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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来探寻邓小平。光是超过两百页的资料索引，就足以说明这个任务的艰难。
“很多人觉得我的书很枯燥。的确，这本书重达3.08磅，一不小心就可能砸伤家庭宠物或幼儿。”已过杖朝之年的傅高义出现在香港时，带来的是他的鸿篇巨著《邓小平时代》和一副永不知倦的神情。
出席讲座前的傅高义，已经接见了若干人等，午饭时间的空档期，他却用来游泳。下午两点的讲座，晚上七点的国际航班回美国，傅高义的思维却比他的行程还要严密，不疲惫却也不觉得紧绷。
傅高义用了十年的时间，来探寻邓小平。然而，他本人却从来无缘和邓小平见面交谈。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是1979年1月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的招待会上，当时傅高义与他只有几步之遥。傅高义坦承这是“遗憾”，但是他不认为这会影响他完成邓小平的传记，“中国人有句古话，‘旁观者清’。”
对于傅高义而言，写就邓小平的一生，必须像一位历史学家一样，通过研读文字材料去了解和研究自己的主题。这绝非易事。上世纪20年代，邓小平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学会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笔记。同时，他没有写自传，并且强调别人对他的任何评价都不能夸大。“人们都知道他‘不爱讲话’，出言谨慎。”因此，傅高义只能探寻。
翻遍故纸堆
最早，傅高义对中国感兴趣的点并非是邓小平。研究社会学出身的傅高义，本行关注的是东亚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日本是他的第一个研究对象。此后他将目光投向中国。1962年，傅高义造访香港。“因为距离广东很近，我可以收集到一些有关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资讯。”研究广东经济，成为傅高义了解中国的切口，他的第一本有关中国的著作，便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出版于1969年。四年之后，傅高义才真正踏上内地，第一站便是广州。正是接触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傅高义进而开始想要了解转型期的中国。
探寻邓小平，从党内文献入手，是傅高义的第一步。“就研究邓小平事迹的客观记录而言，最基本的一部文献是《邓小平》年谱。由党史学者组成的编写这部年谱的班子可以接触到大量党内档案，并力求做到记录准确。”这是傅高义了解邓小平生前的客观事迹的基础。他还参考了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毛毛）所写的有关其父复出之前的两本书。“这两本书是根据邓榕的个人回忆、她对了解邓小平的人的采访，以及中共档案写成的。尽管邓小平不和家人谈论高层政治，但家人既熟悉他本人，又了解国家形势，足以领会和理解他关切的问题和考虑问题的方法，其中有些东西也只有他们看得到。”对于邓榕，傅高义也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对她所写的内容进行了补充说明。相比于国内的研究学者，傅高义还有一个优势在于他能够大量深入地接触英文的一手资料。“我利用了一切能得到的文献。”傅高义说。
除了多次在中国的短期访问外，傅高义也有在北京较长时间居住的经历。“这使我有机会采访到三类知情人士：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干部。”而他在哈佛的要职，也使他一直能够与诸多来访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交谈，他们中有些人十分熟悉北京的政局，也能够接触到不少特殊的中国学生—在哈佛求学的“官二代”。
邓式钢铁公司
为了更好地理解邓小平的人生经历，傅高义在邓小平人生中重要的生活地点都各自住上一段时间：出生地四川广安县、打过8年游击战的山西太行山、担任西南局负责人时的基地—成都与重庆，以及1930年代生活过数年的江西瑞金。讲得一口流利汉语的他，在和老百姓打交道时并没有遇到太大困难。“最困难的就是和当地的政府机构接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想进入一个小学参观，里面明明是有学生在上课，校方却告诉我学校停课，不允许参观。”
尽管从未和邓小平直接打过交道，凭借十年来的探寻，傅高义竭尽全力希望能够还原历史上的邓小平。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整理出囊括邓小平参加的每一次公开活动的列表，争取去联系到同一场合出席的人员，取到切身资料来记录邓小平的言行。
比如，2001年3月，傅高义在对前港英总督麦理浩爵士手下外交官的采访中了解到一个细节：麦理浩总督采用外交辞令，字斟句酌地谈到有必要让港人放心。邓小平仔细听取了港督的意见。会谈结束后，他们起身走向门口时，邓小平向麦理浩做了手势，身高逾一米八的港督俯下身，听到这位身材不高的领袖对他说：“如果你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那么来统治中国试试。”傅高义写道，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气势，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不止一位观察家说过，他似乎能给房间带来电流。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战时军队司令员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身处权力中心处理重大问题养成的自信。
“记录邓小平其人以及他的使命，是我写就本书的目的。希望能够帮助中西方读者深刻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邓小平起的积极作用。”傅高义总结道。谈到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傅高义摆了摆手，笑道：“这十年几乎没有干别的，所以要留点时间给家里人。感谢我的家人能够一直长期忍受我一头扎进邓小平的时代那么长时间。”
［对话傅高义］
我相信“旁观者清”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邓小平来写人物传记呢？你是如何确定选择的？
傅高义：2000年夏天，我在韩国的济州岛度假。当时我马上就要退休，想写一本书，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重要发展。和我一起度假的，是我的朋友唐·奥伯多弗，他是20世纪美国最了不起的东亚事务记者之一。他知道我的想法后，毫不犹豫地建议我，你应该写邓小平。考虑了几周之后，我同意了他的说法。亚洲最大的是中国，而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
记者：你说是为了美国读者而写成此书的？
傅高义：的确，我写书的时候，心目中考虑的首先是西方读者。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乐见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华人读者对它感兴趣。
记者：那有没有想过这本书也会出中文版？
傅高义：目前中国大陆并未有类似这样的邓小平传记，我也希望我的书能够帮助中国读者客观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 记者：你在书中也提到，写邓小平的传记非常有难度，你也采访了许多人，包括邓小平的家人、同事、学者、退休官员、前任领导人的子女……你是如何让他们愿意和你谈论的？你又是怎么来确认他们提供的内容是否属实？
傅高义：我用研究学者的身份，去和他们接触，这能够让他们放松。比如我在哈佛，因为是教授的身份，可以接触到许多学生。当然他们不是没有顾虑，我也知道许多政界后代们不愿意谈论，他们的同学也会很好地保护他们，但是也还是有愿意谈论的人。我往往会被认为是“亲中派”，当然，我的理解是他们认为我可以客观地看待问题，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的目的只是为了了解中国。的确，每个人都会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大多数人倾向让外人了解自己好的一面，对同一个事物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我需要做的就是反复交叉引证、比较和核实。重点是，即使有些人撒谎，你也需要知道他为什么撒谎。他撒谎的内容可能也是事实的一部分。
记者：查看档案，寻找资料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傅高义：很多档案我没法看到，因为官方尚未公开，比如会议的档案、邓小平和高层官员的谈话的记录。我用了几个办法了解：一是询问参加会议的当事人；二是看会议的效果。也就是说会议前，他们没有决定的事，看会议后他们都做了些什么。我可以估计到，会上他们都商量过哪些问题。
记者：邓榕看过了你的书吗？有何评价？
傅高义：我给邓榕寄了书过去，她还在看。目前没有收到什么反馈。
记者：你没有接触过邓小平，你觉得这会影响你写他的传记吗？
傅高义：这是一种遗憾。但是不会影响。我相信“旁观者清”。我从31岁开始研究中国，有很多中国友人向我承认过，作为亲身经历的人，很多事情他们难以做到客观，所以很想听听从事学术研究的局外人尽量以持平的立场提出的看法。
记者：但是也有不少评论批评你，认为你写的邓小平太客气了。
傅高义：细心的读者只要慢慢看，就能发现我并没有回避些什么问题。我相信，尽量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个研究邓小平的学者的职责。
记者：如果邓小平还活着，看到你写的这本书，你觉得他会有什么评价？
傅高义：邓小平考虑问题的标准，不是对不对，而是对现行政策是否能带来好处。我希望，邓小平能注意到，这本书中谈到了他在外交上韬光养晦的政策，这将有助于中国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
“很多人觉得我的书很枯燥。的确，这本书重达3.08磅，一不小心就可能砸伤家庭宠物或幼儿。”已过杖朝之年的傅高义出现在香港时，带来的是他的鸿篇巨著《邓小平时代》和一副永不知倦的神情。
出席讲座前的傅高义，已经接见了若干人等，午饭时间的空档期，他却用来游泳。下午两点的讲座，晚上七点的国际航班回美国，傅高义的思维却比他的行程还要严密，不疲惫却也不觉得紧绷。
傅高义用了十年的时间，来探寻邓小平。然而，他本人却从来无缘和邓小平见面交谈。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是1979年1月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的招待会上，当时傅高义与他只有几步之遥。傅高义坦承这是“遗憾”，但是他不认为这会影响他完成邓小平的传记，“中国人有句古话，‘旁观者清’。”
对于傅高义而言，写就邓小平的一生，必须像一位历史学家一样，通过研读文字材料去了解和研究自己的主题。这绝非易事。上世纪20年代，邓小平在巴黎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学会了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笔记。同时，他没有写自传，并且强调别人对他的任何评价都不能夸大。“人们都知道他‘不爱讲话’，出言谨慎。”因此，傅高义只能探寻。
翻遍故纸堆
最早，傅高义对中国感兴趣的点并非是邓小平。研究社会学出身的傅高义，本行关注的是东亚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日本是他的第一个研究对象。此后他将目光投向中国。1962年，傅高义造访香港。“因为距离广东很近，我可以收集到一些有关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资讯。”研究广东经济，成为傅高义了解中国的切口，他的第一本有关中国的著作，便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出版于1969年。四年之后，傅高义才真正踏上内地，第一站便是广州。正是接触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傅高义进而开始想要了解转型期的中国。
探寻邓小平，从党内文献入手，是傅高义的第一步。“就研究邓小平事迹的客观记录而言，最基本的一部文献是《邓小平》年谱。由党史学者组成的编写这部年谱的班子可以接触到大量党内档案，并力求做到记录准确。”这是傅高义了解邓小平生前的客观事迹的基础。他还参考了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毛毛）所写的有关其父复出之前的两本书。“这两本书是根据邓榕的个人回忆、她对了解邓小平的人的采访，以及中共档案写成的。尽管邓小平不和家人谈论高层政治，但家人既熟悉他本人，又了解国家形势，足以领会和理解他关切的问题和考虑问题的方法，其中有些东西也只有他们看得到。”对于邓榕，傅高义也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对她所写的内容进行了补充说明。相比于国内的研究学者，傅高义还有一个优势在于他能够大量深入地接触英文的一手资料。“我利用了一切能得到的文献。”傅高义说。
除了多次在中国的短期访问外，傅高义也有在北京较长时间居住的经历。“这使我有机会采访到三类知情人士：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干部。”而他在哈佛的要职，也使他一直能够与诸多来访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交谈，他们中有些人十分熟悉北京的政局，也能够接触到不少特殊的中国学生—在哈佛求学的“官二代”。
邓式钢铁公司
为了更好地理解邓小平的人生经历，傅高义在邓小平人生中重要的生活地点都各自住上一段时间：出生地四川广安县、打过8年游击战的山西太行山、担任西南局负责人时的基地—成都与重庆，以及1930年代生活过数年的江西瑞金。讲得一口流利汉语的他，在和老百姓打交道时并没有遇到太大困难。“最困难的就是和当地的政府机构接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想进入一个小学参观，里面明明是有学生在上课，校方却告诉我学校停课，不允许参观。”
尽管从未和邓小平直接打过交道，凭借十年来的探寻，傅高义竭尽全力希望能够还原历史上的邓小平。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整理出囊括邓小平参加的每一次公开活动的列表，争取去联系到同一场合出席的人员，取到切身资料来记录邓小平的言行。
比如，2001年3月，傅高义在对前港英总督麦理浩爵士手下外交官的采访中了解到一个细节：麦理浩总督采用外交辞令，字斟句酌地谈到有必要让港人放心。邓小平仔细听取了港督的意见。会谈结束后，他们起身走向门口时，邓小平向麦理浩做了手势，身高逾一米八的港督俯下身，听到这位身材不高的领袖对他说：“如果你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那么来统治中国试试。”傅高义写道，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气势，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不止一位观察家说过，他似乎能给房间带来电流。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战时军队司令员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身处权力中心处理重大问题养成的自信。
“记录邓小平其人以及他的使命，是我写就本书的目的。希望能够帮助中西方读者深刻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邓小平起的积极作用。”傅高义总结道。谈到接下来的工作计划，傅高义摆了摆手，笑道：“这十年几乎没有干别的，所以要留点时间给家里人。感谢我的家人能够一直长期忍受我一头扎进邓小平的时代那么长时间。”
［对话傅高义］
我相信“旁观者清”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邓小平来写人物传记呢？你是如何确定选择的？
傅高义：2000年夏天，我在韩国的济州岛度假。当时我马上就要退休，想写一本书，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重要发展。和我一起度假的，是我的朋友唐·奥伯多弗，他是20世纪美国最了不起的东亚事务记者之一。他知道我的想法后，毫不犹豫地建议我，你应该写邓小平。考虑了几周之后，我同意了他的说法。亚洲最大的是中国，而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
记者：你说是为了美国读者而写成此书的？
傅高义：的确，我写书的时候，心目中考虑的首先是西方读者。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乐见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华人读者对它感兴趣。
记者：那有没有想过这本书也会出中文版？
傅高义：目前中国大陆并未有类似这样的邓小平传记，我也希望我的书能够帮助中国读者客观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 记者：你在书中也提到，写邓小平的传记非常有难度，你也采访了许多人，包括邓小平的家人、同事、学者、退休官员、前任领导人的子女……你是如何让他们愿意和你谈论的？你又是怎么来确认他们提供的内容是否属实？
傅高义：我用研究学者的身份，去和他们接触，这能够让他们放松。比如我在哈佛，因为是教授的身份，可以接触到许多学生。当然他们不是没有顾虑，我也知道许多政界后代们不愿意谈论，他们的同学也会很好地保护他们，但是也还是有愿意谈论的人。我往往会被认为是“亲中派”，当然，我的理解是他们认为我可以客观地看待问题，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的目的只是为了了解中国。的确，每个人都会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大多数人倾向让外人了解自己好的一面，对同一个事物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我需要做的就是反复交叉引证、比较和核实。重点是，即使有些人撒谎，你也需要知道他为什么撒谎。他撒谎的内容可能也是事实的一部分。
记者：查看档案，寻找资料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傅高义：很多档案我没法看到，因为官方尚未公开，比如会议的档案、邓小平和高层官员的谈话的记录。我用了几个办法了解：一是询问参加会议的当事人；二是看会议的效果。也就是说会议前，他们没有决定的事，看会议后他们都做了些什么。我可以估计到，会上他们都商量过哪些问题。
记者：邓榕看过了你的书吗？有何评价？
傅高义：我给邓榕寄了书过去，她还在看。目前没有收到什么反馈。
记者：你没有接触过邓小平，你觉得这会影响你写他的传记吗？
傅高义：这是一种遗憾。但是不会影响。我相信“旁观者清”。我从31岁开始研究中国，有很多中国友人向我承认过，作为亲身经历的人，很多事情他们难以做到客观，所以很想听听从事学术研究的局外人尽量以持平的立场提出的看法。
记者：但是也有不少评论批评你，认为你写的邓小平太客气了。
傅高义：细心的读者只要慢慢看，就能发现我并没有回避些什么问题。我相信，尽量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个研究邓小平的学者的职责。
记者：如果邓小平还活着，看到你写的这本书，你觉得他会有什么评价？
傅高义：邓小平考虑问题的标准，不是对不对，而是对现行政策是否能带来好处。我希望，邓小平能注意到，这本书中谈到了他在外交上韬光养晦的政策，这将有助于中国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