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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055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学术，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其特有的历史环境下，受到社会政治变迁的影响甚为巨大，以致其兴衰荣枯在时间上与社会政治的重大阶段完全一致，所以，我们在回顾中国的宗教学研究时，可以把它划分为以下三大阶段：
一、上世纪初至1949年
这一时期启蒙思潮与西学东渐对宗教学术有很大的影响。上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下，由于对民族危亡的痛省和现代科学态度的传播，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当中产生了一种启蒙思潮，其中包括怀疑和批判传统宗教的思潮。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西方学术名著的同时，还通过自己所写的“按语”来宣传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他把传统的天命观念和鬼神迷信称为社会“进步之阻力”，主张兴办教育、发展科学、清除“宗教之流毒”。但是严复同时认为，宗教是随着社会进化程度而有高低之别的，并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民众的教化大有好处。
孙中山则分析了中国专制制度与传统宗教观念的联系。他的《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指出：“帝制时代，以天下奉一人，皇帝之于国家，直视为自己之私产，且谓皇帝为天生者，如天子受命于天，及天睿聪明诸说皆假此欺人，以证皇帝之至尊无上，甚或托诸神话鬼语，坚人民之信仰。中国历史上，固多有之。”他又指出，“神权、君权，都是过去的陈迹”，都应在民权时代予以扫除。
章炳麟在《无神论》中则从众生平等角度立论：“惟神之说，崇奉一尊，则与平等绝远也。欲使众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他一方面利用现代科学哲学知识以及逻辑分析方法，从理论上批判有神论和某些宗教教义，堪称20世纪初理性宗教批判的代表，但他同时对佛教另眼相看，视之为“无神论的宗教”。
蔡元培在《社会改良宣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和主张：“数千年君权、神权的影响，迄今未泯，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同人以此建设兹会，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宗教不过是哲学的初阶，哲学发展以后，宗教实没有存在的价值”（《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并且提出了“以美育代替宗教说”。
新文化运动的两位著名的代表人物即胡适与陈独秀也对宗教有所研究。胡适运用历史考证方法研究了中国宗教史的许多专题，写成了《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菩提达摩考》、《论禅宗史的纲领》、《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禅学古史考》、《荷泽大师神会传》、《陶宏景的真诰考》等宗教史学著作。这些著作既采用传统国学的考据方法，又运用西方实证的科学思维，对宗教史学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陈独秀一方面批判儒教，另一方面则推崇基督教。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他说明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是促成欧洲文明的主力，并分析了许多中国人排斥这种仁爱之教的原因。
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最显著成果，是在宗教史学方面。梁启超在这方面的论著曾汇集为《佛学研究十八篇》。陈垣的宗教史专著主要有《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汤用彤于1938年出版《汉魏两晋佛教史》上下两册，他的后人汤一介则于1979年整理出版了他的授課讲义《隋唐佛教史》，这两部被称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对于后世学者开始进行佛教通史研究，无疑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许地山的《道教史》（1934年）和付勤家的《道教史概论》（1934年）和《中国道教史》（1937年），另外，1949年2月出版的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则是此一时期道教经籍研究的压轴之作。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在基督教方面的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
二、1949年至1976年
在毛泽东时代，一切文化和学术活动同别的社会活动一样，都被置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列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要求具有党性。这就决定了包括宗教研究在内的一切学术领域在这个阶段的两大特征：一是指导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一元化，二是学术研究的政治化。
这一阶段的公开出版物偶尔提到宗教时，都把它说成是最荒谬的唯心主义和最落后的社会意识，与迷信并列，与反动并列，与科学对立，与进步对立，与马克思主义对立。更由于主要以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宗教还常常被与反革命的或反动的政治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发表的涉及到宗教的书籍文章一是数量很少，二是都对宗教采取激烈抨击和简单讥评的态度，具有无神论宣传和政治宣传的性质。
这一时期，也就只有佛教研究的情况要好得多，这是因为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巨大，故涉及文史哲领域的论著不能不提及佛教。中国佛教协会在1950年9月创办了《现代佛学》。吕徵应邀举办佛教讲习班，其讲稿也是在文革后的1978年方得出版，题名《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此外，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某些部分，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佛教进行了阶级分析和思想批判，总结了中国佛教的一些特点。任继愈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写作了好几篇长文，这些文章1962年汇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
三、1976年至今
宗教学研究的复苏和发展，从社会政治环境来说，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而从思想意识条件来说，则是思想解放的结果。
在80年代早期和中期，宗教学理论方面的探讨主要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范围内进行。但它已显示出宗教学术界的思想解放的成果，显示出宗教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更开放的认识程度。吕大吉在《宗教学通论》（北京，1989年，第33页）中所作的总结很有代表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宗教观可以为我们的宗教研究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但是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这个观点或那个理论当成现成的结论或永恒不变的教条，更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个别论断当成证明的工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我们不能持宗教徒式的迷信态度，不能用经典作家的语录去代替对宗教的具体分析。”
80年代后期，宗教学界受到了学术界“文化研究”热潮的影响，在思想上集中表现为“宗教文化”思潮。方立天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前言”中写道：“宗教现象是和人类的文化现象紧密联系着的。”吕大吉在《宗教学通论》的“导言”中也说：“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何光沪在“宗教与世界”丛书的“总序”中则说：“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产、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个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二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重迭，而且在其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
随着宗教学研究的发展，一些学者也有意识地把基础性的理论建设列为自己的工作项目。1989年出版的陈麟书的《宗教学原理》，1989年出版的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以及1992年出版的罗竹风、陈泽民主编的《宗教学概论》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吕大吉于1994年出版的《西方宗教学说史》为中国的综合性理论性的宗教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何光沪的《多元化的上帝观》（1991年）一书被视为为中国研究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的第一部著作。卓新平也是十分突出的一位，除研究基督教之外，其《世界宗教与宗教学》一书中有部分文章专门介绍西方宗教学。他还写了《西方宗教学研究导引》一书。刘小枫主编的《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也是宗教哲学方面的代表。
作者简介：林婷婷（1989-），女，汉族，籍贯安徽。哲学硕士，武汉纺织大学。
中国的学术，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其特有的历史环境下，受到社会政治变迁的影响甚为巨大，以致其兴衰荣枯在时间上与社会政治的重大阶段完全一致，所以，我们在回顾中国的宗教学研究时，可以把它划分为以下三大阶段：
一、上世纪初至1949年
这一时期启蒙思潮与西学东渐对宗教学术有很大的影响。上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下，由于对民族危亡的痛省和现代科学态度的传播，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当中产生了一种启蒙思潮，其中包括怀疑和批判传统宗教的思潮。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西方学术名著的同时，还通过自己所写的“按语”来宣传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他把传统的天命观念和鬼神迷信称为社会“进步之阻力”，主张兴办教育、发展科学、清除“宗教之流毒”。但是严复同时认为，宗教是随着社会进化程度而有高低之别的，并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民众的教化大有好处。
孙中山则分析了中国专制制度与传统宗教观念的联系。他的《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指出：“帝制时代，以天下奉一人，皇帝之于国家，直视为自己之私产，且谓皇帝为天生者，如天子受命于天，及天睿聪明诸说皆假此欺人，以证皇帝之至尊无上，甚或托诸神话鬼语，坚人民之信仰。中国历史上，固多有之。”他又指出，“神权、君权，都是过去的陈迹”，都应在民权时代予以扫除。
章炳麟在《无神论》中则从众生平等角度立论：“惟神之说，崇奉一尊，则与平等绝远也。欲使众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他一方面利用现代科学哲学知识以及逻辑分析方法，从理论上批判有神论和某些宗教教义，堪称20世纪初理性宗教批判的代表，但他同时对佛教另眼相看，视之为“无神论的宗教”。
蔡元培在《社会改良宣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和主张：“数千年君权、神权的影响，迄今未泯，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同人以此建设兹会，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宗教不过是哲学的初阶，哲学发展以后，宗教实没有存在的价值”（《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并且提出了“以美育代替宗教说”。
新文化运动的两位著名的代表人物即胡适与陈独秀也对宗教有所研究。胡适运用历史考证方法研究了中国宗教史的许多专题，写成了《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菩提达摩考》、《论禅宗史的纲领》、《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禅学古史考》、《荷泽大师神会传》、《陶宏景的真诰考》等宗教史学著作。这些著作既采用传统国学的考据方法，又运用西方实证的科学思维，对宗教史学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陈独秀一方面批判儒教，另一方面则推崇基督教。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他说明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是促成欧洲文明的主力，并分析了许多中国人排斥这种仁爱之教的原因。
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最显著成果，是在宗教史学方面。梁启超在这方面的论著曾汇集为《佛学研究十八篇》。陈垣的宗教史专著主要有《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汤用彤于1938年出版《汉魏两晋佛教史》上下两册，他的后人汤一介则于1979年整理出版了他的授課讲义《隋唐佛教史》，这两部被称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对于后世学者开始进行佛教通史研究，无疑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许地山的《道教史》（1934年）和付勤家的《道教史概论》（1934年）和《中国道教史》（1937年），另外，1949年2月出版的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则是此一时期道教经籍研究的压轴之作。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在基督教方面的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
二、1949年至1976年
在毛泽东时代，一切文化和学术活动同别的社会活动一样，都被置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列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要求具有党性。这就决定了包括宗教研究在内的一切学术领域在这个阶段的两大特征：一是指导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一元化，二是学术研究的政治化。
这一阶段的公开出版物偶尔提到宗教时，都把它说成是最荒谬的唯心主义和最落后的社会意识，与迷信并列，与反动并列，与科学对立，与进步对立，与马克思主义对立。更由于主要以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宗教还常常被与反革命的或反动的政治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发表的涉及到宗教的书籍文章一是数量很少，二是都对宗教采取激烈抨击和简单讥评的态度，具有无神论宣传和政治宣传的性质。
这一时期，也就只有佛教研究的情况要好得多，这是因为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巨大，故涉及文史哲领域的论著不能不提及佛教。中国佛教协会在1950年9月创办了《现代佛学》。吕徵应邀举办佛教讲习班，其讲稿也是在文革后的1978年方得出版，题名《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此外，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某些部分，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佛教进行了阶级分析和思想批判，总结了中国佛教的一些特点。任继愈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写作了好几篇长文，这些文章1962年汇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
三、1976年至今
宗教学研究的复苏和发展，从社会政治环境来说，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而从思想意识条件来说，则是思想解放的结果。
在80年代早期和中期，宗教学理论方面的探讨主要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范围内进行。但它已显示出宗教学术界的思想解放的成果，显示出宗教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更开放的认识程度。吕大吉在《宗教学通论》（北京，1989年，第33页）中所作的总结很有代表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宗教观可以为我们的宗教研究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但是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这个观点或那个理论当成现成的结论或永恒不变的教条，更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个别论断当成证明的工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我们不能持宗教徒式的迷信态度，不能用经典作家的语录去代替对宗教的具体分析。”
80年代后期，宗教学界受到了学术界“文化研究”热潮的影响，在思想上集中表现为“宗教文化”思潮。方立天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前言”中写道：“宗教现象是和人类的文化现象紧密联系着的。”吕大吉在《宗教学通论》的“导言”中也说：“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何光沪在“宗教与世界”丛书的“总序”中则说：“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产、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个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二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重迭，而且在其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
随着宗教学研究的发展，一些学者也有意识地把基础性的理论建设列为自己的工作项目。1989年出版的陈麟书的《宗教学原理》，1989年出版的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以及1992年出版的罗竹风、陈泽民主编的《宗教学概论》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吕大吉于1994年出版的《西方宗教学说史》为中国的综合性理论性的宗教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何光沪的《多元化的上帝观》（1991年）一书被视为为中国研究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的第一部著作。卓新平也是十分突出的一位，除研究基督教之外，其《世界宗教与宗教学》一书中有部分文章专门介绍西方宗教学。他还写了《西方宗教学研究导引》一书。刘小枫主编的《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也是宗教哲学方面的代表。
作者简介：林婷婷（1989-），女，汉族，籍贯安徽。哲学硕士，武汉纺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