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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大学在跑马圈地的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体制化进程，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曾经大喝一声“大学不是养鸡场”，来批评大学在学生培养体系方面的异化，而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大学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追名逐利的“名利场”，所谓“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现象触目皆是。学术似乎不再是一种韦伯所言的神圣的志业，而仅仅是为稻粱谋的职业而已。面对这种看上去席卷一切的体制化进程，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反抗的可能或者说重新想象未来学术生活的可能？
无处可逃的体制化
《南风窗》：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体制化和大学的行政化等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依托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大都是属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那么现在讨论知识分子体制化的进程意味着什么？
许纪霖：体制化，简单地说，就是一套官僚化的管理制度，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叫做科层管理。韦伯讲，资本主义有两个秘密，一个是会计制度，就是计算成本、投入产出；第二个就是非人格化管理的这个科层管理制度。
这套制度，中国过去是没有的，过去有的是士大夫官僚制，它的背后是博雅之学在支撑它，它有一套儒家信念，更多的是一套礼治。但是，这套所谓的科层管理制度，在价值上是中性的，以科学、理性和合理化的名义、服从公司化的管理目标：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以效率作为衡量标准。而整个效率管理的核心是科层制官僚，由他们通过权力意志来制定游戏的法则。这套东西中国人过去是不熟悉的，1990年代中期以后，以向国际接轨的名义被引进中国。
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它的管理模式已经被普遍化，无论是企业、事业、政府机关，还是大学、中小学，皆以此为运行模式。中国的大学自引入这套考核评价体系之后，现在这套体制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考核都是以科学和价值中立的名义。每个人在选拔、晋升等过程中受制于各种各样的量化考核指标，在这一过程中，学术共同体内在的标准被完全取代，而代之以一套量化的、形式化的指标，比如在权威刊物、核心刊物发了多少篇文章、拿了多少课题项目、得了什么层次的奖项等等，它是“去意识形态化”、“去道德化”，特别是“去学术化”的，与有多少学术内涵、创新价值无关，只是一个外在成功的标志。
在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你几乎无法超越这个体制，因为它关系到你的“身家性命”，你的荣誉、社会身份，收入多少和职务升迁，都与之捆绑在一起，几乎是“天网恢恢”、无所逃避于其间。
《南风窗》：1990年代以后，学术上的专业化进程以及对学术规范的强调都特别凸显，那么知识界的这样一种变化与体制化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吗？
许纪霖：以前，中国人还不太了解学术生产体制是什么样子的，官僚们更多地是以意识形态、而非形式化的条条框框管理大学。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大学没有什么钱吸引老师，老师们也是普遍地清贫，因为体制没有现在这么强大，对人的压抑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左倾余毒。而且那个年代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还健在，他们一言九鼎，学术上好与不好的标准取决于权威的判断。那个时代的知识界，还不是靠形式化的东西来评判学者，虽然意识形态不断干扰着学术的内在标准，但学术共同体内部还是有自己的价值和法则的。即使你不服从，只要你将本职工作做好，还可以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研究。
真正的变化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如今体制已经构成了巨大的压迫性力量，管理阶层像资本家一样，相信人都是懒惰的、自私的，需要一条鞭子不断在后面抽，让他们勤奋起来。于是所设计的体制规则一是奖勤罚懒，二是优胜劣汰，三是锦上添花（绝不雪中送炭），四是赢者通吃。简单地说，拉开资源和收入分配的档次距离，形成一个金字塔，最上层的享受蛋糕中的大部分，而让底层的去分残羹剩饭，这样，就可以利用人性中的贪婪和虚荣，拼命往上挤，按照体制的标准和逻辑，多快好省地生产出学术GDP。
《南风窗》：这样一些人，对体制的不满，其实有很多牢骚的成分，是因为他没有成为体制中占据核心资源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不是真正对这个体制有反思和批判，是不是应该做这样的一个区分，抱怨的人只是在发牢骚？
许纪霖：特别如今，在知识分子当中，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那里，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对这种体制都不满，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是既得利益者、还是弱势群体，皆是牢骚满腹。私下聚会的时候，这种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到了慷慨激昂、愤世嫉俗、涕泪俱下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大部分人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拼命适应这套体制、实践这套体制、按照这套体制的规则来生活。很少有人试图去抵抗这荒谬的体制。
更要命的是，这套荒谬的体制不仅是外在的宰制性力量，而且已经内化了，成为了许多学者的内在价值标准。我发现在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许多年轻学者和博士生，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学术品味和学术价值，只会以外在的量化标准来自我评估和看待同行。这种体制的内在化是更悲哀的，纵然对体制有诸般不满，但体制的价值和标准却已经成为自身价值的一部分，最终使得自我异化。
体制下的怨恨者
《南风窗》：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学术界对一个好的学者的判断标准，和社会上对于成功人士的判断标准，已经慢慢同一化了？
许纪霖：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好学者，什么是好老师，什么是好学生，过去社会有一套价值和伦理标准，行内也有自己的行业标准，今天都被折合为统一、中性的量化指标，或由行政意志、权力意志所主宰的形式化指标，学术性被弱化。
我今天要更强调的是体制如何被内在化的。体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它的可怕之处在于生存于我们的内心。哈维尔当年分析说，当卖蔬菜的经理把“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牌打出来的时候，尽管他干的只是随大流、是应景的活，但这套虚假的意识形态也是被内在化了，成为一个普遍的虚假。久而久之，虚假的应景便会在内心发酵，使得人们逐渐失去了自己内在的价值品味，只剩下空洞的外在形式。 在知识分子当中，在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存在着舍勒所说的怨恨。然而，这种怨恨的对象，并非针对体制本身，而只是权力的操控者，其实，怨恨者和体制本身，在价值观和评判标准上具有高度的同构性，怨恨者与怨恨的对象、共享着一套共同的价值标准。之所以产生怨恨，只是因为体制没有容纳他，让他有获得利益的空间。而怨恨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想办法来改变体制、或者用各种方式来抵抗体制，而只是希望自己更能适应体制、往体制的金字塔顶端爬升。体制会让你成为一个永远的怨恨者，伴随你的一生，漫无尽头。
我将今天的中国社会称之为一个“流动的等级社会”。怨恨不可能产生在世袭的等级社会里面，因为以贵族为中心的等级社会里，各个阶级的人们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责任，也有自己的尊严。怨恨只有在一个流动的平等社会当中才能产生，形式上人人平等，职位对所有人开放，鼓励你去竞争，但在实质上有很多潜规则，被权力或者金钱所操控。于是，才能便不是向上流动的唯一因素，还取决于权力和金钱的因素。
比较更成功者，人们会产生怨恨，欲望永无止境，怨恨也永无止境，而这种怨恨反过来也会成为其往上爬的最大动力。同时，怨恨者又通过从比他低层次的人们那里发泄傲慢，来获得更多的心理补偿，以抵消在高层次那里所遭遇的屈辱感。怨恨者因此有一个普遍的毛病，既蔑视底层的民众、同时又仇视上流社会，可怕的自尊与可怜的自卑奇特地纠结在一起，形成非常扭曲的人格。于是，怨恨在今天的中国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现象，不仅存在于底层民众，而且也存在于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也充满着怨恨。人人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同时在社会当中一有机会就发泄自己的傲慢。
业余精神与点滴抵抗
《南风窗》：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按照这样的分析，这样一个体制化的过程，其实在鼓励今天的学院不断地生产一种占有式的、利己式的人，这样的人格类型，无论是作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或者作为社会的中产阶层，甚至是精英阶层也好，会更少考虑公共的责任，而更多按照资本的逻辑不断扩张自己的生活利益。
许纪霖：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麦克弗森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占有式的个人主义，对自我的肯定，是建立在占有社会各种稀缺资源基础上的，所以他称为占有式的个人主义。今天的学术体制对人性的预设，就是这套占有式的个人主义，对社会的预设也是一个丛林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权力又没有完全退出市场，中国社会和人性中的恶这些年的确在增长。但这只是现实的一面，现实的另一面是，恶在增长，善也在增长。即使在大学内部，在知识分子当中，也有另外一些趋势在出现，用各种方式来抵抗体制。这个抵抗并不是“无限的抵抗”，或“绝对的抵抗”，而是一个“有限的抵抗”，或“点滴的抵抗”。
今天的中国并非一团漆黑，大学里的许多学者和老师，也依然坚守着自己的道德良知和学术底线，而社会各界因为开放和竞争的环境已经形成，人才的争夺成为比照顾关系更重要的考量。
这个社会既有黑暗，也有光明，黑暗当中有顽强的“燃灯者”，他们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周围，让更多的人不再沉沦于黑暗。
《南风窗》：您觉得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就像刚刚您描述的，把体制的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内在化了，比如你们1950年代这一代出生的人，可能有些人会有一种对体制的自觉的疏离感，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跟年轻一代的生活阅历一直从学校到学校比较单一有关？恢复高考后的77、78、79所谓新三届的一些人还是有比较充分的社会阅历，有时候能够保持一种反思、一种疏离感。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以这么单一的方式来应对体制化？
许纪霖：回到学术体制这个话题，我想说的是，每个体制里的人都无法完全抗拒这个体制，不在乎这套量化指标，但千万不能被体制内在化，失去了学术共同体独立的价值标准，特别是自身的学术品味。如果能够做到不仅仅以形式化的外在指标，而能够以内在的学术标准来自我评估、评价同行或要求学生，体现在教学、研究、招生、论文指导和考试答辩诸环节，这就是很了不起的“有限的抵抗”了。
麦金泰尔说过，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利益追求，一种是外在利益，即工具理性的态度，比如做研究只是为了换取职称、过更好的生活，一种是内在利益，即价值理性的态度，比如做研究所追求的是这个研究独有的不可替代的快乐。外在利益是可以替换的，如果有更好的达到目的的方式，但内在利益所获得的那份快乐是不可替换的，是内在于学术活动本身的。如今不少学者已经将对外在利益的考量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而不再有内在利益的快乐感。
无处可逃的体制化
《南风窗》：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体制化和大学的行政化等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依托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大都是属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那么现在讨论知识分子体制化的进程意味着什么？
许纪霖：体制化，简单地说，就是一套官僚化的管理制度，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叫做科层管理。韦伯讲，资本主义有两个秘密，一个是会计制度，就是计算成本、投入产出；第二个就是非人格化管理的这个科层管理制度。
这套制度，中国过去是没有的，过去有的是士大夫官僚制，它的背后是博雅之学在支撑它，它有一套儒家信念，更多的是一套礼治。但是，这套所谓的科层管理制度，在价值上是中性的，以科学、理性和合理化的名义、服从公司化的管理目标：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以效率作为衡量标准。而整个效率管理的核心是科层制官僚，由他们通过权力意志来制定游戏的法则。这套东西中国人过去是不熟悉的，1990年代中期以后，以向国际接轨的名义被引进中国。
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它的管理模式已经被普遍化，无论是企业、事业、政府机关，还是大学、中小学，皆以此为运行模式。中国的大学自引入这套考核评价体系之后，现在这套体制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考核都是以科学和价值中立的名义。每个人在选拔、晋升等过程中受制于各种各样的量化考核指标，在这一过程中，学术共同体内在的标准被完全取代，而代之以一套量化的、形式化的指标，比如在权威刊物、核心刊物发了多少篇文章、拿了多少课题项目、得了什么层次的奖项等等，它是“去意识形态化”、“去道德化”，特别是“去学术化”的，与有多少学术内涵、创新价值无关，只是一个外在成功的标志。
在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你几乎无法超越这个体制，因为它关系到你的“身家性命”，你的荣誉、社会身份，收入多少和职务升迁，都与之捆绑在一起，几乎是“天网恢恢”、无所逃避于其间。
《南风窗》：1990年代以后，学术上的专业化进程以及对学术规范的强调都特别凸显，那么知识界的这样一种变化与体制化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吗？
许纪霖：以前，中国人还不太了解学术生产体制是什么样子的，官僚们更多地是以意识形态、而非形式化的条条框框管理大学。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大学没有什么钱吸引老师，老师们也是普遍地清贫，因为体制没有现在这么强大，对人的压抑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左倾余毒。而且那个年代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还健在，他们一言九鼎，学术上好与不好的标准取决于权威的判断。那个时代的知识界，还不是靠形式化的东西来评判学者，虽然意识形态不断干扰着学术的内在标准，但学术共同体内部还是有自己的价值和法则的。即使你不服从，只要你将本职工作做好，还可以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研究。
真正的变化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如今体制已经构成了巨大的压迫性力量，管理阶层像资本家一样，相信人都是懒惰的、自私的，需要一条鞭子不断在后面抽，让他们勤奋起来。于是所设计的体制规则一是奖勤罚懒，二是优胜劣汰，三是锦上添花（绝不雪中送炭），四是赢者通吃。简单地说，拉开资源和收入分配的档次距离，形成一个金字塔，最上层的享受蛋糕中的大部分，而让底层的去分残羹剩饭，这样，就可以利用人性中的贪婪和虚荣，拼命往上挤，按照体制的标准和逻辑，多快好省地生产出学术GDP。
《南风窗》：这样一些人，对体制的不满，其实有很多牢骚的成分，是因为他没有成为体制中占据核心资源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不是真正对这个体制有反思和批判，是不是应该做这样的一个区分，抱怨的人只是在发牢骚？
许纪霖：特别如今，在知识分子当中，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那里，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对这种体制都不满，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是既得利益者、还是弱势群体，皆是牢骚满腹。私下聚会的时候，这种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到了慷慨激昂、愤世嫉俗、涕泪俱下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大部分人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拼命适应这套体制、实践这套体制、按照这套体制的规则来生活。很少有人试图去抵抗这荒谬的体制。
更要命的是，这套荒谬的体制不仅是外在的宰制性力量，而且已经内化了，成为了许多学者的内在价值标准。我发现在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许多年轻学者和博士生，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学术品味和学术价值，只会以外在的量化标准来自我评估和看待同行。这种体制的内在化是更悲哀的，纵然对体制有诸般不满，但体制的价值和标准却已经成为自身价值的一部分，最终使得自我异化。
体制下的怨恨者
《南风窗》：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学术界对一个好的学者的判断标准，和社会上对于成功人士的判断标准，已经慢慢同一化了？
许纪霖：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好学者，什么是好老师，什么是好学生，过去社会有一套价值和伦理标准，行内也有自己的行业标准，今天都被折合为统一、中性的量化指标，或由行政意志、权力意志所主宰的形式化指标，学术性被弱化。
我今天要更强调的是体制如何被内在化的。体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它的可怕之处在于生存于我们的内心。哈维尔当年分析说，当卖蔬菜的经理把“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牌打出来的时候，尽管他干的只是随大流、是应景的活，但这套虚假的意识形态也是被内在化了，成为一个普遍的虚假。久而久之，虚假的应景便会在内心发酵，使得人们逐渐失去了自己内在的价值品味，只剩下空洞的外在形式。 在知识分子当中，在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存在着舍勒所说的怨恨。然而，这种怨恨的对象，并非针对体制本身，而只是权力的操控者，其实，怨恨者和体制本身，在价值观和评判标准上具有高度的同构性，怨恨者与怨恨的对象、共享着一套共同的价值标准。之所以产生怨恨，只是因为体制没有容纳他，让他有获得利益的空间。而怨恨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想办法来改变体制、或者用各种方式来抵抗体制，而只是希望自己更能适应体制、往体制的金字塔顶端爬升。体制会让你成为一个永远的怨恨者，伴随你的一生，漫无尽头。
我将今天的中国社会称之为一个“流动的等级社会”。怨恨不可能产生在世袭的等级社会里面，因为以贵族为中心的等级社会里，各个阶级的人们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责任，也有自己的尊严。怨恨只有在一个流动的平等社会当中才能产生，形式上人人平等，职位对所有人开放，鼓励你去竞争，但在实质上有很多潜规则，被权力或者金钱所操控。于是，才能便不是向上流动的唯一因素，还取决于权力和金钱的因素。
比较更成功者，人们会产生怨恨，欲望永无止境，怨恨也永无止境，而这种怨恨反过来也会成为其往上爬的最大动力。同时，怨恨者又通过从比他低层次的人们那里发泄傲慢，来获得更多的心理补偿，以抵消在高层次那里所遭遇的屈辱感。怨恨者因此有一个普遍的毛病，既蔑视底层的民众、同时又仇视上流社会，可怕的自尊与可怜的自卑奇特地纠结在一起，形成非常扭曲的人格。于是，怨恨在今天的中国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现象，不仅存在于底层民众，而且也存在于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也充满着怨恨。人人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同时在社会当中一有机会就发泄自己的傲慢。
业余精神与点滴抵抗
《南风窗》：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按照这样的分析，这样一个体制化的过程，其实在鼓励今天的学院不断地生产一种占有式的、利己式的人，这样的人格类型，无论是作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或者作为社会的中产阶层，甚至是精英阶层也好，会更少考虑公共的责任，而更多按照资本的逻辑不断扩张自己的生活利益。
许纪霖：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麦克弗森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占有式的个人主义，对自我的肯定，是建立在占有社会各种稀缺资源基础上的，所以他称为占有式的个人主义。今天的学术体制对人性的预设，就是这套占有式的个人主义，对社会的预设也是一个丛林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权力又没有完全退出市场，中国社会和人性中的恶这些年的确在增长。但这只是现实的一面，现实的另一面是，恶在增长，善也在增长。即使在大学内部，在知识分子当中，也有另外一些趋势在出现，用各种方式来抵抗体制。这个抵抗并不是“无限的抵抗”，或“绝对的抵抗”，而是一个“有限的抵抗”，或“点滴的抵抗”。
今天的中国并非一团漆黑，大学里的许多学者和老师，也依然坚守着自己的道德良知和学术底线，而社会各界因为开放和竞争的环境已经形成，人才的争夺成为比照顾关系更重要的考量。
这个社会既有黑暗，也有光明，黑暗当中有顽强的“燃灯者”，他们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周围，让更多的人不再沉沦于黑暗。
《南风窗》：您觉得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就像刚刚您描述的，把体制的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内在化了，比如你们1950年代这一代出生的人，可能有些人会有一种对体制的自觉的疏离感，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跟年轻一代的生活阅历一直从学校到学校比较单一有关？恢复高考后的77、78、79所谓新三届的一些人还是有比较充分的社会阅历，有时候能够保持一种反思、一种疏离感。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以这么单一的方式来应对体制化？
许纪霖：回到学术体制这个话题，我想说的是，每个体制里的人都无法完全抗拒这个体制，不在乎这套量化指标，但千万不能被体制内在化，失去了学术共同体独立的价值标准，特别是自身的学术品味。如果能够做到不仅仅以形式化的外在指标，而能够以内在的学术标准来自我评估、评价同行或要求学生，体现在教学、研究、招生、论文指导和考试答辩诸环节，这就是很了不起的“有限的抵抗”了。
麦金泰尔说过，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利益追求，一种是外在利益，即工具理性的态度，比如做研究只是为了换取职称、过更好的生活，一种是内在利益，即价值理性的态度，比如做研究所追求的是这个研究独有的不可替代的快乐。外在利益是可以替换的，如果有更好的达到目的的方式，但内在利益所获得的那份快乐是不可替换的，是内在于学术活动本身的。如今不少学者已经将对外在利益的考量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而不再有内在利益的快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