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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汲取伊斯兰政治中的合理成分，生成现代与传统政治结合的具有中东特色的民主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而不是一味强调回归传统，在中东历史上，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业。
6月24日，万众期待下，埃及选举委员会公布了第二轮总统选举结果，穆斯林兄弟会下属政党自由与正义党的候选人穆尔西险胜穆巴拉克时代的最后一位总理沙菲克，当选为埃及新一任总统。
此次选举是埃及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有多个候选人的选举。再加上埃及自1952年革命后的三任领导人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都是行伍出身，“阿拉伯之春”后代行最高领导职务的坦塔维也是元帅，学者出身的穆尔西因此成为埃及第一位民选总统和非军人总统，创造了历史。
即便如此，对这一结果表示高兴的人却不多。获得民主阵营支持的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全部被淘汰后，埃及就出现了“早知如此一年前何必流血斗争”的失望情绪；穆尔西和沙菲克参加的第二轮选举，因此被戏谑为是“在瘟疫和霍乱之间做选择”；穆尔西的胜利，更让全世界怀疑埃及是否在开历史倒车，在民主外衣下走向原教旨主义专制。
“穆斯林皆兄弟”
尽管来自穆斯林兄弟会，但穆尔西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教士。穆尔西1951年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省一个农民家庭，从开罗大学拿到工程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1982年获美国南加州大学工程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加州大学北岭分校任助教，1985年后任埃及东部省宰加济格大学工程系主任。事实上，他是一个海归。
而他的当选，更是一个意外，因为穆斯林兄弟会原本属意的候选人是前副总训导师谢特，穆尔西只是“备胎”。但后者因曾经入狱、出狱时间不足6年而丧失了资格，穆尔西仓促之间成为“第一顺位候选人”并最终折桂，这显示了穆斯林兄弟会强大的动员能力。
穆斯林兄弟会由时年21岁的哈桑?班纳在1928年创立，它的名称来自于《古兰经》的“穆斯林皆兄弟”的箴言，标志是两把交错的弯刀捍卫着的古兰经。在当时埃及沦为英国的保护国的情势下，班纳提出的反对异教徒文化、建立一个纯伊斯兰国家的主张，迎合了高涨的反帝情绪，因此广受欢迎。王室感觉到威胁而予以取缔，兄弟会就于1948年12月刺杀了首相，导致政府在1949年杀害了班纳。兄弟会和埃及世俗政府之间的爱恨情仇就此拉开序幕。
1952年，兄弟会支持了纳赛尔发动的推翻法鲁克王朝的“七二三”革命，但随后它要求建立伊斯兰政权，被纳赛尔解散。之后，兄弟会成员多次试图刺杀纳赛尔未遂，遭到严厉镇压。1960年代末，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导致纳赛尔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魅力尽失，整个阿拉伯世界出现了伊斯兰复兴的浪潮，埃及人也开始从宗教中寻求慰藉，从传统中寻找出路。穆斯林兄弟会重获生机，步向复兴，开始走向中东和全世界。1981年10月，由于不满萨达特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从兄弟会分裂出去的极端组织“赎罪与迁徙”刺杀了萨达特。1984年，处于非法地位的兄弟会开始间接在埃及议会选举中取得议席，向政党转化。
1991年海湾战争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再次高涨。兄弟会开始走向民间，利用清真寺网络的动员能力，通过操办社会服务实现了对草根阶层的组织。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就提到：1990年初穆斯林兄弟会就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组织网络，它填补了政府留下的空白，给大量埃及穷苦人民提供了卫生、福利、教育和其他服务。1992年开罗地震后，这些组织“几小时之内就出现在街头，分发食品和毛毯，而政府的救援工作却延迟了”。
正是凭借这一点，穆尔西当选了总统。这不是一件毕其功于一役的事。自成立以来，兄弟会不断地调整生存策略，和政府斗智斗勇，终于第一次在埃及这样的大国执政，这是其发展历史的重大胜利和里程碑式的时刻。埃及世俗政府几十年来日防夜防，用尽胡萝卜和大棒，最终却得面对这样一个始料不及的局面。而对在推翻穆巴拉克过程中居功至伟、流血牺牲的世俗民主派来说，这样的结局更是荒诞得难以接受。
而放眼整个中东，不惟埃及，利比亚反对派决定用伊斯兰法来统治国家，伊斯兰政党领袖担任了摩洛哥的首相。这再一次因应了亨廷顿的著名论断：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往往成为宗教势力取代世俗势力的过程，也就是所谓伊斯兰“劫持”民主。对此，所有对中东民主充满期待的人都要有心理准备。
民主就是制衡
而穆尔西施政的第一关，是如何处理和军方的关系。
伴随着1952年革命的胜利，纳赛尔和他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成了埃及事实上的统治阶级。内阁高级官员和埃及大部分州长也都来自军队。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强大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军队一样，埃及军队还控制了从军火到生活必需品的重要工业以及制造业。他们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但握有决策权，在所辖部门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有权决定生产、销售和分配的方针，决定人员的调动和升迁。
因此，穆巴拉克倒台后军人的坐大，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一样，都不是偶然事件导致的，而是埃及社会现实的反映。6月17日，在第二轮总统选举结束后，埃及军方立即颁布临时宪法，解散议会，将原本是总统的权力转而赋予委员会主席坦塔维，使民选总统成为一个并无实权的国家首脑。军方因此备受诟病。
但穆尔西一旦就任后，军方必然要同新总统分享部分权力。最终，穆尔西会在内政问题上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拥有立法权，但是法律需要总统签字才能生效，因此穆兄会和军方会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制衡是民主的精髓。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虽然再三保证不会在政治上推行伊斯兰法，但伊斯兰政党的温和化，靠的不是口头保证，而是一个强大约束力量的存在。在埃及，这个力量就是军方。而伊斯兰势力要压倒军方，就必须像土耳其一样，在执政成效和民望上下功夫。
近60年来，埃及国运多舛，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曾在中东风行一时，埃及因此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但随着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和纳赛尔的去世，埃及开始走下坡路；萨达特和以色列的议和，让埃及被整个阿拉伯世界孤立；海湾战争和反恐战争，埃及更多是一个旁观者。穆巴拉克后期的倒行逆施，更让埃及坠入深渊。如今，埃及8000万人口中近一半生活在贫穷线以下，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
过去16个月，埃及经历了全民公决、下院选举、上院选举、制宪委员会推举、总统大选，其间抗议、流血、冲突如影随形。许多普通埃及人看不到切实成果，“拔剑四顾心茫然”。而穆尔西是这场运动的既得利益者，他因反对穆巴拉克而入狱，在革命群众解放监狱后才被放出。他有义务为这场运动探索出路。
在此背景下当选的穆尔西，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上：过往席卷埃及和中东的强人政治已难以为继，伊斯兰复兴如火如荼，而民主方兴未艾。在此情势下，如何汲取伊斯兰政治中的合理成分，生成现代与传统政治结合的具有中东特色的民主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而不是一味强调回归传统。在中东历史上，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业。
穆尔西已经承诺将以温和及现代化伊斯兰方针，引领埃及迈向新民主时代，专制独裁将会被尊重人权的透明政府取代，以逆转这个强大阿拉伯国家长期走下坡的命运。果能如此，将是埃及之幸。
6月24日，万众期待下，埃及选举委员会公布了第二轮总统选举结果，穆斯林兄弟会下属政党自由与正义党的候选人穆尔西险胜穆巴拉克时代的最后一位总理沙菲克，当选为埃及新一任总统。
此次选举是埃及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有多个候选人的选举。再加上埃及自1952年革命后的三任领导人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都是行伍出身，“阿拉伯之春”后代行最高领导职务的坦塔维也是元帅，学者出身的穆尔西因此成为埃及第一位民选总统和非军人总统，创造了历史。
即便如此，对这一结果表示高兴的人却不多。获得民主阵营支持的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全部被淘汰后，埃及就出现了“早知如此一年前何必流血斗争”的失望情绪；穆尔西和沙菲克参加的第二轮选举，因此被戏谑为是“在瘟疫和霍乱之间做选择”；穆尔西的胜利，更让全世界怀疑埃及是否在开历史倒车，在民主外衣下走向原教旨主义专制。
“穆斯林皆兄弟”
尽管来自穆斯林兄弟会，但穆尔西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教士。穆尔西1951年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省一个农民家庭，从开罗大学拿到工程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1982年获美国南加州大学工程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加州大学北岭分校任助教，1985年后任埃及东部省宰加济格大学工程系主任。事实上，他是一个海归。
而他的当选，更是一个意外，因为穆斯林兄弟会原本属意的候选人是前副总训导师谢特，穆尔西只是“备胎”。但后者因曾经入狱、出狱时间不足6年而丧失了资格，穆尔西仓促之间成为“第一顺位候选人”并最终折桂，这显示了穆斯林兄弟会强大的动员能力。
穆斯林兄弟会由时年21岁的哈桑?班纳在1928年创立，它的名称来自于《古兰经》的“穆斯林皆兄弟”的箴言，标志是两把交错的弯刀捍卫着的古兰经。在当时埃及沦为英国的保护国的情势下，班纳提出的反对异教徒文化、建立一个纯伊斯兰国家的主张，迎合了高涨的反帝情绪，因此广受欢迎。王室感觉到威胁而予以取缔，兄弟会就于1948年12月刺杀了首相，导致政府在1949年杀害了班纳。兄弟会和埃及世俗政府之间的爱恨情仇就此拉开序幕。
1952年，兄弟会支持了纳赛尔发动的推翻法鲁克王朝的“七二三”革命，但随后它要求建立伊斯兰政权，被纳赛尔解散。之后，兄弟会成员多次试图刺杀纳赛尔未遂，遭到严厉镇压。1960年代末，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导致纳赛尔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魅力尽失，整个阿拉伯世界出现了伊斯兰复兴的浪潮，埃及人也开始从宗教中寻求慰藉，从传统中寻找出路。穆斯林兄弟会重获生机，步向复兴，开始走向中东和全世界。1981年10月，由于不满萨达特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从兄弟会分裂出去的极端组织“赎罪与迁徙”刺杀了萨达特。1984年，处于非法地位的兄弟会开始间接在埃及议会选举中取得议席，向政党转化。
1991年海湾战争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再次高涨。兄弟会开始走向民间，利用清真寺网络的动员能力，通过操办社会服务实现了对草根阶层的组织。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就提到：1990年初穆斯林兄弟会就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组织网络，它填补了政府留下的空白，给大量埃及穷苦人民提供了卫生、福利、教育和其他服务。1992年开罗地震后，这些组织“几小时之内就出现在街头，分发食品和毛毯，而政府的救援工作却延迟了”。
正是凭借这一点，穆尔西当选了总统。这不是一件毕其功于一役的事。自成立以来，兄弟会不断地调整生存策略，和政府斗智斗勇，终于第一次在埃及这样的大国执政，这是其发展历史的重大胜利和里程碑式的时刻。埃及世俗政府几十年来日防夜防，用尽胡萝卜和大棒，最终却得面对这样一个始料不及的局面。而对在推翻穆巴拉克过程中居功至伟、流血牺牲的世俗民主派来说，这样的结局更是荒诞得难以接受。
而放眼整个中东，不惟埃及，利比亚反对派决定用伊斯兰法来统治国家，伊斯兰政党领袖担任了摩洛哥的首相。这再一次因应了亨廷顿的著名论断：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往往成为宗教势力取代世俗势力的过程，也就是所谓伊斯兰“劫持”民主。对此，所有对中东民主充满期待的人都要有心理准备。
民主就是制衡
而穆尔西施政的第一关，是如何处理和军方的关系。
伴随着1952年革命的胜利，纳赛尔和他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成了埃及事实上的统治阶级。内阁高级官员和埃及大部分州长也都来自军队。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强大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军队一样，埃及军队还控制了从军火到生活必需品的重要工业以及制造业。他们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但握有决策权，在所辖部门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有权决定生产、销售和分配的方针，决定人员的调动和升迁。
因此，穆巴拉克倒台后军人的坐大，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一样，都不是偶然事件导致的，而是埃及社会现实的反映。6月17日，在第二轮总统选举结束后，埃及军方立即颁布临时宪法，解散议会，将原本是总统的权力转而赋予委员会主席坦塔维，使民选总统成为一个并无实权的国家首脑。军方因此备受诟病。
但穆尔西一旦就任后，军方必然要同新总统分享部分权力。最终，穆尔西会在内政问题上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拥有立法权，但是法律需要总统签字才能生效，因此穆兄会和军方会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制衡是民主的精髓。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虽然再三保证不会在政治上推行伊斯兰法，但伊斯兰政党的温和化，靠的不是口头保证，而是一个强大约束力量的存在。在埃及，这个力量就是军方。而伊斯兰势力要压倒军方，就必须像土耳其一样，在执政成效和民望上下功夫。
近60年来，埃及国运多舛，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曾在中东风行一时，埃及因此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但随着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和纳赛尔的去世，埃及开始走下坡路；萨达特和以色列的议和，让埃及被整个阿拉伯世界孤立；海湾战争和反恐战争，埃及更多是一个旁观者。穆巴拉克后期的倒行逆施，更让埃及坠入深渊。如今，埃及8000万人口中近一半生活在贫穷线以下，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
过去16个月，埃及经历了全民公决、下院选举、上院选举、制宪委员会推举、总统大选，其间抗议、流血、冲突如影随形。许多普通埃及人看不到切实成果，“拔剑四顾心茫然”。而穆尔西是这场运动的既得利益者，他因反对穆巴拉克而入狱，在革命群众解放监狱后才被放出。他有义务为这场运动探索出路。
在此背景下当选的穆尔西，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上：过往席卷埃及和中东的强人政治已难以为继，伊斯兰复兴如火如荼，而民主方兴未艾。在此情势下，如何汲取伊斯兰政治中的合理成分，生成现代与传统政治结合的具有中东特色的民主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而不是一味强调回归传统。在中东历史上，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业。
穆尔西已经承诺将以温和及现代化伊斯兰方针，引领埃及迈向新民主时代，专制独裁将会被尊重人权的透明政府取代，以逆转这个强大阿拉伯国家长期走下坡的命运。果能如此，将是埃及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