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中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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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诗酒文化由来已久,甚至可追溯到《诗经》中,诗在一开始就与酒有着相当程度上的联系。唐朝是诗歌发展的一个巅峰时期,同时也是酒文化十分繁荣的时期。李白集“诗仙”、“酒仙”之称于一体,他的诗歌体现了诗酒文化的三大方面:率真自我的展现、排遣愁苦的寄寓和深厚情谊的见证。在李白的作品中,诗与酒紧密契合,共同体现了属于盛唐独特的诗人气质。
  关键词:诗酒文化;唐朝;李白;诗歌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232-02
  一、诗酒文化简述
  中国古代存在着一个十分引人关注的文化现象——酒与诗关系十分密切。诗酒文化是表述诗歌与酒文化相互交融的关系和现象的一个概念,它更侧重于诗的方面,主要是指酒文化能够对诗歌的思想、内容构成巨大影响,同时诗歌也能反映和促进酒文化的发展。
  我国现存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诗中之酒的存在,如“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周南·卷耳》)、“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小雅·南有嘉鱼》)。魏晋是酒文化的形成期,彼时天下动荡,文人饮酒成风,“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陶渊明集序》)。
  现存的唐诗有五万余首,与酒相关的近乎一半,其中直接咏酒的有六千多首。郭沫若曾对李白集中有关饮酒的诗文作过初步的统计,发现李白的一千五十首诗文中,谈到饮酒的共有一百七十首,为百分之十六强。[1](306)可见酒对于唐朝诗人的重要性。
  诗酒文化的巅峰出现在唐朝并不是偶然,分析其原因,大致可以分为外因和内因。外因主要在于政治和经济。唐朝时候酒政宽松,允许民间自酿自销,甚至统治者也愿意参加游宴等活动。同时酿酒的工艺和原料比较发达,酒作为商品甚为风行,酒肆、酒楼十分普及。在李白的诗中,提到的酒的种类大致有“新丰酒”、“葡萄酒”、“鲁酒”、“金陵酒”、“兰陵酒”以及“醅”、“醴”、“醑”等,唐朝之酒种繁盛可见一斑。此外,李白诗中也常提到饮酒的器具,出現次数较多的有杯(“金杯”、“绿玉杯”、“鹦鹉杯”)、壶(“玉壶”、“白玉壶”)、樽、觞等,从酒器的丰富也可见唐朝饮酒自成风尚。内因首先是唐朝诗人对于酒的需求甚多,“在朝堂宴会、送别饯行、接风洗尘、月下独酌、友人相聚、婚丧嫁娶等场合,通过唐诗通常的形式吟咏酒具、酒味、酒场、酒态、酒命、酒令、酒妓、酒艺、酒制、酒境等,表达诗人或悲伤、或豪迈、或寂寞、或喜悦、或忧郁、或安逸、或感慨、或愁苦的丰富而深刻的感情”[2]。在李白一百余首酒诗中,赠答诗和送别诗占了大多数;饮酒赋诗乃是诗人抒情、显才、交友等不可少的一项元素。其次是唐朝诗人对于前代诗酒文化的继承,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文人通过一系列作品使酒文雅化,并给予酒一定的意象性含义,唐朝文人或自觉或不自觉的也开始重视酒在诗歌中的地位。
  对于诗人个体来讲,酒诗的创作原因也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也可说是酒对诗人的创作有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酒作为一种现实中的饮品能对诗人的生理状况产生影响,酒的刺激可以使诗人进入一种“虚静”的创作状态,激发诗人灵感。酒醉的状态能够使诗人的精神暂时脱离现实中的一些桎梏,激发诗人的想象力并且给予诗人抒发真事自我的勇气。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对于李白的描绘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斗酒能引出百篇诗,酒不仅给了李白泉涌般的文思,更给了他坚持自我的胆魄。
  二是酒作为一种寄寓了诗人情感的意象,能在成诗过程中帮助诗人更有效的抒情言志。在诗酒文化的产品——酒诗中,意义更为重大的应该是这一意象性的影响。酒作为内涵深厚的意象,不仅是历代诗酒文化传承的一个主要内容,更是诗酒文化历时累积的集中体现。在唐朝,由于思想的开放,诗人通常会同时受多种学说思想的影响,唐朝的诗酒文化也有这样兼容并包的气派,总体上呈现出雄壮浑厚的风貌特征。
  二、李白酒诗的内蕴精神
  总体上来说,唐朝的诗酒文化仍是以儒家的兼济天下为主,但其中最独特的应是道家思想的体现。魏晋文人的酒多苦涩,除陶渊明一人颇得旷达之意,其余多通过沉醉于酒来逃避现实,这就成了诗酒文化最大的一个标志——出世思想。至唐朝,李唐推崇道家,使得老庄思想甚为流行,而酒也在更大程度上与道家的出世、自由等思想有了结合。同时,唐朝有着恢宏大度的盛唐气象,这也影响了诗酒文化,使得飘逸的诗酒中又展现着昂扬的气概和豪壮的志向。
  (一)率真自我的展现。
  酒能壮胆,在酒气的刺激下,诗人较平日清醒之时更容易抒发其内心深处的本真,这种自我抒发既包括对自身志向、性情的表达,也包括对黑暗现实不公的控诉。在李白的酒诗中,这种情况最为多见。
  悲愤出诗人,“怀才不遇”是诗中常现的悲剧。老庄精神提倡追求思想自由,旷放傲世、愤世疾俗成了诗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途径,酒诗中塑造的诗人形象多与自由挂钩。如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3](737)既与世俗不相容,诗人携酒另觅自由,在扁舟之上畅游无羁。盛唐诗酒不是让诗人一味的逃避,而是让诗人更有力地表达对于自由的追求。
  魏晋文人饮酒几乎都是在苦闷中寻求着一种虚无的自由,与此不同,李白所代表的盛唐诗人,饮酒追求的自由中另有一种进取的精神存在。酒醉之时,仕途坎坷、报国无门等情绪一起涌上心头,便喷发成诗人笔下的酒后真言。《行路难》中,李白对着“金樽清酒斗十千”却“拔剑四顾心茫然”[4](167-168)。在唐朝,酒大致分为清酒与浊酒两类,清酒更多的象征着高洁孤傲的品行。孤芳自赏的诗人虽有一腔报国热血,无奈“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诗人酒后一吐愁闷,然而最后却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洒脱和开解。在屡受挫折之后,诗人的坚定信念与远大志向却依旧不改,这不仅是酒给予诗人的强烈的内心抒发,更是盛唐昂扬气象的充分体现。   怀才不遇有诗人自身的原因,但在诗人本人眼中更多是因为社会现实的黑暗和不公。酒后的诗人更有壮胆来揭发现实,表达对于奸佞权贵甚至昏庸君主的不满。《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诗人一人独酌之时,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这是酒气上头的诗人对于斗鸡之徒发出的辛辣讽刺。而面对这恃宠弄权的小人,诗人无力改变只得再借酒发泄:“酒中乐酣宵向分,举杯酹尧尧可闻?何不令皋繇拥彗横八极,直上青天扫浮云!”[4](777)酒激发了诗人的想象力,诗人思接古今,想象能让尧时主管司法的皋繇将浮云一般遮天蔽日的佞臣一扫而光。酒后的畅想使得诗人愤懑的心情暂得纾解。
  (二)排遣愁苦的寄寓。
  魏晋之时的曹操曾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酒历来就被文人用于排遣忧伤愁苦。唐朝诗人在愁苦中并没有选择麻醉自己而逃避现实,他们更多的是积极追求自由和解放,通过多种途径来疏通郁结。天性浪漫狂逸的李白在酒诗中自我排遣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傲然自信、及时行乐、“坐忘”化一。
  李白一生未得政治上的重用,但种种坎坷并没有令他颓唐,反而更激发了他的傲然之气。《将进酒》是李白酒诗的代表作,在诗中他叹道:“高堂明镜悲白发”,在深沉的悲哀中却依旧高唱:“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4](159),酒精的刺激下诗人雄心勃发,自信满满,这种昂扬向上的精神正是盛唐气象的一大标志。唐朝国力鼎盛,政治开明,文人入仕的想法十分强烈,李白也不例外,但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李白缺少游走于官宦之中所需要的圆滑,出世与入世一直是他思想中最为主要的矛盾。无论是选择“仰天大笑出门去”还是“一生好入名山游”,都流露出诗人对于自身才华和志向的自傲。
  锐意进取与及时行乐是李白思想中的另一大矛盾,在理想破灭的巨大痛苦中,酒带给诗人的更多的是一种暂时的欢愉。“李白在现实中四处碰壁后陷入了人生如梦虚无的悲观主义宿命论思想中,把自己完全沉浸于酒里,以酒行乐,在酒中寻找那种落魄与寂寞。”[4]他在以才自傲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悲凉行乐。这种消极的思想是诗人对于现实的无声反抗,这种层次上的诗酒精神是对魏晋诗酒文化的一种继承。及时行乐中也体现着一定的道家逍遥思想,《古风其四十一》:“呼我游太素,玉杯赐琼浆。一餐历万岁,何用还故乡?永随长风去,天外恣飘扬。”[4](122)诗人欲将世间愁苦抛诸脑后,在酒醉的求仙中寻得自由。但诗人在酒中得到的逍遙包含着入世无门的愁苦,行乐与消愁是一体的。
  “坐忘”一词语出《庄子·大宗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如,同于大通,此为坐忘。”大意是指一种超然物外、物我两忘的境界。李白的一生充斥着不被理解的寂寞和不能被世俗所用的悲凉,作为诗人,他只能在诗酒中寻找慰藉。其实无论是孤芳自赏的自信还是及时行乐的逍遥,都无法让诗人从根本上脱离愁苦;只有达到坐忘化一的境界,诗人才能真正享受到醉中的平和。《月下独酌》是诗人与酒、与自我、与天地进行的一次颇富哲理意味的对话:“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4](904)在月下酒浓之时,诗人忘却了自身的悲欢,凡俗的狂傲之气与短暂之乐都悄然隐退,而孑然一身的诗人却能与月与影作伴,此时的诗人已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大有“天人合一”的意味。个体与宇宙的同一使得诗人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永恒”与“自由”。在这种酒后“忘却”的心态下,诗人的满腔愁苦才得到了真正的抚慰。
  (三)深厚情谊的见证。
  唐朝的酒不仅是独饮之物,它也常常带有一定的社交功能。
  首先,在当时参加宴会是一种能结交达官并从而获得推荐出仕的机会,而在宴会之上饮酒赋诗是显示自己才能的一种手段。诗人常常在宴饮中写下酒诗来展示自己的才华,这种应酬之作在当世人眼中十分重要,如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有云:“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4](412)就体现了诗人希望通过与权贵宴饮得到赏识的入世心情;但就思想内容和后世影响来讲,那些以诗会友的诗篇似乎更为重要。在与友人聚会时写下的酒诗寄托着诗人淳朴真挚的友情,与应酬之作相比显得更为真诚动人,从这种意义上讲,以诗会友的诗篇更接近诗酒文化中表达真实自我的精神。
  李白有着相当丰富的漫游经历,他在漫游途中也结识了不少兴味相同的友人,诗人与他们经常诗酒相和,留下不少传世佳作。李白与杜甫的友情历来被人们所称道,《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逝水,海色明组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4](679)酒既是朋友间深厚情感的寄托之物,更是友情得以维系的系联之物。在李白的酒友之中,“隐士”占有很大比例。《赠孟浩然》:“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4](401)李白向往自由生活,他敬爱的友人常常也是能够在酒中体味无拘人生的喜酒之人。对于酒的相同的喜爱使得他们的友情更为坚固,同时也增添了一丝飘然世外的隐逸之情。除了怀念友人,在送别的宴席之上借着酒意抒发离别之情的诗篇也格外打动人心。《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赏。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4](621)离别之酒饮之不尽,劝客尽觞乃是席中的挽留,对友人的不舍情义饱含在觥筹交错之中,酒诗的自然直率在此体现的淋漓尽致。
  《哭宣城善酿纪叟》是李白酒诗中比较独特的一首:“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4](1023)此诗并未直接言酒,也没有作于酒后的痕迹,只是单纯的怀念一位去世的善于酿酒的老人。诗人因酒与酿酒老人结下深厚情谊,诗人从酒中得到了心灵慰藉并由此对酿酒之人的逝去心怀戚戚。诗人想像纪叟在地府酿酒而无人沽酒,此种寂寞与诗人不被朝廷相容之所感有契合之处,故更能激发诗人对纪叟的悼念。
  唐朝诗酒承魏晋余绪,开盛唐气象,展示出一种自由浪漫、个性张扬的风采。这种精神解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使得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在沉静中庸之外又增加了一些狂放活泼的元素。李白可以说是唐朝最富有诗酒风流气息的诗人,他的诗酒结合有着一些哲理意味上的提高,诗人一生始终在寻找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平衡点,“形成了心系忧愤、把酒长志,心存魏阙、以酒解忧,心念同道、以酒交朋,心慕贤圣、把酒问天的人文精神”[5]。在唐朝诗人的诗作中,他们不仅表现时代的酒文化,而且在酒文化的氛围里表现他们情感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深刻性,不断丰富和发展酒文化的内涵,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郭沫若.李白与杜甫[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
  [2]王玉成,邢慧斌.唐代诗酒文化特征及形成原因初探[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84-87.
  [3]【唐】李白.李太白全集[M].【清】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1.
  [4]李福军.酒与李白诗歌艺术[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7(5):65.
  [5]杨文榜.论李白饮酒诗的文化意蕴[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5(4):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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