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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这样一个类来说，不能没有哲学。如果没有它，人类就没有方向、没有根据、没有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人对真理就会不在乎，对事物的合理性（rationality）就缺乏探究，做事就没有了准绳，人类就会没有理想。因为没有理想，人类就会变得不可收拾。
沪上张汝伦，工哲学30年，当年名号“复旦的尼采”。但张汝伦说，“尼采是有毒的，做造反派还可以。”
当他骑着一辆20多年前儿子获奖而得的旧坦克式自行车穿过校园，走进课堂，拿出用同学们答题纸空白的反面打印的备课笔记，背后自有他的哲学。
伴随时间流逝，伴随知与行，他说，在哲学深处，体会到的是一种个人成长、走向成熟的感觉。
记者：前一段有个话题，就是法国中学毕业会考第一天的哲学考试的试题在微博和纸媒上引起热议。这种强烈反应说明了什么？
张汝伦：我觉得有点少见多怪，其次是缺乏一种处于常态的自省，最后大概能说明：人是需要哲学的。
德国、法国以及一些人文传统深厚的国家（当然不包括美国）在中学开设哲学课，而且是着眼于哲学史、阅读原典的传统由来已久。当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首先感谢中学老师—哲学家伊波里特。伊波里特在亨利三世中学带他读黑格尔。福柯说，那是他的哲学入门。伊波里特影响了包括萨特、梅洛庞蒂、福柯在内的一批法国哲学家。这是70多年前的事情，都写在书里，没人知道，倒是微博上百来个字可令数千人热议一场，当然这也不坏。但是，议过之后又会怎样呢？我觉得微博上围绕这份试题展开的讨论，是拿一种最直白、最容易看到的表象来批评中国的教育制度，但关于哲学意味着什么，哲学教育应该怎样跟人的安身立命连在一起，思考不多。
记者：哲学是什么？
张汝伦：Philosophy，从古希腊语来，philo是爱，sophy是智慧。1873年，日本哲学家西周把它译成“哲学”，从此西方的“爱智之学”在汉语中找到了对应的词汇。哲学是什么？100个哲学家可能有100种哲学观。全世界每年都在出《什么是哲学》、《哲学导论》、《哲学通论》这样的书，但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在我看来，哲学是对人类根本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是无止境的。哲学的任务是建立真理，就是给出事物的根据，这是一切科学的开始。
记者：比照西方的哲学概念，中国古代哲学是什么？
张汝伦：日本的西周看得比较清楚，他说“哲学”这个词不能用于东方思想，因为要在中国、东亚的传统中找到一个“爱智之学”的对应物是非常困难的。但当时的中国人不像西周那样谨慎。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到日本办《新民丛报》，1902年，《新民丛报》上有篇文章第一次借用了“哲学”这个词，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德国有两位哲学家，伽达默尔和另一位研究佛教的，都认为西方的哲学有别于东方的思想。后者说，佛陀的学说要旨是寻求解脱的道路，在佛教文献中找不到和西方哲学相对应的词汇，而在其著作中找到哲学纯属偶然。
记者：西方人这样看，那中国人自己呢？
张汝伦：梁漱溟曾经斩钉截铁地说：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是直觉，中国哲学本质上是人生哲学。最早认真研究西方哲学的王国维先生说，中国古代恐怕是没有什么哲学家；中国古代凡是哲学家无不想做政治家；中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为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而他认为，西方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
记者：人为什么需要哲学？哲学产生的过程，是否就蕴含着人是需要它的？
张汝伦：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叫《人类的起源》。里面用一段所谓“情景重现”来讲述人从动物而转为人的那个关键的moment—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一群类人猿、或者称人前动物，饥寒交迫、走投无路，面对天日无光，产生恐惧。恐惧是因为对生命有珍惜，有了珍惜就会想和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从这一刻起，人类产生了。巫术和宗教，都是人在追求对世界的解释、追求“道”、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对哲学的追求和努力，说到底，是想对世间万物“有个说法”。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哲学产生于惊异。因为不解和迷惑，才会追问“为什么”。并不是人人都甘心像动物那样活着，总有人会追问：人活着意义何在？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就是基本的哲学问题。很多人就是被它们逼迫着、吸引着，从而转向哲学。因为需要解释世界，需要物质以外的精神世界，需要真理，所以人需要哲学。
记者：为什么古希腊盛产爱智者或者说哲学家？
张汝伦：原因很复杂。从文明出现的时间上看，古希腊不是最早，但这个民族特别善于学习，而且喜欢穷根究底地想问题：世界的本原、根据是什么？世界有没有规律？这种思维方式，是哲学产生的先决条件。另外一个，这个民族的人，尤其是精英分子，把物质利益看得比较淡。他们对生活也没有太高的要求，觉得有限的生命应该用于思考一些更崇高的问题。
记者：但是近代以来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衰落，是否表明人类已经不再那么需要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了？
张汝伦：这恐怕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将哲学看做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现存的社会意识”，背后其实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对马克思来说，哲学从来就不是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辨，不是什么重建本体论的努力，而是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当年海德格尔的学生告诉他，现在美国社会科学相当发达，已成文科主流；海德格尔就说，将来哲学不兴，一定是因为这些具体学科的兴起。今天，美国学者已经把《精神现象学》变为了某种社会理论。
记者：今天的人认为，哲学一定要跟现实结合得紧密才有价值，现实有什么问题，就在哲学那里寻找什么答案—这也许也没错，但会不会就是哲学式微或衰颓的征兆？
张汝伦：《礼记》中哀公问孔子“为政”，孔子回答说“敬妻”，看似答非所问，其实是在揭示“根本”—人伦之始，乃王化之基。施政的具体做法，实行保甲制也好，井田制也好，都是“术”，是方法、手段；而为政贵以道而非以术，今天的人多半忘记了。今天，若“请问这项政策的依据是什么？”在事实层面上看到的答案多是“老百姓不再骂娘”；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今天有志于哲学的青年热衷于起步就搞政治哲学、法哲学、经济哲学，没有形而上学的基础，一定会把它们搞成某种社会理论，而世人就被他们制造的各式各样的主义带来带去。在这些社会理论里，两个东西没有了：道和真理—在所有的这些理论之上，那个统领一切的最高根据看不到了。
“哲学的终结”或“上帝死了”，和虚无主义一样，是现代性危机的基本征象。不妨来看看最有代表性的三个现代西方哲学家关于哲学终结的主张：维特根斯坦说，是因为哲学没有正确地使用语言而造成许多伪问题；海德格尔说，是因为哲学无法思考存在的前提；理查德·罗蒂提出后哲学文化是为了反对实证论的本质主义，去除哲学的真理垄断地位。刺激他们思考的科学主义、虚无主义和本质主义正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在人的思想中，更在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中有其根源。
所以说，哲学的危机不仅仅是哲学的危机，而更是反映了社会的危机和文化危机。无论从起源还是从历史看，欧洲文明或西方文明的核心都是哲学，哲学的危机说明这种文明陷入了深重的危机。
记者：假如没有了哲学，世界会怎样？
张汝伦：哲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具有一些特质：它不能吃不能穿，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但它的无用乃为大用。
“世界的合理性在哪里”，“真理存在吗”，“人活着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涉及人生存的根本，也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它没有答案。而现代人在工具理性支配下，认为没有答案的问题无意义。有一次跟一位德国同行聊天，他说，我们德国人跟美国人不同，如果一个问题没有结论，美国人是不会去讨论的；而德国人会认为，没有结论的问题也可以讨论它。
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完全不考虑这些根本问题，也能过一辈子，比方只考虑眼下要解决什么，下一步该做什么。但作为人这样一个类来说，不能没有哲学。如果没有它，人类就没有方向、没有根据、没有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人对真理就会不在乎，对事物的合理性（rationality）就缺乏探究，做事就没有了准绳，人类就会没有理想。因为没有理想，人类就会变得不可收拾。
记者：听起来似乎有矛盾：既然哲学不能那么“有用”、“功利”、“入世”，那是不是只有躲进象牙塔，潜心构筑体系，哲学才有出路？
张汝伦：其实世上已无象牙塔，对现实问题不闻不问是哲学的自杀。哲学作为爱智之学，直接关乎人的生命实践。这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一篇论文、一本哲学著作，却被西方人尊为“哲学之父”的原因，他把哲学从高远的天上带到了人间。古希腊人大都同时关心知与能(行)，著名的“德行即知识”的命题即体现了古希腊人知行合一的哲学理想。
西方近代哲学从笛卡尔开始，大都以自然科学的知识为知识的典型，甚至是唯一的知识，于是知与行开始脱节。习惯于以主体—客体对立二分模式看问题的人可能会觉得这种区分是合理的，却没有看到其中隐藏着一个后果严重的悖论，即：知识和真理的东西与人生无关；与人生有关的东西不是知识和真理。知行脱节加上科学主义的鼓荡，使不少西方哲学家认为，既然各门具体知识都由各门具体科学来研究，那么哲学就应该研究知识的形态，逻辑，内在结构和规律；在中国，人们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说法不同，想法却是相似的。殊不知，这种规律越一般，离人生命实践的要求也就越远。
当然，与科学主义哲学传统相平行的，还有人文主义的哲学传统。这种传统更多地关心人的生存问题，却相对忽略了知识问题，以及如何转识成智的问题。生存问题当然先于认识问题，但生存离不开认识，行离不开知。另一方面，任何哲学本身都是理论，都是知，那么以生存为鹄的的哲学就更有必要在转识成智上下功夫，坚持“化理论为德性”，才能满足现代人对古老的爱智之学的期待。然而，现代西方哲学恰恰在这方面暴露了根本的缺陷。西方学者自己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冯契先生在回顾和反思20世纪中国哲学的时候，也指出中国的统治者是很擅长“居阴而为阳”那一套，公开讲的是引经据典，满口仁义道德，实际想的、做的却是见不得人的勾当。这种统治术助长了一种以“无特操”为特征的社会习惯势力，给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以极大的阻力。而近代哲学恰恰在这两方面未能作系统反思和批判的总结，于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大行其道，这是使社会成为一盘散沙的毒素。冯先生还看到，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因人的无知而产生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以致权力、金钱成了异化力量反过来支配了人；人成了奴隶，甚至成了“奴才”。在中国，这种异化力量还特别善于伪装，披上了正人君子的外衣，成了鲁迅所痛斥的“做戏的虚无党”。做戏的虚无党除了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外什么也不相信，却冠冕堂皇地说着另一套，摆出正人君子的面貌。这都是知与行分裂的后果。所以，我常对学生说：哲学不是纯粹知性的活动，而是对真理的追寻。因此有志于哲学的人必须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要对哲学问题有深刻的体悟，更要进行人格上的修养。
至于哲学的出路，我以为还在“智慧”。现代社会分工愈来愈细，具体的问题当然应该让专家来解决。因为解决具体问题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术，但同时，它也需要智慧。哲学家的现实感或者说哲学的现实性不在于轻易给现实问题开药方，而在于提供人们思考和理解这些问题，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
普通人也可以拥有这种智慧。哲学就在我们身边，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网络时代，一个人每天面对排山倒海的各种意见和言论，如果能有意识地运用一下哲学思维，往前再想一步两步，就会发现其中的漏洞和毛病—不妨作为一种练习，如果这样做的人多起来，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水平才有可能提高—从来没有看到哪个国家的人是以转发微博、热议某个事件来提高哲学素养的。
沪上张汝伦，工哲学30年，当年名号“复旦的尼采”。但张汝伦说，“尼采是有毒的，做造反派还可以。”
当他骑着一辆20多年前儿子获奖而得的旧坦克式自行车穿过校园，走进课堂，拿出用同学们答题纸空白的反面打印的备课笔记，背后自有他的哲学。
伴随时间流逝，伴随知与行，他说，在哲学深处，体会到的是一种个人成长、走向成熟的感觉。
记者：前一段有个话题，就是法国中学毕业会考第一天的哲学考试的试题在微博和纸媒上引起热议。这种强烈反应说明了什么？
张汝伦：我觉得有点少见多怪，其次是缺乏一种处于常态的自省，最后大概能说明：人是需要哲学的。
德国、法国以及一些人文传统深厚的国家（当然不包括美国）在中学开设哲学课，而且是着眼于哲学史、阅读原典的传统由来已久。当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首先感谢中学老师—哲学家伊波里特。伊波里特在亨利三世中学带他读黑格尔。福柯说，那是他的哲学入门。伊波里特影响了包括萨特、梅洛庞蒂、福柯在内的一批法国哲学家。这是70多年前的事情，都写在书里，没人知道，倒是微博上百来个字可令数千人热议一场，当然这也不坏。但是，议过之后又会怎样呢？我觉得微博上围绕这份试题展开的讨论，是拿一种最直白、最容易看到的表象来批评中国的教育制度，但关于哲学意味着什么，哲学教育应该怎样跟人的安身立命连在一起，思考不多。
记者：哲学是什么？
张汝伦：Philosophy，从古希腊语来，philo是爱，sophy是智慧。1873年，日本哲学家西周把它译成“哲学”，从此西方的“爱智之学”在汉语中找到了对应的词汇。哲学是什么？100个哲学家可能有100种哲学观。全世界每年都在出《什么是哲学》、《哲学导论》、《哲学通论》这样的书，但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在我看来，哲学是对人类根本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是无止境的。哲学的任务是建立真理，就是给出事物的根据，这是一切科学的开始。
记者：比照西方的哲学概念，中国古代哲学是什么？
张汝伦：日本的西周看得比较清楚，他说“哲学”这个词不能用于东方思想，因为要在中国、东亚的传统中找到一个“爱智之学”的对应物是非常困难的。但当时的中国人不像西周那样谨慎。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到日本办《新民丛报》，1902年，《新民丛报》上有篇文章第一次借用了“哲学”这个词，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德国有两位哲学家，伽达默尔和另一位研究佛教的，都认为西方的哲学有别于东方的思想。后者说，佛陀的学说要旨是寻求解脱的道路，在佛教文献中找不到和西方哲学相对应的词汇，而在其著作中找到哲学纯属偶然。
记者：西方人这样看，那中国人自己呢？
张汝伦：梁漱溟曾经斩钉截铁地说：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是直觉，中国哲学本质上是人生哲学。最早认真研究西方哲学的王国维先生说，中国古代恐怕是没有什么哲学家；中国古代凡是哲学家无不想做政治家；中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为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而他认为，西方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
记者：人为什么需要哲学？哲学产生的过程，是否就蕴含着人是需要它的？
张汝伦：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叫《人类的起源》。里面用一段所谓“情景重现”来讲述人从动物而转为人的那个关键的moment—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一群类人猿、或者称人前动物，饥寒交迫、走投无路，面对天日无光，产生恐惧。恐惧是因为对生命有珍惜，有了珍惜就会想和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从这一刻起，人类产生了。巫术和宗教，都是人在追求对世界的解释、追求“道”、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对哲学的追求和努力，说到底，是想对世间万物“有个说法”。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哲学产生于惊异。因为不解和迷惑，才会追问“为什么”。并不是人人都甘心像动物那样活着，总有人会追问：人活着意义何在？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就是基本的哲学问题。很多人就是被它们逼迫着、吸引着，从而转向哲学。因为需要解释世界，需要物质以外的精神世界，需要真理，所以人需要哲学。
记者：为什么古希腊盛产爱智者或者说哲学家？
张汝伦：原因很复杂。从文明出现的时间上看，古希腊不是最早，但这个民族特别善于学习，而且喜欢穷根究底地想问题：世界的本原、根据是什么？世界有没有规律？这种思维方式，是哲学产生的先决条件。另外一个，这个民族的人，尤其是精英分子，把物质利益看得比较淡。他们对生活也没有太高的要求，觉得有限的生命应该用于思考一些更崇高的问题。
记者：但是近代以来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衰落，是否表明人类已经不再那么需要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了？
张汝伦：这恐怕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将哲学看做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现存的社会意识”，背后其实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对马克思来说，哲学从来就不是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辨，不是什么重建本体论的努力，而是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当年海德格尔的学生告诉他，现在美国社会科学相当发达，已成文科主流；海德格尔就说，将来哲学不兴，一定是因为这些具体学科的兴起。今天，美国学者已经把《精神现象学》变为了某种社会理论。
记者：今天的人认为，哲学一定要跟现实结合得紧密才有价值，现实有什么问题，就在哲学那里寻找什么答案—这也许也没错，但会不会就是哲学式微或衰颓的征兆？
张汝伦：《礼记》中哀公问孔子“为政”，孔子回答说“敬妻”，看似答非所问，其实是在揭示“根本”—人伦之始，乃王化之基。施政的具体做法，实行保甲制也好，井田制也好，都是“术”，是方法、手段；而为政贵以道而非以术，今天的人多半忘记了。今天，若“请问这项政策的依据是什么？”在事实层面上看到的答案多是“老百姓不再骂娘”；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今天有志于哲学的青年热衷于起步就搞政治哲学、法哲学、经济哲学，没有形而上学的基础，一定会把它们搞成某种社会理论，而世人就被他们制造的各式各样的主义带来带去。在这些社会理论里，两个东西没有了：道和真理—在所有的这些理论之上，那个统领一切的最高根据看不到了。
“哲学的终结”或“上帝死了”，和虚无主义一样，是现代性危机的基本征象。不妨来看看最有代表性的三个现代西方哲学家关于哲学终结的主张：维特根斯坦说，是因为哲学没有正确地使用语言而造成许多伪问题；海德格尔说，是因为哲学无法思考存在的前提；理查德·罗蒂提出后哲学文化是为了反对实证论的本质主义，去除哲学的真理垄断地位。刺激他们思考的科学主义、虚无主义和本质主义正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在人的思想中，更在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中有其根源。
所以说，哲学的危机不仅仅是哲学的危机，而更是反映了社会的危机和文化危机。无论从起源还是从历史看，欧洲文明或西方文明的核心都是哲学，哲学的危机说明这种文明陷入了深重的危机。
记者：假如没有了哲学，世界会怎样？
张汝伦：哲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具有一些特质：它不能吃不能穿，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但它的无用乃为大用。
“世界的合理性在哪里”，“真理存在吗”，“人活着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涉及人生存的根本，也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它没有答案。而现代人在工具理性支配下，认为没有答案的问题无意义。有一次跟一位德国同行聊天，他说，我们德国人跟美国人不同，如果一个问题没有结论，美国人是不会去讨论的；而德国人会认为，没有结论的问题也可以讨论它。
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完全不考虑这些根本问题，也能过一辈子，比方只考虑眼下要解决什么，下一步该做什么。但作为人这样一个类来说，不能没有哲学。如果没有它，人类就没有方向、没有根据、没有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人对真理就会不在乎，对事物的合理性（rationality）就缺乏探究，做事就没有了准绳，人类就会没有理想。因为没有理想，人类就会变得不可收拾。
记者：听起来似乎有矛盾：既然哲学不能那么“有用”、“功利”、“入世”，那是不是只有躲进象牙塔，潜心构筑体系，哲学才有出路？
张汝伦：其实世上已无象牙塔，对现实问题不闻不问是哲学的自杀。哲学作为爱智之学，直接关乎人的生命实践。这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一篇论文、一本哲学著作，却被西方人尊为“哲学之父”的原因，他把哲学从高远的天上带到了人间。古希腊人大都同时关心知与能(行)，著名的“德行即知识”的命题即体现了古希腊人知行合一的哲学理想。
西方近代哲学从笛卡尔开始，大都以自然科学的知识为知识的典型，甚至是唯一的知识，于是知与行开始脱节。习惯于以主体—客体对立二分模式看问题的人可能会觉得这种区分是合理的，却没有看到其中隐藏着一个后果严重的悖论，即：知识和真理的东西与人生无关；与人生有关的东西不是知识和真理。知行脱节加上科学主义的鼓荡，使不少西方哲学家认为，既然各门具体知识都由各门具体科学来研究，那么哲学就应该研究知识的形态，逻辑，内在结构和规律；在中国，人们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说法不同，想法却是相似的。殊不知，这种规律越一般，离人生命实践的要求也就越远。
当然，与科学主义哲学传统相平行的，还有人文主义的哲学传统。这种传统更多地关心人的生存问题，却相对忽略了知识问题，以及如何转识成智的问题。生存问题当然先于认识问题，但生存离不开认识，行离不开知。另一方面，任何哲学本身都是理论，都是知，那么以生存为鹄的的哲学就更有必要在转识成智上下功夫，坚持“化理论为德性”，才能满足现代人对古老的爱智之学的期待。然而，现代西方哲学恰恰在这方面暴露了根本的缺陷。西方学者自己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冯契先生在回顾和反思20世纪中国哲学的时候，也指出中国的统治者是很擅长“居阴而为阳”那一套，公开讲的是引经据典，满口仁义道德，实际想的、做的却是见不得人的勾当。这种统治术助长了一种以“无特操”为特征的社会习惯势力，给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以极大的阻力。而近代哲学恰恰在这两方面未能作系统反思和批判的总结，于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大行其道，这是使社会成为一盘散沙的毒素。冯先生还看到，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因人的无知而产生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以致权力、金钱成了异化力量反过来支配了人；人成了奴隶，甚至成了“奴才”。在中国，这种异化力量还特别善于伪装，披上了正人君子的外衣，成了鲁迅所痛斥的“做戏的虚无党”。做戏的虚无党除了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外什么也不相信，却冠冕堂皇地说着另一套，摆出正人君子的面貌。这都是知与行分裂的后果。所以，我常对学生说：哲学不是纯粹知性的活动，而是对真理的追寻。因此有志于哲学的人必须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要对哲学问题有深刻的体悟，更要进行人格上的修养。
至于哲学的出路，我以为还在“智慧”。现代社会分工愈来愈细，具体的问题当然应该让专家来解决。因为解决具体问题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术，但同时，它也需要智慧。哲学家的现实感或者说哲学的现实性不在于轻易给现实问题开药方，而在于提供人们思考和理解这些问题，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
普通人也可以拥有这种智慧。哲学就在我们身边，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网络时代，一个人每天面对排山倒海的各种意见和言论，如果能有意识地运用一下哲学思维，往前再想一步两步，就会发现其中的漏洞和毛病—不妨作为一种练习，如果这样做的人多起来，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水平才有可能提高—从来没有看到哪个国家的人是以转发微博、热议某个事件来提高哲学素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