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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元年到来的时候，没有人热烈欢迎它。它来到地球数百年间，甚至没有人知道它。对当时统治着所谓文明世界的罗马人来说，这一年是A.U.C754年——母狼哺大的孪生兄弟罗慕路斯和瑞莫斯创建罗马城以来第754年。对按4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年的希腊人来说，这一年是第195个奥林匹克4周期的第一年。中国人的公元元年更加平淡，仅被记录为“平帝即位次年”。
直至公元6世纪，方才有一位住在罗马的僧人把公元元年当成开天辟地最不寻常的一年来对待。此人名叫狄奥尼修斯·埃克斯克斯。按照他的计算，这一年肇始于耶稣诞生一个星期之后，乃是第一个完整的“我主之年”（拉丁文缩写为AD）。此前的人类历史，他一律用“基督之前”（拉丁文缩写为BC）来表述。狄奥尼修斯的编年系统得到教皇支持，逐渐被普遍认可。但实际上，他甚至算错了耶稣降生的时间。学者们认为，公元元年的时候，耶稣大概已经5、6岁甚至7岁了。
那时，现在
公元元年的人们关心的事情也同样萦绕在现代人脑际：如生儿育女、社会行为、宗教信仰等等。不过现代人压根儿就不可能理解他们的处理方式。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学者约翰·伊万对一年级新生说：“跨越时空，用当时罗马人的方式和他们相处，要比和外星人打交道难得多。”
搁在2000年以前，罗纳德·里根绝对当不上美国总统，罗马人把演员和娼妓相提并论。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众目睽睽之下亲吻妻子蒂帕，要在古罗马，他会因此失去选票。那时候，男人陷入情网是招人耻笑的。古罗马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贵族，因为当众拥抱妻子而被剥夺了在元老院的席位。不过小布什要生活在古罗马，大可趾高气扬。因为古罗马任何一位“年轻的贵族”都有责任“为父亲所受的屈辱复仇”。历史学家弗洛伦斯·杜邦在《古罗马日常生活》一书中说，“报不成仇是父亲的最大厄运和儿子的最大耻辱。”
在公元元年，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政治家是罗马帝国元首奥古斯都（即屋大维·奥古斯都·凯撒）。奥古斯都是凯撒的侄外孙和惟一的养子，统治罗马达41年之久。公元元年是奥古斯都统治罗马的第27年。这时的奥古斯都已经63岁，身高5英尺5英寸，一口脏兮兮的烂牙。患有胆结石，终日疑神疑鬼，心情忧郁。但就是这么一个糟老头子，不仅有本事稳坐最高权力宝座，还在无意之中为基督教的崛起铺就了道路。
奥古斯都在执政期间，思考的都是非常现代的问题；法律和秩序、公共福利、家庭价值、道德败坏等等。奥古斯都曾自诩说，他所发现的罗马是个砖城，而他留下来的罗马却是大理石城。不过，远比奥古斯都的墓碑更长寿的是其统治对后世的影响。整整2000年来的西方物质和精神生活都留下了奥古斯都时代的印记。奥古斯都时代的政府和社会架构，包括罗马的法律、制度、语言（拉丁语），还有最终成为罗马国教基督教，都为西欧以及日后的美国一脉相承，绵延至今。
奥古斯都开创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罗马和平”。假如没有这两百年的和平、被普遍遵守的秩序和四通八达的道路，基督的“福音”恐怕根本没有机会传播开来。不过，这种稳定十分脆弱。在公元元年前几十年，罗马人放弃了中看不中用的共和制和共和制下的自由，以此换取了帝国独裁统治下的安全和效率。但帝国的堂皇庄严遮蔽着日益衰朽的社会制度，其中穷人和弃儿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基督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生根、发芽，给绝望的世界带来希望，最终绽放出硕大的花朵。
事实上，基督教论理是在冷酷残暴的环境下传播开的。古罗马人不论贫富贵贱，在看到男人和女人活活被野兽吃掉的时候，无不发出欢喜的叫喊。对他们来说，这是对违法者公正的惩戒。古罗马是靠攻城掠地、杀戮妇幼、把男子掳为奴隶而成为“超级大国”的。在古罗马人眼里，杀戮和掠奴，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天经地义，合乎自然之道。古罗马父亲会亲手把刚出生的孩子丢进粪堆，只因为这是个女孩儿，或生来有病，或因为不愿再添张吃饭嘴。如今有谁理解这样的事？但古罗马人无动于衷，只要这位父亲在把孩子扔进粪堆之前，按照法律规定请来5位邻居检查过孩子的身体！
穷困与骄奢
在公元元年，如果有质疑这些行为，他会被视为怪物。纽约亨特学院教授、《古典时代的妇女：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一书作者萨拉·波默罗伊说，“现实是什么样的，罗马人就当世界应该是那么样的。公正与否，这不是罗马人考虑的问题。”
在古罗马，人们用洗脚水来治胃病。小贩们在市镇广场上叫卖着能医眼病甚至不孕症的各种护身符。不会走路和说话的儿童都被看成是动物，还没有“变成”人。人们不用肥皂，而是用橄榄油和刮削器来洗澡，用一端裹着海绵的水棍充当厕纸（纸当时根本就不存在，还没被中国人发明出来呢）。
严酷艰辛的生活培养出罗马人“野蛮”的作风。他们认定生活本就令人沮丧，凄凉暗淡。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拉姆赛·麦克默伦在著《罗马人的社会关系：从公元前50年到公元284年》一书中说：“在古代世界，不管是弃婴、破布烂衫，甚至粪便中的谷粒，没有任何东西会被浪费。什么时候都不缺争夺垃圾的穷人。”
古罗马有权有势者只是为数很少的一个群体，即拥有绝大多数土地和财富的贵族和骑士。有人估计，这些“社会精英”——就是好莱坞电影里的那些家伙——连古罗马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一都不到。阔绰但谈不上豪富的中上层阶级也不过是穷人堆成的高山顶上的一个小缺口。还有一部分平民不穷也不富，自个儿拥有几亩良田，出门打赤脚，睡觉枕草席，吃的不过是猪肉、蔬菜和面包，但比起奴隶，生活舒服多了。
豪门贵族过着骄奢的生活，连宠物都戴着镶金嵌玉的手镯。他们履行公职而不拿分文薪水，为保住官职常举办穷奢极侈的宴会来款待支持者。在公元元年来临前，盛大宴会、剧院演出和角斗士表演的费用不断见涨，负担得起的政治家越来越少，许多官员开始转而采用贿赂手段。到公元元年，受贿现象已如野草一般在社会上大肆蔓延，连军官都指望从士兵工资里捞油水。
面包、剧场和家庭
在奥古斯都开创“罗马和平”之前，罗马帝国发起许多战争。漫长的战争把成千上万罗马自耕农拴在军团里，远离了自己的田园。为避免家人挨饿，许多士兵把土地卖给富有的邻人，离开军团后便到罗马去找出路。这使得公元元年的罗马人口膨胀到将近100万。不过，这些失去土地的老兵涌向罗马，并不为找个好工作。因为几乎所有工作都是奴隶的在干。仆役之类的事儿不用说，就连开商店、送信、行医和管教有钱人家子弟这些“重要”的工作，也都被奴隶们包下来了。诱惑退伍老兵是罗马的“面包和剧场”，尤其是免费食物和免费演出，这些都是靠从被征服领土获得的贡赋和税收支撑的。
从凯撒统治时期起，罗马当局就每天都向绝大多数罗马人配额发放粮食。“受粮者”包括除外国人以外的全部成年男人、奴隶和妇女。后来，就连拥有土地的农场主也放弃了土地，蜂拥而至罗马，完全仰仗粮食配给生活。罗马上层阶级把他们轻蔑地称为“流氓无产者”，西塞罗称他们是“（罗马）财政的吸血鬼”。凯撒的继承人奥古斯都这项福利扩大到男童。
在公元元年，为保证罗马人生活安乐，免于忧患，奥古斯都慷慨地举办了各式宗教典礼、节庆和“卢迪”——向神表示敬意的比赛。战车赛路吸引了20万甚至更多的观众。最受欢迎的场面是：竞技场内，翻倒的战车狼籍一片，骏马悲嘶，长鸣不已，竞技者们骨断肢折。罗马人将这种场景称之为“海难”。古罗马广场的生活通常是以野兽比赛作为开端：成群的猎犬追逐惊慌的野鹿、熊对付公牛，狮子撕咬老虎。人们虽然很了解哪种野兽会是赢家，但仍然为之如醉如痴，兴奋不已。
下午的广场更加热闹，表演节目是人兽角斗。有时，受过良好训练，手持长矛的角斗士能够打死狮虎，再活一天；但大多数角斗士难逃一死。角斗士都是所谓受诅咒的罪犯。后来，信基督的男人和女人也被扔进了这一竞技场。他们未经训练，手无寸铁，却多半得面对狮子这样的猛兽。许多观众宁愿他们的对手块头小些，也不那么凶猛。这并非出手慈悲，而是因为他们希望人兽角斗的对抗性更强，场面更血腥。他们嫌狮子杀人速度太快，缩短了他们“享受”的时间。
截至公元元年，“卢迪”一直是罗马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法国历史学家罗兰·奥盖在《残忍和文明：罗马人的竞技》一书中写道：“‘卢迪’为罗马人的生活提供了节奏，为罗马人的激情提供了营养。”奥古斯都曾试图限制“卢迪”的血腥程度，规定如果两名角斗士在长时间的艰苦决斗后还能站着的话，两人都应该得到象征胜利的棕榈叶，但是罗马民众宁愿嗜血。几百年来，“卢迪”的主办者无视奥古斯都的法规，强迫这些头戴盔甲、藏起脸部的“无面人”格斗到其中之一倒地死亡方才罢休。
奥古斯都一向孜孜追求秩序，甚至连什么阶层的观众坐在什么位置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最好的座位属于贵族家庭、信奉女灶神的贞女、士兵和已婚男子。为什么已婚男子得到这种优待呢？因为奥古斯都觉得罗马人口之所以萎缩，是因为有太多的男子眠花宿柳养小妾，却不肯结婚。他相信，如果肯结婚的男人多起来的话，罗马就会像西塞罗所说的那样“少些肉欲，多些家庭。”
为了强化家庭价值观念，奥古斯都还制订了一套奖惩措施：有3个孩子的丈夫可以迅速升职；生下3个孩子的母亲有权在财产问题上发言；单身汉和未婚妇女的继承权则受到限制。奥古斯都废除了允许丈夫杀死有奸情的妻子的古老法律，但规定任何拒绝与不忠实的妻子离婚的男人都应当被处死。妻子也可以与丈夫离婚，但要冒失去了子女养育权的风险。
早在公元前195年，元老院允许女士穿染色的衣服和乘坐马车时起，古罗马男人就控制了女人的命运。按古罗马习俗，妇女得照得炉膛里的火、打水、纺纱、织布，还有生儿育女。女人喝酒是不可想象的，那是不折不扣的性变态标志。古罗马政治家达加图说，男人亲吻女人，目的是检查她们呼吸中是否有葡萄酒的味儿。女人当着男人的面，不能表现得聪明伶俐。作家朱维纳里发现，要是妻子谈论历史或诗歌，而且语法准确无误，那可“实在令人恼火”。
不谈爱情
古罗马人结婚为的是履行责任，特别是为了传宗接代和补充自由民数量。在奥古斯都颁发法令规定女子年满10岁方可订婚之前，有些罗马人，包括奥古斯都自己，都给襁褓中的女儿订了亲。十几岁的男孩可以像父亲那样，与妓女或女奴发生性行为；但头一次出嫁的新娘必须是处女。凯撒至少有一位妻子能通过这项考验，因为她嫁给凯撒时只有11岁。男女之间的爱恋之情从来不在罗马人的婚嫁中起任何作用。布朗大学教授大卫—康斯坦说：“（古罗马人）想当然地认为，要是丈夫与妻子相处得法，爱就会滋生和发展。到生命终了，他们彼此应当会有深厚的感情。”
从古到今，几乎没有几个人像鼓吹家庭价值的奥古斯都一样，把家庭生活搞得乌烟瘴气。奥古斯都遗弃了结发妻子斯克里苞妮亚，理由是她“在道德上反常”，具体说来就是胆敢轻蔑他的情人。一年后，奥古斯都迷恋上怀有6个月身孕的有夫之妇莉维亚。在莉维亚生下孩子的第三天，两人举行了婚礼。
史家可能宣称，莉维亚使奥古斯都感到满足。确实，莉维亚把年幼的女奴送入奥古斯都的寝宫；在奥古斯都和别的贵妇人调情时，眼睛望向别处。不管什么原因，奥古斯都和莉维亚的婚姻持续到他生命的终了，而且声称自己的婚姻生活十分美满。不过，对自己唯一的孩子尤丽亚的婚姻，他可说不出这样的话。
尤丽亚是在奥古斯都和他性情刻板的母亲离婚前夕出生的，没几天就被许配给奥古斯都的盟友马克·安东尼的儿子。后来，奥古斯都和安东尼反目成仇，杀掉了这位年轻的未婚夫。尤丽亚14岁时，奥古斯都把她嫁给了侄子马赛勒斯。马赛勒斯没过两年就一命呜呼，尤丽亚又嫁给了另一位亲戚的丈夫阿格里巴，并接连给奥古斯都生下4个孙子孙女。但奥古斯都还是不满意。阿格里巴死后，他把尤丽强行许配莉维亚的儿子提比留，虽然提比留早就结了婚，而且夫妻间十分恩爱。
其结果导致了奥古斯都时代最大一桩性丑闻：提比留思念被迫休掉的妻子，闷闷不乐地隐遁到罗得斯岛上，守活寡的尤丽亚开始主动按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据说她的情人不是几个，而是很多个。知情者报告说，她在竞技场狂欢的人群中喝得大醉，并且上街卖淫。
公元前2年，尤丽亚的事终于传进奥古斯都的耳朵里。奥古斯都当众大怒，一笔勾销尤丽亚的婚姻，向元老院写信详细叙述了有关尤丽亚放荡生活的传闻，把她流放到第勒尼安海中的一个岛上。是年尤丽亚37岁。
10年后，尤丽亚的女儿——也起名叫尤丽亚——受到同样的指控并被流放。奥古斯都盛怒之下，还把最受欢迎的诗人奥维德流放到黑海中的一个岛屿，理由是奥维德的诗作《爱经》公然和他大力倡导的家庭价值观唱反调，败坏了他后代的道德。
帝国的衰落
奥古斯都终其一生都没弄明白：有一种力量远比奥维德的诗句更普遍、更深刻、更持久地败坏着罗马的道德风尚，那就是腐蚀罗马人性格的财富。各个行省的贡赋和贸易源源不断地涌向罗马，令有钱人更加富有、更加懒惰、也更加放纵。粮食配给和免费演出当然更不可能拨响游手好闲的罗马人的道德神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贫富鸿沟从各个方面都在加深。房价越来越高，穷人只得住进窄小的阁楼或者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屋，那儿既没有水，也没有取暖设施。在农村，土地集中加剧，为数寥寥的贵族家庭拥有成千上万亩田地，无数土生土长的自由民被剥夺土地和特权，沦为穷困潦倒的佃农。
到公元3世纪，为了应付越来越高昂的边防开销，罗马向穷人征收重税。罗马人从来没有想到过今天的累进收入税制度。累进税制让最富的人交纳最重的税，而罗马人的税制恰恰相反：越是有钱有势的人，交的税的越少。
罗马帝国历5世纪崩溃，其原因不一而足。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认为，是基督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因为它破坏了维系罗马人心灵和国家稳定的旧宗教信仰。但20世纪哲学家戚尔·迪朗指出：早在基督诞生之前，罗马旧教就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迪朗在《凯撒和耶稣》一书中写道：罗马对其领袖失去信心，“因为国家保护富人，压迫究人；为了掠取奴隶而连年征战，向穷人征税来供富人挥霍，无力保护人民免于饥荒、瘟疫、侵略和穷困。”
至于基督教的传播——现在基督教拥有约一亿信徒，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宗教——旧时人们认为，在耶稣童年时代统治罗马的皇帝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罗马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与稳定，基督教义才能如耶稣使徒保罗所言，“具备充足时间”代代相传和发展。
公元2世纪时，基督教教师奥里金写道：在耶稣诞生之时，开始了普遍的和平。这是因为上帝准备要让各个民族都听到基督的教义，他们因此受到一个皇帝——罗马皇帝的统治。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当基督说：“去吧，告诉所有的民族”，从而把这个任务交给他的使徒的时候，使徒们传起道来就会更加困难了。
（《编译参考》2001年第3期 老 犁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