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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苏平：诗化的回忆
陈苏平：这是有关“回忆”的一组作品。原本打算取一个通用的名，比如《去年》一类的——当然，内容不仅限于去年，是泛指的——稍嫌笼统，便改成现在的样子，每幅一个名称了。对于回忆这个题材，我觉得是有意思的，时间的淘洗与减化作用，使得繁琐的现实简明通透，有一点诗化的成分在里边。诗与真实，或者在回忆里边恰好调和为一了。
赵奇：因为我对土地爱得深沉
艺报：为什么会喜欢农耕题材？
赵奇：这个题材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农村的回忆和对农村生活的眷恋，而是人对自然的一种依赖，是人性本身的需要，我想要在画面中表达一种哀愁，现在人已经远离自然了。
艺报：渴望更贴近一些自然？
赵奇：对，人跟动物一样会对土地、自然有种与生俱来的热爱和感情，这种本能的依赖和眷恋是流淌在血液中的。现在人的本性失去很多，我的画面很多都是关注人和土地的关系，正好有这个展览，我就拿出几张来展。
艺报：你的画里不带有批判性的，是比较唯美的那种对土地的眷恋？
赵奇：对，这也是一种无奈。
郭全忠：要真实，也要笔墨
艺报：听说你曾经画过一张《自乐班》？
郭全忠：1984年为第六届全国美展创作过一幅，当时的尺寸限制在两米，画得比较拥挤，西方式的构图比较明显，不太强调空间。画展出后画家们认为很好，但是评委可能认为形象有点丑，太真实，太乡村化，所以就没有评上奖。那时候是华君武主持当的评委，后来他再见到那幅画时说了一句话：“评上奖的不一定就是好画，评不上的不一定不是好画。”话一出口他又立即改口了：“评上奖的是好画，评不上奖的也可能是好画。”肯定了我那张画，后来原件被台湾的一个朋友收藏了。
艺报：为什么这次又画了一张呢？
郭全忠：这次画展给我的任务是画田园题材，我想了想，当年《自乐班》画得不是很理想，有点可惜，所以就为这个展览专门又画了一张。
艺报：这张跟原来的相比有何不同？
郭全忠：画面整个的艺术形式和形象都有所变化。这张画更忠于生活一点，郎绍君先生曾给我写过一篇文章，对我的定位是“要真实，也要笔墨”。这张画的尺寸增加了一倍，又增加了一些人，画面有展开，构图上比较松散，笔墨上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王冠军：工笔人物中的
写意情绪
艺报：为什么选择都市男青年题材？
王冠军：其实十几年前就开始创作这个题材了。当时的工笔画创作主要是女性题材和乡土题材，以都市男青年为主题的基本见不到，对于我来说是种挑战。作为一个生于七十年代的艺术家，我能深刻体验到时代的变化和进步，也渴望用自己的语言去描绘我的所见所感。这十几年，我一直在尝试以传统的笔墨来表现现代生活的状态和精神风貌，在塑造形象的时候比较注重挖掘人物内在，希望在描绘中传达一种写意的自然情绪。
艺报：听说你在创作中不使用模特的？
王冠军：这实际上是符合中国画创作观点的，古人讲目识心记，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被客观物象束缚，画得更加主动。创作中很多时候，我其实是在画自己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对生活和时代的体会和对未来的向往。
林容生：唯美与理想化
不可或缺
林容生：《乡村纪实》这两张比较写实，是原来的写生稿整理的，只是在笔墨上做了一些处理，两幅《雨季风景》是表现南方的自然景致，但只是一个自然山水的大体印象，理想化一点，创作过程、画面节奏和内容，跟传统绘画创作方法有点接近，更意象化一点。
艺报：是偏重于安静唯美的？
林容生：对，我觉得作品应该具有唯美的因素，给人以美的感受。
艺报：你对艺术贴近生活是怎样理解的？
林容生：中国传统山水创作中就有很多具体的形象来源于生活，可是又不完全是生活化的，还有很多理想化因素，我也比较喜欢这种创作思维。
观众如是说
生活必须要有艺术
除了画家和理论家以外，展厅里大多数是艺术爱好者，有位观众这样评价：“有点欣慰，老中青三代都有，虽然中年比较多一点，但是年轻的也跟上来了。”作为一名艺术爱好者，他认为生活必须要有艺术，要是没有艺术，生活会很乏味压抑。
展厅中有很多小朋友在看画，不得不说，现在的小孩子在接触艺术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懂的也比较多，一位12岁的小朋友很喜欢郭全忠和王冠军的画，“我觉得郭全忠的画特别好，笔墨用得非常到位。我还比较喜欢王冠军的，颜色用得很好，看起来非常舒服。”
展览引发的思考和讨论
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画展带给他们的更多的是视觉上的享受，而对于业内人士来说，看完画展后更多的是对中国画现状和发展的思考。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认为中国画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找到这个时期大家共同的文化取向。中国画已然成为今天中国文化的视觉样式，而不仅仅是作为画种的语言形态。虽然一方面要讲中国画要有底线，要有自己本质特点、水墨体征、写意特点，看上去是信守中国画的范畴和本性，但如果摆在整个当代视觉文化里面来看，似乎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
艺术品就是要感动人，让人产生思想情感共鸣，而这种共鸣的力量就在于作品中记述的本时代的文化关怀，在文化关怀的基础上，坚持个人的语言探索和风貌。文化层面上的关怀和语言层面上的探索，是中国画在这个时期发展的驱动双轮。
范迪安还强调，中国画的发展应该放在大的文化走势中，这个文化走势就是要缓解百年来中西艺术之间的焦虑。中国画应该积极参与到整个当代视觉文化，包括国际的视觉文化对话里面去。
对于人物画，中国美术馆原学术部主任刘曦林认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图式的过分彰显，和内美的过分疏忽。一个画家不仅应该让人记住他的图式，还应该让人记住他所塑造的形象。比方说，孔紫的那张《搭伴儿》，两个老人之间的的情感联系是非常感人的。他还谈到现在我们普遍的缺失是综合性的文学修养，传统的书法功底、语言修养稍微弱一点。从于心的艺术创作，从于心的补充自己的学养，是很重要的。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曹庆晖认为在主题上应该考虑都市与田园的交互性，都市和田园的分类对于不是客观再现的画作来说显得勉强，可能是都市田园本身题材性的指向，有意无意地使得花鸟画淡出展览结构当中去了，虽不是刻意的，但是缺少了一个分类的话，使得对都市和田园的讨论多少会有一定的影响。艺术要与日常经验拉开距离，加入文化的东西，完成格调的建构。
陈苏平：这是有关“回忆”的一组作品。原本打算取一个通用的名，比如《去年》一类的——当然，内容不仅限于去年，是泛指的——稍嫌笼统，便改成现在的样子，每幅一个名称了。对于回忆这个题材，我觉得是有意思的，时间的淘洗与减化作用，使得繁琐的现实简明通透，有一点诗化的成分在里边。诗与真实，或者在回忆里边恰好调和为一了。
赵奇：因为我对土地爱得深沉
艺报：为什么会喜欢农耕题材？
赵奇：这个题材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农村的回忆和对农村生活的眷恋，而是人对自然的一种依赖，是人性本身的需要，我想要在画面中表达一种哀愁，现在人已经远离自然了。
艺报：渴望更贴近一些自然？
赵奇：对，人跟动物一样会对土地、自然有种与生俱来的热爱和感情，这种本能的依赖和眷恋是流淌在血液中的。现在人的本性失去很多，我的画面很多都是关注人和土地的关系，正好有这个展览，我就拿出几张来展。
艺报：你的画里不带有批判性的，是比较唯美的那种对土地的眷恋？
赵奇：对，这也是一种无奈。
郭全忠：要真实，也要笔墨
艺报：听说你曾经画过一张《自乐班》？
郭全忠：1984年为第六届全国美展创作过一幅，当时的尺寸限制在两米，画得比较拥挤，西方式的构图比较明显，不太强调空间。画展出后画家们认为很好，但是评委可能认为形象有点丑，太真实，太乡村化，所以就没有评上奖。那时候是华君武主持当的评委，后来他再见到那幅画时说了一句话：“评上奖的不一定就是好画，评不上的不一定不是好画。”话一出口他又立即改口了：“评上奖的是好画，评不上奖的也可能是好画。”肯定了我那张画，后来原件被台湾的一个朋友收藏了。
艺报：为什么这次又画了一张呢？
郭全忠：这次画展给我的任务是画田园题材，我想了想，当年《自乐班》画得不是很理想，有点可惜，所以就为这个展览专门又画了一张。
艺报：这张跟原来的相比有何不同？
郭全忠：画面整个的艺术形式和形象都有所变化。这张画更忠于生活一点，郎绍君先生曾给我写过一篇文章，对我的定位是“要真实，也要笔墨”。这张画的尺寸增加了一倍，又增加了一些人，画面有展开，构图上比较松散，笔墨上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王冠军：工笔人物中的
写意情绪
艺报：为什么选择都市男青年题材？
王冠军：其实十几年前就开始创作这个题材了。当时的工笔画创作主要是女性题材和乡土题材，以都市男青年为主题的基本见不到，对于我来说是种挑战。作为一个生于七十年代的艺术家，我能深刻体验到时代的变化和进步，也渴望用自己的语言去描绘我的所见所感。这十几年，我一直在尝试以传统的笔墨来表现现代生活的状态和精神风貌，在塑造形象的时候比较注重挖掘人物内在，希望在描绘中传达一种写意的自然情绪。
艺报：听说你在创作中不使用模特的？
王冠军：这实际上是符合中国画创作观点的，古人讲目识心记，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被客观物象束缚，画得更加主动。创作中很多时候，我其实是在画自己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对生活和时代的体会和对未来的向往。
林容生：唯美与理想化
不可或缺
林容生：《乡村纪实》这两张比较写实，是原来的写生稿整理的，只是在笔墨上做了一些处理，两幅《雨季风景》是表现南方的自然景致，但只是一个自然山水的大体印象，理想化一点，创作过程、画面节奏和内容，跟传统绘画创作方法有点接近，更意象化一点。
艺报：是偏重于安静唯美的？
林容生：对，我觉得作品应该具有唯美的因素，给人以美的感受。
艺报：你对艺术贴近生活是怎样理解的？
林容生：中国传统山水创作中就有很多具体的形象来源于生活，可是又不完全是生活化的，还有很多理想化因素，我也比较喜欢这种创作思维。
观众如是说
生活必须要有艺术
除了画家和理论家以外，展厅里大多数是艺术爱好者，有位观众这样评价：“有点欣慰，老中青三代都有，虽然中年比较多一点，但是年轻的也跟上来了。”作为一名艺术爱好者，他认为生活必须要有艺术，要是没有艺术，生活会很乏味压抑。
展厅中有很多小朋友在看画，不得不说，现在的小孩子在接触艺术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懂的也比较多，一位12岁的小朋友很喜欢郭全忠和王冠军的画，“我觉得郭全忠的画特别好，笔墨用得非常到位。我还比较喜欢王冠军的，颜色用得很好，看起来非常舒服。”
展览引发的思考和讨论
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画展带给他们的更多的是视觉上的享受，而对于业内人士来说，看完画展后更多的是对中国画现状和发展的思考。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认为中国画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找到这个时期大家共同的文化取向。中国画已然成为今天中国文化的视觉样式，而不仅仅是作为画种的语言形态。虽然一方面要讲中国画要有底线，要有自己本质特点、水墨体征、写意特点，看上去是信守中国画的范畴和本性，但如果摆在整个当代视觉文化里面来看，似乎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
艺术品就是要感动人，让人产生思想情感共鸣，而这种共鸣的力量就在于作品中记述的本时代的文化关怀，在文化关怀的基础上，坚持个人的语言探索和风貌。文化层面上的关怀和语言层面上的探索，是中国画在这个时期发展的驱动双轮。
范迪安还强调，中国画的发展应该放在大的文化走势中，这个文化走势就是要缓解百年来中西艺术之间的焦虑。中国画应该积极参与到整个当代视觉文化，包括国际的视觉文化对话里面去。
对于人物画，中国美术馆原学术部主任刘曦林认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图式的过分彰显，和内美的过分疏忽。一个画家不仅应该让人记住他的图式，还应该让人记住他所塑造的形象。比方说，孔紫的那张《搭伴儿》，两个老人之间的的情感联系是非常感人的。他还谈到现在我们普遍的缺失是综合性的文学修养，传统的书法功底、语言修养稍微弱一点。从于心的艺术创作，从于心的补充自己的学养，是很重要的。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曹庆晖认为在主题上应该考虑都市与田园的交互性，都市和田园的分类对于不是客观再现的画作来说显得勉强，可能是都市田园本身题材性的指向，有意无意地使得花鸟画淡出展览结构当中去了，虽不是刻意的，但是缺少了一个分类的话，使得对都市和田园的讨论多少会有一定的影响。艺术要与日常经验拉开距离，加入文化的东西，完成格调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