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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这句肯尼迪演说的点睛之笔，乃是出自被誉为“20世纪白宫捉刀第一人”的索伦森之手。资深枪手和畅销书作家玛西娅·特纳女士透露：“目前《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上榜图书，有多达50%为捉刀之作，而其他类型的图书以至各行各业，都对“幽灵作家”有巨大的需求。”
现今代笔市场的需求很大。作为一门职业，代笔曾被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评为“金融危机中的十大暖春行业”之一。
然而，没有人会将代笔搞成“公开的秘密”，因为代笔除了牵涉到商业、公关等因素外，还有关诚信、名誉等社会身份因素。
代笔是个古老的行业，甚至有人说，有了文字，也就有了代笔。
代笔又称“影子写手”、“捉刀人”，这个群体鲜为人知又饱受诟病。
代笔就像波兰斯基的电影《影子写手》所展示的，长期活跃在西方出版业。名人、行政管理人员和政治家是捉刀人的常客。有些出版商为了增加年出书量，也会雇用捉刀人为知名作家代笔。
尽管在国内代笔还是半明半昧的出版界的潜规则，但代笔有着很大的市场，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合同范围内的事儿。”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首席顾问程三国对《法治周末》记者强调：“你情我愿，两相交易，各取所需，无须多问。”
一位正在筹备出自传的人士向记者坦言其自传就是找的代笔，“我的传记就是请了几个代笔，这没什么奇怪的，大家都是这样，平时忙着工作，又要出书，怎么可能自己写。聪明人把主要精力花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上，演戏是我的主业，既然写作不是我的强项，为什么不找代笔呢？”
就出版方来说，使出“代笔”招数，往往也是基于出版速度的考量。“有些明星传记的选题，尤其是为选秀出身的明星打造的，‘时效性’比较短，还有些当年的热点事件以及畅销类型，次年可能就无人问津。按照正常的出版流程，成名作者可能需要三四个月甚至半年时间用来专心写作，再加上编辑、校对、印刷、铺货等流程，起码得一年以上，那时候，早已时过境迁，黄花菜都凉了！而好的写手赶赶工，一个月就能完成。换了你你会选择哪种？”某资深图书选题策划人表示。
代笔者小雨（化名）在“写手”行里也算资深了。她从某校导演系已毕业几年了，她说：“上学时就开始写剧本，当时大一年级的师姐介绍的，跟着一块做，一集能拿到千元呢，后来知道师姐拿到的是差不多2000元一集。”
“后来也帮人写过自传。”她说，“主要思路是既定的，代笔是帮助作者加速进度的，按照既定框架填充一些内容情节。其实资料和笔记、日记等也都是被代笔人提供的，写作思路也是被代笔人提供的，我们也只是做了文字整理和加工的工作，再加上口述的内容，有时我们也只在做记录工作而已。”她说，一般像名人自传这样的，在开头结尾等几个重要部分下点功夫，其他注水的成分也比较多。“最重要的是要按时完成。有时还要按照要求进行修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女作家“雪米莉”这个名字，几乎可与琼瑶、岑凯伦等齐名，其作品在各大书店、地摊铺天盖地，内容涵盖情海生波、黑帮争斗、警匪搏杀等各类畅销元素，颇具港剧特色，曾创下单册销量上200万册的惊人纪录。事实上，这个笔名并非真有其人，而是几位当时从未去过香港的男“写手”集体包装而成。
“雪米莉”的名字，是当时出版商提议，写作团队“提名”的，为了不出破绽，他们对香港做过详细的风土人情、地理文化考证，收集了包括当地地图、报刊等各种资料，具体而微到哪条街道有棵怎样的林荫树。此外，对世界各地的黑帮案件记录，他们也需要进行专业研究，整理出大量的资料笔记。每当有社会影响力巨大的热门事件，整个团队能够在一到两个月内迅速做出反应，撰写相关小说，并且随时调查读者口味、意见，随时由不同的团队成员来“转型”。
不同于创作型代笔，“攒书”的枪手收费就相应低一些。王先生从事的是与图书出版有些关联的推广工作，他业余也参与过一些“攒书”的工作。通常畅销书的选题确定之后，遵循营销策略，冠名的往往是具有市场号召力的作者。
他告诉记者，比如时下流行的励志书，首先要找到大量资料，写手一方面可以协助作者完成一些不是核心部分的章节，另一方面可以做一些剪辑、编辑工作，文字上再做一些整理加工，千字是20元。“写作的话价格就会高很多，因为毕竟是创作，付出的也要多。”
很多人对于代笔甘于舍弃署名的权利不能理解。对此，王先生觉得“很自然，没有什么不甘心”，“为什么要署名呢？署名的话干的活基本上就是义务劳动了，对我来说，还不如拿到一笔钱有意义”。
代笔作者小利（化名）对记者说：“纯文学的创作代笔难度很大，个人写作风格很突出的书不好模仿，而传记、专著类的就好操作多了。”
小利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市场营销，现在他在一家通讯公司做销售，业余做代笔。除了熟人介绍，在网络发布消息也是联系代笔业务的主要方式。以前自己写过很多专业文章，主要写一些经济管理及市场营销类的文章，多发表在《销售与市场》、《大众投资指南》、《培训》、“中国管理传播网”等国内主要的经济类杂志和网站，至今写作文字已超过了500万。做代笔对他来说已是轻车熟路。
他说：“尽管外界看来遮遮掩掩，事实上这个行业没有那么神秘。现在有很多企业界、经济界、营销界、策划管理咨询界名人要写专著，有代笔需求，有的通过熟人找到他。”因为收费标准不一，他自己制定了专著的代笔酬劳标准：10万字以下按照每字0.8元计，10万字至20万字按照每字0.7元计，20万字至30万字按照每字0.6元计。
代笔之前他会与出书者签订合同，出书者须首先支付总酬劳的10%，以后笔者以“1万字”为单位进行分期交稿，每交稿一次出书者支付所交稿件的酬劳，直到全书写作完成。
据他介绍，一些机构还能提供“代笔、出书一条龙”的服务，一般业务包括代笔写书、著书立传、编写家谱、撰写个人履历、大型文学作品出版物等，同时可以包揽出版事宜、拿到书号以及办理一切其他手续，而且承诺出书后付款。著书时间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往往从一个月到半年不等。
代笔有时候也会引发版权纠纷。
程三国告诉记者，很多代笔的约定是由被代笔者的经纪人之类的中间人来操作。目前法律对此没有十分严格的规定。一些案例的发生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某些代笔人是认可不署名的代笔收费约定的，但后来看到作品出版之后取得成功，才开始在公开场合强调自己才是作品的真正作者，开始主张自己署名的权利，与被代笔人产生一些纠纷。
业内人士承认，“代笔”现象很难有“维权”一说：“许多合同是符合法律手续的，除非‘写手’本人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作家、出版方违约。普通读者很难从‘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角度状告找‘代笔’的作家。读者所接受的文本质量是恒定的，也不像文化产品也不像实物商品有硬碰硬的质量问题。”
“如果代笔人只是对作品进行简单的修改、润色，那么他不拥有这部作品的著作权，如果其润色达到了合作的程度，那么他就同作者共同拥有着作权。”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隋彭生谈道。他说，代笔著作的著作权属的划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一部作品的著作权中，展览权、表演权等财产性权利可以让渡，但署名权、修改权等人身权利则不可让渡。也就是说，代笔者是不能将署名权卖给名人的。
“作家市场化由一个团队做运作，它也可以是一种新型的模式，林达的书就是夫妻两个人写的，很多人不知道以为是一个人，知道不知道都无所谓，你看重的是他的产品。”文化学者吴祚来同样这样认为，“如果一个学者写专著，自己没有水平而让别人代笔获取职称，这是造假。而名人通过代笔获取商业利益，这是市场行为，应该没有问题。”
文学史上的代笔争议久已有之，莎士比亚、《简爱》均是受质疑的对象。“过一段时间就会有这样一些问题，但是都是说说而已。名人代笔非常私密，曝光出来它是伦理问题，不是法律问题。”吴祚来说。
（摘自《法治周末》本文作者：孙政华）（图片201205-34-1）
现今代笔市场的需求很大。作为一门职业，代笔曾被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评为“金融危机中的十大暖春行业”之一。
然而，没有人会将代笔搞成“公开的秘密”，因为代笔除了牵涉到商业、公关等因素外，还有关诚信、名誉等社会身份因素。
代笔是个古老的行业，甚至有人说，有了文字，也就有了代笔。
代笔又称“影子写手”、“捉刀人”，这个群体鲜为人知又饱受诟病。
代笔就像波兰斯基的电影《影子写手》所展示的，长期活跃在西方出版业。名人、行政管理人员和政治家是捉刀人的常客。有些出版商为了增加年出书量，也会雇用捉刀人为知名作家代笔。
尽管在国内代笔还是半明半昧的出版界的潜规则，但代笔有着很大的市场，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合同范围内的事儿。”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首席顾问程三国对《法治周末》记者强调：“你情我愿，两相交易，各取所需，无须多问。”
一位正在筹备出自传的人士向记者坦言其自传就是找的代笔，“我的传记就是请了几个代笔，这没什么奇怪的，大家都是这样，平时忙着工作，又要出书，怎么可能自己写。聪明人把主要精力花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上，演戏是我的主业，既然写作不是我的强项，为什么不找代笔呢？”
就出版方来说，使出“代笔”招数，往往也是基于出版速度的考量。“有些明星传记的选题，尤其是为选秀出身的明星打造的，‘时效性’比较短，还有些当年的热点事件以及畅销类型，次年可能就无人问津。按照正常的出版流程，成名作者可能需要三四个月甚至半年时间用来专心写作，再加上编辑、校对、印刷、铺货等流程，起码得一年以上，那时候，早已时过境迁，黄花菜都凉了！而好的写手赶赶工，一个月就能完成。换了你你会选择哪种？”某资深图书选题策划人表示。
代笔者小雨（化名）在“写手”行里也算资深了。她从某校导演系已毕业几年了，她说：“上学时就开始写剧本，当时大一年级的师姐介绍的，跟着一块做，一集能拿到千元呢，后来知道师姐拿到的是差不多2000元一集。”
“后来也帮人写过自传。”她说，“主要思路是既定的，代笔是帮助作者加速进度的，按照既定框架填充一些内容情节。其实资料和笔记、日记等也都是被代笔人提供的，写作思路也是被代笔人提供的，我们也只是做了文字整理和加工的工作，再加上口述的内容，有时我们也只在做记录工作而已。”她说，一般像名人自传这样的，在开头结尾等几个重要部分下点功夫，其他注水的成分也比较多。“最重要的是要按时完成。有时还要按照要求进行修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女作家“雪米莉”这个名字，几乎可与琼瑶、岑凯伦等齐名，其作品在各大书店、地摊铺天盖地，内容涵盖情海生波、黑帮争斗、警匪搏杀等各类畅销元素，颇具港剧特色，曾创下单册销量上200万册的惊人纪录。事实上，这个笔名并非真有其人，而是几位当时从未去过香港的男“写手”集体包装而成。
“雪米莉”的名字，是当时出版商提议，写作团队“提名”的，为了不出破绽，他们对香港做过详细的风土人情、地理文化考证，收集了包括当地地图、报刊等各种资料，具体而微到哪条街道有棵怎样的林荫树。此外，对世界各地的黑帮案件记录，他们也需要进行专业研究，整理出大量的资料笔记。每当有社会影响力巨大的热门事件，整个团队能够在一到两个月内迅速做出反应，撰写相关小说，并且随时调查读者口味、意见，随时由不同的团队成员来“转型”。
不同于创作型代笔，“攒书”的枪手收费就相应低一些。王先生从事的是与图书出版有些关联的推广工作，他业余也参与过一些“攒书”的工作。通常畅销书的选题确定之后，遵循营销策略，冠名的往往是具有市场号召力的作者。
他告诉记者，比如时下流行的励志书，首先要找到大量资料，写手一方面可以协助作者完成一些不是核心部分的章节，另一方面可以做一些剪辑、编辑工作，文字上再做一些整理加工，千字是20元。“写作的话价格就会高很多，因为毕竟是创作，付出的也要多。”
很多人对于代笔甘于舍弃署名的权利不能理解。对此，王先生觉得“很自然，没有什么不甘心”，“为什么要署名呢？署名的话干的活基本上就是义务劳动了，对我来说，还不如拿到一笔钱有意义”。
代笔作者小利（化名）对记者说：“纯文学的创作代笔难度很大，个人写作风格很突出的书不好模仿，而传记、专著类的就好操作多了。”
小利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市场营销，现在他在一家通讯公司做销售，业余做代笔。除了熟人介绍，在网络发布消息也是联系代笔业务的主要方式。以前自己写过很多专业文章，主要写一些经济管理及市场营销类的文章，多发表在《销售与市场》、《大众投资指南》、《培训》、“中国管理传播网”等国内主要的经济类杂志和网站，至今写作文字已超过了500万。做代笔对他来说已是轻车熟路。
他说：“尽管外界看来遮遮掩掩，事实上这个行业没有那么神秘。现在有很多企业界、经济界、营销界、策划管理咨询界名人要写专著，有代笔需求，有的通过熟人找到他。”因为收费标准不一，他自己制定了专著的代笔酬劳标准：10万字以下按照每字0.8元计，10万字至20万字按照每字0.7元计，20万字至30万字按照每字0.6元计。
代笔之前他会与出书者签订合同，出书者须首先支付总酬劳的10%，以后笔者以“1万字”为单位进行分期交稿，每交稿一次出书者支付所交稿件的酬劳，直到全书写作完成。
据他介绍，一些机构还能提供“代笔、出书一条龙”的服务，一般业务包括代笔写书、著书立传、编写家谱、撰写个人履历、大型文学作品出版物等，同时可以包揽出版事宜、拿到书号以及办理一切其他手续，而且承诺出书后付款。著书时间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往往从一个月到半年不等。
代笔有时候也会引发版权纠纷。
程三国告诉记者，很多代笔的约定是由被代笔者的经纪人之类的中间人来操作。目前法律对此没有十分严格的规定。一些案例的发生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某些代笔人是认可不署名的代笔收费约定的，但后来看到作品出版之后取得成功，才开始在公开场合强调自己才是作品的真正作者，开始主张自己署名的权利，与被代笔人产生一些纠纷。
业内人士承认，“代笔”现象很难有“维权”一说：“许多合同是符合法律手续的，除非‘写手’本人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作家、出版方违约。普通读者很难从‘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角度状告找‘代笔’的作家。读者所接受的文本质量是恒定的，也不像文化产品也不像实物商品有硬碰硬的质量问题。”
“如果代笔人只是对作品进行简单的修改、润色，那么他不拥有这部作品的著作权，如果其润色达到了合作的程度，那么他就同作者共同拥有着作权。”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隋彭生谈道。他说，代笔著作的著作权属的划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一部作品的著作权中，展览权、表演权等财产性权利可以让渡，但署名权、修改权等人身权利则不可让渡。也就是说，代笔者是不能将署名权卖给名人的。
“作家市场化由一个团队做运作，它也可以是一种新型的模式，林达的书就是夫妻两个人写的，很多人不知道以为是一个人，知道不知道都无所谓，你看重的是他的产品。”文化学者吴祚来同样这样认为，“如果一个学者写专著，自己没有水平而让别人代笔获取职称，这是造假。而名人通过代笔获取商业利益，这是市场行为，应该没有问题。”
文学史上的代笔争议久已有之，莎士比亚、《简爱》均是受质疑的对象。“过一段时间就会有这样一些问题，但是都是说说而已。名人代笔非常私密，曝光出来它是伦理问题，不是法律问题。”吴祚来说。
（摘自《法治周末》本文作者：孙政华）（图片201205-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