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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富即安的城市，能忍也就忍了，出得门来就已经是历史性突破。”
青石巷32号
小时候看《戏说乾隆》，看到皇帝爱下江南，于是就很向往。想象中，那是一个草长莺飞，碎雾桃花，姑娘们袅袅婷婷走在田埂上的地方。于是就问我妈：“我什么时候能去江南呢？”
“我们这里就叫江南啊！”我妈哈哈大笑。
“双飞燕子几时回？竹外桃花蘸水开。”少年时无意中看到吴冠中先生的《双燕》，纸上正是自己心心念念中向往的江南。据说此画就取材于宁波海曙区的月湖，画上两只乳燕，飞于湖畔的黑瓦白墙上，虽色彩以灰白为主，但掩盖不住满纸的勃勃春色。
几年后，我考入宁波二中，这所历史悠久的中学，正位于月湖南端的松岛上。从镇上到中学，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中间经过大片大片的稻田，铺天盖地的油菜花，满目皆是的紫云英，磅礴的香气直往敞开的车窗扑来。
车行至南站停靠，不远处便有一汪明澈的湖水，形似月牙，故得名月湖，这湖从唐贞观年间开始开凿，一直是宁波文人们的聚集地。
月湖一带的巷子名也颇见雅意，比如菱池街、拗花巷。江浙的建筑不像西方的哥特式那样宏伟壮观，喜欢掩映在葱郁的树丛中，露出个淡淡的飞檐。
当年无数次行走在这样遮天蔽日的树荫下，觉得满心欢喜，不仅是因为这一路好风日，更因为宁远。
他住的青石巷32号，正在这小巷深处。
90年代的宁波市区内，散布着很多青石巷这样的街道，狭仄，悠长，比如莲桥地，比如郁家巷，大院里住了好几户人家，彼此熟知，往前数几辈就早已相识。
房子大都有些年头了，显得简陋陈旧，但在一片低矮的房屋里突然会冒出一两栋特别精致的小洋楼，石刻的门匾，写着耕读传家之类。虽已因时间太久而显得字迹模糊，但依然透露出庄重的家学渊源来。
宁远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当年也是华府豪舍，据说是赵姓的祖上中了举人以后盖的。当我去时，爬山虎几乎覆盖了整面后墙，风吹来时，一层层如波浪般涌着。
宁远和我一个班，成绩很好，人又温和，两家的长辈又曾是同学，见我来城里上了学，便常叫我去吃饭。
宁远的妈妈很会做饭，尤擅长做宁波点心，比如汤圆之类。糯米粉必是自家亲自去买米、浸泡、磨浆，然后倒进纱布袋子里，悬挂在屋前，等里面的水分慢慢沥干，袋子里留下的就是糯米粉，宁波话里称之为汤果粉，可以用来做汤圆或圆子。
汤圆馅也是很讲究的，除去磨碎的黑芝麻，黄豆粉，白砂糖这些之外，最要紧的是得有板油。揉好板油要费很大工夫，全靠一双手在那里揉啊捶啊，最后把它跟其他原料完美地糅合在一起，捏成小圆，裹进汤圆里。待煮熟后捞起一咬，馅儿汩汩流出，唇齿间一片浓郁的香气。
而若是把汤圆搓小，又不放馅儿，就成了小圆子，也就是宁波人俗称的汤果。煮汤果的时候要放酒酿，也是自家做的，方言叫浆板。这两种甜点心，是宁波人过年必吃的食物。
像大多数宁波女人一样，宁远妈妈很爱花工夫在这上头，不必过年，家里时常做来，还叫我和宁远送去给各家邻居。我在功课之余就常能吃个痛快。
多年以后，当我坐在某一个气势磅礴的酒桌前，时常想起那些甜甜糯糯、透著温婉文气的点心，就如同宁波人的气质，安宁，埋头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自得一番惬意和安闲。
江湖上流行一句笑谈，叫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意思是说宁波话太硬，听起来像吵架，但宁波人本身是不事争执的。比如在街头，尤其很少看到大肆争吵的，即便是两辆自行车当头撞上，只要撞得不严重，顶多抱怨声“耨咋回事体啦？”（意为“你怎么回事”），也就各自走开，不太会当街大吵起来。凭着靠海的便捷，又是历史上早期的通商口岸，这个富庶的小城没有尖锐的性格，有着小富即安的温和。
忠叔的抛轮厂
当年青石巷32号已成为一个大杂院，从“文革”开始，陆陆续续住进来十几户人家，低矮的屋檐连成一片。
宁波的天气就是这样，梅雨季节里，雨下得细细密密，檐下终日滴着水，渐渐连成一条线，落到大水缸里去。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这是江南四月里独有的霉味，尤其是前门的祠堂，这种气息幽深而绵长，仿佛是从每一面瓦片，每一根柱子里散露出来的。那祠堂，其实早作了宁远爸的小工厂。他原是车队里的会计，我叫他忠叔，果真是耿直又忠厚，看着脸上总是笑呵呵。
据说后来在队里呆不住，被人排挤了出来。他和老婆一商量，就开起了这个家庭小工厂，专门生产抛轮。
说它小，是因为忠叔手下一共就三个员工，其中一个还是自家老婆。九十年代初，正是外来务工潮兴起的时候，大批的外乡年轻人涌进宁波城来，尤以安徽、四川等地居多，邻近的北仑区吸纳了大批外乡青年，尤其是服装厂、模具厂等。他们大多二十来岁，甚至更年轻。
忠叔也赶了个潮流，招了两个安徽姑娘来做活。
一个抛轮可以卖二十几块钱，在当时是挺可观的价格，所以有时忠叔自己也会上手裁剪拼缝。他戴着老花镜端坐在小椅子上，晒着太阳干着活，老猫眯着眼睛蹲在墙角，看起来很是温暖。
温暖背后是并不浪漫的现实。宁远有个哥哥，叫小川，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有些傻气，街道安排进了福利厂，算是照顾，只是收入微薄。娶了个同病相怜的媳妇，婚后还跟爸妈住一起。宁远妈找了粘信封的活计，粘四个可赚一分钱。白天做抛轮，晚上粘信封。她独创了一套粘法，信封刷地铺开，只露出一角，用刷子刷上一层薄薄的浆糊，拿裁好的纸板往信封中央一放，两个指头上下一翻，再一抚，信封就平整地粘好了。
宁远妈是个很能吃苦的女人，因为常年干活，四十岁刚出头的人，手都粗了，一到冬天还长冻疮，手指头都是紫红色的。都说江南女子多婉约，在生活面前，读过一本又一本琼瑶小说的宁远妈最终还是放下婉约，像个男人一样地拼命干活，以维持家里的生计。
当时的宁波女人，比如我妈，大多也是这般辛苦。操持家务，谋划生活，不过性格上还是难脱江南女子的柔和，宁远妈偶尔因为发愁家里的开销不够用，跟忠叔争执几句，自己先把眼睛红了。
我曾想帮她一起干，但手脚太慢，宁远妈说，干得时间长了，才能熟能生巧。 接不到信封活儿的时候，她就四处托人去找活，有时是粘药袋，有时是缝小布熊，缝好一个给五分钱。她缝得又利索又妥帖。有时宁远做完了作业，便帮她一起缝。但宁远妈不太喜欢他干这个，总催他去读书。父母这样辛苦拼命地干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宁远，大院里最会读书的男孩。忠叔素来敬仰读书人，他要供儿子读最好的大学，离开这个大杂院的生活，去过另一种人生。
这是他有一次喝着小酒眯着眼跟我爸说的，宁远是他的骄傲。
想想办法，总还能过得下去
这样勤勉的生活，在宁远初三那年开始，变得越发艰难起来。
1995年前后，正赶上工厂大规模倒闭，不时传来工厂关门、工人下岗的消息。像梅子食品厂那么辉煌的工厂，说倒就倒了。接着是电气成套厂，第二机电厂，小川所在的福利厂在苟延残喘了两三年后也倒闭了。
邻区的棉纺厂在那年的年底被收购兼并，愤怒的下岗女工们结队去市政府门前示威，打出的横幅是“上山太早，做鸡太老。”
寧远的舅妈也去了，她在棉纺厂做了十五年的“三班倒”，被告知不必再去了。连辛苦都不能了，一下空得心里发慌，她来宁远家哭了好几次，不知怎么办才好。厂里的姐妹来约她一起去，相互壮壮胆，她就跟着去了。晚上忠叔在饭桌上谈起这个事来，叹着气说：“厂里效益不好，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劝她还是不要出头的好，再闹也闹不出什么来，要是惹出点麻烦来就不好了。”
“想想办法吧，既然都这样了。想想办法，总还能过得下去。”他最后总结道。
抛轮厂生意不太好做了，忠叔将两个安徽姑娘辞退，说还是自己干吧。我放学后，有时会去他家吃个饭，给他们打打下手，比如帮宁远妈把粘好的信封叠好，用纸条扎成一捆一捆的，但粘信封的活儿也没以前多了。
即便光景不太乐观，那年春节，大家还是鼓起兴致来去买了炮仗，一起合伙去磨了糯米粉，做了年糕。大年初三，爸妈带我到宁远家拜年，爸跟忠叔对坐着喝酒解愁，发完牢骚又宽慰彼此。
那一年，我爸也下岗了。人到中年突然失去工作，没有专长又没有学历，何去何从，四顾茫然。他想去蹬三轮车，但是当时三轮行业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牌照也很难办得出来。
我拿着年糕去他家的炉子上煨着吃。煨年糕是我的拿手戏，微焦而脆，香气扑鼻。
煨好了年糕，我拿去跟宁远一起吃。他心事重重，越发拼命地读书，连铅笔盒上都写着“一定要考进效实中学”这样的话。
这所创办于1912年的百年老学校是全市学生向往的名校，考进它，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重点大学。当时老校区已拆迁，但留下一棵当年的银杏树，每到秋来，黄叶锦重重地落了一地，曾在效实中学念过书的中年人们，路过此地，总不免要感慨惆怅一番。
江南文入骨子里那种浪漫情怀，是跟这个城市里的老建筑，小巷子，以及繁花，落叶和一池秋水难以分离的。但宁远把效实中学定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却无心流连那些浪漫，他发狠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的性格里有一种和父母那一辈不同的决绝。
唯有读书高
宁波人崇尚读书，这是有传统的，不知道是因为天一阁的气质影响了这个城市，还是因为这样的城市，才孕育出天一阁这样的藏书楼。
现在，宁波人有这么一句话来形容自己和自己的城市：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甬江另一边的镇海，二十几万人的城区小镇，诞生过26位两院院士，画家贺友直、顾生岳、陈逸飞俱是同乡。忠叔祖籍北仑大碶，早些年，这个碶字甚至在智能拼音状态下都找不到，只能勉强以“契”字代替，但就是这么个地方，面积不过105平方公里的小镇，却被称为华侨之乡，镇上的小学，有气派的教学楼，是由在香港开公司做生意的严信才夫妻捐资造的。
忠叔生平最信读书二字，虽因“文革”而耽误了自己的学业，对儿子的教育却充满期待，看作是全家第一等的大事。宁远也确实争气，班里数他成绩最好。
宁远考上效实中学的那年夏天，也正好是忠叔的抛轮厂正式倒闭的日子。那年夏天对忠叔来说是忧喜交加，不过他还是很自豪地请我们吃西瓜，说请人介绍了一份工作，打算去北仑区的某家火电厂烧煤。
烧煤是个体力活，干一天给四十块钱，需要穿着很厚的工作服，在炉子前去铲煤，一铲子下去很沉。到了夏天，炉子前火热的温度把全身的汗都给吸完了，结成一层盐花挂在衣服上，在深蓝色的工作服上特别显眼。
忠叔说，想到赚了钱能供儿子读书，觉得很高兴，咬咬牙也要干下去。
对他来说，更高兴的是宁远的哥哥小川给他添了个孙子。媳妇是河南人，家里太穷，过不下去，经人介绍，嫁到宁波来，想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后半生。生了小孩后，给起名叫梦甬。甬是宁波简称，媳妇在这个儿子身上寄托了自己全部的城市之梦。
街道福利厂倒闭后，小川在青石巷的大樟树下摆了个摊，卖馄饨粢饭，生意还不错。宁远妈的眼神差了许多，年前出了次车祸，锁骨里撑了块钢板，便不再接那些粘信封的活儿。
苦中也有作乐的时光，街道有时会放露天电影，青石巷的街坊们几乎都会涌出来看。端着椅子摇着蒲扇，小孩子尖叫着追来追去，只有宁远还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做题。我也考上了效实中学，但却始终没学会他那么用功的念书劲头，非要考到第一才肯罢休。
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
高考后，我跟宁远都考到了北京。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学校念的却不是同一所，刚开始还常约着一起吃个麻辣烫，到后来就渐渐疏远了。再后来，联系也越发少了，几年后真正再约着见面，居然是一起去看青石巷32号。
是的，青石巷，乃至整个月湖西区，都要拆迁了。
这不过是宁波大规模拆迁中的一部分。在不远的鄞州区，整个村整个村地被改造，被推平，拔地而起的是林立的高楼。在北仑区，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征用，盖起了成片的厂房和公司。江北在拆，镇海也在拆，新楼盘日新月异，海曙也未能例外。作为浙江的三大经济中心之一，宁波在努力证明着什么。
隔着这么多年的距离再回去青石巷，仿佛屋通人性，知道人要走了，房子也显出暮气沉沉的沮丧来。缸里的水发绿，门前的葡萄藤疯长，结出的葡萄却是又酸又小。自从那年抛轮厂停工后，祠堂里冷冷清清，只有老猫偶尔在门槛边蹲着晒太阳。 在街上摆豆腐摊的老陈一家搬到了江东去住，他们在那里买了新房，据说宁波的行政中心要从海曙转移到江东了。后门那家的林阿婆去世了，再也看不到她颤颤巍巍为大家收衣服的身影，站在院子里，只觉得俯仰之间，皆为陈迹。
不是所有的人都向往崭新。
青石巷一带，有不少依着月湖而蔓延连续的院落，有杨容林的青房阁，藏书数万册，有当代核科学家戴传曾的寓所，名日访庐，此名为他的祖父、清光绪年间举人戴季石所书写。不远的青石巷中，有清代鸿儒黄宗羲曾讲过学的张家祠堂。当年明代兵部尚书范钦建造的天一阁，把宁波的士子都聚拢其中，这些明清留下的大片老宅，若是一拆了之，着实可惜。
宁远家的邻居，在电视台工作的老袁头为此没少奔波，又是联系媒体又是发微博，呼吁留住老城精神，不要沉沦在千城一面的CBD高楼里。那晚住在月湖，听到不远的机器轰鸣，深感在经济发展面前，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何等卑微渺小。
月湖西区已经拆了一部分，第二天跟宁远穿行在混乱的工地间，杨老太太推着自行车追上了我们。她退休前曾是医院院长。自从拆迁开始后，她花了很大力气来研究相关法律，和政府打起了官司。“我不是为了多争取赔偿，我是真心可惜，这么气派的老房子，你看那些雕花，多么漂亮，应该要留下来的。”她说。
忠叔也觉得可惜，但他更担心儿子过于投入对拆迁的抗争中去。“房子是老了，看起来也破，换个地方住住也好。反对的事，你让别人去做就好，我们安分守己过过日子，不要去惹是非了。”他这样劝道。
青石巷一带的老街坊们最终选了一个月朗风清的夜晚，聚集在一起，在废墟上开了一次音乐会。当《凯旋进行曲》的小号声缓缓响起的时候，我的眼睛隐约有泪意。
宁波是一座温和的城市，似乎习惯了逆来顺受。因为温和，因而也少了几分血性，当各地强拆血案不断，人们不惜以血肉之躯来保卫自己的故园时，宁波极少听说这样的暴力冲突，即便是抗议，也是用音乐会这样美好而伤感的形式来诉说自己的情怀。
这让我想起泰坦尼克上那些拉着小提琴坦然面对大海倾来的乐手们，他们是谦逊的，节制的，甚至是胆怯的，他们更愿意过安安稳稳不起波澜的小日子，誠然他们也是如此怀念老墙门，怀念邻里之间相互照应的日子，不想因为拆迁而越住越远，住到那些房价相对便宜许多的郊区去。我怀念那些曾走在青石巷树荫和花香里的时光。
我对这样的息事宁人是有所失望的，直到那一天的到来。
出得门来就已经是历史性突破
在今年10月22日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这个城市的人们会以这样决绝不妥协的姿态走上街头，抗议PX项目，包括忠叔。
即便是在反PX游行的前一天晚上，很多人，包括我，还是不相信第二天的广场会真的聚集起人群，虽然微博上早已传得轰轰烈烈。
就在不久前，钓鱼岛事件轰轰烈烈，很多城市传来打砸日本车辆的消息，在宁波，你大可以放心地开日本车出门，没有人来关注你开的到底是国产车还是日系车，人们更相信，买车的头顶选择是实实在在的性价比和安全性，而不是关注如何才能表现得更爱国。爱国，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连小学思想品德课上都是这样教育的。
“不要去，你远远地看着就好了。”忠叔知道宁远要去广场，很不放心。
“镇海那一带的空气怎么样，你也知道的。”我忍不住说，“场场都酸雨，海水都是劣四类，实在叫人坐不住啊！”
忠叔叹了口气，不说了。小川的儿子有哮喘病，是过敏性体质，做了好几次雾化。医生说，空气太差了，现在很多小孩都有这毛病。
宁远妈倒是很支持的，她说，家里天天打扫，还是天天一层灰，是太不像话了，她要跟我们一起去。反正大家就站在那里呼吁呼吁，又不会做过分的事。
“那么明天，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后来，一向老实本分，甚至有些窝囊的忠叔说。
第二天是周末，市政府门前聚集了不少人。有一个年轻人扔了个矿泉水瓶子过去，马上有人喊道：“不许扔瓶子！”“要理性表达！”更多人是持着一种观望的态度，在门前默默地等待着，或是掏出手机来发个微博。他们并不激动。
在广场上的聚会也同样是温和的。有人戴着抗议Px的口罩，在广场上闲走着，有人举着抗议的牌子，当队伍里有人唱起了国歌时，不断有人加入到合唱队伍中去，声音越来越响亮，就像一潮海水涌来，拍打着堤坝，又很快退下，歌唱完了，大家继续等待。
我们在广场上碰到了几个青石巷的邻居，有日子没见了，自从拆迁后，大家各居城东城西，难得能遇到，老陈还送了我一个口罩，说也是别人送给他的。
夜色开始降下来了，宁远说先回去吃饭吧。我想，明天就是周一了，大部分人都会回去上班了吧？如果就这样散了，那这次抗议恐怕就是宁波人的绝唱了。纵观这上百年，有谁见过今天这样的阵势？小富即安的城市，能忍也就忍了，出得门来就已经是历史性突破。
没想到结果来得很快，回去吃晚饭的路上，市政府发布消息，宣布永久取消PX项目。忠叔打电话叫我们快回家吃饭，他新做了些年糕来，味道很不错。
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不少打着双跳灯的爱心车队，这些是免费提供接送的志愿者。这是今年第二次看到双跳灯闪烁，上一次是在刚刚过去不久的强台风中。仓廪实而知礼节，我一直这样来理解宁波人的温和，甚至是妥协。只是没想到在这次PX抗议上，这种温和显得如此有力。PX工程所在地是镇海，那天，镇海很多人步行三个小时，从几十里外走到了市中心。
宁波人也有坚硬的一面，我仿佛第一次发现这温和后的力量。
第二天上班时，街道已平静如息，仿佛这场轰轰烈烈的活动从未出现，消散得这样彻底，电瓶车公交车自行车连成洪流，快速地在眼前流过，就如同无数个曾经的早展。
我上网搜索了一下，试图寻找这个城市历史中坚硬的一面。除了鄞江桥人民的反清政府抗租运动，还有一则是在清道光年间，宁波人浴血拼杀，抵抗外敌侵略，保卫家园，取得了镇海保卫战的胜利，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首次获得全胜的一次重要战役。只不过，那也是接近200年前的事情了。
青石巷32号
小时候看《戏说乾隆》，看到皇帝爱下江南，于是就很向往。想象中，那是一个草长莺飞，碎雾桃花，姑娘们袅袅婷婷走在田埂上的地方。于是就问我妈：“我什么时候能去江南呢？”
“我们这里就叫江南啊！”我妈哈哈大笑。
“双飞燕子几时回？竹外桃花蘸水开。”少年时无意中看到吴冠中先生的《双燕》，纸上正是自己心心念念中向往的江南。据说此画就取材于宁波海曙区的月湖，画上两只乳燕，飞于湖畔的黑瓦白墙上，虽色彩以灰白为主，但掩盖不住满纸的勃勃春色。
几年后，我考入宁波二中，这所历史悠久的中学，正位于月湖南端的松岛上。从镇上到中学，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中间经过大片大片的稻田，铺天盖地的油菜花，满目皆是的紫云英，磅礴的香气直往敞开的车窗扑来。
车行至南站停靠，不远处便有一汪明澈的湖水，形似月牙，故得名月湖，这湖从唐贞观年间开始开凿，一直是宁波文人们的聚集地。
月湖一带的巷子名也颇见雅意，比如菱池街、拗花巷。江浙的建筑不像西方的哥特式那样宏伟壮观，喜欢掩映在葱郁的树丛中，露出个淡淡的飞檐。
当年无数次行走在这样遮天蔽日的树荫下，觉得满心欢喜，不仅是因为这一路好风日，更因为宁远。
他住的青石巷32号，正在这小巷深处。
90年代的宁波市区内，散布着很多青石巷这样的街道，狭仄，悠长，比如莲桥地，比如郁家巷，大院里住了好几户人家，彼此熟知，往前数几辈就早已相识。
房子大都有些年头了，显得简陋陈旧，但在一片低矮的房屋里突然会冒出一两栋特别精致的小洋楼，石刻的门匾，写着耕读传家之类。虽已因时间太久而显得字迹模糊，但依然透露出庄重的家学渊源来。
宁远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当年也是华府豪舍，据说是赵姓的祖上中了举人以后盖的。当我去时，爬山虎几乎覆盖了整面后墙，风吹来时，一层层如波浪般涌着。
宁远和我一个班，成绩很好，人又温和，两家的长辈又曾是同学，见我来城里上了学，便常叫我去吃饭。
宁远的妈妈很会做饭，尤擅长做宁波点心，比如汤圆之类。糯米粉必是自家亲自去买米、浸泡、磨浆，然后倒进纱布袋子里，悬挂在屋前，等里面的水分慢慢沥干，袋子里留下的就是糯米粉，宁波话里称之为汤果粉，可以用来做汤圆或圆子。
汤圆馅也是很讲究的，除去磨碎的黑芝麻，黄豆粉，白砂糖这些之外，最要紧的是得有板油。揉好板油要费很大工夫，全靠一双手在那里揉啊捶啊，最后把它跟其他原料完美地糅合在一起，捏成小圆，裹进汤圆里。待煮熟后捞起一咬，馅儿汩汩流出，唇齿间一片浓郁的香气。
而若是把汤圆搓小，又不放馅儿，就成了小圆子，也就是宁波人俗称的汤果。煮汤果的时候要放酒酿，也是自家做的，方言叫浆板。这两种甜点心，是宁波人过年必吃的食物。
像大多数宁波女人一样，宁远妈妈很爱花工夫在这上头，不必过年，家里时常做来，还叫我和宁远送去给各家邻居。我在功课之余就常能吃个痛快。
多年以后，当我坐在某一个气势磅礴的酒桌前，时常想起那些甜甜糯糯、透著温婉文气的点心，就如同宁波人的气质，安宁，埋头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自得一番惬意和安闲。
江湖上流行一句笑谈，叫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意思是说宁波话太硬，听起来像吵架，但宁波人本身是不事争执的。比如在街头，尤其很少看到大肆争吵的，即便是两辆自行车当头撞上，只要撞得不严重，顶多抱怨声“耨咋回事体啦？”（意为“你怎么回事”），也就各自走开，不太会当街大吵起来。凭着靠海的便捷，又是历史上早期的通商口岸，这个富庶的小城没有尖锐的性格，有着小富即安的温和。
忠叔的抛轮厂
当年青石巷32号已成为一个大杂院，从“文革”开始，陆陆续续住进来十几户人家，低矮的屋檐连成一片。
宁波的天气就是这样，梅雨季节里，雨下得细细密密，檐下终日滴着水，渐渐连成一条线，落到大水缸里去。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这是江南四月里独有的霉味，尤其是前门的祠堂，这种气息幽深而绵长，仿佛是从每一面瓦片，每一根柱子里散露出来的。那祠堂，其实早作了宁远爸的小工厂。他原是车队里的会计，我叫他忠叔，果真是耿直又忠厚，看着脸上总是笑呵呵。
据说后来在队里呆不住，被人排挤了出来。他和老婆一商量，就开起了这个家庭小工厂，专门生产抛轮。
说它小，是因为忠叔手下一共就三个员工，其中一个还是自家老婆。九十年代初，正是外来务工潮兴起的时候，大批的外乡年轻人涌进宁波城来，尤以安徽、四川等地居多，邻近的北仑区吸纳了大批外乡青年，尤其是服装厂、模具厂等。他们大多二十来岁，甚至更年轻。
忠叔也赶了个潮流，招了两个安徽姑娘来做活。
一个抛轮可以卖二十几块钱，在当时是挺可观的价格，所以有时忠叔自己也会上手裁剪拼缝。他戴着老花镜端坐在小椅子上，晒着太阳干着活，老猫眯着眼睛蹲在墙角，看起来很是温暖。
温暖背后是并不浪漫的现实。宁远有个哥哥，叫小川，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有些傻气，街道安排进了福利厂，算是照顾，只是收入微薄。娶了个同病相怜的媳妇，婚后还跟爸妈住一起。宁远妈找了粘信封的活计，粘四个可赚一分钱。白天做抛轮，晚上粘信封。她独创了一套粘法，信封刷地铺开，只露出一角，用刷子刷上一层薄薄的浆糊，拿裁好的纸板往信封中央一放，两个指头上下一翻，再一抚，信封就平整地粘好了。
宁远妈是个很能吃苦的女人，因为常年干活，四十岁刚出头的人，手都粗了，一到冬天还长冻疮，手指头都是紫红色的。都说江南女子多婉约，在生活面前，读过一本又一本琼瑶小说的宁远妈最终还是放下婉约，像个男人一样地拼命干活，以维持家里的生计。
当时的宁波女人，比如我妈，大多也是这般辛苦。操持家务，谋划生活，不过性格上还是难脱江南女子的柔和，宁远妈偶尔因为发愁家里的开销不够用，跟忠叔争执几句，自己先把眼睛红了。
我曾想帮她一起干，但手脚太慢，宁远妈说，干得时间长了，才能熟能生巧。 接不到信封活儿的时候，她就四处托人去找活，有时是粘药袋，有时是缝小布熊，缝好一个给五分钱。她缝得又利索又妥帖。有时宁远做完了作业，便帮她一起缝。但宁远妈不太喜欢他干这个，总催他去读书。父母这样辛苦拼命地干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宁远，大院里最会读书的男孩。忠叔素来敬仰读书人，他要供儿子读最好的大学，离开这个大杂院的生活，去过另一种人生。
这是他有一次喝着小酒眯着眼跟我爸说的，宁远是他的骄傲。
想想办法，总还能过得下去
这样勤勉的生活，在宁远初三那年开始，变得越发艰难起来。
1995年前后，正赶上工厂大规模倒闭，不时传来工厂关门、工人下岗的消息。像梅子食品厂那么辉煌的工厂，说倒就倒了。接着是电气成套厂，第二机电厂，小川所在的福利厂在苟延残喘了两三年后也倒闭了。
邻区的棉纺厂在那年的年底被收购兼并，愤怒的下岗女工们结队去市政府门前示威，打出的横幅是“上山太早，做鸡太老。”
寧远的舅妈也去了，她在棉纺厂做了十五年的“三班倒”，被告知不必再去了。连辛苦都不能了，一下空得心里发慌，她来宁远家哭了好几次，不知怎么办才好。厂里的姐妹来约她一起去，相互壮壮胆，她就跟着去了。晚上忠叔在饭桌上谈起这个事来，叹着气说：“厂里效益不好，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劝她还是不要出头的好，再闹也闹不出什么来，要是惹出点麻烦来就不好了。”
“想想办法吧，既然都这样了。想想办法，总还能过得下去。”他最后总结道。
抛轮厂生意不太好做了，忠叔将两个安徽姑娘辞退，说还是自己干吧。我放学后，有时会去他家吃个饭，给他们打打下手，比如帮宁远妈把粘好的信封叠好，用纸条扎成一捆一捆的，但粘信封的活儿也没以前多了。
即便光景不太乐观，那年春节，大家还是鼓起兴致来去买了炮仗，一起合伙去磨了糯米粉，做了年糕。大年初三，爸妈带我到宁远家拜年，爸跟忠叔对坐着喝酒解愁，发完牢骚又宽慰彼此。
那一年，我爸也下岗了。人到中年突然失去工作，没有专长又没有学历，何去何从，四顾茫然。他想去蹬三轮车，但是当时三轮行业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牌照也很难办得出来。
我拿着年糕去他家的炉子上煨着吃。煨年糕是我的拿手戏，微焦而脆，香气扑鼻。
煨好了年糕，我拿去跟宁远一起吃。他心事重重，越发拼命地读书，连铅笔盒上都写着“一定要考进效实中学”这样的话。
这所创办于1912年的百年老学校是全市学生向往的名校，考进它，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重点大学。当时老校区已拆迁，但留下一棵当年的银杏树，每到秋来，黄叶锦重重地落了一地，曾在效实中学念过书的中年人们，路过此地，总不免要感慨惆怅一番。
江南文入骨子里那种浪漫情怀，是跟这个城市里的老建筑，小巷子，以及繁花，落叶和一池秋水难以分离的。但宁远把效实中学定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却无心流连那些浪漫，他发狠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的性格里有一种和父母那一辈不同的决绝。
唯有读书高
宁波人崇尚读书，这是有传统的，不知道是因为天一阁的气质影响了这个城市，还是因为这样的城市，才孕育出天一阁这样的藏书楼。
现在，宁波人有这么一句话来形容自己和自己的城市：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甬江另一边的镇海，二十几万人的城区小镇，诞生过26位两院院士，画家贺友直、顾生岳、陈逸飞俱是同乡。忠叔祖籍北仑大碶，早些年，这个碶字甚至在智能拼音状态下都找不到，只能勉强以“契”字代替，但就是这么个地方，面积不过105平方公里的小镇，却被称为华侨之乡，镇上的小学，有气派的教学楼，是由在香港开公司做生意的严信才夫妻捐资造的。
忠叔生平最信读书二字，虽因“文革”而耽误了自己的学业，对儿子的教育却充满期待，看作是全家第一等的大事。宁远也确实争气，班里数他成绩最好。
宁远考上效实中学的那年夏天，也正好是忠叔的抛轮厂正式倒闭的日子。那年夏天对忠叔来说是忧喜交加，不过他还是很自豪地请我们吃西瓜，说请人介绍了一份工作，打算去北仑区的某家火电厂烧煤。
烧煤是个体力活，干一天给四十块钱，需要穿着很厚的工作服，在炉子前去铲煤，一铲子下去很沉。到了夏天，炉子前火热的温度把全身的汗都给吸完了，结成一层盐花挂在衣服上，在深蓝色的工作服上特别显眼。
忠叔说，想到赚了钱能供儿子读书，觉得很高兴，咬咬牙也要干下去。
对他来说，更高兴的是宁远的哥哥小川给他添了个孙子。媳妇是河南人，家里太穷，过不下去，经人介绍，嫁到宁波来，想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后半生。生了小孩后，给起名叫梦甬。甬是宁波简称，媳妇在这个儿子身上寄托了自己全部的城市之梦。
街道福利厂倒闭后，小川在青石巷的大樟树下摆了个摊，卖馄饨粢饭，生意还不错。宁远妈的眼神差了许多，年前出了次车祸，锁骨里撑了块钢板，便不再接那些粘信封的活儿。
苦中也有作乐的时光，街道有时会放露天电影，青石巷的街坊们几乎都会涌出来看。端着椅子摇着蒲扇，小孩子尖叫着追来追去，只有宁远还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做题。我也考上了效实中学，但却始终没学会他那么用功的念书劲头，非要考到第一才肯罢休。
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
高考后，我跟宁远都考到了北京。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学校念的却不是同一所，刚开始还常约着一起吃个麻辣烫，到后来就渐渐疏远了。再后来，联系也越发少了，几年后真正再约着见面，居然是一起去看青石巷32号。
是的，青石巷，乃至整个月湖西区，都要拆迁了。
这不过是宁波大规模拆迁中的一部分。在不远的鄞州区，整个村整个村地被改造，被推平，拔地而起的是林立的高楼。在北仑区，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征用，盖起了成片的厂房和公司。江北在拆，镇海也在拆，新楼盘日新月异，海曙也未能例外。作为浙江的三大经济中心之一，宁波在努力证明着什么。
隔着这么多年的距离再回去青石巷，仿佛屋通人性，知道人要走了，房子也显出暮气沉沉的沮丧来。缸里的水发绿，门前的葡萄藤疯长，结出的葡萄却是又酸又小。自从那年抛轮厂停工后，祠堂里冷冷清清，只有老猫偶尔在门槛边蹲着晒太阳。 在街上摆豆腐摊的老陈一家搬到了江东去住，他们在那里买了新房，据说宁波的行政中心要从海曙转移到江东了。后门那家的林阿婆去世了，再也看不到她颤颤巍巍为大家收衣服的身影，站在院子里，只觉得俯仰之间，皆为陈迹。
不是所有的人都向往崭新。
青石巷一带，有不少依着月湖而蔓延连续的院落，有杨容林的青房阁，藏书数万册，有当代核科学家戴传曾的寓所，名日访庐，此名为他的祖父、清光绪年间举人戴季石所书写。不远的青石巷中，有清代鸿儒黄宗羲曾讲过学的张家祠堂。当年明代兵部尚书范钦建造的天一阁，把宁波的士子都聚拢其中，这些明清留下的大片老宅，若是一拆了之，着实可惜。
宁远家的邻居，在电视台工作的老袁头为此没少奔波，又是联系媒体又是发微博，呼吁留住老城精神，不要沉沦在千城一面的CBD高楼里。那晚住在月湖，听到不远的机器轰鸣，深感在经济发展面前，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何等卑微渺小。
月湖西区已经拆了一部分，第二天跟宁远穿行在混乱的工地间，杨老太太推着自行车追上了我们。她退休前曾是医院院长。自从拆迁开始后，她花了很大力气来研究相关法律，和政府打起了官司。“我不是为了多争取赔偿，我是真心可惜，这么气派的老房子，你看那些雕花，多么漂亮，应该要留下来的。”她说。
忠叔也觉得可惜，但他更担心儿子过于投入对拆迁的抗争中去。“房子是老了，看起来也破，换个地方住住也好。反对的事，你让别人去做就好，我们安分守己过过日子，不要去惹是非了。”他这样劝道。
青石巷一带的老街坊们最终选了一个月朗风清的夜晚，聚集在一起，在废墟上开了一次音乐会。当《凯旋进行曲》的小号声缓缓响起的时候，我的眼睛隐约有泪意。
宁波是一座温和的城市，似乎习惯了逆来顺受。因为温和，因而也少了几分血性，当各地强拆血案不断，人们不惜以血肉之躯来保卫自己的故园时，宁波极少听说这样的暴力冲突，即便是抗议，也是用音乐会这样美好而伤感的形式来诉说自己的情怀。
这让我想起泰坦尼克上那些拉着小提琴坦然面对大海倾来的乐手们，他们是谦逊的，节制的，甚至是胆怯的，他们更愿意过安安稳稳不起波澜的小日子，誠然他们也是如此怀念老墙门，怀念邻里之间相互照应的日子，不想因为拆迁而越住越远，住到那些房价相对便宜许多的郊区去。我怀念那些曾走在青石巷树荫和花香里的时光。
我对这样的息事宁人是有所失望的，直到那一天的到来。
出得门来就已经是历史性突破
在今年10月22日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这个城市的人们会以这样决绝不妥协的姿态走上街头，抗议PX项目，包括忠叔。
即便是在反PX游行的前一天晚上，很多人，包括我，还是不相信第二天的广场会真的聚集起人群，虽然微博上早已传得轰轰烈烈。
就在不久前，钓鱼岛事件轰轰烈烈，很多城市传来打砸日本车辆的消息，在宁波，你大可以放心地开日本车出门，没有人来关注你开的到底是国产车还是日系车，人们更相信，买车的头顶选择是实实在在的性价比和安全性，而不是关注如何才能表现得更爱国。爱国，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连小学思想品德课上都是这样教育的。
“不要去，你远远地看着就好了。”忠叔知道宁远要去广场，很不放心。
“镇海那一带的空气怎么样，你也知道的。”我忍不住说，“场场都酸雨，海水都是劣四类，实在叫人坐不住啊！”
忠叔叹了口气，不说了。小川的儿子有哮喘病，是过敏性体质，做了好几次雾化。医生说，空气太差了，现在很多小孩都有这毛病。
宁远妈倒是很支持的，她说，家里天天打扫，还是天天一层灰，是太不像话了，她要跟我们一起去。反正大家就站在那里呼吁呼吁，又不会做过分的事。
“那么明天，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后来，一向老实本分，甚至有些窝囊的忠叔说。
第二天是周末，市政府门前聚集了不少人。有一个年轻人扔了个矿泉水瓶子过去，马上有人喊道：“不许扔瓶子！”“要理性表达！”更多人是持着一种观望的态度，在门前默默地等待着，或是掏出手机来发个微博。他们并不激动。
在广场上的聚会也同样是温和的。有人戴着抗议Px的口罩，在广场上闲走着，有人举着抗议的牌子，当队伍里有人唱起了国歌时，不断有人加入到合唱队伍中去，声音越来越响亮，就像一潮海水涌来，拍打着堤坝，又很快退下，歌唱完了，大家继续等待。
我们在广场上碰到了几个青石巷的邻居，有日子没见了，自从拆迁后，大家各居城东城西，难得能遇到，老陈还送了我一个口罩，说也是别人送给他的。
夜色开始降下来了，宁远说先回去吃饭吧。我想，明天就是周一了，大部分人都会回去上班了吧？如果就这样散了，那这次抗议恐怕就是宁波人的绝唱了。纵观这上百年，有谁见过今天这样的阵势？小富即安的城市，能忍也就忍了，出得门来就已经是历史性突破。
没想到结果来得很快，回去吃晚饭的路上，市政府发布消息，宣布永久取消PX项目。忠叔打电话叫我们快回家吃饭，他新做了些年糕来，味道很不错。
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不少打着双跳灯的爱心车队，这些是免费提供接送的志愿者。这是今年第二次看到双跳灯闪烁，上一次是在刚刚过去不久的强台风中。仓廪实而知礼节，我一直这样来理解宁波人的温和，甚至是妥协。只是没想到在这次PX抗议上，这种温和显得如此有力。PX工程所在地是镇海，那天，镇海很多人步行三个小时，从几十里外走到了市中心。
宁波人也有坚硬的一面，我仿佛第一次发现这温和后的力量。
第二天上班时，街道已平静如息，仿佛这场轰轰烈烈的活动从未出现，消散得这样彻底，电瓶车公交车自行车连成洪流，快速地在眼前流过，就如同无数个曾经的早展。
我上网搜索了一下，试图寻找这个城市历史中坚硬的一面。除了鄞江桥人民的反清政府抗租运动，还有一则是在清道光年间，宁波人浴血拼杀，抵抗外敌侵略，保卫家园，取得了镇海保卫战的胜利，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首次获得全胜的一次重要战役。只不过，那也是接近200年前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