？挣多少是个够？尽管我们并没挣多少钱。
花红柳绿的５月，我带陶陶挥别恋恋不舍的包头朋友，回到乌鲁木齐阔别了一年多的家乡，回到了父亲身边。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正手术后在医院化疗的父亲，一见我和孙子，兴奋得两眼放光。他拉住陶陶，慈爱地问：“上几年级了？学习好不好？一顿能吃几个馒头？”当陶陶小声告诉爷爷，一顿能吃两个馒头时，父亲呵呵笑道：“才吃两个馒头？太少了！太少了！能吃才能长个儿呀！”
父亲又问国英：“你跟上小三儿子东奔西跑，也够辛苦的了！你今年二十几了？”“二十几？”国英笑着反问父亲道：“爸，您孙子都１４岁了，我有多大，您算去吧！”父亲不好意思地笑了！他总觉得国英一副“娃娃脸”，像个“孩子”。
父亲出院后，不顾医生的劝阻，又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鸟儿，飞向大连，飞向深圳、厦门……
我却忙着选购房子。没有房子，即便在家乡，我们也形同“流浪汉”。
１１月初，父亲终于回来了！当他得知我已经迁进了新居，异常兴奋，不顾旅途劳顿先来参观新居。望着宽敞明亮装修一新的居室，父亲眼里闪烁着泪光，久久沉吟不语，我明白，父亲的心海一定波涛汹涌。
终于，父亲开口了：“好啊！好！你们凭自己的劳动，终于拥有了新居，我也放心了！”
父亲马上又要出国了。我和国英特意包了父亲最爱吃的羊肉水饺，为老人送行。父亲津津有味地吃着，说：“这次从新加坡回来，我决定再也不外出了，静下心来，将自己一生作个总结，写一部回忆录……”
我知道父亲也确实太累了。倦鸟尚知归巢，何况一位身患癌症的耄耋老人。
然而，万万没有料到，这是父亲在我的新居吃的最后一顿饭。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父亲应邀赴新加坡访问。１月７日上午，一个寒冷无比的日子，当得知父亲已经回到乌鲁木齐，我携妻儿前往干休所探视，被告知：“老人一回来就住院了！”
我们大惊失色，直奔军区总医院。病榻上的父亲神情疲惫，面色蜡黄，却仍宽慰我们，说：“昨晚朋友接风，多喝了两杯酒，没啥！我死不了，会活１００岁的！”
然而，一生历尽磨难的父亲，这次“高估”了自己的身体。无情的癌变很快吞噬了他的健康。３月１４日夜，一直干冷的乌鲁木齐突降大雪。大雪纷扬中，父亲那颗吟唱了一生不屈不挠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
我作为儿子，和所有热爱他的歌迷一样，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
值得欣慰的是，那年我提前放弃了生意，离开了包头，守在父亲身边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日子。否则，我会懊悔终生的！
父亲离开这个世界４年多了，我惟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弘扬他老人家的未竟事业中去，才无愧于父亲！
（本文照片均由王海成提供）
（《名人传记》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５期 老 犁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