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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前，企业招不到人才，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已成为我国教育制度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的真实写照，“就业难”正在成为一个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出版业作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关注并渴望获得优秀的人才，然而现实却差强人意。编辑出版专业出身的毕业生往往无法成为理想中的“出版人”，反倒是非出版专业的毕业生无意中得到出版业相关单位的更多青睐。2010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针对我国教育与实践脱节的现状，《建议》提出，要加快教育改革发展。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同年10月，国务院学位办下发了《关于下达2010年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通知》[学位(2010)32号]，公布了全国高校出版专业硕士授权点名单(共计14家)，旨在培养出能够适应时代需求，有思维、有能力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这些举措无疑给处在探索发展阶段的出版学术界提供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同时，也给出版行业选人思路的回归带来了希望与转机。岁末寒冬，教育界与实践界的杰出人士汇聚本刊，为出版人才培育问题把脉，他们的灼见透着无限暖意，催生着2011年出版业朝气蓬勃的春天。(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建立，将克服以往的出版人才培养的弊端，推动出版业的快速发展。而且国家今后将加大对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力度，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因此，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成为我国19种新设立的专业学位、成为我国已有的38种专业学位中的一员，无论对出版业界还是对出版教育界，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刊记者：2010年，国务院学位办下发了《关于开展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的通知》[学位办(2010)20号]，这显示了国家对出版教育的重视，也显示了国家对出版工作的重视。这一学位的设置，对出版业和出版教育而言有何意义?
张志强：2009年10月，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委托，南京大学组织了全国各地专家，就我国是否设置和如何设置出版硕士专业学位问题进行了论证。论证会由全国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设置论证专家组组长、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阎晓宏副署长主持，副组长孙文科司长、聂震宁总裁、张志强所长及出版行业主管部门领导、有关出版机构负责人、出版教育界专家共15人参加了论证会。经过认真的讨论，专家组一致认为：在我国设置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从社会需求看，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出版业规模和内涵的不断扩大，迫切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复合型、应用型现代出版人才。可以说，设置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对促进我国出版业的改革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展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能吸引不同学科背景的优秀人员进入该专业学习，为出版领域培养大量优秀的人才，同时提升现有从业人员的素质，推动我国出版业的科学发展。从现实情况看，设立出版硕士专业学位，不仅有助于完善我国的专业学位体系，也有助于改变目前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数量不足、应用性不强的问题。2010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了这一论证，同意在我国设置出版硕士专业学位。
长期以来，我国的出版研究生专业始终没有被列入国家培养研究生专业的目录中，出版专业只能在其他学科中培养研究生，也就是大家常说“借鸡下蛋”的方式。这种培养方式，导致出版专业的课程偏少、集中度不高，导致培养出的人才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在其他学科培养的出版类专业研究生，基本上是科学学位的。科学学位培养的研究生主要是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研究型人才，而出版业需要的是具有专业知识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这些研究型人才到出版单位后，自然不能满足出版业的需要，导致出版专业的毕业生不能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因此，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标志着出版研究生教育正式列入国家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有助于出版业培养出更多适应出版业真正需要的人才。在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设立以前，出版社的社长、老总们不想要出版专业的毕业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建立，将克服以往的出版人才培养的弊端，推动出版业的快速发展。而且国家今后将加大对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力度，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因此，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成为我国19种新设立的专业学位，成为我国已有的38种专业学位中的一员，无论对出版业界还是对出版教育界，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刊记者：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是如何确定的?目前获得首批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硕士点的高等院校有哪些?
张志强：2010年，国家改变了原来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由专家组审核的办法，委托部委属高等院校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自行审核本校(院)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委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组织审核所属院校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要求各省级学位委员会和有关高等院校须按硕士专业学位类别成立专家委员会，由教育专家、管理专家、行业和实际部门的专业人士组成，制定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办法；审核工作可采用现场答辩、实地考察、会议评审等方式；审核办法、各单位申报材料、审核结果等要进行网上公示，最后将审核结果上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经过各高校积极申报，我国有14所高校获得了首批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权资格。这14所学校是：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安徽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吉林师范大学。
这14所获得首批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高校，除部分院校2011年不招生外，大部分学校已经将学位授权点列入了2011年全国研究生统一招生专业目录，正试开始进行招生。也就是说，2011年9月，我国将迎来第一批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成为我国出版行业的生力军。
★真正的症结并不在于出版单位对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有什么偏见或者成见，问题更多地出在学科培养方式上。如果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中能够明显地表现出敏锐的市场意识、高超的选题策划能力，能够为出版单位作出更多的贡献，那么管理者何乐而不为呢?
★大学的职能是培养人才，出版机构的职能是使用人才，一旦大学职能虚置，冒牌的废料肯定是会遭到业界拒绝的。
本刊记者：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的推进，出版业对人才的需求呈持续增长态势，但不少出版单位负责人，直言不愿吸纳编辑出版专业科班出身学生。对于这种现象，您有什么看法?
张志强：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设置的 一个根本原因，是改变目前出版专业学生不受业界欢迎的局面。我想，通过高校和业界的联合培养，通过严格的课程教学与实践，未来的出版硕士将会受到出版业的欢迎。同时，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在招考时，鼓励其他非出版专业的学生报考、并可以优先录取他们，有助于改变目前出版专业学生没有学科背景知识这一缺陷。将来，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不想行医，但愿意从事与医学有关的出版工作，就可以来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点深造，成为一个有学科背景的出版业从业者。到那时，我们的出版社社长、总编们大概再也不会抱怨出版专业学生缺少学科背景这一困扰出版教育界多年的问题了。
周百义：这种现象，说明我们的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存在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使一些出版单位的负责人对此类人才并不看好。这需要我们出版教育专业调整办学模式，培养出有专业素养、有出版理论知识、有出版实务操作能力的复合性出版人才。但同时，我认为，完全的排斥也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能否成为合格的编辑出版人才，取决于每一个人后天的努力。我在长江文艺出版社负责时，曾经招聘了4个出版专业的学生。他们有3个人在做编辑，有1介人在做发行。应当说，他们都是十分优秀的，出版社中很多具有影响的图书都是他们策划与编辑、营销的。所以，我认为任何事都不能因噎废食，要区别对待。
朱杰人：作为一个在出版行业摸爬滚打十几年的出版社社长，我对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渴求无需质疑；而正因为此，我对所谓的“编辑出版专业科班出身”所持的怀疑态度也理所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编辑出版这一专业本身值得怀疑，而是说，在我国，这一专业的设置严重脱离实际，不能完全满足出版行业的需求，难以适应其飞速发展的现状。
李苓：大学的职能是培养人才，出版机构的职能是使用人才，一旦大学职能虚置，冒牌的废料肯定是会遭到业界拒绝的。因此说，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产业再也不是舒适的托管单位。四川大学传播学硕士点编辑出版研究方向始终坚持的研究生培养原则是，第一年苦读，第二年实干，第三年明确求职意向，选择就业地区和单位，完成毕业论文写作并参加答辩。从已毕业的8届研究生的就业和发展情况看，他们不仅赢得了业界的认可，还以良好的“口碑”为后面的师弟师妹们开辟了畅通的就业渠道。
叶新：关于这个话题，笔者和南开大学商学院的徐建华教授曾经有过一次有趣的讨论，大家戏称为“业界的傲慢”和“学界的清高”。怎么说呢?出版业界特别是科技出版界的高层直言不讳，科技和医学出版领域的分工很细，学界培养的硕士没有专业背景，很难胜任，因此毫不留情地说：“我们不要!”而且他们对学界的培养思路也是嗤之以鼻，认为高校老师都没有做过出版，怎么能教出业界满意的研究生，给“辛辛苦苦”的学界人士留下了比较“傲慢”的形象。然而，相关高校的老师则认为，业界只顾眼前，不看长远，没有看到出版学理论对出版实践的巨大能动作用，而且只考虑经济效益，不考虑社会效益，拜金思想比较严重，恐怕会把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出版业引入歧途。我认为，出版学术研究有自己的评价体系和设定标准，学生就业率并不是重要的评价指标。或许，出版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置会让业界和学界“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罗紫初：我认为，一些出版单位负责人直言不愿吸纳编辑出版专业科班出身的学生，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一些不具备开办编辑出版学专业条件的高校匆匆上马，大量招生，既无一定数量的合格专业教师，又无法开出具有出版专业特色的、符合出版实践需要的专业课程，导致高校培养的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名不符实，严重损害了整个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声誉。事实上，那些办学质量优秀的学校，其所培养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在从事出版工作时是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的。以武汉大学的编辑出版专业为例，办学27年来所培养的6000多名毕业生大多成了各出版单位的骨干，如中国出版集团信息中心主任周清华、河南科技出版社社长汪林中、吉林新华书店总经理魏淑霞等。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在能力和素质方面的良莠不齐，导致众多出版单位对于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偏见根深蒂固，转而更愿意聘用拥有专业知识的别科毕业生。事实上，随着时代发展，如今的编辑出版者，已由单一的书稿内容加工者转变为出版项目的市场运作者；己由单纯的书稿内容把关者转变为多媒体互动的知识内容提供者。他们不仅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而且要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和较强的市场营销能力，并且还要具有一定的新技术操作水平。这样的具有特定知识结构的人才，需要通过院校的系统培养方可获得，而编辑出版学专业正是这样的专业。所以，我认为，因一些高校培养的学生质量不高就拒绝接收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做法，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
肖东发：出版社直言说，我不要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我认为，这里头有一点“编辑无学”的影子。还有的出版单位不了解近年来专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觉得编辑专业就是原来的中文系那些课，就是搞文字加工校对。事实上，院校的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在随着时代需求而改变，也在努力尝试着培养复合型人才，这可以说是一个共识。作为院校老师。我希望业界和学界可以互相给予一点理解，不要轻易说不要编辑专业的人才。以北京大学为例，现在本科毕业生绝大多数都是双学位，他们在4年里头，一方面学编辑专业，或者学新闻专业，但其中60％至70％同时学了经济学，或者辅修法学、哲学、历史学、计算机等专业，138个学分可以拿第一个学位，第二个学位只需40学分。仔细分析我们开的这些专业课也是其他专业所没有的，与法律有关的是“著作权法和出版法规”，还有“数字出版与网络传播”、“媒介经营管理”等，都是跟编辑出版有关的。而且据我们统计，目前不只是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供大于求，还有更大数量的新闻专业、广告专业的毕业生也不好对口分配，还有一部分文、史、哲、政、经、法和理科专业毕业生也在新闻出版行业寻求职位。可以说，整个教育包括新闻出版专业教育都存在着规模膨胀过度，产出过剩，已经远远超过实际需求，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周丽锦：出版单位对人才的大量需求和编辑出版专业科班毕业生的就业难，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让人觉得尴尬又无奈的问题。
学界往往认为，科班出身的学生经受过系统、全面的学习和训练，理论基础好，对行业的了解深刻，且最适合在出版单位施展才华。然而，出版单位不情愿接这个绣球，也有其苦衷，主要顾虑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先抛开行政管理部门不谈，在编辑部的设置上，大部分综合性出版社是以学科为标准来划分编辑部门 的，如人文学科编辑室、社会科学编辑室、理工科编辑室等，专业性出版社的学科专业特色就更不待言。这就决定了编辑部门的管理者在招聘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编辑部中几个学科的发展情况，对于力量薄弱的学科要引进新的人才，而选择目标除了已有工作经验的成熟编辑外，自然就是高校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另外，编辑出版专业不太可能作为一个单独的编辑部门，即使作为一个选题方向，也通常不一定非要招聘本专业的学生，因为其他学科的编辑做这类图书没有任何问题，毕竟是本行业，有着实际的操作经验。再说，编辑出版类的图书是小众，很难作为重点和优先发展方向，所以一般也不会招聘本专业的毕业生来专门钻研此类选题。
第二，对于出版单位而言，他们宁愿招聘本科和硕士专业中有一个为非出版专业的毕业生，也不愿招聘本硕皆为此专业的毕业生。因为在实际工作中，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还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去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要补课，这样才能更好地从事工作。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招聘有专业学科背景的人呢?而相当一部分出版单位的管理者头脑中还盘桓着出版有“术”无“学”的观念，认为出版领域的知识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很快掌握。对于这一点，业界和学界似乎一直没有调和看法，也对毕业生的就业形成了阻碍。
其实，真正的症结并不在于出版单位对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有什么偏见或者成见，问题更多地出在学科培养方式上。如果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中能够明显地表现出敏锐的市场意识、高超的选题策划能力，能够为出版单位作出更多的贡献，那么管理者何乐而不为呢?而现有的教学和实践并没有给予这个专业的毕业生过人的本领和技能，不能让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展现出独有的特色，其竞争力自然大打折扣。我们经常会在出版单位的招聘启事上看到有几年工作经验者优先，在满足这个条件的前提下，对专业的要求就会相应淡化。这是因为，几年的工作给了员工经验、视野、人脉，甚至帮他确立了某一个发展方向，也让他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这个职业，出版单位可以节省培训的成本和用人的成本。又回到刚才的观点，如果编辑出版专业的培养方案能够让几年的教学实践与几年的实际工作经验等值，这里只是说等值，因为具体的学习内容是不可能一致的，那么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即使不是很抢手，至少也拥有了能引起出版单位重视的其他专业的学生所不具备的优势。
崔波：事实上，当前出版专业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出现脱节的问题确实存在。从用人单位的反馈信息来看，编辑出版专业的教育成效受到批评，出版单位普遍不欢迎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说，编辑出版教育与行业实际的脱离，使编辑出版教育陷入“内外交困”的尴尬境地。
学科、专业发展有自身的逻辑，但最终还需通过人才培养来检验。伴随着出版产业改革的逐步深入，出版产业链已经有了较大变化和发展，出现了对新型高级人才的迫切需求。我认为，高端人才只能在研究生阶段中进行培养，本科教育无法满足高层次、复合型出版专门人才的培养要求。一些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复合型人才上，研究生生源可从其他学科的毕业生或出版企业在职人员中选拔，即采取跨专业招生的方式，突出专业背景；而一般人才的培养，可以交由职业技术大学或应用型大学来完成，主要教授学生掌握出版企业工作所需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术方法，即实现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向应用型和职业教育的转化。
★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掌握出版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能够综合运用管理、经济、法律、外语、计算机等知识解决出版业实际问题，适应现代出版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出版专门人才。
★课程设置要充分反映出版实践领域对专门人才的知识与素质要求，注重分析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培养过程突出出版实践导向。专任教师须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并重视吸收来自出版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员承担专业课程教学。
★要做好出版专业硕士教育，必须有清晰的思路、完善的规划、有效的组织管理，而学科规划之中，师资选择是重中之重。比如要有很大比重的业界师资，必须有强大的专业顾问委员会。他们不仅能解决专业教学师资不足的问题，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专业硕士解决毕业的出路问题。
本刊记者：出版硕士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选择、实践环节及培养方式有何特点?
张志强：出版硕士是国家批准的、国家承认学历和学位的正规教育。根据当时论证过程中的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掌握出版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能够综合运用管理、经济、法律、外语、计算机等知识解决出版业实际问题，适应现代出版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出版专门人才。
在课程设置方面，经过专家的讨论，大家认为，出版硕士的课程设置要充分反映出版实践领域对专门人才的知识与素质要求，注重分析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教学方法要重视运用团队学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方法。出版硕士的培养过程须突出出版实践导向，加强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时间不少于半年。同时，出版硕士专任教师须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要重视吸收来自出版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员承担专业课程教学，构建“双师型”的师资结构。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在校期间将修读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等课程。具体课程要等正在筹建中的全国出版硕士专家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后才能正式公布。
在学位论文方面，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论文须与出版实践紧密结合，体现学生运用出版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出版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类型可以是理论研究、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毕业设计等。论文答辩形式可多种多样，答辩成员中须有出版实践领域具有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
根据国家的规定，修满规定学分、完成出版专业实习并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获得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自动获得初级出版职业资格，同时在将来报考中级出版职业资格时，可以免考“出版专业基础知识”(中级)课程。
蔡翔：中国传媒大学同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其他13所高校获得了首批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现已列入2011年全国研究生统一招生专业目录进行招生。
出版专业硕士学位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掌握出版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能够综合运用管理、经济、法律、外语、计算机等知识解决出版业实际问题，适应现代出版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出版专 门人才。因此，课程设置要充分反映出版实践领域对专门人才的知识与素质要求，注重分析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培养过程突出出版实践导向。专任教师须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并重视吸收来自出版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员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出版专业硕士参加答辩的学位论文类型可以是理论研究、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毕业设计等，形式可多种多样。
就中国传媒大学开设出版专业硕士学位的具体情况而言，我们结合自身学科建设特点及办学经验，在课程设置上，一是体现“按产业链布局”的思路，开设课程将包括图书市场调研、选题策划、编辑加工、图书产品设计、成本管理、市场营销等实践性强的专业基础课程；二是突出“媒介融合”特色，课程覆盖传统纸质出版、多媒体出版和电子出版等多种形态。
此外，在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专业学术硕士培养中，我们便已实行校企“双导师制”联合培养研究生，为每位研究生从学校、业内企业各配备一名导师，共同制订培养方案，选择科研项目，组织论文答辩。并且，我校编辑出版专业的硕士生目前原则上需在出版社实习一年，走完从编辑、出版到图书销售的整个流程。这些办学特色，我们也将引入出版专业硕士培养中，并根据已有经验进一步将其制度化，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李苓：增列编辑出版专业硕士点是25年来学界与业界共同关心并积极呼吁的一件大事，现在国务院学位办同意在几所具有丰富办学经验而且条件成熟的高校首批招收和培养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责任重大，探索创新的意义毋庸置疑。四川大学作为2011年全国首批招生单位，其培养目标设定为：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掌握出版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能够综合运用管理、经济、法律、外语、数字技术等知识解决出版产业实际问题，适应现代出版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出版专门人才。
在课程设置上，我们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培养方案》，对学生读硕期间所学课程进行了明确规定：在必修课中，涉及出版方面的有出版理论与实务、畅销书策划与营销推广、出版经典案例分析、出版法规与版权贸易研究、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研究；在选修课中，与出版相关的课程有外国出版产业研究、出版信息检索与利用、书评学、书籍装帧艺术专题、出版市场调查与分析等。另外，本科非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学生还应补上读者学和海外出版产业通论两门课程。
在师资选择上，我们采取的做法是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相结合，努力做到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的有效对接。在专业教师中，具有正高职称的有10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7人。具有副高职称的2人，中获得博士学位的1人。具有中级职称的8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5人，获得硕士学位的3人。需要说明的是：在20名专职教师中，博士学位获得者所占比例为65％；具有高级职称者(含正高、副高)所占比例为60％；具有实践经验者所占比例为100％。在兼职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的14人，其中获得硕士学位的9人。具有中级职称的3人，而且都具有博士学位。在17名兼职教师中，来自科研机构的有5人，来自行业企业的有12人。
在实践环节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90％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安排了课堂内外实践环节；2、在第二学年下半学期即安排专业实习，时间为4个月或更多。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系编辑出版专业在23年本科培养实践与11年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践的基础上，目前已建立起稳定的专业实习基地8个，实验室4个；拥有的主要专业设备包括：北大方正排版系统、ADOBE排版软件、微软windowscoreldraw及Indesign软件、飞腾等定位于专业排版领域的设计软件，是训练专业出版人才，面向数字出版产业链新业态的平台。此外，还拥有罗兰700、海德堡印刷机，以及先进的扫描仪、数码相机等硬件设备，能保障实施书刊报选题策划、编辑业务、装帧设计等工艺流程的全套实践任务。
学生毕业时，除公共必修课外，所有专业必修课与专业选修课均采取期末提交研究报告的开卷考试方式。毕业论文于第二学年下半学期开题，由指定导师指导完成，于第三学年下半学期参加论文答辩，通过者方可获得出版专业硕士学位。
罗紫初：出版专业硕士点的建设已获国务院学位办正式批准，有条件的高校就可通过申报成立此类硕士点并开始招生，这对出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武汉大学的出版专业硕士点，2010年上半年获批，目前已开始面向出版单位招生。出版专业硕士与出版学科硕士的培养，其最大的区别在于专业硕士更注重应用知识的传授与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与此相适应，我校的出版专业硕士点建设，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建设、教学环节等方面都在原学科硕士点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比如：在课程设置上，增设了一些适应数字时代出版业发展要求的新课程，扩大了实习实践类课程的比重；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聘请了一批业界知名专家，如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高等教育出版社张增顺、中国出版集团聂震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郝振省、深圳出版发行集团陈锦涛、湖南省委宣传部朱建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陈昕、湖北长江出版集团王建辉、电子工业出版社敖然等担任兼职教师；在其他教学环节上，也采取了一些更适合出版从业人员在职学习的做法等。
叶新：出版专业硕士的培养思路对之前的学术型出版专业硕士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颠覆，希望能够解决长期困扰业界和学界的出版高级应用型的“供需矛盾”问题，实现双方的“无缝对接”。目前，不少有关高校已经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从出版社和杂志社引进高水平师资，把出版硕士点放在商学院里面，建立对应实习基地，在学校配备学术导师之外还配备一名业界导师等。虽然这样做收到了一些效果，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问题。在此，我只谈一点：师资选择。大部分出版硕士研究生导师都是科班出身，善于“纸上谈兵”，有业界从业经验的很少。再看看出版专业硕士教育做得比较成功的英国，情况就不是这样。笔者2009年在英国斯特灵大学(UniversityofStiding)攻读“国际出版管理硕士”，对这一点感受很深。该校当时的出版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威特克罗夫特(AndrewWheatcroft，中文名卫克安)教授，曾经做过Weidenfeld和Nicholson两个出版社的学术出版物编辑部主任，是Routledge和KeganPaul出版公司的资深编辑，还是中国出版集团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的顾问。副主任詹姆斯-麦考尔(JamesMcCall)曾经担任英国和非洲的出版公司的负责人，现在专注于欧洲和第三世界教科书政策 领域。其他的校外师资包括培生集团的版权总监林内特·欧文等等。这样的师资不仅对出版界的业务流程非常熟悉，而且有很广泛的业界人脉。
笔者认为，要做好出版专业硕士教育，必须有清晰的思路、完善的规划、有效的组织管理，而学科规划之中，师资选择是重中之重。比如要有很大比重的业界师资，必须有强大的专业顾问委员会。他们不仅能解决专业教学师资不足的问题，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专业硕士解决毕业的出路问题。
★编辑技能基本上是一种经验积累，不同的专业，不同的编辑岗位，甚至不同风格的社和人，其要求和获得途径是不完全一致的。编辑创新，也是根植于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产生。因此，很难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完全掌握这些技能。
★编辑出版专业可以不设本科专业，或者只招收从其他专业毕业后的学生。课程的设置也要多考虑出版实务和操作能力而不是背诵出版理论。同时，任课的老师应当有在出版单位工作的经验。
★现代出版的发展需要我们培养出既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又具有实务操作经验；既懂出版规律，又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出版人。现代中国出版业不仅需要出版理论家，而且需要出版家，更需要既懂出版理论又懂出版实务的复合型出版人才。时代已经赋予了我们出版教育的历史使命是培养这样的人才。
★出版硕士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建设需结合行业发展实际，准确定位，围绕特色做文章；进行广泛宣传，寻求政府支持。同时，要重视规范管理，以保障基地健康运行。
本刊记者：出版实践领域的多数人士认为，就出版人才素质而言，学科专业性是第一位的，编辑出版专业性是第二位的，高校应该把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纳入教育范围，这样才能在就业状况严峻的状态下增强学生的就业资本。学界人士认为，业界一味地强调学科的专业性，而忽视编辑出版专业性的人才观有很大的片面性。对此，请您谈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金良年：本人自1985年进入出版行业，20多年来，出版社招聘编辑几乎都是首先着眼于招聘人员的专业性。至于编辑技能，一般通过工作实践和必要的内部培训来解决。出版社这样做并非无视编辑出版专业性，原因在于，编辑技能基本上是一种经验积累，不同的专业、不同的编辑岗位，甚至不同风格的社和人，其要求和获得途径是不完全一致的。编辑创新，也是根植于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产生。因此，很难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完全掌握这些技能。这样一来，出版社即使招收了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还得自己从头培训、磨炼，而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在专业知识方面又不及专业出身的学生，两相比较，出版社当然不愿意招收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在目前的情况下，编辑专业其实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周百义：我前不久向一家出版社推荐一位编辑出版专业的博士生去应聘，结果这家出版社最终没有录取她，原因是这位博士从本科到硕士、博士都读的是编辑出版专业。他们认为出版社不需要这种对出版理论有研究的学生，他们要的是学生拥有除出版之外的专业素养。出版社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而且这个出版社的负责人自己也是发行专业毕业的。当然，这位负责人后来又取得了中文专业的硕士文凭。
编辑出版专业究竟应当怎么办呢?我们应当借鉴美国的法学院的办学模式。在美国是没有法律本科之说的，法律博士(J.D)是读了本科或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又去考的一种专业。这些人走向社会，除了掌握了法律知识，同时也具有了另外一种专业的素养。我们的编辑出版专业除了培养少数进行出版理论研究的专业人才外，应当培养实用性的人才。编辑出版专业可以不设本科专业，或者只招收从其他专业毕业后的学生。课程的设置也要多考虑出版实务和操作能力而不是背诵出版理论。同时，任课的老师应当有在出版单位工作的经验。我想，如果这样的学生出来后，出版单位会欢迎的。
魏玉山：我认为学科专业与编辑出版专业对于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人员来说，就像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一样，没有第一和第二之分，做好编辑出版工作应该有学科知识，没有一定的学科知识，难以与作者交流，难以把握稿件。但是，编辑出版工作又有自己的特点，做好编辑出版工作必须有编辑出版专业的知识。其实，一个好的编辑出版人员，很难说哪个专业是第一，哪个专业是第二。
吴培华：目前，在中国编辑出版领域关于人才培养的问题，学界与业界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我以为，问题在于大家由于各自所处的立场不同，所以都只重视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作为业界人，自然格外关心自己所招聘的新人，是否能够胜任编辑工作，而且是希望能够尽快进入角色，崭露头角。在他们看来，新编辑的专业知识、学科背景这个是在短时间里无法通过补课的方式得以解决的，而编辑知识则可以在就业后，一方面靠自己的努力和悟性，一方面靠老编辑的传帮带可以很快得到解决的。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高校编辑出版专业脱离中国的出版业的实际比较普遍，从事编辑出版专业的而自己从未从事过这项工作的大有人在，在这样的环境里培养出来的学生，业界自然十分担心。笔者就遇到过在高校学习多年的学生连什么是码洋、图书定价的组成等出版的ABc也不了解。其实，这也难怪学生，因为老师自己也是似是而非。笔者就曾经听说有一个高校老师给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开设过8门专业课的奇闻。
当然，在业界忽视编辑出版理论研究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也确实有轻视编辑出版学的现象存在，认为这个专业培养的学生既无学科背景，又无实践知识和编辑能力。记得在有一期某个出版专业类刊物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许多出版社的掌门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公开表示了对这个专业的不感兴趣。这种现象的发生，学界固然有责任。但是，我们业界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我们许多的社长老总，忙于自己的两个效益的建功立业中，只知埋头拉车，却不抬头看路，论坛因此成了广告的发布场所，研讨会也因此演变为经验交流会。轻视理论，忽视研究，是目前中国出版业界之所以浮躁风气盛行，跟风出版屡禁不止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现代出版的发展需要我们培养出既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又具有实务操作经验；既懂出版规律，又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出版人。现代中国出版业不仅需要出版理论家，而且需要出版家，更需要既懂出版理论又懂出版实务的复合型出版人才。时代已经赋予我们出版教育的历史使命是培养这样的人才，是要研究现代出版实践活动的规律和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培养的对象是出版实践活动的主体，研究的对象是出版实践活动的全过程。显而易见，工作目标和工作性质决定了出版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出版活动的实践，必须符合出版活动的规律，出版教育的改革也不仅仅是专业的设置和教育大纲的规范，如何加强出版教育的实践环节，同样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罗紫初：我认为，进入全媒体出版时代后，出版者已不再仅仅从事简单的编辑加工作业，他们还需兼具项目运作者、内容提供者、高新技术运用者等角色。我们不应还固执地认为：“学科专业性是第一位，编辑出版专业性是第二位。”在构建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知识体系中，应坚定不移地将编辑出版专业性放在第一位。为此，要围绕出版项目的顺利运作及出版业的健康发展精心设置课程，要使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具有别的专业的学生不具有的独特的知识结构。这样，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时就具有了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周丽锦：关于学科专业性和编辑出版专业性孰轻孰重，也是学界和业界长期以来争论的问题。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乎双方都振振有词。但凡事不能偏执一端，轻和重显然不是有和无，双方也绝非势同水火，完全可以加以调和，共同发展。然而，从目前的出版实践来看，在现有的编辑出版教学模式没有较大改观的情况下，出版单位更加强调学科专业性是有原因的。
强调学科专业性和近些年出版界所提倡的编辑学者化似乎异曲同工，只是后者的程度更深一些，但用意是相同的。也许当下的出版环境很难造就像张元济、汪原放这样的出版家，但要求编辑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却是大多数出版社的共识。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也说：“要为自己认真地设定思想家、学术家、科学家、文化家的目标，做专家型编辑、学者型编辑。”
这一观点之所以得到普遍的认同，是因为大家越来越发现，学科专业性强的编辑往往具有更强的工作能力，包括策划能力和文字加工能力。
现在，很多出版社的编辑都是多面手，策划、编辑、营销样样都要能胜任，这样无形中就减少了学习、充电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很长一段时间陷入文字加工中而较少关注学界的发展，就会感觉落伍了；而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就能了解不少新的动态，并激发更多的选题设想。因此，出版社大都鼓励编辑参加学术会议。在这种场合，我们会发现，有相关学科背景，甚至也提交了论文的编辑，要比单纯以编辑的身份参会的同行更能赢得学者的青睐，彼此更能产生共鸣。
再说文字加工能力。编辑拿到一部书稿，首先要对稿件的价值进行总体上的鉴别和评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判断其学术价值如何。如果编辑没有专业知识，连读懂稿件都成问题，又何谈判断?当然，我们也可以找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帮助作出判断，但他们的角度又和出版人的角度有所不同。况且，出版社还要为此支付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在编辑部门的选题论证会上，涉及某个专业，也是该专业的编辑最有发言权，他们的意见会得到更多的重视和采纳。在编辑加工过程中，更要依赖编辑的学术能力。公式演算、史实、专业术语是否正确，论述是否台乎逻辑，都要依赖专业知识和素养。如果编辑把正确的地方改错了，会让作者不悦；如果作者的笔误编辑看不出来，会被读者认为编辑水平低。虽说编辑过程中的错误无法杜绝，但具有了相关专业知识至少能大大降低这种可能性。反之，如果编辑能够发现作者的一些“硬伤”并加以修改，往往能够赢得作者的尊敬和感激。另一方面，具有专业背景的毕业生在上学期间就对本专业的学者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和较多的接触，也就是已经拥有了一部分潜在的作者资源，这对于工作后的组稿大有裨益。
反观编辑出版的专业性，很多业界人士认为可以边干边学。一方面，新编辑进入出版社后，社内会组织密集、全面的培训，由出版社内部、学界及业界的授课教师讲授该领域各个方面的知识。这样的培训在日后的工作中也会不定期地进行，而具体的编辑流程、编辑业务，大部分新员工在加工完几部书稿之后就能够基本上掌握。同时，现在大多数出版社还要求新员工在工作两年内考取新闻出版总署的中级职称证书。在这一过程中，新人职者也能够系统地学习编辑知识和业务，并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出版人。
因此，在现阶段，出版社希望编辑是通才，但更希望他们是专才。编辑专业性可为学术专业性锦上添花，增强学生的就业资本，但却似乎很难取代学术专业性。归根到底，要想增强出版单位对编辑专业性的重视，还是要从改变学生的培养方式人手，使之真正符合行业发展的需要。
张养志：我认为，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在学术性研究生培养层面存在的培养和应用“两张皮”的问题。国家实施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战略，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在实施过程中，要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建立产学研一体，高校、政府、企业联动的研究生培养基地，一定程度上使各种学位类型相互衔接，互相支撑，实现学科资源和人才培养资源的有效配置。
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是应用型研究生培养的关键环节和依托平台，是将教师、实业家、政府人员、研究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源共同体”。据调研，研究生培养创2新基地建设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如上海的政府主导型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建设模式，安徽的服务县域发展型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建设模式，湖南的特色管理型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建设模式等。但相对于专业学位教育开展早、规模大、相对成熟的类型来说，出版专业学位显然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迎头赶上。出版硕士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建设需结合行业发展实际，准确定位，围绕特色做文章；进行广泛宣传，寻求政府支持；同时，要重视规范管理，以保障基地健康运行。
★数字出版技术，无论对于学界还是业界，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管理部门应该作出规划，统一协调，学界与业界发挥各自的优势，从理论与实践两个不同的层面去研究探索人才培养的模式和途径。
★在大出版的发展趋势下，设立编辑出版学的高校，更应形成特色化人才培养模式。
本刊记者：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版业加速转型发展的任务日益紧迫，大编辑、大出版已成为未来行业趋势。作为专门为出版业输送人才的基地，面对新的人才需求，教育领域在教材、教学上应作出哪些相应的调整?
吴培华：这个问题，确实应该尽快引起我们的业界尤其是教育界的重视。现代出版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版行业媒介载体多元化的发展来势迅猛，今天已经不是讨论是否需要在培养目标、教学改革、教材建设上要否作出相应调整的问题，而是应该快速上马，迎接现代技术发展对我们传统出版业提出的挑战。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高校来说，尤其应该迅速作出反应。
数字出版技术，无论对于学界还是业界，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管理部门应该作出规划，统一协调，学界与业界发挥各自的优势，从理论与实践两个不同的层面去研究探索人才培养的模式和途径。翻译引进国外先进的教材与理论著作， 以弥补国内这方面匮乏的缺憾。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引进翻译出版的《哥伦比亚数字出版导论》就是一本在业内广受好评的理论著作，完全可以作为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培养数字出版人才的教科书。引进培训师资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业界及技术商、运营商中寻找兼职教师，应该是一个能比较迅捷见效的办法。
蔡翔：从本质上看，“大出版”、“媒介融合”、“出版数字化”等不同表述，都对出版行业复合型人才提出了迫切的需求，而目前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与此需求极不适应。教育领域应按照出版学学科规律，从招生标准、办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师资配置、教材建设、办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出版学属于应用型学科，而高校编辑出版课程设置大多偏重理论，且专业基础课程基本依托于文学。在大出版的发展趋势下，设立编辑出版学的高校，更应形成特色化人才培养模式。
方向一：调整培养方向，不要局限于图书文字编辑这种单一的人才需求，而关注整个出版流程其他环节对人才的需求。比如中国传媒大学在出版专业硕士的课程设置中，便充分结合学校“多媒体融合”特色，强调媒介融合的培养方向。
方向二：调整办学方式，鼓励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可通过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或招收非出版专业本科毕业生成立硕士班等多种方式，探索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最佳途径。
方向三：建议在编辑出版方面具有办学优势的高校调整培养目标，以培养研究生为主，本科生为辅，为出版行业多输送高层次、高质量的专业人才。此外，还可在招生入学环节中，突出专业背景要求，鼓励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报考。
李苓：我认为，大编辑、大出版这样较抽象的概念一旦实质化讨论，就是一个数字出版产业链建构的问题。数字出版的核心竞争力是技术创新和管理能力，而提升这些能力的关键是人才。首先，我国懂数字出版管理的高级人才较少；其次，数字产品技术、研发及销售的人才奇缺，困扰着数字出版化进程的加速；再次，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也给传统出版业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很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出版专业硕士的培养在教学上应该包括与数字出版相关的课程，比重不得少于总学分的1/4。研究生需要懂得一定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数字出版物版权技术等，需要对数字出版物的制作，以及数字出版业的信息化商业运作模式有所了解。
张养志：教材建设是研究生教学体系建设的一个部分，我想就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来谈。
第一，一般来说，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创新，需要体现按较宽口径培养、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的要求，需要更新教学内容、完善课程体系和规范教学过程。课程体系要适应研究生的培养，按一级学科口径打基础，按二级学科口径进行培养提高的要求，既要注重课程的学术性和基础性以及在体系上的完整性，同时又要体现本学科的学科特色。首先，要根据本学科的属性和规范，并结合其发展趋势，分析本学科的特点、优势和人才培养规格定位，科学确定本学科研究生应掌握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按照二级及以上学科架构设置学位课程和必修的基础和专业课程；其次，要根据“拓宽”的要求，结合主要研究方向及对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科学设置选修课和补修课程；其三，要重视相邻学科和交叉学科课程的设置，拓展学生选修的范围和空间：其四，力求使各门课程在加深和拓宽研究生基础理论、学科知识面及相关能力培养等方面既有所分工、有所侧重，又相互补充，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时，要兼顾硕士生课程与本科生课程、本学科课程与相关学科课程之间的相互衔接，真正形成科学、规范同时又充满时代色彩的课程体系。
第二，出版应用型教材建设和调整也应符合教学体系建设的一般要求，但又要突出本学科的特色。就出版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材建设而言，需要明白一个问题，做好两个方面工作。所谓明白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一级学科属性。像其他专业学位类型一样，出版硕士专业学位也应从一级学科层面去理解。在此前提下，需要分两步走进行教材建设，亦即做好两方面工作，通过教材建设促进教学体系的不断完善。首先，在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组织相关院校，在一级学科层面上编写适应专业学位培养要求的基础理论教材和专业基础教材，这类教材是适用于各个院校出版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通用教材，侧重于基础理论、综合素质和专业素养的培养，各教材之间相互呼应，构成一个支撑出版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完整理论知识体系。其次，指导和鼓励各学校根据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在凝练的培养领域(相当于二级学科)编写突出应用的专业教材。对于这类教材的编写，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提出指导性意见，具体由各办学主体组织实施。此类教材的编写应突破以往注重学术性的“学院”特点，吸纳产业界、政府部门及相关研究机构一同参加，使教材在很大程度上体现课堂教学与业界实践的对接，出版理论与出版实务的融合，突出实践性，提倡案例教学，使人才培养更有针对性。
★我们需要博闻的“杂家”，我们需要“既能下得厨房又能出入厅堂。”的复合型的人才，但复合型人才与编辑的专业化并无矛盾。
★学生就像一块璞玉，需要出版社在长期的实践中去打磨，去雕琢。这就是我们常提到的为什么出版社要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提倡每个人要终身学习。
★现代编辑出版业需要复合型人才，但如果仅仅寄希望于高校提供这样的人才，是有悖编辑出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实际上，编辑家、出版家的成长还有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和出版活动才能达成，他们需要出版实践活动的磨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优秀编辑和出版人的成长，需要学界和业界的精诚合作。
本刊记者：现代编辑不仅要有牢固的专业知识、良好的专业功底，而且更要有对新理念、新技术的快速跟进，特别是环境的迅疾适应能力直接影响下的战略前瞻力、出版创新力、市场预测力及沟通协调力。现代编辑被冠以“孙悟空”、“哪吒”等绰号，就是因为他们要担当多重角色，除了固有的某一领域的“专家”、“杂家”、社会活动者、文化评论者等传统“身份”，编辑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设计者”、“技术师”、“网络通”。如今，出版实践领域对复合型人才需求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要求一个人同时掌握各种各样的专业技能是不现实的，站在出版长远发展的角度，您如何看待“专业教育”与“综合教育”的问题?
吴培华：中国的出版业与其他行业一样，在激烈的竞争中走过了数量规模和内容质量的竞争阶段，现在正向竞争的更高一级的阶段发展，这就是产品特色和品牌的竞争。中国的出版业，除了少数组建的出版集团有可能成为“航空母舰”外，绝大多数的出版社决定了它的发展之路必须走特色 化专业化的发展之路，以其无可替代的品牌产品，在中国出版业占有其重要的地位。由此而来，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编辑要走专业化的道路。
我们需要博闻的“杂家”，我们需要“既能下得厨房又能出入厅堂”的复合型的人才，但复合型人才与编辑的专业化并无矛盾。在专业方面，除了对自己的专业熟悉乃至于精通外，我们确实需要编辑视野宽阔，博闻多见，具有广阔的知识面；在能力方面，除了具有编辑的文字基本功与“画龙点睛”般的加工能力，又需要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发现能力，良好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同样需要。在今天新技术迅捷发展的态势下，又要有迅速接受新技术和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但是，我们需要理清的是有的能力是可以在学校里得到锻炼和培养的，有的能力是必须在实践中逐步得以锻炼与提高的。
“专业教育”只是一种教育的规划，教育的内容，教育的方法；而“综合教育”则是教育的观念，教育的目标，教育的模式。就是说，在专业教育中同样应该贯彻综合教育的理念，在综合教育中也应该突出与体现专业教育的目标，这是一种辩证的矛盾关系，我们不应该将之割裂开来。
李岩：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包括专业素养，因此“专业教育”和“综合教育”不会是对立的。“三头六臂”、“七十二变”能面面俱到当然好，但没有哪个编辑天生如此，这种能力也是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磨炼出来的。具体到编辑工作对编辑的要求，我们可以细分来看。首先，编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所供职的出版机构本身就是一个不同功能的综合体，编辑可以借力。其次，要看一个人对自己才能的定位和事业发展的愿景。编辑工作又可分为文案编辑、策划编辑和营销编辑。文案编辑需要扎实的稿件处理能力，而策划编辑、营销编辑重点掌握选题策划、作者经营和营销活动的安排，每种分工的技能要求是不同的。另外，编辑素质的养成不是在学校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到具体的出版机构工作实践之后，不断地调试自身定位，根据不同的定位进行再学习，才能自我成长。
周百义：编辑出版是需要复合性的人才，但我们对待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不能要求他一开始就是“复合型”，而且是“人才”。学生就像一块璞玉，需要出版社在长期的实践中去打磨，去雕琢。这就是我们常提到的为什么出版社要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提倡每个人要终身学习。
一个学生在大学里只有4年时间，加上攻读硕士学位也只有6年，让他在这四年里或者六年里成为一个“通才”是不可能的。关键的是我们的教育要告诉学生社会需要复合型人才，要让学生掌握这些基本的知识。要让学生在掌握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培养终身学习的理念，培养创新的思维。过去，我们曾反复讲到“实践是个大课堂”，“于中学、学中干”，对于出版这种与时俱进的专业而言，这句话仍然没有过时。
魏玉山：不仅是出版业，在其他行业也有复合型人才之说，教育领域甚至提出培养“通才”。但是，社会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化，学科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丰富，复合型人才、通才也越来越难以出现。因此，对于许多学科来说，专业化是其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编辑出版工作者来说，成为复合型人才其实也很困难，我个人觉得不必要求成为复合型人才，但是编辑出版人员应该具有更广博的知识素养。
崔波：我认为，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是编辑出版业需求人才的问题，一个是编辑出版人的自我发展的问题。固然，现代编辑出版业需要复合型人才，但如果仅仅寄希望于高校提供这样的人才，是有悖编辑出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实际上，编辑家、出版家的成长还需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和出版活动才能达成，他们需要出版实践活动的磨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优秀编辑和出版人的成长，需要学界和业界的精诚合作。因此，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毕业仅仅是编辑出版生涯的开始，其成长还需树立终身学习的信念，通过不断的专业支持的过程来发挥潜能，激励自己获得他们在编辑出版中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价值和规律，并有创造性和愉快地应用它们。
李，苓：我坚持编辑出版从业者应该既是“专家”又是“杂家”的观点。所谓综合教育，也就是“通识教育”的学习内容，一个从事文化建构工作的编辑或出版人，是必须要具备这个知识背景的。因此，“专业教育”和“综合教育”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罗紫初：作为一名合格的现代编辑出版工作者，其所需要掌握的知识确实不少。这些知识全部通过高等教育传授是不可能的，需要出版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增长才干。但是，一名出版从业人员所需具备的基本的、主要的知识，却必须通过高等教育来迅速而系统地获取。这就决定了编辑出版学专业的专业教育，在出版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地位。“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思路，是近几年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但对于编辑出版学这一新兴学科而言，尚有很多的高校连本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都难以开出，又哪里能谈“宽”和“厚”!所以，笔者主张：要对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办学进行规范，包括明确高校开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基本条件，尤其是最基本的专任教师人数等；要明确开办编辑出版学专业所必需开设的核心专业课程(法学专业就确定了8门核心专业课程)，以此来保证“专业教育”的基本质量。只有在“专业教育”质量有了保证的前提下，才能考虑“综合教育”的问题。
张养志：我觉得这个问题谈的是出版高级专门人才的定位问题。也就是在科学定位的前提下，如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如何做到综合基础知识掌握和专业技能素养培育之间的统一，从而使我们输送给业界的人才具备“厚基础、宽口径、复合型”之“杂家”素质，以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
目前，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宏观战略指向和出版产业部门的实际需求均表明，北京印刷学院的研究生培养定位只能是应用型。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应是协作式的，培养定位是应用性的。我认为，“应用型研究生培养”的关键词在“应用”二字上。如果把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概而述之的话，那就是：在“用”字上下工夫，在“学”字上打基础，在“新”字上求突破。具体来说，应该明确以下几个方面。
1 突出“德”、“才”、“能”兼备的素质培养，是培养出版应用型人才最基本的前提，也是衡量人才培养是否合格的关键。因此，要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加强教书育人的科学管理，要构建适应应用型研究生培养的德育教育体系。
2 重视“专”、“精”、“深”构成的专业教育，这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专业指向。实施专业化、学术化、职业化的教育，是“应用”的根基。它要求对相关研究方向的某个领域有精细的、精确的、精深的研究，对学科的前沿有非常及时的把握，对学科体系有非常清楚的了解。从这几年研究生培养的现状看，目前应用型人才培养存在的普 遍问题是，学生缺乏一种学科体系意识，学科知识体系不完整，缺乏学科体系培养。一些研究生在大学所学专业与研究生专业相差甚远，跨专业虽然步入了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行列，但由于没有本科4年的专业知识训练，致使破碎的知识碎片组成了他们的知识背景。因而，他们的知识体系是残缺的，致使他们不能更好地担负出版行业的重任。因此，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学生专业基础理论的教育，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专业基础技能的训练，鼓励学生跨专业、跨学科听课，并纳入学分。通过学分制，鼓励学生在“专”上“博”，在“精”上“活”，在“深”上“约”，不断拓展思维空间，不断优化知识结构，不断激活创新能力。如果要问在“深”上“约”是指什么的话，那是说，在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并就相关研究方向的过去、现在和发展趋势有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创新性思维，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思维方法，或者运用相关理论问题分析产业发展现实问题的独到思路。对于应用型研究生来说，只有在深入把握所学专业理论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才能把相关专业知识联系起来思考，创造性思维(也就是“约”)才有依托。如果知识面狭窄，掌握浮浅，就不可能建立系统的专业知识，并进行创造性思维。在这里，我用“约”，就是指在深刻把握系统宽口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创新思维，把理论变成分析具体问题的独到见解，从而温故而知新，达到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专一精深”要求。同时，坚持体现特色的出版传播类教材体系建设，走出培养应用型研究生的特色道路，以提高人才竞争力。
3 突出“化”、“合”、“通”并用的能力培养。善于“化”是学以致用的充分体现，培养学生“化”的能力是教师应有的责任。“合”就是要整合、要综合、要结合，要善于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在培养过程中，应该引导学生对相关出版理论和实践问题大胆地假设，大胆地思考，大胆地追问，为理论和实践创新赋予充分的想象力。“通”就是“通用”、“通才”、“通识”。我们应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更广阔的领域内思考应用型研究生的培养定位，如果把应用型人才培养等同于纯粹为了找个工作的职业教育的话，必将降低研究生培养的层次与质量。
★作为设立编辑出版专业的院校，应当改变教学方法，注重讨论，注重启发，注重实践，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大胆尝试。出版专业可以与出版社或发行单位建立对口关系，让学生一进校就能有实践的机会。
★要培养创新型出版专业高级人才，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将出版专业人士请进来，二是高校师生主动“走出去”。
本刊记者：出版是内容产业，创新是其业态之树常青的根本。数字化的推进，使出版作为内容提供商的定位日益凸显，原创立品牌，品牌立形象，形象居主动，成为众多出版单位的发展战略，出版对内容创新的要求不断提高。然而，创新素质的培养非一日之功，这不仅要求创新主体本身具备相应的禀赋，还要有专门的学习锻炼。对此，院校将如何在这方面用力?
魏玉山：我认为，制约主体创新的因素很多，有其自身的禀赋，也有外部的环境、制度等非人为因素，特别是外部因素甚至会扼杀自身的禀赋。大学阶段是一个人的世界观、方法论等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我觉得，少一点标准答案，多一点个性化的问题，宽容一点“异见邪说”。对学生的创新性思维的形成是有益的。
周百义：培养出版的创新人才，作为院校，关键是要学生养成创新的思维。这就需要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教学方法，都要适应这个要求。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分数论高低，培养的大多是死读书、读死书、循规蹈矩的学生。学生不敢挑战权威，也不能质疑权威，这就是我们常常慨叹中国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获奖者的悲哀。作为没有编辑出版专业的院校，应当改变教学方法，注重讨论，注重启发，注重实践，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大胆尝试。出版专业可以与出版社或发行单位建立对口关系，让学生一进校就能有实践的机会。
叶新：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中国移动、汉王公司、番薯网等新型出版主体进入出版业，出版业变革的新时代正在到来。因此，在出版内容、传播渠道、战略合作伙伴等方面，出版界都在进行艰难的重新选择，也可以说是创新。按我的英国老师卫克安的观点，该是探讨“新出版盈利模式”和重建“新出版经济”的时候了。业界呼唤创新型出版人才的培养，学界也必须对应地探索新的培养模式。
要培养创新型出版专业高级人才，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将出版专业人士请进来，对学界进行强大的思想激荡，对学生进行实操性的讲解，建构新培养思路。二是高校师生主动“走出去”，老师要么创办出版实体，耍么参与业界操作(特别是数字出版领域)，及时把握最新的出版动态；学生则需要很多的时间到出版企业实习和训练。这样，专业教师就有相当的底气与业界同仁对话、探讨，可以评判和指导业界活动；学生凭借自己的实习经历。也有实力和底气去从事他们喜欢的出版职业。
★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建立，将克服以往的出版人才培养的弊端，推动出版业的快速发展。而且国家今后将加大对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力度，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因此，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成为我国19种新设立的专业学位、成为我国已有的38种专业学位中的一员，无论对出版业界还是对出版教育界，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刊记者：2010年，国务院学位办下发了《关于开展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的通知》[学位办(2010)20号]，这显示了国家对出版教育的重视，也显示了国家对出版工作的重视。这一学位的设置，对出版业和出版教育而言有何意义?
张志强：2009年10月，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委托，南京大学组织了全国各地专家，就我国是否设置和如何设置出版硕士专业学位问题进行了论证。论证会由全国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设置论证专家组组长、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阎晓宏副署长主持，副组长孙文科司长、聂震宁总裁、张志强所长及出版行业主管部门领导、有关出版机构负责人、出版教育界专家共15人参加了论证会。经过认真的讨论，专家组一致认为：在我国设置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从社会需求看，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出版业规模和内涵的不断扩大，迫切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复合型、应用型现代出版人才。可以说，设置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对促进我国出版业的改革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展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能吸引不同学科背景的优秀人员进入该专业学习，为出版领域培养大量优秀的人才，同时提升现有从业人员的素质，推动我国出版业的科学发展。从现实情况看，设立出版硕士专业学位，不仅有助于完善我国的专业学位体系，也有助于改变目前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数量不足、应用性不强的问题。2010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了这一论证，同意在我国设置出版硕士专业学位。
长期以来，我国的出版研究生专业始终没有被列入国家培养研究生专业的目录中，出版专业只能在其他学科中培养研究生，也就是大家常说“借鸡下蛋”的方式。这种培养方式，导致出版专业的课程偏少、集中度不高，导致培养出的人才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在其他学科培养的出版类专业研究生，基本上是科学学位的。科学学位培养的研究生主要是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研究型人才，而出版业需要的是具有专业知识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这些研究型人才到出版单位后，自然不能满足出版业的需要，导致出版专业的毕业生不能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因此，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标志着出版研究生教育正式列入国家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有助于出版业培养出更多适应出版业真正需要的人才。在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设立以前，出版社的社长、老总们不想要出版专业的毕业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建立，将克服以往的出版人才培养的弊端，推动出版业的快速发展。而且国家今后将加大对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力度，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因此，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成为我国19种新设立的专业学位，成为我国已有的38种专业学位中的一员，无论对出版业界还是对出版教育界，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刊记者：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是如何确定的?目前获得首批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硕士点的高等院校有哪些?
张志强：2010年，国家改变了原来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由专家组审核的办法，委托部委属高等院校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自行审核本校(院)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委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组织审核所属院校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要求各省级学位委员会和有关高等院校须按硕士专业学位类别成立专家委员会，由教育专家、管理专家、行业和实际部门的专业人士组成，制定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办法；审核工作可采用现场答辩、实地考察、会议评审等方式；审核办法、各单位申报材料、审核结果等要进行网上公示，最后将审核结果上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经过各高校积极申报，我国有14所高校获得了首批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权资格。这14所学校是：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安徽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吉林师范大学。
这14所获得首批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高校，除部分院校2011年不招生外，大部分学校已经将学位授权点列入了2011年全国研究生统一招生专业目录，正试开始进行招生。也就是说，2011年9月，我国将迎来第一批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成为我国出版行业的生力军。
★真正的症结并不在于出版单位对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有什么偏见或者成见，问题更多地出在学科培养方式上。如果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中能够明显地表现出敏锐的市场意识、高超的选题策划能力，能够为出版单位作出更多的贡献，那么管理者何乐而不为呢?
★大学的职能是培养人才，出版机构的职能是使用人才，一旦大学职能虚置，冒牌的废料肯定是会遭到业界拒绝的。
本刊记者：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的推进，出版业对人才的需求呈持续增长态势，但不少出版单位负责人，直言不愿吸纳编辑出版专业科班出身学生。对于这种现象，您有什么看法?
张志强：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设置的 一个根本原因，是改变目前出版专业学生不受业界欢迎的局面。我想，通过高校和业界的联合培养，通过严格的课程教学与实践，未来的出版硕士将会受到出版业的欢迎。同时，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在招考时，鼓励其他非出版专业的学生报考、并可以优先录取他们，有助于改变目前出版专业学生没有学科背景知识这一缺陷。将来，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不想行医，但愿意从事与医学有关的出版工作，就可以来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点深造，成为一个有学科背景的出版业从业者。到那时，我们的出版社社长、总编们大概再也不会抱怨出版专业学生缺少学科背景这一困扰出版教育界多年的问题了。
周百义：这种现象，说明我们的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存在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使一些出版单位的负责人对此类人才并不看好。这需要我们出版教育专业调整办学模式，培养出有专业素养、有出版理论知识、有出版实务操作能力的复合性出版人才。但同时，我认为，完全的排斥也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能否成为合格的编辑出版人才，取决于每一个人后天的努力。我在长江文艺出版社负责时，曾经招聘了4个出版专业的学生。他们有3个人在做编辑，有1介人在做发行。应当说，他们都是十分优秀的，出版社中很多具有影响的图书都是他们策划与编辑、营销的。所以，我认为任何事都不能因噎废食，要区别对待。
朱杰人：作为一个在出版行业摸爬滚打十几年的出版社社长，我对编辑出版专业人才的渴求无需质疑；而正因为此，我对所谓的“编辑出版专业科班出身”所持的怀疑态度也理所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编辑出版这一专业本身值得怀疑，而是说，在我国，这一专业的设置严重脱离实际，不能完全满足出版行业的需求，难以适应其飞速发展的现状。
李苓：大学的职能是培养人才，出版机构的职能是使用人才，一旦大学职能虚置，冒牌的废料肯定是会遭到业界拒绝的。因此说，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产业再也不是舒适的托管单位。四川大学传播学硕士点编辑出版研究方向始终坚持的研究生培养原则是，第一年苦读，第二年实干，第三年明确求职意向，选择就业地区和单位，完成毕业论文写作并参加答辩。从已毕业的8届研究生的就业和发展情况看，他们不仅赢得了业界的认可，还以良好的“口碑”为后面的师弟师妹们开辟了畅通的就业渠道。
叶新：关于这个话题，笔者和南开大学商学院的徐建华教授曾经有过一次有趣的讨论，大家戏称为“业界的傲慢”和“学界的清高”。怎么说呢?出版业界特别是科技出版界的高层直言不讳，科技和医学出版领域的分工很细，学界培养的硕士没有专业背景，很难胜任，因此毫不留情地说：“我们不要!”而且他们对学界的培养思路也是嗤之以鼻，认为高校老师都没有做过出版，怎么能教出业界满意的研究生，给“辛辛苦苦”的学界人士留下了比较“傲慢”的形象。然而，相关高校的老师则认为，业界只顾眼前，不看长远，没有看到出版学理论对出版实践的巨大能动作用，而且只考虑经济效益，不考虑社会效益，拜金思想比较严重，恐怕会把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出版业引入歧途。我认为，出版学术研究有自己的评价体系和设定标准，学生就业率并不是重要的评价指标。或许，出版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置会让业界和学界“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罗紫初：我认为，一些出版单位负责人直言不愿吸纳编辑出版专业科班出身的学生，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一些不具备开办编辑出版学专业条件的高校匆匆上马，大量招生，既无一定数量的合格专业教师，又无法开出具有出版专业特色的、符合出版实践需要的专业课程，导致高校培养的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名不符实，严重损害了整个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声誉。事实上，那些办学质量优秀的学校，其所培养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在从事出版工作时是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的。以武汉大学的编辑出版专业为例，办学27年来所培养的6000多名毕业生大多成了各出版单位的骨干，如中国出版集团信息中心主任周清华、河南科技出版社社长汪林中、吉林新华书店总经理魏淑霞等。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在能力和素质方面的良莠不齐，导致众多出版单位对于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偏见根深蒂固，转而更愿意聘用拥有专业知识的别科毕业生。事实上，随着时代发展，如今的编辑出版者，已由单一的书稿内容加工者转变为出版项目的市场运作者；己由单纯的书稿内容把关者转变为多媒体互动的知识内容提供者。他们不仅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而且要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和较强的市场营销能力，并且还要具有一定的新技术操作水平。这样的具有特定知识结构的人才，需要通过院校的系统培养方可获得，而编辑出版学专业正是这样的专业。所以，我认为，因一些高校培养的学生质量不高就拒绝接收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的做法，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
肖东发：出版社直言说，我不要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我认为，这里头有一点“编辑无学”的影子。还有的出版单位不了解近年来专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觉得编辑专业就是原来的中文系那些课，就是搞文字加工校对。事实上，院校的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在随着时代需求而改变，也在努力尝试着培养复合型人才，这可以说是一个共识。作为院校老师。我希望业界和学界可以互相给予一点理解，不要轻易说不要编辑专业的人才。以北京大学为例，现在本科毕业生绝大多数都是双学位，他们在4年里头，一方面学编辑专业，或者学新闻专业，但其中60％至70％同时学了经济学，或者辅修法学、哲学、历史学、计算机等专业，138个学分可以拿第一个学位，第二个学位只需40学分。仔细分析我们开的这些专业课也是其他专业所没有的，与法律有关的是“著作权法和出版法规”，还有“数字出版与网络传播”、“媒介经营管理”等，都是跟编辑出版有关的。而且据我们统计，目前不只是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供大于求，还有更大数量的新闻专业、广告专业的毕业生也不好对口分配，还有一部分文、史、哲、政、经、法和理科专业毕业生也在新闻出版行业寻求职位。可以说，整个教育包括新闻出版专业教育都存在着规模膨胀过度，产出过剩，已经远远超过实际需求，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周丽锦：出版单位对人才的大量需求和编辑出版专业科班毕业生的就业难，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让人觉得尴尬又无奈的问题。
学界往往认为，科班出身的学生经受过系统、全面的学习和训练，理论基础好，对行业的了解深刻，且最适合在出版单位施展才华。然而，出版单位不情愿接这个绣球，也有其苦衷，主要顾虑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先抛开行政管理部门不谈，在编辑部的设置上，大部分综合性出版社是以学科为标准来划分编辑部门 的，如人文学科编辑室、社会科学编辑室、理工科编辑室等，专业性出版社的学科专业特色就更不待言。这就决定了编辑部门的管理者在招聘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编辑部中几个学科的发展情况，对于力量薄弱的学科要引进新的人才，而选择目标除了已有工作经验的成熟编辑外，自然就是高校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另外，编辑出版专业不太可能作为一个单独的编辑部门，即使作为一个选题方向，也通常不一定非要招聘本专业的学生，因为其他学科的编辑做这类图书没有任何问题，毕竟是本行业，有着实际的操作经验。再说，编辑出版类的图书是小众，很难作为重点和优先发展方向，所以一般也不会招聘本专业的毕业生来专门钻研此类选题。
第二，对于出版单位而言，他们宁愿招聘本科和硕士专业中有一个为非出版专业的毕业生，也不愿招聘本硕皆为此专业的毕业生。因为在实际工作中，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还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去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要补课，这样才能更好地从事工作。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招聘有专业学科背景的人呢?而相当一部分出版单位的管理者头脑中还盘桓着出版有“术”无“学”的观念，认为出版领域的知识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很快掌握。对于这一点，业界和学界似乎一直没有调和看法，也对毕业生的就业形成了阻碍。
其实，真正的症结并不在于出版单位对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有什么偏见或者成见，问题更多地出在学科培养方式上。如果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在工作中能够明显地表现出敏锐的市场意识、高超的选题策划能力，能够为出版单位作出更多的贡献，那么管理者何乐而不为呢?而现有的教学和实践并没有给予这个专业的毕业生过人的本领和技能，不能让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展现出独有的特色，其竞争力自然大打折扣。我们经常会在出版单位的招聘启事上看到有几年工作经验者优先，在满足这个条件的前提下，对专业的要求就会相应淡化。这是因为，几年的工作给了员工经验、视野、人脉，甚至帮他确立了某一个发展方向，也让他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这个职业，出版单位可以节省培训的成本和用人的成本。又回到刚才的观点，如果编辑出版专业的培养方案能够让几年的教学实践与几年的实际工作经验等值，这里只是说等值，因为具体的学习内容是不可能一致的，那么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即使不是很抢手，至少也拥有了能引起出版单位重视的其他专业的学生所不具备的优势。
崔波：事实上，当前出版专业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出现脱节的问题确实存在。从用人单位的反馈信息来看，编辑出版专业的教育成效受到批评，出版单位普遍不欢迎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说，编辑出版教育与行业实际的脱离，使编辑出版教育陷入“内外交困”的尴尬境地。
学科、专业发展有自身的逻辑，但最终还需通过人才培养来检验。伴随着出版产业改革的逐步深入，出版产业链已经有了较大变化和发展，出现了对新型高级人才的迫切需求。我认为，高端人才只能在研究生阶段中进行培养，本科教育无法满足高层次、复合型出版专门人才的培养要求。一些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复合型人才上，研究生生源可从其他学科的毕业生或出版企业在职人员中选拔，即采取跨专业招生的方式，突出专业背景；而一般人才的培养，可以交由职业技术大学或应用型大学来完成，主要教授学生掌握出版企业工作所需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术方法，即实现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向应用型和职业教育的转化。
★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掌握出版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能够综合运用管理、经济、法律、外语、计算机等知识解决出版业实际问题，适应现代出版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出版专门人才。
★课程设置要充分反映出版实践领域对专门人才的知识与素质要求，注重分析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培养过程突出出版实践导向。专任教师须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并重视吸收来自出版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员承担专业课程教学。
★要做好出版专业硕士教育，必须有清晰的思路、完善的规划、有效的组织管理，而学科规划之中，师资选择是重中之重。比如要有很大比重的业界师资，必须有强大的专业顾问委员会。他们不仅能解决专业教学师资不足的问题，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专业硕士解决毕业的出路问题。
本刊记者：出版硕士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选择、实践环节及培养方式有何特点?
张志强：出版硕士是国家批准的、国家承认学历和学位的正规教育。根据当时论证过程中的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是：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掌握出版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能够综合运用管理、经济、法律、外语、计算机等知识解决出版业实际问题，适应现代出版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出版专门人才。
在课程设置方面，经过专家的讨论，大家认为，出版硕士的课程设置要充分反映出版实践领域对专门人才的知识与素质要求，注重分析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教学方法要重视运用团队学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方法。出版硕士的培养过程须突出出版实践导向，加强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时间不少于半年。同时，出版硕士专任教师须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要重视吸收来自出版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员承担专业课程教学，构建“双师型”的师资结构。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在校期间将修读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等课程。具体课程要等正在筹建中的全国出版硕士专家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后才能正式公布。
在学位论文方面，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论文须与出版实践紧密结合，体现学生运用出版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出版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类型可以是理论研究、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毕业设计等。论文答辩形式可多种多样，答辩成员中须有出版实践领域具有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
根据国家的规定，修满规定学分、完成出版专业实习并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获得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自动获得初级出版职业资格，同时在将来报考中级出版职业资格时，可以免考“出版专业基础知识”(中级)课程。
蔡翔：中国传媒大学同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其他13所高校获得了首批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现已列入2011年全国研究生统一招生专业目录进行招生。
出版专业硕士学位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掌握出版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能够综合运用管理、经济、法律、外语、计算机等知识解决出版业实际问题，适应现代出版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出版专 门人才。因此，课程设置要充分反映出版实践领域对专门人才的知识与素质要求，注重分析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培养过程突出出版实践导向。专任教师须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并重视吸收来自出版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员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出版专业硕士参加答辩的学位论文类型可以是理论研究、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毕业设计等，形式可多种多样。
就中国传媒大学开设出版专业硕士学位的具体情况而言，我们结合自身学科建设特点及办学经验，在课程设置上，一是体现“按产业链布局”的思路，开设课程将包括图书市场调研、选题策划、编辑加工、图书产品设计、成本管理、市场营销等实践性强的专业基础课程；二是突出“媒介融合”特色，课程覆盖传统纸质出版、多媒体出版和电子出版等多种形态。
此外，在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专业学术硕士培养中，我们便已实行校企“双导师制”联合培养研究生，为每位研究生从学校、业内企业各配备一名导师，共同制订培养方案，选择科研项目，组织论文答辩。并且，我校编辑出版专业的硕士生目前原则上需在出版社实习一年，走完从编辑、出版到图书销售的整个流程。这些办学特色，我们也将引入出版专业硕士培养中，并根据已有经验进一步将其制度化，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李苓：增列编辑出版专业硕士点是25年来学界与业界共同关心并积极呼吁的一件大事，现在国务院学位办同意在几所具有丰富办学经验而且条件成熟的高校首批招收和培养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责任重大，探索创新的意义毋庸置疑。四川大学作为2011年全国首批招生单位，其培养目标设定为：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掌握出版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能够综合运用管理、经济、法律、外语、数字技术等知识解决出版产业实际问题，适应现代出版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出版专门人才。
在课程设置上，我们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培养方案》，对学生读硕期间所学课程进行了明确规定：在必修课中，涉及出版方面的有出版理论与实务、畅销书策划与营销推广、出版经典案例分析、出版法规与版权贸易研究、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研究；在选修课中，与出版相关的课程有外国出版产业研究、出版信息检索与利用、书评学、书籍装帧艺术专题、出版市场调查与分析等。另外，本科非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学生还应补上读者学和海外出版产业通论两门课程。
在师资选择上，我们采取的做法是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相结合，努力做到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的有效对接。在专业教师中，具有正高职称的有10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7人。具有副高职称的2人，中获得博士学位的1人。具有中级职称的8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5人，获得硕士学位的3人。需要说明的是：在20名专职教师中，博士学位获得者所占比例为65％；具有高级职称者(含正高、副高)所占比例为60％；具有实践经验者所占比例为100％。在兼职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的14人，其中获得硕士学位的9人。具有中级职称的3人，而且都具有博士学位。在17名兼职教师中，来自科研机构的有5人，来自行业企业的有12人。
在实践环节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90％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安排了课堂内外实践环节；2、在第二学年下半学期即安排专业实习，时间为4个月或更多。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系编辑出版专业在23年本科培养实践与11年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践的基础上，目前已建立起稳定的专业实习基地8个，实验室4个；拥有的主要专业设备包括：北大方正排版系统、ADOBE排版软件、微软windowscoreldraw及Indesign软件、飞腾等定位于专业排版领域的设计软件，是训练专业出版人才，面向数字出版产业链新业态的平台。此外，还拥有罗兰700、海德堡印刷机，以及先进的扫描仪、数码相机等硬件设备，能保障实施书刊报选题策划、编辑业务、装帧设计等工艺流程的全套实践任务。
学生毕业时，除公共必修课外，所有专业必修课与专业选修课均采取期末提交研究报告的开卷考试方式。毕业论文于第二学年下半学期开题，由指定导师指导完成，于第三学年下半学期参加论文答辩，通过者方可获得出版专业硕士学位。
罗紫初：出版专业硕士点的建设已获国务院学位办正式批准，有条件的高校就可通过申报成立此类硕士点并开始招生，这对出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武汉大学的出版专业硕士点，2010年上半年获批，目前已开始面向出版单位招生。出版专业硕士与出版学科硕士的培养，其最大的区别在于专业硕士更注重应用知识的传授与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与此相适应，我校的出版专业硕士点建设，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建设、教学环节等方面都在原学科硕士点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比如：在课程设置上，增设了一些适应数字时代出版业发展要求的新课程，扩大了实习实践类课程的比重；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聘请了一批业界知名专家，如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高等教育出版社张增顺、中国出版集团聂震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郝振省、深圳出版发行集团陈锦涛、湖南省委宣传部朱建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陈昕、湖北长江出版集团王建辉、电子工业出版社敖然等担任兼职教师；在其他教学环节上，也采取了一些更适合出版从业人员在职学习的做法等。
叶新：出版专业硕士的培养思路对之前的学术型出版专业硕士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颠覆，希望能够解决长期困扰业界和学界的出版高级应用型的“供需矛盾”问题，实现双方的“无缝对接”。目前，不少有关高校已经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从出版社和杂志社引进高水平师资，把出版硕士点放在商学院里面，建立对应实习基地，在学校配备学术导师之外还配备一名业界导师等。虽然这样做收到了一些效果，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问题。在此，我只谈一点：师资选择。大部分出版硕士研究生导师都是科班出身，善于“纸上谈兵”，有业界从业经验的很少。再看看出版专业硕士教育做得比较成功的英国，情况就不是这样。笔者2009年在英国斯特灵大学(UniversityofStiding)攻读“国际出版管理硕士”，对这一点感受很深。该校当时的出版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威特克罗夫特(AndrewWheatcroft，中文名卫克安)教授，曾经做过Weidenfeld和Nicholson两个出版社的学术出版物编辑部主任，是Routledge和KeganPaul出版公司的资深编辑，还是中国出版集团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的顾问。副主任詹姆斯-麦考尔(JamesMcCall)曾经担任英国和非洲的出版公司的负责人，现在专注于欧洲和第三世界教科书政策 领域。其他的校外师资包括培生集团的版权总监林内特·欧文等等。这样的师资不仅对出版界的业务流程非常熟悉，而且有很广泛的业界人脉。
笔者认为，要做好出版专业硕士教育，必须有清晰的思路、完善的规划、有效的组织管理，而学科规划之中，师资选择是重中之重。比如要有很大比重的业界师资，必须有强大的专业顾问委员会。他们不仅能解决专业教学师资不足的问题，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专业硕士解决毕业的出路问题。
★编辑技能基本上是一种经验积累，不同的专业，不同的编辑岗位，甚至不同风格的社和人，其要求和获得途径是不完全一致的。编辑创新，也是根植于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产生。因此，很难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完全掌握这些技能。
★编辑出版专业可以不设本科专业，或者只招收从其他专业毕业后的学生。课程的设置也要多考虑出版实务和操作能力而不是背诵出版理论。同时，任课的老师应当有在出版单位工作的经验。
★现代出版的发展需要我们培养出既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又具有实务操作经验；既懂出版规律，又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出版人。现代中国出版业不仅需要出版理论家，而且需要出版家，更需要既懂出版理论又懂出版实务的复合型出版人才。时代已经赋予了我们出版教育的历史使命是培养这样的人才。
★出版硕士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建设需结合行业发展实际，准确定位，围绕特色做文章；进行广泛宣传，寻求政府支持。同时，要重视规范管理，以保障基地健康运行。
本刊记者：出版实践领域的多数人士认为，就出版人才素质而言，学科专业性是第一位的，编辑出版专业性是第二位的，高校应该把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纳入教育范围，这样才能在就业状况严峻的状态下增强学生的就业资本。学界人士认为，业界一味地强调学科的专业性，而忽视编辑出版专业性的人才观有很大的片面性。对此，请您谈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金良年：本人自1985年进入出版行业，20多年来，出版社招聘编辑几乎都是首先着眼于招聘人员的专业性。至于编辑技能，一般通过工作实践和必要的内部培训来解决。出版社这样做并非无视编辑出版专业性，原因在于，编辑技能基本上是一种经验积累，不同的专业、不同的编辑岗位，甚至不同风格的社和人，其要求和获得途径是不完全一致的。编辑创新，也是根植于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产生。因此，很难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完全掌握这些技能。这样一来，出版社即使招收了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还得自己从头培训、磨炼，而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在专业知识方面又不及专业出身的学生，两相比较，出版社当然不愿意招收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在目前的情况下，编辑专业其实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周百义：我前不久向一家出版社推荐一位编辑出版专业的博士生去应聘，结果这家出版社最终没有录取她，原因是这位博士从本科到硕士、博士都读的是编辑出版专业。他们认为出版社不需要这种对出版理论有研究的学生，他们要的是学生拥有除出版之外的专业素养。出版社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而且这个出版社的负责人自己也是发行专业毕业的。当然，这位负责人后来又取得了中文专业的硕士文凭。
编辑出版专业究竟应当怎么办呢?我们应当借鉴美国的法学院的办学模式。在美国是没有法律本科之说的，法律博士(J.D)是读了本科或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又去考的一种专业。这些人走向社会，除了掌握了法律知识，同时也具有了另外一种专业的素养。我们的编辑出版专业除了培养少数进行出版理论研究的专业人才外，应当培养实用性的人才。编辑出版专业可以不设本科专业，或者只招收从其他专业毕业后的学生。课程的设置也要多考虑出版实务和操作能力而不是背诵出版理论。同时，任课的老师应当有在出版单位工作的经验。我想，如果这样的学生出来后，出版单位会欢迎的。
魏玉山：我认为学科专业与编辑出版专业对于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人员来说，就像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一样，没有第一和第二之分，做好编辑出版工作应该有学科知识，没有一定的学科知识，难以与作者交流，难以把握稿件。但是，编辑出版工作又有自己的特点，做好编辑出版工作必须有编辑出版专业的知识。其实，一个好的编辑出版人员，很难说哪个专业是第一，哪个专业是第二。
吴培华：目前，在中国编辑出版领域关于人才培养的问题，学界与业界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我以为，问题在于大家由于各自所处的立场不同，所以都只重视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作为业界人，自然格外关心自己所招聘的新人，是否能够胜任编辑工作，而且是希望能够尽快进入角色，崭露头角。在他们看来，新编辑的专业知识、学科背景这个是在短时间里无法通过补课的方式得以解决的，而编辑知识则可以在就业后，一方面靠自己的努力和悟性，一方面靠老编辑的传帮带可以很快得到解决的。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高校编辑出版专业脱离中国的出版业的实际比较普遍，从事编辑出版专业的而自己从未从事过这项工作的大有人在，在这样的环境里培养出来的学生，业界自然十分担心。笔者就遇到过在高校学习多年的学生连什么是码洋、图书定价的组成等出版的ABc也不了解。其实，这也难怪学生，因为老师自己也是似是而非。笔者就曾经听说有一个高校老师给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开设过8门专业课的奇闻。
当然，在业界忽视编辑出版理论研究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也确实有轻视编辑出版学的现象存在，认为这个专业培养的学生既无学科背景，又无实践知识和编辑能力。记得在有一期某个出版专业类刊物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许多出版社的掌门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公开表示了对这个专业的不感兴趣。这种现象的发生，学界固然有责任。但是，我们业界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我们许多的社长老总，忙于自己的两个效益的建功立业中，只知埋头拉车，却不抬头看路，论坛因此成了广告的发布场所，研讨会也因此演变为经验交流会。轻视理论，忽视研究，是目前中国出版业界之所以浮躁风气盛行，跟风出版屡禁不止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现代出版的发展需要我们培养出既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又具有实务操作经验；既懂出版规律，又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出版人。现代中国出版业不仅需要出版理论家，而且需要出版家，更需要既懂出版理论又懂出版实务的复合型出版人才。时代已经赋予我们出版教育的历史使命是培养这样的人才，是要研究现代出版实践活动的规律和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培养的对象是出版实践活动的主体，研究的对象是出版实践活动的全过程。显而易见，工作目标和工作性质决定了出版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出版活动的实践，必须符合出版活动的规律，出版教育的改革也不仅仅是专业的设置和教育大纲的规范，如何加强出版教育的实践环节，同样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罗紫初：我认为，进入全媒体出版时代后，出版者已不再仅仅从事简单的编辑加工作业，他们还需兼具项目运作者、内容提供者、高新技术运用者等角色。我们不应还固执地认为：“学科专业性是第一位，编辑出版专业性是第二位。”在构建编辑出版学专业的知识体系中，应坚定不移地将编辑出版专业性放在第一位。为此，要围绕出版项目的顺利运作及出版业的健康发展精心设置课程，要使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具有别的专业的学生不具有的独特的知识结构。这样，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时就具有了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周丽锦：关于学科专业性和编辑出版专业性孰轻孰重，也是学界和业界长期以来争论的问题。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乎双方都振振有词。但凡事不能偏执一端，轻和重显然不是有和无，双方也绝非势同水火，完全可以加以调和，共同发展。然而，从目前的出版实践来看，在现有的编辑出版教学模式没有较大改观的情况下，出版单位更加强调学科专业性是有原因的。
强调学科专业性和近些年出版界所提倡的编辑学者化似乎异曲同工，只是后者的程度更深一些，但用意是相同的。也许当下的出版环境很难造就像张元济、汪原放这样的出版家，但要求编辑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却是大多数出版社的共识。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也说：“要为自己认真地设定思想家、学术家、科学家、文化家的目标，做专家型编辑、学者型编辑。”
这一观点之所以得到普遍的认同，是因为大家越来越发现，学科专业性强的编辑往往具有更强的工作能力，包括策划能力和文字加工能力。
现在，很多出版社的编辑都是多面手，策划、编辑、营销样样都要能胜任，这样无形中就减少了学习、充电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很长一段时间陷入文字加工中而较少关注学界的发展，就会感觉落伍了；而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就能了解不少新的动态，并激发更多的选题设想。因此，出版社大都鼓励编辑参加学术会议。在这种场合，我们会发现，有相关学科背景，甚至也提交了论文的编辑，要比单纯以编辑的身份参会的同行更能赢得学者的青睐，彼此更能产生共鸣。
再说文字加工能力。编辑拿到一部书稿，首先要对稿件的价值进行总体上的鉴别和评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判断其学术价值如何。如果编辑没有专业知识，连读懂稿件都成问题，又何谈判断?当然，我们也可以找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帮助作出判断，但他们的角度又和出版人的角度有所不同。况且，出版社还要为此支付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在编辑部门的选题论证会上，涉及某个专业，也是该专业的编辑最有发言权，他们的意见会得到更多的重视和采纳。在编辑加工过程中，更要依赖编辑的学术能力。公式演算、史实、专业术语是否正确，论述是否台乎逻辑，都要依赖专业知识和素养。如果编辑把正确的地方改错了，会让作者不悦；如果作者的笔误编辑看不出来，会被读者认为编辑水平低。虽说编辑过程中的错误无法杜绝，但具有了相关专业知识至少能大大降低这种可能性。反之，如果编辑能够发现作者的一些“硬伤”并加以修改，往往能够赢得作者的尊敬和感激。另一方面，具有专业背景的毕业生在上学期间就对本专业的学者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和较多的接触，也就是已经拥有了一部分潜在的作者资源，这对于工作后的组稿大有裨益。
反观编辑出版的专业性，很多业界人士认为可以边干边学。一方面，新编辑进入出版社后，社内会组织密集、全面的培训，由出版社内部、学界及业界的授课教师讲授该领域各个方面的知识。这样的培训在日后的工作中也会不定期地进行，而具体的编辑流程、编辑业务，大部分新员工在加工完几部书稿之后就能够基本上掌握。同时，现在大多数出版社还要求新员工在工作两年内考取新闻出版总署的中级职称证书。在这一过程中，新人职者也能够系统地学习编辑知识和业务，并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出版人。
因此，在现阶段，出版社希望编辑是通才，但更希望他们是专才。编辑专业性可为学术专业性锦上添花，增强学生的就业资本，但却似乎很难取代学术专业性。归根到底，要想增强出版单位对编辑专业性的重视，还是要从改变学生的培养方式人手，使之真正符合行业发展的需要。
张养志：我认为，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在学术性研究生培养层面存在的培养和应用“两张皮”的问题。国家实施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战略，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在实施过程中，要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建立产学研一体，高校、政府、企业联动的研究生培养基地，一定程度上使各种学位类型相互衔接，互相支撑，实现学科资源和人才培养资源的有效配置。
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是应用型研究生培养的关键环节和依托平台，是将教师、实业家、政府人员、研究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源共同体”。据调研，研究生培养创2新基地建设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如上海的政府主导型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建设模式，安徽的服务县域发展型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建设模式，湖南的特色管理型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建设模式等。但相对于专业学位教育开展早、规模大、相对成熟的类型来说，出版专业学位显然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迎头赶上。出版硕士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建设需结合行业发展实际，准确定位，围绕特色做文章；进行广泛宣传，寻求政府支持；同时，要重视规范管理，以保障基地健康运行。
★数字出版技术，无论对于学界还是业界，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管理部门应该作出规划，统一协调，学界与业界发挥各自的优势，从理论与实践两个不同的层面去研究探索人才培养的模式和途径。
★在大出版的发展趋势下，设立编辑出版学的高校，更应形成特色化人才培养模式。
本刊记者：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版业加速转型发展的任务日益紧迫，大编辑、大出版已成为未来行业趋势。作为专门为出版业输送人才的基地，面对新的人才需求，教育领域在教材、教学上应作出哪些相应的调整?
吴培华：这个问题，确实应该尽快引起我们的业界尤其是教育界的重视。现代出版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版行业媒介载体多元化的发展来势迅猛，今天已经不是讨论是否需要在培养目标、教学改革、教材建设上要否作出相应调整的问题，而是应该快速上马，迎接现代技术发展对我们传统出版业提出的挑战。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高校来说，尤其应该迅速作出反应。
数字出版技术，无论对于学界还是业界，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管理部门应该作出规划，统一协调，学界与业界发挥各自的优势，从理论与实践两个不同的层面去研究探索人才培养的模式和途径。翻译引进国外先进的教材与理论著作， 以弥补国内这方面匮乏的缺憾。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引进翻译出版的《哥伦比亚数字出版导论》就是一本在业内广受好评的理论著作，完全可以作为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培养数字出版人才的教科书。引进培训师资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业界及技术商、运营商中寻找兼职教师，应该是一个能比较迅捷见效的办法。
蔡翔：从本质上看，“大出版”、“媒介融合”、“出版数字化”等不同表述，都对出版行业复合型人才提出了迫切的需求，而目前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与此需求极不适应。教育领域应按照出版学学科规律，从招生标准、办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师资配置、教材建设、办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出版学属于应用型学科，而高校编辑出版课程设置大多偏重理论，且专业基础课程基本依托于文学。在大出版的发展趋势下，设立编辑出版学的高校，更应形成特色化人才培养模式。
方向一：调整培养方向，不要局限于图书文字编辑这种单一的人才需求，而关注整个出版流程其他环节对人才的需求。比如中国传媒大学在出版专业硕士的课程设置中，便充分结合学校“多媒体融合”特色，强调媒介融合的培养方向。
方向二：调整办学方式，鼓励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可通过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或招收非出版专业本科毕业生成立硕士班等多种方式，探索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最佳途径。
方向三：建议在编辑出版方面具有办学优势的高校调整培养目标，以培养研究生为主，本科生为辅，为出版行业多输送高层次、高质量的专业人才。此外，还可在招生入学环节中，突出专业背景要求，鼓励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报考。
李苓：我认为，大编辑、大出版这样较抽象的概念一旦实质化讨论，就是一个数字出版产业链建构的问题。数字出版的核心竞争力是技术创新和管理能力，而提升这些能力的关键是人才。首先，我国懂数字出版管理的高级人才较少；其次，数字产品技术、研发及销售的人才奇缺，困扰着数字出版化进程的加速；再次，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也给传统出版业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很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出版专业硕士的培养在教学上应该包括与数字出版相关的课程，比重不得少于总学分的1/4。研究生需要懂得一定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数字出版物版权技术等，需要对数字出版物的制作，以及数字出版业的信息化商业运作模式有所了解。
张养志：教材建设是研究生教学体系建设的一个部分，我想就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来谈。
第一，一般来说，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创新，需要体现按较宽口径培养、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的要求，需要更新教学内容、完善课程体系和规范教学过程。课程体系要适应研究生的培养，按一级学科口径打基础，按二级学科口径进行培养提高的要求，既要注重课程的学术性和基础性以及在体系上的完整性，同时又要体现本学科的学科特色。首先，要根据本学科的属性和规范，并结合其发展趋势，分析本学科的特点、优势和人才培养规格定位，科学确定本学科研究生应掌握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按照二级及以上学科架构设置学位课程和必修的基础和专业课程；其次，要根据“拓宽”的要求，结合主要研究方向及对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科学设置选修课和补修课程；其三，要重视相邻学科和交叉学科课程的设置，拓展学生选修的范围和空间：其四，力求使各门课程在加深和拓宽研究生基础理论、学科知识面及相关能力培养等方面既有所分工、有所侧重，又相互补充，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时，要兼顾硕士生课程与本科生课程、本学科课程与相关学科课程之间的相互衔接，真正形成科学、规范同时又充满时代色彩的课程体系。
第二，出版应用型教材建设和调整也应符合教学体系建设的一般要求，但又要突出本学科的特色。就出版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材建设而言，需要明白一个问题，做好两个方面工作。所谓明白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一级学科属性。像其他专业学位类型一样，出版硕士专业学位也应从一级学科层面去理解。在此前提下，需要分两步走进行教材建设，亦即做好两方面工作，通过教材建设促进教学体系的不断完善。首先，在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组织相关院校，在一级学科层面上编写适应专业学位培养要求的基础理论教材和专业基础教材，这类教材是适用于各个院校出版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通用教材，侧重于基础理论、综合素质和专业素养的培养，各教材之间相互呼应，构成一个支撑出版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完整理论知识体系。其次，指导和鼓励各学校根据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在凝练的培养领域(相当于二级学科)编写突出应用的专业教材。对于这类教材的编写，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提出指导性意见，具体由各办学主体组织实施。此类教材的编写应突破以往注重学术性的“学院”特点，吸纳产业界、政府部门及相关研究机构一同参加，使教材在很大程度上体现课堂教学与业界实践的对接，出版理论与出版实务的融合，突出实践性，提倡案例教学，使人才培养更有针对性。
★我们需要博闻的“杂家”，我们需要“既能下得厨房又能出入厅堂。”的复合型的人才，但复合型人才与编辑的专业化并无矛盾。
★学生就像一块璞玉，需要出版社在长期的实践中去打磨，去雕琢。这就是我们常提到的为什么出版社要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提倡每个人要终身学习。
★现代编辑出版业需要复合型人才，但如果仅仅寄希望于高校提供这样的人才，是有悖编辑出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实际上，编辑家、出版家的成长还有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和出版活动才能达成，他们需要出版实践活动的磨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优秀编辑和出版人的成长，需要学界和业界的精诚合作。
本刊记者：现代编辑不仅要有牢固的专业知识、良好的专业功底，而且更要有对新理念、新技术的快速跟进，特别是环境的迅疾适应能力直接影响下的战略前瞻力、出版创新力、市场预测力及沟通协调力。现代编辑被冠以“孙悟空”、“哪吒”等绰号，就是因为他们要担当多重角色，除了固有的某一领域的“专家”、“杂家”、社会活动者、文化评论者等传统“身份”，编辑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设计者”、“技术师”、“网络通”。如今，出版实践领域对复合型人才需求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要求一个人同时掌握各种各样的专业技能是不现实的，站在出版长远发展的角度，您如何看待“专业教育”与“综合教育”的问题?
吴培华：中国的出版业与其他行业一样，在激烈的竞争中走过了数量规模和内容质量的竞争阶段，现在正向竞争的更高一级的阶段发展，这就是产品特色和品牌的竞争。中国的出版业，除了少数组建的出版集团有可能成为“航空母舰”外，绝大多数的出版社决定了它的发展之路必须走特色 化专业化的发展之路，以其无可替代的品牌产品，在中国出版业占有其重要的地位。由此而来，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编辑要走专业化的道路。
我们需要博闻的“杂家”，我们需要“既能下得厨房又能出入厅堂”的复合型的人才，但复合型人才与编辑的专业化并无矛盾。在专业方面，除了对自己的专业熟悉乃至于精通外，我们确实需要编辑视野宽阔，博闻多见，具有广阔的知识面；在能力方面，除了具有编辑的文字基本功与“画龙点睛”般的加工能力，又需要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发现能力，良好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同样需要。在今天新技术迅捷发展的态势下，又要有迅速接受新技术和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但是，我们需要理清的是有的能力是可以在学校里得到锻炼和培养的，有的能力是必须在实践中逐步得以锻炼与提高的。
“专业教育”只是一种教育的规划，教育的内容，教育的方法；而“综合教育”则是教育的观念，教育的目标，教育的模式。就是说，在专业教育中同样应该贯彻综合教育的理念，在综合教育中也应该突出与体现专业教育的目标，这是一种辩证的矛盾关系，我们不应该将之割裂开来。
李岩：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包括专业素养，因此“专业教育”和“综合教育”不会是对立的。“三头六臂”、“七十二变”能面面俱到当然好，但没有哪个编辑天生如此，这种能力也是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磨炼出来的。具体到编辑工作对编辑的要求，我们可以细分来看。首先，编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所供职的出版机构本身就是一个不同功能的综合体，编辑可以借力。其次，要看一个人对自己才能的定位和事业发展的愿景。编辑工作又可分为文案编辑、策划编辑和营销编辑。文案编辑需要扎实的稿件处理能力，而策划编辑、营销编辑重点掌握选题策划、作者经营和营销活动的安排，每种分工的技能要求是不同的。另外，编辑素质的养成不是在学校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到具体的出版机构工作实践之后，不断地调试自身定位，根据不同的定位进行再学习，才能自我成长。
周百义：编辑出版是需要复合性的人才，但我们对待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不能要求他一开始就是“复合型”，而且是“人才”。学生就像一块璞玉，需要出版社在长期的实践中去打磨，去雕琢。这就是我们常提到的为什么出版社要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提倡每个人要终身学习。
一个学生在大学里只有4年时间，加上攻读硕士学位也只有6年，让他在这四年里或者六年里成为一个“通才”是不可能的。关键的是我们的教育要告诉学生社会需要复合型人才，要让学生掌握这些基本的知识。要让学生在掌握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培养终身学习的理念，培养创新的思维。过去，我们曾反复讲到“实践是个大课堂”，“于中学、学中干”，对于出版这种与时俱进的专业而言，这句话仍然没有过时。
魏玉山：不仅是出版业，在其他行业也有复合型人才之说，教育领域甚至提出培养“通才”。但是，社会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化，学科越来越多，知识越来越丰富，复合型人才、通才也越来越难以出现。因此，对于许多学科来说，专业化是其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编辑出版工作者来说，成为复合型人才其实也很困难，我个人觉得不必要求成为复合型人才，但是编辑出版人员应该具有更广博的知识素养。
崔波：我认为，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是编辑出版业需求人才的问题，一个是编辑出版人的自我发展的问题。固然，现代编辑出版业需要复合型人才，但如果仅仅寄希望于高校提供这样的人才，是有悖编辑出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实际上，编辑家、出版家的成长还需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和出版活动才能达成，他们需要出版实践活动的磨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优秀编辑和出版人的成长，需要学界和业界的精诚合作。因此，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毕业仅仅是编辑出版生涯的开始，其成长还需树立终身学习的信念，通过不断的专业支持的过程来发挥潜能，激励自己获得他们在编辑出版中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价值和规律，并有创造性和愉快地应用它们。
李，苓：我坚持编辑出版从业者应该既是“专家”又是“杂家”的观点。所谓综合教育，也就是“通识教育”的学习内容，一个从事文化建构工作的编辑或出版人，是必须要具备这个知识背景的。因此，“专业教育”和“综合教育”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罗紫初：作为一名合格的现代编辑出版工作者，其所需要掌握的知识确实不少。这些知识全部通过高等教育传授是不可能的，需要出版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增长才干。但是，一名出版从业人员所需具备的基本的、主要的知识，却必须通过高等教育来迅速而系统地获取。这就决定了编辑出版学专业的专业教育，在出版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地位。“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思路，是近几年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但对于编辑出版学这一新兴学科而言，尚有很多的高校连本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都难以开出，又哪里能谈“宽”和“厚”!所以，笔者主张：要对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办学进行规范，包括明确高校开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基本条件，尤其是最基本的专任教师人数等；要明确开办编辑出版学专业所必需开设的核心专业课程(法学专业就确定了8门核心专业课程)，以此来保证“专业教育”的基本质量。只有在“专业教育”质量有了保证的前提下，才能考虑“综合教育”的问题。
张养志：我觉得这个问题谈的是出版高级专门人才的定位问题。也就是在科学定位的前提下，如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如何做到综合基础知识掌握和专业技能素养培育之间的统一，从而使我们输送给业界的人才具备“厚基础、宽口径、复合型”之“杂家”素质，以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
目前，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宏观战略指向和出版产业部门的实际需求均表明，北京印刷学院的研究生培养定位只能是应用型。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应是协作式的，培养定位是应用性的。我认为，“应用型研究生培养”的关键词在“应用”二字上。如果把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概而述之的话，那就是：在“用”字上下工夫，在“学”字上打基础，在“新”字上求突破。具体来说，应该明确以下几个方面。
1 突出“德”、“才”、“能”兼备的素质培养，是培养出版应用型人才最基本的前提，也是衡量人才培养是否合格的关键。因此，要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加强教书育人的科学管理，要构建适应应用型研究生培养的德育教育体系。
2 重视“专”、“精”、“深”构成的专业教育，这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专业指向。实施专业化、学术化、职业化的教育，是“应用”的根基。它要求对相关研究方向的某个领域有精细的、精确的、精深的研究，对学科的前沿有非常及时的把握，对学科体系有非常清楚的了解。从这几年研究生培养的现状看，目前应用型人才培养存在的普 遍问题是，学生缺乏一种学科体系意识，学科知识体系不完整，缺乏学科体系培养。一些研究生在大学所学专业与研究生专业相差甚远，跨专业虽然步入了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行列，但由于没有本科4年的专业知识训练，致使破碎的知识碎片组成了他们的知识背景。因而，他们的知识体系是残缺的，致使他们不能更好地担负出版行业的重任。因此，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学生专业基础理论的教育，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专业基础技能的训练，鼓励学生跨专业、跨学科听课，并纳入学分。通过学分制，鼓励学生在“专”上“博”，在“精”上“活”，在“深”上“约”，不断拓展思维空间，不断优化知识结构，不断激活创新能力。如果要问在“深”上“约”是指什么的话，那是说，在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并就相关研究方向的过去、现在和发展趋势有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创新性思维，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思维方法，或者运用相关理论问题分析产业发展现实问题的独到思路。对于应用型研究生来说，只有在深入把握所学专业理论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才能把相关专业知识联系起来思考，创造性思维(也就是“约”)才有依托。如果知识面狭窄，掌握浮浅，就不可能建立系统的专业知识，并进行创造性思维。在这里，我用“约”，就是指在深刻把握系统宽口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创新思维，把理论变成分析具体问题的独到见解，从而温故而知新，达到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专一精深”要求。同时，坚持体现特色的出版传播类教材体系建设，走出培养应用型研究生的特色道路，以提高人才竞争力。
3 突出“化”、“合”、“通”并用的能力培养。善于“化”是学以致用的充分体现，培养学生“化”的能力是教师应有的责任。“合”就是要整合、要综合、要结合，要善于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在培养过程中，应该引导学生对相关出版理论和实践问题大胆地假设，大胆地思考，大胆地追问，为理论和实践创新赋予充分的想象力。“通”就是“通用”、“通才”、“通识”。我们应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更广阔的领域内思考应用型研究生的培养定位，如果把应用型人才培养等同于纯粹为了找个工作的职业教育的话，必将降低研究生培养的层次与质量。
★作为设立编辑出版专业的院校，应当改变教学方法，注重讨论，注重启发，注重实践，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大胆尝试。出版专业可以与出版社或发行单位建立对口关系，让学生一进校就能有实践的机会。
★要培养创新型出版专业高级人才，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将出版专业人士请进来，二是高校师生主动“走出去”。
本刊记者：出版是内容产业，创新是其业态之树常青的根本。数字化的推进，使出版作为内容提供商的定位日益凸显，原创立品牌，品牌立形象，形象居主动，成为众多出版单位的发展战略，出版对内容创新的要求不断提高。然而，创新素质的培养非一日之功，这不仅要求创新主体本身具备相应的禀赋，还要有专门的学习锻炼。对此，院校将如何在这方面用力?
魏玉山：我认为，制约主体创新的因素很多，有其自身的禀赋，也有外部的环境、制度等非人为因素，特别是外部因素甚至会扼杀自身的禀赋。大学阶段是一个人的世界观、方法论等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我觉得，少一点标准答案，多一点个性化的问题，宽容一点“异见邪说”。对学生的创新性思维的形成是有益的。
周百义：培养出版的创新人才，作为院校，关键是要学生养成创新的思维。这就需要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教学方法，都要适应这个要求。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分数论高低，培养的大多是死读书、读死书、循规蹈矩的学生。学生不敢挑战权威，也不能质疑权威，这就是我们常常慨叹中国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获奖者的悲哀。作为没有编辑出版专业的院校，应当改变教学方法，注重讨论，注重启发，注重实践，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大胆尝试。出版专业可以与出版社或发行单位建立对口关系，让学生一进校就能有实践的机会。
叶新：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中国移动、汉王公司、番薯网等新型出版主体进入出版业，出版业变革的新时代正在到来。因此，在出版内容、传播渠道、战略合作伙伴等方面，出版界都在进行艰难的重新选择，也可以说是创新。按我的英国老师卫克安的观点，该是探讨“新出版盈利模式”和重建“新出版经济”的时候了。业界呼唤创新型出版人才的培养，学界也必须对应地探索新的培养模式。
要培养创新型出版专业高级人才，笔者认为有两点：一是将出版专业人士请进来，对学界进行强大的思想激荡，对学生进行实操性的讲解，建构新培养思路。二是高校师生主动“走出去”，老师要么创办出版实体，耍么参与业界操作(特别是数字出版领域)，及时把握最新的出版动态；学生则需要很多的时间到出版企业实习和训练。这样，专业教师就有相当的底气与业界同仁对话、探讨，可以评判和指导业界活动；学生凭借自己的实习经历。也有实力和底气去从事他们喜欢的出版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