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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3月25日，星期六，下午。位于纽约市阿什大楼八、九、十层的三角女式衬衫工厂发生了一场火灾。当火灾发生时，大部分出口的门都被上锁。消防水柱只能到达七楼，消防梯也只能到达六楼和七楼之间。
绝望的姑娘们一个接一个跳向地面，“砰——死了；砰——死了；砰——死了。一共六十二个‘砰-死者’”。最后，146名工人在这场大火中惨死，大部分是青年女工，她们多为来自意大利、波兰、爱尔兰、俄罗斯等地的新移民。
事后调查发现，这场灾难并非偶然。因怀疑有服装工人偷窃，工厂锁上了逃生门。灾难后果严重的原因还有楼道拥堵、防火通道配备不足等。
雇主对工作场所安全的漠视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据统计，二十世纪初，美国每年有5万名工人死于工厂事故，平均每天136人，但很少引起重视。
直到纽约三角衬衫工厂火灾发生，年轻姑娘的鲜血刺痛了美国社会，人们谴责贪婪的工厂主，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杜绝无安全设施的工厂，呼吁制定更严格的法律。
这场悲剧被后人称为“改变了美国的大火灾”，因为它“开辟了大楼安全规范的新时代”，并引发了一连串社会改革。
“黑幕揭发”记者雅各布·里斯在其1890年出版的《另一半人怎样生活》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饥寒交迫的男子在纽约市第14和15大街的拐角处向过往的路人疯狂挥舞屠刀，乱杀乱砍。家中的妻儿正在等他拿钱回家买米下锅，他却已无力养家糊口。想着家中嗷嗷待哺的幼子，再看到眼前那些衣着光鲜、一掷千金的富人，看到他们在一小时的购物中大手大脚地花去相当于他一家人一年口粮的钱，这位走投无路的父亲突然愤怒起来，向陌生人举起了复仇的利刃。
这是“进步时代”美国的另一面——贫富悬殊。
19世纪末，美国9%的富有家庭占据了全国71%的财富。大企业主坐拥亿万身家，底层民众却一贫如洗。
重大事故频繁发生、贫富分化严重，美国转型期的景象是不是似曾相识？还有你更熟悉的——腐败横行。
亨利·亚当斯在小说《民主》中借主人公雅克比之口说：“我已经活了75岁，这一辈子都生活在腐败中。我走过许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更腐败。”
1905年，有好事的法国人为美国45个州绘制了一幅政治地图，显示其中25个州的政治已完全腐败堕落，另有13个州也已部分陷入腐败之中，而保持政治清明的州只剩下6个。
一百年前，美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假冒伪劣泛滥。《1902年参议院报告》显示，食品掺假相当普遍。牛奶被掺水，黄油中掺入人造黄油以降低价格，猪油中常添加棉花籽油，然后标上“纯板油”出售，添加有化学防腐剂的食品，产品标签上往往没有任何说明。后人形容说：“美国人在1906年以前所食用和使用的食品与药品情况乃是我们今人所难以想象的。我们很可能会奇怪他们在那样的情况下是怎样设法活下来的。”
环境恶化。有观察者说，1880年代巴尔的摩地区的水闻着“仿若是十万只臭鼬”，克利夫兰的库亚霍噶河就是“一条贯穿市中心的露天阴沟”。1884年一位游客这样形容“钢铁之城”匹茨堡的太阳：“当你看得见它的时候，透过煤烟的黑的雾霭，看起来就像是铜制的一样。”资源保护专家吉福德·平肖1910年出版的《为保护自然资源而战》揭露：废弃的油井中原油和天然气仍源源冒出，或被放火烧掉，或任其流入水里或飘散空中；森林毁坏导致水土流失，仅宾夕法尼亚以南的高地地区，被毁弃的土地就达3000平方英里……
概言之，19、20世纪之交，随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美国患上了严重的“工业文明综合征”，政治腐败、劳资冲突、事故频发等等都是其表征。
进步主义运动由是展开。进步派认为这些社会发展中的弊病并非不可克服，他们相信一个行动主义的政府和组织良好的社会可以帮助个人从无序发展、骄横狂妄的公司手中夺回自主权，于是投身这场改造社会的运动，想要使之变得更加完善、美好。
这是一场各阶层人士联合起来进行变革的运动，参与者包括新闻记者、开明教士、知识女性、改革派政治家等。
“扒粪运动”是开路先锋。一批身为记者或作家的改革者，相信“笔的力量”可以让读者了解美国社会的真实状况，说服公民认同改革的必要性。“源源不断的揭露文字，不断刺激着美国人的麻木的神经，使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已变成一个什么样子，从而产生了渴求变革的心理。”
女记者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揭开了美孚崛起的内幕，如何通过巧取豪夺吞并其他企业、政府又如何予以纵容，并得出了垄断之下公平的自由竞争已不复存在的结论，最终促使美孚石油帝国解体；作家弗兰克·诺里斯的《章鱼》和《深渊》，揭发了南太平洋公司和芝加哥谷物市场的罪恶行径；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描述芝加哥肉类加工厂的残酷、阴暗和肮脏，据说《屠场》发表后美国人一时不敢吃肉了，直接推动了1906年《纯净食品与药物管理法》的通过。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一群作者和一批报刊对社会弊病集中披露，穷追猛打，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和舆论效力。
当然，民间的揭露、议论只有得到官方的积极回应，才能形成有效的制度建设。世纪之交的美国，恰好出现了一批改革派政治家，如北大历史系教授李剑鸣所说，他们“悄然登临美国政治舞台。他们来无声息，却忽然间异军突起，各领风骚，改变了两个主要政党间的力量对比，造成了变革美国生活的浩然声势”。领军人物是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两任总统。
此前，崇尚自由市场的美国，政府功能极其有限。罗斯福和威尔逊都意识到，面对一个富裕而复杂的工业社会，“守夜人”政府必须改变了，时代呼唤一个高效的联邦政府。罗斯福说：“对一般个人来说就有必要自己联合起来，首先通过政府这个最大的联合体采取集体性行动。”威尔逊说：“在政治领导和行政管理机构中，我们最缺乏的是集中。”
频繁的立法被用来治理市场失灵和社会失范。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03年，在罗斯福支持下，司法部成立了反托拉斯局，专门负责执行反托拉斯法；1906年在罗斯福总统的施压下，美国国会通过《肉类检查法》和《纯净食品与药物管理法》，还建立了联邦食品与药品管理局；1913年，威尔逊着手关税改革，签署《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使数百种货物的关税得到下调，以缓解高关税造成的消费者负担和国内垄断组织畸形发展；1915年，威尔逊签署《拉福莱特海员法》，具体规定了美国商船海员的工时、工资和劳动条件。1916年，国会通过《亚当森法》，确定从事州际铁路运输工作的工人标准工作日为8小时。同年，威尔逊签署《基廷—欧文法》，禁止使用童工。
进步主义运动还有一股支流不可忽视——社会正义运动。一批关注底层民众生活的“社会工作者”，积极开展行动，致力于改善社会下层民众生活条件、调和劳资关系。社会正义运动群众性最强、最具人道主义色彩与宗教热情。最引人注目的参与者是妇女和宗教界人士。出身中上等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站在前排，她们出于人道主义理想和母性的同情心投身社会改革，形成了妇女俱乐部总联盟等改革团体。而在社会福音运动中，开明教士走出教堂，主动参与美国转型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约瑟夫·库克神父对工人的工作条件、低工资及童工问题很关切；杰西·亨利·琼创立了基督教劳工会；乔赛亚·斯特朗神父创建了社会服务联盟。
美国社会的联合行动何以成为现实？乔赛亚·斯特朗神父的一句话就可以解释：“现代文明很快将我们全部弄到了一条船上，我们正开始了解到，我们与其他人的利害是何等的息息相关。”若不改善劳资关系，愈演愈烈的罢工有可能酿成天翻地覆的“巨变”；若不帮助贫民窟里的人，那里的贫穷和犯罪终将影响每个家庭；若不保护环境，无人能逃脱其害……这些威胁都是进步时代的改革者拼命与之赛跑的对象。
绝望的姑娘们一个接一个跳向地面，“砰——死了；砰——死了；砰——死了。一共六十二个‘砰-死者’”。最后，146名工人在这场大火中惨死，大部分是青年女工，她们多为来自意大利、波兰、爱尔兰、俄罗斯等地的新移民。
事后调查发现，这场灾难并非偶然。因怀疑有服装工人偷窃，工厂锁上了逃生门。灾难后果严重的原因还有楼道拥堵、防火通道配备不足等。
雇主对工作场所安全的漠视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据统计，二十世纪初，美国每年有5万名工人死于工厂事故，平均每天136人，但很少引起重视。
直到纽约三角衬衫工厂火灾发生，年轻姑娘的鲜血刺痛了美国社会，人们谴责贪婪的工厂主，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杜绝无安全设施的工厂，呼吁制定更严格的法律。
这场悲剧被后人称为“改变了美国的大火灾”，因为它“开辟了大楼安全规范的新时代”，并引发了一连串社会改革。
“黑幕揭发”记者雅各布·里斯在其1890年出版的《另一半人怎样生活》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饥寒交迫的男子在纽约市第14和15大街的拐角处向过往的路人疯狂挥舞屠刀，乱杀乱砍。家中的妻儿正在等他拿钱回家买米下锅，他却已无力养家糊口。想着家中嗷嗷待哺的幼子，再看到眼前那些衣着光鲜、一掷千金的富人，看到他们在一小时的购物中大手大脚地花去相当于他一家人一年口粮的钱，这位走投无路的父亲突然愤怒起来，向陌生人举起了复仇的利刃。
这是“进步时代”美国的另一面——贫富悬殊。
19世纪末，美国9%的富有家庭占据了全国71%的财富。大企业主坐拥亿万身家，底层民众却一贫如洗。
重大事故频繁发生、贫富分化严重，美国转型期的景象是不是似曾相识？还有你更熟悉的——腐败横行。
亨利·亚当斯在小说《民主》中借主人公雅克比之口说：“我已经活了75岁，这一辈子都生活在腐败中。我走过许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更腐败。”
1905年，有好事的法国人为美国45个州绘制了一幅政治地图，显示其中25个州的政治已完全腐败堕落，另有13个州也已部分陷入腐败之中，而保持政治清明的州只剩下6个。
一百年前，美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假冒伪劣泛滥。《1902年参议院报告》显示，食品掺假相当普遍。牛奶被掺水，黄油中掺入人造黄油以降低价格，猪油中常添加棉花籽油，然后标上“纯板油”出售，添加有化学防腐剂的食品，产品标签上往往没有任何说明。后人形容说：“美国人在1906年以前所食用和使用的食品与药品情况乃是我们今人所难以想象的。我们很可能会奇怪他们在那样的情况下是怎样设法活下来的。”
环境恶化。有观察者说，1880年代巴尔的摩地区的水闻着“仿若是十万只臭鼬”，克利夫兰的库亚霍噶河就是“一条贯穿市中心的露天阴沟”。1884年一位游客这样形容“钢铁之城”匹茨堡的太阳：“当你看得见它的时候，透过煤烟的黑的雾霭，看起来就像是铜制的一样。”资源保护专家吉福德·平肖1910年出版的《为保护自然资源而战》揭露：废弃的油井中原油和天然气仍源源冒出，或被放火烧掉，或任其流入水里或飘散空中；森林毁坏导致水土流失，仅宾夕法尼亚以南的高地地区，被毁弃的土地就达3000平方英里……
概言之，19、20世纪之交，随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美国患上了严重的“工业文明综合征”，政治腐败、劳资冲突、事故频发等等都是其表征。
进步主义运动由是展开。进步派认为这些社会发展中的弊病并非不可克服，他们相信一个行动主义的政府和组织良好的社会可以帮助个人从无序发展、骄横狂妄的公司手中夺回自主权，于是投身这场改造社会的运动，想要使之变得更加完善、美好。
这是一场各阶层人士联合起来进行变革的运动，参与者包括新闻记者、开明教士、知识女性、改革派政治家等。
“扒粪运动”是开路先锋。一批身为记者或作家的改革者，相信“笔的力量”可以让读者了解美国社会的真实状况，说服公民认同改革的必要性。“源源不断的揭露文字，不断刺激着美国人的麻木的神经，使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已变成一个什么样子，从而产生了渴求变革的心理。”
女记者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揭开了美孚崛起的内幕，如何通过巧取豪夺吞并其他企业、政府又如何予以纵容，并得出了垄断之下公平的自由竞争已不复存在的结论，最终促使美孚石油帝国解体；作家弗兰克·诺里斯的《章鱼》和《深渊》，揭发了南太平洋公司和芝加哥谷物市场的罪恶行径；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描述芝加哥肉类加工厂的残酷、阴暗和肮脏，据说《屠场》发表后美国人一时不敢吃肉了，直接推动了1906年《纯净食品与药物管理法》的通过。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一群作者和一批报刊对社会弊病集中披露，穷追猛打，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和舆论效力。
当然，民间的揭露、议论只有得到官方的积极回应，才能形成有效的制度建设。世纪之交的美国，恰好出现了一批改革派政治家，如北大历史系教授李剑鸣所说，他们“悄然登临美国政治舞台。他们来无声息，却忽然间异军突起，各领风骚，改变了两个主要政党间的力量对比，造成了变革美国生活的浩然声势”。领军人物是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两任总统。
此前，崇尚自由市场的美国，政府功能极其有限。罗斯福和威尔逊都意识到，面对一个富裕而复杂的工业社会，“守夜人”政府必须改变了，时代呼唤一个高效的联邦政府。罗斯福说：“对一般个人来说就有必要自己联合起来，首先通过政府这个最大的联合体采取集体性行动。”威尔逊说：“在政治领导和行政管理机构中，我们最缺乏的是集中。”
频繁的立法被用来治理市场失灵和社会失范。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03年，在罗斯福支持下，司法部成立了反托拉斯局，专门负责执行反托拉斯法；1906年在罗斯福总统的施压下，美国国会通过《肉类检查法》和《纯净食品与药物管理法》，还建立了联邦食品与药品管理局；1913年，威尔逊着手关税改革，签署《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使数百种货物的关税得到下调，以缓解高关税造成的消费者负担和国内垄断组织畸形发展；1915年，威尔逊签署《拉福莱特海员法》，具体规定了美国商船海员的工时、工资和劳动条件。1916年，国会通过《亚当森法》，确定从事州际铁路运输工作的工人标准工作日为8小时。同年，威尔逊签署《基廷—欧文法》，禁止使用童工。
进步主义运动还有一股支流不可忽视——社会正义运动。一批关注底层民众生活的“社会工作者”，积极开展行动，致力于改善社会下层民众生活条件、调和劳资关系。社会正义运动群众性最强、最具人道主义色彩与宗教热情。最引人注目的参与者是妇女和宗教界人士。出身中上等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站在前排，她们出于人道主义理想和母性的同情心投身社会改革，形成了妇女俱乐部总联盟等改革团体。而在社会福音运动中，开明教士走出教堂，主动参与美国转型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约瑟夫·库克神父对工人的工作条件、低工资及童工问题很关切；杰西·亨利·琼创立了基督教劳工会；乔赛亚·斯特朗神父创建了社会服务联盟。
美国社会的联合行动何以成为现实？乔赛亚·斯特朗神父的一句话就可以解释：“现代文明很快将我们全部弄到了一条船上，我们正开始了解到，我们与其他人的利害是何等的息息相关。”若不改善劳资关系，愈演愈烈的罢工有可能酿成天翻地覆的“巨变”；若不帮助贫民窟里的人，那里的贫穷和犯罪终将影响每个家庭；若不保护环境，无人能逃脱其害……这些威胁都是进步时代的改革者拼命与之赛跑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