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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15-0005-06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次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讲话》是我们党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的宣言书，为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党和国家指明了前进方向。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经过25年多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再读《讲话》，不仅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她的真理光芒，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邓小平卓越的政治智慧，而且更加缅怀邓小平的丰功伟绩。《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历史文献，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其政治智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抓住解放思想这个关键，开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大幕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打倒了“四人帮”，党面临的任务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当时，不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且“两个凡是”又给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束缚。环视世界，在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发达国家正在飞速向前发展，本来就落后的我国由于“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宝贵的建设时间，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是在继续的落后中衰颓下去，还是从猛然醒悟中奋起直追，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面对的抉择。我们向何处去？在这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以其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的韬略和睿智，选择从思想理论建设入手，抓住解放思想这个关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我们党正确认识和判断形势，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使我们党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讲话》站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郑重地向全党提出解放思想的任务。《讲话》大声疾呼，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明确告诫全党：“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地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并强调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些对思想理论问题的精辟论断，不仅在当时，即使是现在，读起来仍然能够感受到其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促使全党对解放思想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讲话》明确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由此可以看出，《讲话》提出解放思想，是直接针对“两个凡是”的，其政治意义和战斗性是非常鲜明的，但是最终要导向解决的问题或者说其根本的出发点和目的却不仅限于批判“两个凡是”，而是为了启动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讲话》为解放思想确立科学的标准——实践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混淆颠倒了。不分时间、地点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照搬领袖语录或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甚至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作为裁定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的是非标准。《讲话》在提出解放思想任务的同时，就明确了解放思想的标准——实践标准，即通过实践来检验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衡量思想是否解放，认识是否正确。《讲话》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恢复了实践的权威，强调了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实践标准的重新确立，为端正思想路线，辨别理论是非，为准确分析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和主要任务，为正确评价历史功过，提供了科学依据。解放思想由此而发端，由此而深入，由此而发展。
《讲话》体现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个时期领导全党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方式：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和纠正错误（包括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以达到解放思想的目的。或者概括地说，是以拨乱反正的方式解放思想。拨乱实际上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一是批判“两个凡是”，二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三是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总之就是回到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上来。拨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在当时比较容易，批判“两个凡是”和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直接涉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做起来就不易。搞不好，就会造成党的分裂，使国家陷入灾难。邓小平凭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讲话》指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邓小平以其果敢的革命胆略，批判“两个凡是”，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但是，他非常讲究方法，恰当地把握了分寸，显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
“两个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给中央写信，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实际上是间接地指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久，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2]。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再次强调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3]这些论述对冲破“两个凡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邓小平用毛泽东思想批评和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是非常注意提出问题的角度和讲究分寸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第一次批评和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就是推翻“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是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是指：建国以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以及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中，邓小平虽然明确指出，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4]。“‘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5]，“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6]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批评毛泽东的错误，而是从总体上把握毛泽东在教育方面的主导思想的角度来推翻“两个估计”的。他说：“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在教育方面的主导思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科学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的，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7]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从这样的角度来纠正毛泽东在某一方面的错误，也只能说到这种程度。这样既照顾了政治现实，也解决了问题，在一个方面推进了思想的解放，显示了邓小平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纯熟的政治艺术。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个时期，邓小平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和纠正错误（包括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以此来推动思想解放，这既是当时解放思想现实的政治需要，也是当时思想理论战线的客观要求，更反映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邓小平的英明和伟大之处在于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纠正错误，解放思想。邓小平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间，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8]这种办法实际上已经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这种办法不仅是科学的办法，而且是有效的办法。当时人们刚刚开始从“左”倾思想禁锢中走出来，对毛泽东既怀有深厚的感情，也有较普遍的个人迷信意识，采取这种办法纠正错误，解放思想，更容易被广大干部群众接受，效果也会更好，政治上也不至于出现大的波动，有利于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过程中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这种办法也是后来我们党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思想认识是人行动的先导。人是在一定的思想意识支配下从事社会活动的。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是组织、管理、领导人和社会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思想认识上领导是“源头上”的领导，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始终抓住解放思想这个“源头”，这个关键，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深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我们要认真学习邓小平领导全党解放思想的智慧和经验，自觉地解放思想，正确把握时代的脉搏，努力做好思想理论宣传工作，才能更好地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
二、采取局部带动战略，启动改革开放，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纪元
十年“文化大革命”，人们的主要精力都在政治运动上，对现代化建设知之甚少。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何入手推动这一伟大的事业呢？全党都在思考，都在期待着一个行动指南。《讲话》对此做了回答：
1.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路是改革开放。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邓小平在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就提出：“各条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9]在《讲话》再次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用简洁有力的语言阐述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关系，指出了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同时也预见了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是邓小平决定采取局部带动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对外开放，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邓小平在分析了七十年代末国际形势后认为，实行对外开放的条件成熟了，他说：“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10]“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11]不久，他在会见外宾时又强调：“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12]实际上，在发表《讲话》前，邓小平实行对外开放的决策已经成竹在胸。因此，在《讲话》中只是着重讲了如何对外开放。
2.从局部做起，由局部带动全局，推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讲话》提出了从我国经济的基础环节——企业、生产队入手，从给企业和生产队下放权力起步，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讲话》剖析了当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的弊端，指出形成这种弊端的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因此，《讲话》不仅提出，应该有计划地大胆地下放权力，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而且还明确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为国家多创造财富，个人多增加收入。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经济政策上，《讲话》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在对外开放上，《讲话》提出，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并要求中央各部门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
采取局部带动战略启动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分析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后做出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各地的情况又千差万别，如果在全国一下子铺开，会冒很大的风险。从局部做起，从基层做起，取得经验后，逐步在全国推开，是一个积极稳妥办法，这样可以少走或不走弯路。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由局部到全局，由农村到城市，不断深化，逐步推进的渐进式改革的路子；由试办经济特区，进而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由东南沿海向内地梯次推进，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路子，是成功的。
从当时的情况看，采取局部带动战略，也是政治上的合理选择。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对改革开放，搞现代化建设在思想上都是理解的，行动上都是自觉的。反对的人有，怀疑的人有，观望的人也有。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就指出：“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13]后来他在回忆改革开放历程时又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14]“农村改革，开始的一两年里有些地区根本不理睬，他们不相信这条路，就是不搞。”[15]只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一个是安徽省。还有一些省犹疑徘徊，有的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16]。他们“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17]面对此种情况，邓小平并没有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推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因为他深知政治运动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深重危害。他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不失时机地采取措施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为确保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提供组织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18]为此，他提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19]他要求，培养选拔年轻的同志来接班，并提出选干部主要看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20]有了这些原则和标准，通过采取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清理“三种人”、整党等措施，从大的方向上、从组织上保证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不出问题。另一方面，对犹疑、观望的人，采取了允许看、不争论的政策。邓小平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21]允许不同观点存在，不强迫，从能做的地方做起，“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22]结果是，“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他们就跟着走了。”[23]邓小平后来总结说：“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24]。实行改革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不争论，是尊重实践，由实践来检验、深化和完善改革开放的政策，由实践来对改革开放做结论；不争论，是为了给改革开放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利于试验新办法、闯出新路子、开创新局面；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搞建设，避免“坐而论道”，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争论上，而改革开放的实践却迈不开半步。搞争论，不但产生不了经济建设的效益，搞不好，不仅会影响干部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而且还有可能给改革开放戴上这样那样的“帽子”，使其未行而止，“胎死腹中”。拿局部的改革开放做试点，做示范，不争论，不强迫，以成功的事实来说话，搞带动，这样既能取得改革开放的经验，又不耽误宝贵的时间，更不会把本已耽误了的现代化建设再拖延下去。这就是邓小平的智慧和英明。
3.经济体制改革要坚持两条重要原则，要用经济建设的实际成效衡量党的工作。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讲话》提出了两条重要原则：一是重视物质利益。《讲话》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二是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这两条原则，是对我国建国后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长期以来，由于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论述的片面理解，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追求“一大二公”，忽视人民群众个人的物质利益，习惯于以行政手段、政治手段组织、管理和领导经济建设，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忽略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制约，频繁在生产关系的调整上做文章，由经济建设问题引发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结果使经济建设无法正常进行。改革开放伊始，就明确这两条原则，对于调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和支持改革开放，对于从机制上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引导干部用经济的方法思考和处理经济问题，避免用政治运动办法，搞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
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如何衡量党的工作的成效和得失呢？《讲话》指出：“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了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了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这个标准既是实践标准在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具体化，又是后来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最初表述形式。确立这样一个标准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对于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三、积极稳妥地处理历史问题，为改革开放创造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我们党在决定进行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面临着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文化大革命”问题以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许多冤假错案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这些历史问题不解决或解决不好，党的工作重点就不可能顺利实现转移，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环境。不仅如此，搞不好，还可能由此引发国内政治动荡，甚至陷入动乱的局面。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苏联东欧剧变的一个惨痛教训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没有处理好党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没有适时、科学、全面、正确地评价党的领袖和党的历史问题，结果被国内外的敌人利用历史旧案来丑化党的领袖，丑化党的历史，损害党的威信，蒙蔽和煽动群众，造成群众与党直接对立，使党丢掉了民心，使群众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这是最终导致这些国家共产党垮台，社会主义事业被葬送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如何处理我们党的历史问题就成了当时国际国内关注的焦点问题。
《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处理历史问题的目的和出发点是为了向前看，是为了顺利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这样就避免了就历史问题说历史问题，就案件说案件，把全党的思想引导到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开创未来上来。《讲话》还为解决历史问题明确了四条原则：有错必纠、宜粗不宜细、两宽两严、加强团结。有错必纠，表明了解决历史问题坚定的原则性，但并不是对一切搞错了的历史问题，不分轻重，不讲究方法，一律立刻纠正，而是根据历史问题在全党和全国的影响，选择时机，采取合适的方式进行纠正。宜粗不宜细，就是“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两宽两严，就是“对过去的错误，处理可宽可严的，可以从宽；对今后发生的问题，要严些。对一般党员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更严些。”加强团结，就是要通过解决历史问题，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达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明确了处理历史问题的目的和原则，就保证了这项重大工作健康顺利地进行。
邓小平在对待和处理党的历史问题上，充分展现了他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高瞻远瞩的政治韬略。当时，我们党面临的一系列历史问题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评价毛泽东，二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政治上的“三落三起”、经历的坎坷，与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作为有着丰富经验的政治家，邓小平非常清楚这两个问题的份量。他审时度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没有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评价，只是向全党提出科学地、历史地评价毛泽东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任务。他要求，对此“不必匆忙去做”，要在“适当的时候”去总结。显然，邓小平对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既注意选择合适的时机，又要讲究策略和方法，还要把握好分寸。《讲话》一方面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指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另一方面也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至于毛泽东有哪些错误，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没有直接讲，而是通过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肯定，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案件平反的肯定，来间接地指出了毛泽东的一些错误，部分地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等到时机成熟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去作。邓小平恰如其分地把握了这个“度”。这个“度”就是政治智慧，就是政治艺术。实践证明，把握这样一个“度”是正确的。因为人们解放思想，认识问题要有一个过程，当时只能做到这种程度。这样做，可以给全党、全国人民留下反思、总结的时间和余地，在政治上才能够主动。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建国后我们党最大的一桩冤案——刘少奇案件被平反。至此，“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重大冤假错案基本上都得到了平反。随着这些历史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平稳地解决，广大干部群众在不断深化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认识，不断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经过党内充分的酝酿讨论，广泛征求干部群众意见，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后党的历史进行了正确总结，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处理历史问题就划上了一个圆满句号。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把历史教训转变为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的智慧和动力，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社会政治基础。
回顾那段历史，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在近四年的时间里，采取从解决具体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入手，先易后难，先小后大，时机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的办法，逐步过渡到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成功地处理了党的历史问题，清除了历史包袱，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保持了国内政局的稳定，为改革开放，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今天的现实是昨天历史的继续，历史与现实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善于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处理历史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把握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对一个政党，一个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处理历史问题的智慧，以史为鉴，史为今用，总结改革开放25年多来风雨历程和宝贵经验，这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干部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治智慧来源于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来源于对政治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判断，来源于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爱。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正确地把握党和国家的前进方向，就在于他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在于他对民心向背的了解，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忠诚。政治智慧与坚定的政治信仰密切相联，政治智慧需要政治勇气，政治胆略和策略，才能变为政治现实。我们只有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自觉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理论修养，提高思想政治素质，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才能不断丰富政治智慧，不断提高驾驭全局的能力和水平。
注释
[1][2][3][4][5][6][7][8][9][10][11][12][13][18][19][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38；42；49；67；51；49；300；126；129；132；192；191；192；192页。
[14][15][16][17][21][22][23][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155；328；367；374；156；155；374页。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15-0005-06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次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讲话》是我们党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的宣言书，为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党和国家指明了前进方向。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经过25年多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再读《讲话》，不仅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她的真理光芒，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邓小平卓越的政治智慧，而且更加缅怀邓小平的丰功伟绩。《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历史文献，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其政治智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抓住解放思想这个关键，开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大幕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打倒了“四人帮”，党面临的任务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当时，不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且“两个凡是”又给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束缚。环视世界，在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发达国家正在飞速向前发展，本来就落后的我国由于“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宝贵的建设时间，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是在继续的落后中衰颓下去，还是从猛然醒悟中奋起直追，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面对的抉择。我们向何处去？在这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以其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的韬略和睿智，选择从思想理论建设入手，抓住解放思想这个关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我们党正确认识和判断形势，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使我们党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讲话》站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郑重地向全党提出解放思想的任务。《讲话》大声疾呼，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明确告诫全党：“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地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并强调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些对思想理论问题的精辟论断，不仅在当时，即使是现在，读起来仍然能够感受到其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促使全党对解放思想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讲话》明确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由此可以看出，《讲话》提出解放思想，是直接针对“两个凡是”的，其政治意义和战斗性是非常鲜明的，但是最终要导向解决的问题或者说其根本的出发点和目的却不仅限于批判“两个凡是”，而是为了启动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讲话》为解放思想确立科学的标准——实践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混淆颠倒了。不分时间、地点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照搬领袖语录或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甚至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作为裁定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的是非标准。《讲话》在提出解放思想任务的同时，就明确了解放思想的标准——实践标准，即通过实践来检验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衡量思想是否解放，认识是否正确。《讲话》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恢复了实践的权威，强调了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实践标准的重新确立，为端正思想路线，辨别理论是非，为准确分析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和主要任务，为正确评价历史功过，提供了科学依据。解放思想由此而发端，由此而深入，由此而发展。
《讲话》体现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个时期领导全党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方式：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和纠正错误（包括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以达到解放思想的目的。或者概括地说，是以拨乱反正的方式解放思想。拨乱实际上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一是批判“两个凡是”，二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三是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总之就是回到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上来。拨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在当时比较容易，批判“两个凡是”和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直接涉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做起来就不易。搞不好，就会造成党的分裂，使国家陷入灾难。邓小平凭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讲话》指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邓小平以其果敢的革命胆略，批判“两个凡是”，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但是，他非常讲究方法，恰当地把握了分寸，显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
“两个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给中央写信，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实际上是间接地指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久，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2]。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再次强调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3]这些论述对冲破“两个凡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邓小平用毛泽东思想批评和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是非常注意提出问题的角度和讲究分寸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第一次批评和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就是推翻“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是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是指：建国以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以及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中，邓小平虽然明确指出，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4]。“‘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5]，“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6]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批评毛泽东的错误，而是从总体上把握毛泽东在教育方面的主导思想的角度来推翻“两个估计”的。他说：“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在教育方面的主导思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科学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的，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7]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从这样的角度来纠正毛泽东在某一方面的错误，也只能说到这种程度。这样既照顾了政治现实，也解决了问题，在一个方面推进了思想的解放，显示了邓小平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纯熟的政治艺术。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个时期，邓小平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和纠正错误（包括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以此来推动思想解放，这既是当时解放思想现实的政治需要，也是当时思想理论战线的客观要求，更反映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邓小平的英明和伟大之处在于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纠正错误，解放思想。邓小平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间，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8]这种办法实际上已经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这种办法不仅是科学的办法，而且是有效的办法。当时人们刚刚开始从“左”倾思想禁锢中走出来，对毛泽东既怀有深厚的感情，也有较普遍的个人迷信意识，采取这种办法纠正错误，解放思想，更容易被广大干部群众接受，效果也会更好，政治上也不至于出现大的波动，有利于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过程中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这种办法也是后来我们党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思想认识是人行动的先导。人是在一定的思想意识支配下从事社会活动的。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是组织、管理、领导人和社会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思想认识上领导是“源头上”的领导，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始终抓住解放思想这个“源头”，这个关键，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深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我们要认真学习邓小平领导全党解放思想的智慧和经验，自觉地解放思想，正确把握时代的脉搏，努力做好思想理论宣传工作，才能更好地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
二、采取局部带动战略，启动改革开放，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纪元
十年“文化大革命”，人们的主要精力都在政治运动上，对现代化建设知之甚少。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何入手推动这一伟大的事业呢？全党都在思考，都在期待着一个行动指南。《讲话》对此做了回答：
1.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路是改革开放。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邓小平在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就提出：“各条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9]在《讲话》再次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用简洁有力的语言阐述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关系，指出了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同时也预见了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是邓小平决定采取局部带动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对外开放，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邓小平在分析了七十年代末国际形势后认为，实行对外开放的条件成熟了，他说：“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10]“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11]不久，他在会见外宾时又强调：“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12]实际上，在发表《讲话》前，邓小平实行对外开放的决策已经成竹在胸。因此，在《讲话》中只是着重讲了如何对外开放。
2.从局部做起，由局部带动全局，推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讲话》提出了从我国经济的基础环节——企业、生产队入手，从给企业和生产队下放权力起步，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讲话》剖析了当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的弊端，指出形成这种弊端的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因此，《讲话》不仅提出，应该有计划地大胆地下放权力，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而且还明确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为国家多创造财富，个人多增加收入。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经济政策上，《讲话》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在对外开放上，《讲话》提出，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并要求中央各部门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
采取局部带动战略启动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分析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后做出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各地的情况又千差万别，如果在全国一下子铺开，会冒很大的风险。从局部做起，从基层做起，取得经验后，逐步在全国推开，是一个积极稳妥办法，这样可以少走或不走弯路。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由局部到全局，由农村到城市，不断深化，逐步推进的渐进式改革的路子；由试办经济特区，进而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由东南沿海向内地梯次推进，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路子，是成功的。
从当时的情况看，采取局部带动战略，也是政治上的合理选择。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对改革开放，搞现代化建设在思想上都是理解的，行动上都是自觉的。反对的人有，怀疑的人有，观望的人也有。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就指出：“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13]后来他在回忆改革开放历程时又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14]“农村改革，开始的一两年里有些地区根本不理睬，他们不相信这条路，就是不搞。”[15]只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一个是安徽省。还有一些省犹疑徘徊，有的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16]。他们“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17]面对此种情况，邓小平并没有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推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因为他深知政治运动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深重危害。他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不失时机地采取措施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为确保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提供组织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18]为此，他提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19]他要求，培养选拔年轻的同志来接班，并提出选干部主要看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20]有了这些原则和标准，通过采取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清理“三种人”、整党等措施，从大的方向上、从组织上保证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不出问题。另一方面，对犹疑、观望的人，采取了允许看、不争论的政策。邓小平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21]允许不同观点存在，不强迫，从能做的地方做起，“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22]结果是，“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他们就跟着走了。”[23]邓小平后来总结说：“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24]。实行改革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不争论，是尊重实践，由实践来检验、深化和完善改革开放的政策，由实践来对改革开放做结论；不争论，是为了给改革开放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利于试验新办法、闯出新路子、开创新局面；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搞建设，避免“坐而论道”，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争论上，而改革开放的实践却迈不开半步。搞争论，不但产生不了经济建设的效益，搞不好，不仅会影响干部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而且还有可能给改革开放戴上这样那样的“帽子”，使其未行而止，“胎死腹中”。拿局部的改革开放做试点，做示范，不争论，不强迫，以成功的事实来说话，搞带动，这样既能取得改革开放的经验，又不耽误宝贵的时间，更不会把本已耽误了的现代化建设再拖延下去。这就是邓小平的智慧和英明。
3.经济体制改革要坚持两条重要原则，要用经济建设的实际成效衡量党的工作。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讲话》提出了两条重要原则：一是重视物质利益。《讲话》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二是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这两条原则，是对我国建国后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长期以来，由于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论述的片面理解，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追求“一大二公”，忽视人民群众个人的物质利益，习惯于以行政手段、政治手段组织、管理和领导经济建设，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忽略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制约，频繁在生产关系的调整上做文章，由经济建设问题引发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结果使经济建设无法正常进行。改革开放伊始，就明确这两条原则，对于调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和支持改革开放，对于从机制上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引导干部用经济的方法思考和处理经济问题，避免用政治运动办法，搞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
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如何衡量党的工作的成效和得失呢？《讲话》指出：“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了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了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这个标准既是实践标准在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具体化，又是后来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最初表述形式。确立这样一个标准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对于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三、积极稳妥地处理历史问题，为改革开放创造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我们党在决定进行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面临着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文化大革命”问题以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许多冤假错案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这些历史问题不解决或解决不好，党的工作重点就不可能顺利实现转移，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环境。不仅如此，搞不好，还可能由此引发国内政治动荡，甚至陷入动乱的局面。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苏联东欧剧变的一个惨痛教训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没有处理好党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没有适时、科学、全面、正确地评价党的领袖和党的历史问题，结果被国内外的敌人利用历史旧案来丑化党的领袖，丑化党的历史，损害党的威信，蒙蔽和煽动群众，造成群众与党直接对立，使党丢掉了民心，使群众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这是最终导致这些国家共产党垮台，社会主义事业被葬送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如何处理我们党的历史问题就成了当时国际国内关注的焦点问题。
《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处理历史问题的目的和出发点是为了向前看，是为了顺利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这样就避免了就历史问题说历史问题，就案件说案件，把全党的思想引导到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开创未来上来。《讲话》还为解决历史问题明确了四条原则：有错必纠、宜粗不宜细、两宽两严、加强团结。有错必纠，表明了解决历史问题坚定的原则性，但并不是对一切搞错了的历史问题，不分轻重，不讲究方法，一律立刻纠正，而是根据历史问题在全党和全国的影响，选择时机，采取合适的方式进行纠正。宜粗不宜细，就是“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两宽两严，就是“对过去的错误，处理可宽可严的，可以从宽；对今后发生的问题，要严些。对一般党员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更严些。”加强团结，就是要通过解决历史问题，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达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明确了处理历史问题的目的和原则，就保证了这项重大工作健康顺利地进行。
邓小平在对待和处理党的历史问题上，充分展现了他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高瞻远瞩的政治韬略。当时，我们党面临的一系列历史问题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评价毛泽东，二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政治上的“三落三起”、经历的坎坷，与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作为有着丰富经验的政治家，邓小平非常清楚这两个问题的份量。他审时度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没有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评价，只是向全党提出科学地、历史地评价毛泽东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任务。他要求，对此“不必匆忙去做”，要在“适当的时候”去总结。显然，邓小平对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既注意选择合适的时机，又要讲究策略和方法，还要把握好分寸。《讲话》一方面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指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另一方面也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至于毛泽东有哪些错误，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没有直接讲，而是通过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肯定，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案件平反的肯定，来间接地指出了毛泽东的一些错误，部分地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等到时机成熟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去作。邓小平恰如其分地把握了这个“度”。这个“度”就是政治智慧，就是政治艺术。实践证明，把握这样一个“度”是正确的。因为人们解放思想，认识问题要有一个过程，当时只能做到这种程度。这样做，可以给全党、全国人民留下反思、总结的时间和余地，在政治上才能够主动。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建国后我们党最大的一桩冤案——刘少奇案件被平反。至此，“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重大冤假错案基本上都得到了平反。随着这些历史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平稳地解决，广大干部群众在不断深化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认识，不断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经过党内充分的酝酿讨论，广泛征求干部群众意见，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后党的历史进行了正确总结，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处理历史问题就划上了一个圆满句号。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把历史教训转变为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的智慧和动力，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社会政治基础。
回顾那段历史，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在近四年的时间里，采取从解决具体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入手，先易后难，先小后大，时机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的办法，逐步过渡到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成功地处理了党的历史问题，清除了历史包袱，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保持了国内政局的稳定，为改革开放，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今天的现实是昨天历史的继续，历史与现实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善于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处理历史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把握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对一个政党，一个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处理历史问题的智慧，以史为鉴，史为今用，总结改革开放25年多来风雨历程和宝贵经验，这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干部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治智慧来源于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来源于对政治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判断，来源于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爱。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正确地把握党和国家的前进方向，就在于他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在于他对民心向背的了解，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忠诚。政治智慧与坚定的政治信仰密切相联，政治智慧需要政治勇气，政治胆略和策略，才能变为政治现实。我们只有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自觉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理论修养，提高思想政治素质，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才能不断丰富政治智慧，不断提高驾驭全局的能力和水平。
注释
[1][2][3][4][5][6][7][8][9][10][11][12][13][18][19][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38；42；49；67；51；49；300；126；129；132；192；191；192；192页。
[14][15][16][17][21][22][23][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155；328；367；374；156；155；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