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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农历年前最后几天，古城西安笼罩在冬日的阳光下。钟楼东北侧，西一路282号，易俗社的门楼牌匾上，“庆祝百年”的横幅挡住了“易”字，只见“俗社”二字。过路的孩子问一旁的大人，“什么社？”年长者笑答，“易俗社，唱秦腔的。”
看门的老汉在烧热水，生人要进去，便用秦腔方言硬硬地问，“寻谁？打电话。”
一大早，办公楼还冷冷清清。二楼走廊的一头有个十来平米的资料室。资料室里，靠墙的墨绿老立柜里储存着易俗社的戏本、社史，大小奖杯、民国政府颁发的“金色褒奖”、曾悬挂在旧门楼上的“易俗社”牌匾等杂陈在其余的空间里。除去“文革”时毁掉的大部分，易俗社的百年历史几乎都在这里面了。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之后，两位陕西大儒、同盟会会员在西安发起创办了“陕西易俗社”，希望通过兴办秦腔剧团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移风易俗，启迪民智”，用更为通俗的戏曲教育和影响更多平民百姓。一百年后，老先生们早已不再。还在原处的老剧场，也变了面目。
一呼百应
上世纪五十年代，西安市的大小剧团都还繁荣在钟楼一圈，曾任西安市文化局局长的苏育生小时候家就住在西安城中心，离钟楼很近，看戏很方便。
那时候苏育生上中学，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他都在教室里埋头赶作业，然后赶往钟楼看戏。5毛钱的坐票对学生来说不便宜，那时候1毛钱就可以吃碗面，苏育生常花2毛钱买张站票。
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教师岗位调入西安市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后，苏育生终于接触到了许多小时候只能在舞台上看到的老艺人们。一本偶然获得的易俗社著名老编剧范紫东年谱看得苏育生直惊讶，自己竟不知道陕西还有这样一位文化名人，他不仅写了许多经典的戏剧，还在音乐、关中方言、金石文字等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研究和著作。
从此，苏育生逐渐被这个与众不同的秦腔剧社吸引，他尚了解到，解放前的三十多年，才是易俗社最辉煌的时候。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7月1日，陕西同盟会会员李桐轩、孙仁玉以及王伯明、范紫东、高培支等160多名热心戏曲改良的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发起和创建了以“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为宗旨的陕西易俗伶学社（后改名陕西易俗社）。
跟传统戏班打着名角儿建社不同，孙仁玉和李桐轩是靠着一部《易俗社章程》来征得社会支持和建社资金的。
“这些老先生们大都在中华民国政府任职，充满治世抱负，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搬到了剧团里来了。”苏育生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易俗社章程规定，主要领导成员由社员民主选举，三年为一个任期，再次当选可以连任。社长负责之外还有一个评议部，类似于“议会制”，委员们可以共同讨论社内最大的事情，对人士罢免提出自己的意见。
“可以说易俗社是辛亥革命的直接产物，又有完整的章程和领先的宗旨，非常符合时代的潮流，因而能一呼百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当然，刚开始，社会上也有一些“封建人士”笑话创办人李桐轩“与优伶为伍”，李桐轩则写诗回赠，说自己给穷苦孩子吃穿、教育，每天早上看他们念书、练功，充满朝气，乐在其中呢！
曾经的灵魂
87岁的郝振易是易俗社解放前培养的最后一期学员，从当学生到演员、乐手、导演和音乐设计，已经在易俗社呆了70年了，退休了还偶尔回来开会“提个意见”。
1943年，14岁的郝振易被带到易俗社。“像我这样的人，过去家都很穷，揭不开锅，老母亲托人把我领到西安，叫给我找个工作，只要饿不死就行。”当时的社长是高培支。他看了一下郝振易的五官、身条，听了听嗓音，就叫他留下了。
过去的易俗社，几年就招一批人，因为戏曲人才“成活率”很低，招50个人，三年后出班，可能20个人声音变了。解放前38年一共招了13班，毕业和肄业的共600余人。郝振易是最后一班学生。
招郝振易入社的社长高培支是易俗社史上任期最长的社长，先后在任20年。在郝振易印象中，他说话声音洪亮，喜穿一袭黑色对襟大褂，人称“高爷”。
他的威信，不止来自表面的威严。抗战时期，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已六十多岁的高培支曾带着十几岁的学员们背着馍，每天步行来到长安一个村子树下练功，或在土壕里上课，往返三十多里，竟坚持了一年多，令学员们在战火中也没有荒废学业。
解放前易俗社的社长们，大多还是编剧。解放前38年，50位剧作者共创作了五百多部秦腔剧目，其中有几十部流传至今。孙仁玉和范紫东是最有代表性的两位剧作家。
因为研究范紫东，已经入职西安市宣传部文艺处的苏育生才开始了解易俗社，早期剧社领袖的身影越来越鲜活起来：范紫东喜欢清早四点醒来，躺在床上，抽着烟，思索剧本，晚上打会花花牌，再写到一两点；孙仁玉戴着厚厚的眼镜，每天在自己创办的民立中学和易俗社之间来回奔波，一路上念念有词，激动处手舞足蹈，一些经典唱词就是在某个时候蹦出来的。
回想这些生于清末变革年代，充满社会理想的老先生们，苏育生满是神往。“解放前的这些领导人，是真的有事业心，他们是易俗社的灵魂领袖，没有他们，易俗社不可能坚持下来。”
几十年后，他们退出了历史舞台，也带走了易俗社最初那股劲儿。
“解放后的社长都是上面任命的，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的创造性了，更不用说什么领袖魅力。”
“老戏”挣扎
苏育生所讲的解放后易俗社的变迁，的确成了官办艺术体制的一个时代缩影。彼时的易俗社，身处全国各地对传统戏曲“改造”的风潮之中。
“为使戏曲服务于革命需要”，易俗社新排了现代戏《刘胡兰》、《保卫和平》等，这些剧目内容涉及“土改、镇反、戒烟、改造二流子”等内容。 由于不提倡“男扮女装”，此前已经学成“出班”、上台唱青衣的郝振易，也无法再演“娃他妈”了，只好进入乐队工作。
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发出“改人、改戏、改制”的号召。新中国的艺术演出团体集体向公有化转向。当年7月，易俗社正式被政府接管，成为西安市首家国营单位，由“陕西易俗社”改名“西安市人民政府易俗社”，后更名“西安易俗社”。
苏育生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刚从战乱中缓过来，加上全国对戏曲极度重视，西安的剧团很是火了一阵子，易俗社也兴盛一时。1959年，在乐队工作了十年的郝振易随易俗社赴京参加建国十周年献礼演出《三滴血》，和其他演职人员一起见到了国家领导人。此后，《三滴血》在全国巡演，后又经过数次改编，被搬上了电影银幕，成为在全国都有影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典型。
1964年，全国禁演“老戏”，戏曲剧团陷入死寂，艺人潦倒不堪。接着便是十年“文革”。台上只有样板戏。
在“反右”中，易俗社被打为“封建社会的残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西安易俗社”改名为“西安市战斗剧团”。30多位老艺人被诬为“国民党骨干分子”。
郝振易曾目睹社里的老人们在剧团里遭批斗，“连打了三晚上人，头破血流的。”
易俗社的繁荣就此止步。
“文革”结束后，虽然文化从浩劫中复苏，“老戏”可以再次上台，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娱乐方式的多元化，戏曲这种过去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也逐渐被打入冷宫。
老剧场变形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看戏的人越来越少，已经有八十年高龄的易俗社老剧场因资金短缺等原因一度闲置了十几年。
如今，在西安西一路和案板街交叉的十字路口，刚翻修过的易俗社老剧场仍然保留着明清建筑的外观，定位却变成了“秦腔文化主题高端会所”。
“老剧场比易俗社还要老呢。”苏育生介绍，早在有易俗社之前，老剧场就是军阀家的戏台，叫宜春园。1917年，已有所积累的易俗社花6000两银子购买了军阀陆建章的两院房产和“宜春园”，两年后对其进行了较大的修整，临街新建了大门楼，门额竖挂“易俗社”三字的牌匾，从此确定西一路为易俗社社址。
此后，老剧场又经历过数次大修小补，直至无人问津。
2005年，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原西安易俗社等4个剧团进行整合，组建西安秦腔剧院。2007年，整体划归曲江新区管委会。
2009年，由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投资1300万元，对小剧场进行修缮，保留了明清建筑的整体风格，重新装修了舞台和大厅，并在二楼设置VIP包厢和豪华包厢等。
2011年，翻修后的小剧场重新开门，长方形格子的花窗、屏风式雕的大门、棕红色的圆柱将老观众拉回过去，而180元的最低票价、8000元的豪华包厢则让他们望而生畏。易俗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争议。
“高票价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当时我们想，演唱会的门票为啥能卖几千块？我们希望通过走高端来提升秦腔的价值，从这几年的探索来看，市场化是不可能的。”西安秦腔剧院总经理雍涛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争议风波后，老剧场票价调整到了100元，不过看戏的人还是不多。
“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雍涛介绍，曲江原打算将易俗社和文化旅游结合，却发现根本行不通，“一是外地人不了解，没兴趣。那个地方也不好吃饭、停车，吸引不来游客。二是真正喜欢秦腔的老观众都不愿意掏钱看戏。”
剧场修好后，曾经主管的老局长苏育生也被请去参观过，“剧场修得很不错。但是观众到剧场是去看戏，戏演得好最重要，否则再好的环境也没有意义。”
老员工郝振易也在老剧场里开过好几次会了，他觉得“太豪华了，跟回到旧社会大官们那种场合一样。剧场就适合小凳子，容纳的观众多，看戏也放松。档次太高了，老百姓不敢进”。
翻修后的老剧场，除承担高端的交流和接待外，还对外承接文艺演出、发布会、典礼等活动的举办和策划，雍涛坦承，“目前这类市场还不太好。”
去年百年庆典热闹了一阵后，老剧场又关起了朱红的大门。平常这里很少演戏。只有周边的电脑手机专卖店在争相叫卖。
“窗口”
马上就是蛇年农历春节了，早上九十点，天气渐暖，易俗社办公楼里热闹起来。二楼中厅排练室里响起器乐和演唱声。楼下院子黑板上，有人用粉笔写上了初一到初五几天的演出安排和值班表。
刚领到一箱过年的蔬菜，郝振易满脸堆笑地请一个年轻人帮他抱了回去。他的家就在易俗社办公楼后面的家属院里。
郝振易1989年就退休了。他常跟人比划，易俗社过去有多少多少亩地，光大排练场就有好几个。他还爱跟人讲，“过去说逛西安有三件事，逛碑林，吃羊肉泡，看易俗社的戏，不然就跟没进西安城一样。”那时候西一路还不叫西一路，叫武庙街，“一到天黑，戏开演了，人多得很，剧场门口摊摊摆得满满的，像个庙会一样。”
只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这个社，可惜了。”郝振易叹了一声。现在，易俗社要用老剧场演戏，需要向上面报批。
雍涛听多了类似的抱怨，“我很理解老人们的想法。易俗社现在是企业化管理，剧场的使用当然要全盘统筹安排。”他又补充了一句，“秦腔剧院没有曲江的投入可能都快死了。”
雍涛介绍，曲江接手秦腔剧院以来，已经对其投入了一亿多元，“就拿今年春节易俗社在大唐不夜城的演出来说，要是没有房地产公司投资三四十万元，这戏还能演？现在演员们的收入也比几年前提高了很多。”
买下易俗社，靠发展文化旅游来收回成本已经被证明不可行，但曲江并不亏，“易俗社是曲江的一个窗口，重大活动，高端接待，上央视新闻联播，这是房地产不可能带来的‘社会效益’。去年的百年庆典活动，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中央电视台就跟踪拍摄了十几天。2008年以后我们打造的两部新戏《柳河湾的新娘》、《秦腔》又获得了不少国家级荣誉……”
对于人们对易俗社现在过于商业化、曲江是“以文化之名搞房地产”的指责，雍涛也直言不讳，“但至少文化也发展了。”
1996年至2002年，苏育生在西安市文化局局长任上的时候，易俗社确实很困难，演员的工资低得可怜。属于“国家级文物”的老剧场也年久失修。
苏育生有他的担心，“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不可能全靠商业化，一方面，现在的剧团靠唱戏卖票肯定养不活自己了，再一个，在咱们现在的意识形态里面，经营上不管，其他方面却不可能不管。过去，剧本、表演，文化局都要审核。现在虽说企业化了，不能上的内容肯定还有人干涉。”
在文化局时，苏育生就当过“审查官”。现在，秦腔剧院一把手雍涛是负责“政治把关”的。“肯定要弘扬主旋律，宣传正能量，这个中央是有明确规定的，必须跟中央的精神一致。”这事儿一点都不能马虎，“西安另一个剧团的戏就曾因为影射社会腐败被拿下了。”
历经百年沉浮的易俗社，该如何延续自己的生命？似乎没有答案。
如今，徘徊在西安十字街头的，不仅是易俗社的建筑躯壳，更是它飘渺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