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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底，站在一家杂志评选的年度魅力人物领奖台上，王巍不知道说些什么。不是因为紧张，而是不安。
“我上去连话都说不清楚，确实不像我，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一起来领奖的有唱《忐忑》的，有一个局长，主持的是一个央视主持人。”他觉得都不是一类人。
“我就这一身上去（休闲装），我看电视摄像上来了，赶紧说了两句话，说感谢给我这个奖，我也不清楚什么杂志，扭头看了看后面，哦，说感谢这个杂志，回头就走了。”
他觉得，“这种fashion不是我。在那个圈子里我是很土的人，我会感到非常不安。我只有在自己的并购圈子里才会自信。”
这个奖给他包装了一个美好的词，“逐梦之魅”。源于他建立了三个金融博物馆。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金融人，王巍参与了创办南方证券，后又下海创办了自己的万盟并购公司。2012年10月，被美国并购论坛授予“并购终身荣誉奖”。
2010年6月，王巍创办中国第一家金融博物馆，如今已经创办了天津中国金融博物馆、北京国际金融博物馆和苏州中国基金博物馆三家博物馆。
因为博物馆，王巍一下从并购的小圈子里跳出来成了公众人物。当然，在他身上，褒奖和怀疑是同步的。
坐在《中国周刊》记者对面，身着马甲，牛仔裤，王巍不停地喝茶，小小地皱了一下眉，“实际上，我就是觉得有意思，好玩。喜欢。”他说，那些责任啊，梦想啊，都是“同志们说我的”，是博物馆做起来后起到的作用。
“我个人的想法，没那么深刻。要是哪天政府不高兴给我关了，执照突然被吊销了，太可能了。我身在江湖这么多年，太常见了。缺乏安全感。关了就关了，我也没办法。”
别赋予那么多高尚的帽子，王巍反而觉得轻松自由很多。
做博物馆首先是爱好
王巍说，做博物馆“完全是自己走岔路了。我一个做并购的，赚钱的，按常理怎么可能弄博物馆？只赔不赚的买卖。就是被震到了，喜欢，就做”。
2008年，王巍去美国金融博物馆参观，半个小时出来，彻底颠覆了他对博物馆的认知。
“他们就只有1000平米，几间房子大，也没有多少看不懂的古董，学到很多东西。很亲切。”他甚至都没研究明白美国金融博物馆是公立还是私立，就决定也弄一个。
经验告诉他，不要想太多，做出来再说。“就像谈恋爱，开始就想生儿育女的事，这恋爱就甭谈了。”
从设想到开业用了一年半的时间，2010年王巍的第一家博物馆在天津落成。面积不大，古董不多，知识性强。其后的两年，苏州和北京博物馆相继诞生。
在北京国际金融博物馆的墙上，记者看到一个个戴着安全帽的民工的照片和名字与创建者任志强等人排列在一起。在三家博物馆，王巍都这么做，他要做的是平民博物馆。在王巍的博物馆里，所有人的介绍都没有政治身份。
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的博物馆没有思想，摆出事实，你自己看。你看完喜欢什么是你的自由，我并不强制你。我在博物馆里绝对不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中国所有博物馆都说这个吧，我不说，哪个民族是愚蠢的？凭什么说我们就是最好的？”
“官方领导来看，有觉得不舒服的么？”记者问。
“有啊，你不舒服可以不来，这是我的博物馆。不是官方机构，不是用来视察的。”
“可是，你的墙上还是贴出过官员照片。”这个细节不光记者注意到，王巍甚至曾被直接问道，“你是不是谄媚？”
王巍解释，“不是这样。把他们贴在墙上，还有我在微博上说哪个领导来了，是（给博物馆）做的广告。中国人官本位啊，官来了，哗哗哗，大家都来了。”
当然，王巍也逃不过另一个问题，“缺钱么，博物馆能不能长期运营？”毕竟，在中国，民间博物馆的生存现状堪忧。成立于1998年的观复博物馆就曾经面临拆掉的处境。
如今，三家博物馆都是地方政府捐助场地，其他的王巍自己搞定。他也发动了一些朋友捐助。另外，开始开发副产品，“我拍卖金融牛，还卖光盘，读书会有赞助，商业开会用我的场地我也收钱。”他的计划是，通过三年的时间，实现博物馆收支平衡。
现在，他的新浪微博粉丝有两百多万，一呼百应。但他并不享受其中。
不享受做公众人物
王巍不是没有出大名的机会。
早在1997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就约过王巍做采访。王巍拒绝了。当年，这是一个影响力很广的节目。
王巍担心，“有可能不自由了。”
“哪天我和一个女孩出去吃饭，很愉快，突然被人认出来是《东方之子》里的了，以后也不敢去了，多累啊。我装20分钟东方之子可以，下来后怎么办？所有人都当我是东方之子，我还活么？”
大部分时间，王巍还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说话的风格就是如此，语气坚定强势，爱用反问句。
采访间隙，一个电话响起，王巍以极快的语速噼里啪啦结束，容不得对方说几句话。记者只听到，“你们别忽悠我！”
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自己从来不以和大家取得一致为荣。他一直认为，挑剔是进步的阶梯，宽容只能导致更多龌龊。“微博上和我不同意见的可以，但是要是整天傻逼傻逼的人，不管多熟的朋友我都踢出去拉黑。绝不宽容。”
王巍的脾气不是这会儿才有的。
美国留学归来后，他参与了南方证券的筹建。做出眉目后，王巍觉得自己不适合在体制内折腾了。譬如，他不习惯领导出差一大群人去机场接送，接完了一起连玩带唱。因此，他得罪了一些人，被大家觉得“清高”。这也直接导致了他辞掉体制内的高管，下海单干。
但微博和博物馆，让王巍必须耐心和妥协。 他翻开微博私信给记者看，“全都是新浪发来的警告通知。因为我声援李开复。今天还打电话给我禁言了。”按照他的脾气，他会骂，会跑到腾讯上继续折腾，会立马打电话给朋友说说这事，但是现在，他会乖乖地听话，自动禁言一天，也不和任何人说，怕他们跑到微博上支援他，把事搞大了。
他自己清楚，“这就是妥协”。
这也是微博给他的改变。
从未主流过
和多数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一样，王巍的成长经历也是一个时代剧。
“文革”时，父母被关进牛棚，两三年没见一面，牛棚外的王巍跟着大潮流，背语录，戴袖章，搞批斗。后来，王巍下乡到山村，卖力气干活，当上了上千人的大队长。
高考恢复，王巍拼命考学，进了五道口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毕业后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金融人才。
体制内被重点培养，转而遇上改革风潮，王巍又下海创业做并购。按他的话说，成了“残存的少数lucky的人之一”。
王巍很庆幸自己“残存着”。在属于他的这部时代剧里，他说，“我从来没主流过，比较边缘。有些人是时代弄潮儿，我没有折腾，但是又距离他们很近，严格说，我是随波逐流。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浪起来了，就跟着起来了。”
作为并购界的专家，王巍也不觉得自己是这个圈子里的主流和弄潮人。
他说，“并购协会是小圈子，真正的并购是在官方手里，他们才是资源的垄断者，并购都是发改委的事情。官方高兴了给你这个并购协会的身份。但是，人家关注下你，你别真把自己当主流。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分量。我当然希望能做中移动啊、中石油的并购项目，但是不给你这个机会啊，所以没有感觉特别好。”
这种定位，基于王巍的经历。
做投资，做并购，都是和钱打交道。王巍在南方证券就深有体会，这些大项目都是确定好的，非市场化的力量非常强大。有时他有新的想法，把自己说兴奋了，其他人却无动于衷。
王巍在博客里回忆了自己第一次领头做一个项目的经历：在辽宁做一笔证券发行业务，各部门都想从中渔利。一个叫杨大勇的人提出，要把说好的承销费降低几百万。杨对王说，自己烧锅炉出身，在沈阳叫作码头（黑社会大哥），如果王不同意，就让600万沈阳人民扒了他的皮。王巍当时蒙了。等了四天，确定对方来不及换券商，王巍单独找到杨大勇，把领带一甩，对杨说，我从国外回来的，回国玩一玩，玩不好我可以照样回去，你不能玩，多少股民都系在你身上了，我有名我有利，我只担心名不够大，这次是中国万众瞩目的第四只股票，我今天就不签字了，废了你这上市公司，我全国出大名，明年拍屁股走人，看600万沈阳人民是扒了我的皮还是扒你的皮。最后，两人握手言和。
下海后，王巍的万盟并购也只是做一些民营中小企业的并购项目。民营企业越来越强大，中国的并购得以越来越市场化，不过，在王巍看来，这还很初级。真正的并购依旧掌握在官方手里。在2012年美国并购论坛的颁奖典礼上，王巍说，“中国有很多新钱，有新钱的国家与有老钱的国家不一样，花钱上可能不太体面，不太明智。”
在王巍看来，如今，“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非市场的力量在左右。”
王巍说，自己的信仰就是安分守己。
“不能把自己太当回事。我自己身边有比我聪明的人，我确实佩服得五体投地，怎么着？死了，跑了。进监狱了。调太高出事，当年，他们的能量我根本没法比，跑太快了，控制不住就出事了。”
王巍很知足自己的状况，心态上既不地痞，也不贵族，“资格老，没进监狱没当官，并购圈子里做了一些事，养活了很多人。”这就是他的自我总结。
身在江湖
做博物馆，王巍不断遇到哭笑不得的事。
“有人说我背后一定有阴谋，一定是背后有套，做博物馆背后就是敛财。”
王巍选择不解释。“人家问，红十字会都是假的，你凭什么是真的？我说我不一样。凭什么你不一样？来来回回，就会变成街头巷议。现在你看很多老板花很多时间去打口水仗。这个社会对他们不信任，不宽容，于是他们就和大家一块去搅和，最后变成大字报了。越解释越不清楚，中国就是这样，缺乏信任。一直这样。”
王巍在朋友圈里说话是有了名的尖刻。他解释，自己就是“不端着”，随性。当年王石登山，他说王石“装神弄鬼”。不过，后来王石拿下珠峰，他就不说话了，跟着王石一起爬山去了。
博物馆的问题上，他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我就告诉你，我就是个坏人，彻头彻尾的坏人，我有阴谋。但是我把博物馆建起来了，你爱来不来。我解释我是好人，没人相信，我说我是坏人，他们还是来，也就这么样了。”
在王巍意料中的是，做博物馆让他得罪了很多人。“在中国，只要做成一件事，肯定得罪人，认识不认识的”。
一处博物馆在开业之初就经常在半夜被撕掉牌子，还遇到过地痞流氓跑来收地盘费的。另一处博物馆则遭遇了被停水掐电的刁难。“我们很感激政府给我们房子，不过他们内部也很复杂。”王巍觉得，这都不是事了。
他也心安理得地承认，自己就是个坏人。“破坏一种相安无事的大家都习惯了的环境，不断搅局，制造不安。做并购那会是这样，做博物馆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