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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徐水县遂城镇石桥村的田间人迹渺无，华北沃野麦苗抽芽，已经过了耕种的季节，如同中国大多数村庄一样，年轻人纷纷出去打工了，偶有几个长者聚在家门口闲谈。徐水，已经连续多年被农业部评为粮食生产先进县，稳定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是留守老人，年轻人只有在农忙时节才回家一两天。这个村庄保持着以半工半农为主体的经营方式。
前不久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聚焦农业现代化，强调建立“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
而对于石桥村来说，他们对规模化经营的感受非常复杂。农民合作之艰、种植利润薄弱、土地流转困难，这些都摆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面前。
合作社的命运
村民王全胜的合作社登记证摆放在他家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一进门便能看见。
2006年10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不久之后，这个消息被王全胜注意到。彼时，中央政策开始向“三农”倾斜，从2004年开始至今，中央连续每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农业的战略地位重新确立。
在石桥村，40多岁的王全胜算是有点见识和眼光的人，他当过兵、担任过一届村支书，也是较早走出去的第一代农民工。“规模化经营肯定是一个趋势”，王全胜觉得自己找到了未来的方向。此前，他靠着去北京、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做建筑工养家。
合作社的手续很快就办下来了。第一瓢冷水也接踵而至。当时，河北省的规定是规模经营必须达到1万亩，才能获得相关照顾和优惠性政策。而整个石桥村的土地加起来，也不超过2000亩。王全胜心灰意冷，不想“再跟政府发生任何联系”。
然而，几年下来，他发现靠着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实现规模化经营。村里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合作社没有盈利点，只能靠他个人售卖农资赚些差价，也很难取得农民的信任，合作社与成员的关系非常松散疏离。投资和贷款近乎奢望。粮食直补更是起不到什么作用。
事实上，在合作社建立之初，王全胜也没有太多成熟的想法。在说服村民加入合作社时，他并不能拿出自己的一套理念，只能大致描述入社的好处。“咱们一家一户是单打独斗，不如绑在一块。统一购买农资、租机器能降低成本。”靠着这番简单的解释，加上“1元钱”的低门槛服务费，吸引了石桥村1/4的农户，土地共千余亩。仅有的投资，就是王全胜自己的七八万积蓄。
资金匮乏，注定了合作社后来的失败。
“市场上的化肥有好有次，总不能只图便宜，坑了村里人。村民们就不太理解，他们说，你弄来的怎么这么贵？有些人买了种子还欠着钱不给。”王全胜感到委屈。他对村民的不理解、不支持很是气愤。合作社也已经沦为农资批发站。因为农资价差，合作社成员对他的信任度逐渐降低。有人提出了退社，大多数成员虽然碍于乡亲关系没有明确退出，却已经回到了事实上的个人耕种状态。现在，合作社已经名存实亡了。
而村民心里也自有一本“经济账”。“大家不想别的，就看有没有得到实惠。就算只收1块钱服务费，但是合作社又服务了什么？也没感到农药、化肥、灭草剂的价格便宜了多少。”村民刘铁军道出了成员的心声。
“如果要做一个职业农民的话，家里至少要有50亩地，才能维持家庭正常开支，多少有点富余。”王全胜说，村里现在人均也就不到2亩地。规模化经营发展不起来，只有靠打工。
规模经营所需要的大量投资无法实现。这是王全胜总结的失败原因。作为集体化的制度设计，合作社意在组织农业规模化生产，提高农民抵抗市场风险、参与市场竞争。然而，第一步的组织化就很难实现。
“老百姓只想着一年能给他多少钱，他就不想想农业是最薄弱的地方，是需要国家来补贴的，可能挣钱吗？农业上的投资又特别大，一台机子动不动就几十万，单说把粮食集中起来这一项，就涉及晾晒、烘干、运输，还要建粮仓，环节太多。没有个五六百万，规模化经营根本无法实现。”王全胜说，合作社的盈利点就是降低成本，而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设备做支撑，合作化经营就是空谈。
他也不是没想过拉投资、找贷款。几年前，曾经找过农村信用社。“我一看那些条条框框，就知道没戏。”王全胜说，无息贷款，现在想都不敢想了。附近村里在外面办企业的、开工厂的、倒卖书的，都被他找了个遍。对方都直言不想挣村里的钱。“其实意思就是村里根本没钱可挣。”王全胜说，虽然大家都说得很委婉，但他知道，最重要的原因是，种粮根本没有利润可言。
种粮的利润
1亩地的投入种子100块，播种25元，整地旋耕140元，4次灌溉的电费20元，打药25元，化肥140元，收割70元……不计人工，小麦的投入每亩大约需要700元。王全胜算了算这笔账。小麦平均产量800斤、玉米1200～1300斤。以1块多钱的粮食收购价计算，一亩地上两茬作物的毛收入也就是2000元。“如果要做一个职业农民的话，家里至少要有50亩地，才能维持家庭正常开支，多少有点富余。”王全胜说，村里现在人均也就不到2亩地。规模化经营发展不起来，只有靠打工。
刘铁军66岁了，已经不用再出去打工，独自操持着10亩地。像他这样子女都不在身边的老人，成了村里的主要劳动力。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4个孩子出了3个大学生，这是他最骄傲的事情，也是曾经头痛不已的难题。“一到要学费的时候，觉都睡不着。”提起往事，刘铁军很是感概。那些年，他只能靠当泥瓦工为孩子们赚取学费，不够的时候，只好四处借钱。
种粮无利可图，这已是农业生产的普遍现实。融入不了城市，也无法完全回归农村，半工半农的理性选择是他们保持最优生活的平衡点。从他们开始走出村庄寻找出路起，这样的状态就没有改变，未来，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就他们的直接感受来说，惠农政策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2004年，中央开始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此后，用于粮食直补的财政支出不断增长。2013年初，中央财政向各地拨付的粮食直补资金和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已经分别达到了151亿元、1071亿元。
对于石桥村的村民来说，“胡椒面”撒到他们身上，显得太过绵薄。当《南风窗》记者问拿到手的粮食直补有多少时，不同的村民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有人说是100多，有人说80。不过是几袋化肥钱，村民们完全没放心上。“补贴不补贴有什么区别，原先没有补贴的时候，50块买袋化肥，现在要100多，要是不补贴，化肥还不涨呢。”一位村民这样说道。王全胜则透露，虽说现在有农机补贴，但背后经常是暗箱操作，买指标也得花钱，“没有关系的农民也就不惦记这个钱了”。
种植小麦、玉米的利润微薄。村民也不是没想过其他路子。1990年代末、2000年初的时候，蔬菜大棚的收益明显高过打工收入，最多的时候，村里有30多户人家种蔬菜大棚。此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很多人选择了拆除大棚，外出打工，在原来的土地上继续耕种不那么费时费工的小麦和玉米。现在，只有3家仍在坚持。万志峰夫妇是其中一家，12亩地全部用于种蔬菜，前后投资了几十万，至今还有十多万没有还清。
“除去成本，一年的收入也就4万元，不如出去打工。”万志峰的妻子说，菜价也不稳定，种出来了贵贱都得卖，总不能烂在地里，小贩把价格压得很低。两人几乎要天天守在地里，蔬菜需要精心照料，最忙的时候，还要雇工。
夫妻俩目前正陷入两难，拆掉大棚出去打工，相当于投资全打了水漂，不拆，又实在不划算。资金周转不开的时候，他们想到镇上的农村银行办小额贷款，也无功而返。“房子和地都不给抵押，货运车也不行。人家说，没这个政策。”万志峰的妻子说，他们只不过想贷5万元。
“土地流转不好操作，大家不会放手把地交给别人，除非承诺一年能给的钱，远远大于他们自己耕种的收入，而种粮利润这么低，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他们现在最希望的是能够将大棚转包出去，然而并没有人愿意接手。“都知道挣不了钱。”她说。
土地如何流转
现有的小农户种植模式利润微薄，不可能为农民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合作社方式或规模化大生产面临资金掣肘，与此同时，即使资本和项目统统具备，土地的流转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
刘铁军的几个子女大学毕业后都留在了城市，10亩地的收入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他也希望能够脱离农业生产，然而，如果要把地交给哪个人来耕种，他还是有些担心：“就怕承诺不算数。”倘若有成规模的经济组织需要，他表示愿意把土地流转出去。
“农民即使出去打工了，也不太愿意把地交给别人去种。”刘铁军说，就怕将来有什么变动，谁都不想找这个麻烦。
土地，不仅是他们最后的生活保障，也是内心的依赖与情结。“祖祖辈辈都种这些地，总觉得离开了心里不踏实。”万志峰的妻子说。村里人大多能够接受的方式，只是换地。她的蔬菜大棚租了别人两亩地，租金已经涨到了1000多块，即便如此，对方也始终不放心，想着要把地收回去。
“土地流转不好操作，大家不会放手把地交给别人，除非承诺一年能给的钱，远远大于他们自己耕种的收入，而种粮利润这么低，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王全胜说，没有利益的驱动，农民对土地流转不会有太大兴趣。
事实上，害怕失地的担忧与土地没有确权也大有关系。石桥村的土地划分仍然延续着口头约定和已经形成多年的格局。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其使用权、经营权和承包权由农户享有，但长久以来并没有得到普遍、明确、法定的产权界定。这大大制约了农民土地流转的主动性。村主任王雨清说，2013年上半年的时候，听到过石桥村要进行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确权的消息，却迟迟不见行动。她也曾经去镇里问过情况，答复是：“上面是有这个指示，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就不知道了。”
“谁的地谁种”、“谁种的归谁”，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在确权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石桥村便不可能有种粮大户。承包地最多的人家也不过三四十亩。与有可能因流转而产生的纠纷相比，每年回来几天自己耕种并不是什么难事。种粮的更大功能不在于增收，只是为了保住土地。
村主任王雨清也正为找不到规模化经营的出路而苦恼，她说，有外地的人曾经向村里表达想承包种苹果的意愿，但都没有谈成。村民要价太高，一亩地的租金达到1200元，这让投资者望而却步。听到这番话，王全胜很是不屑，轻轻地哼了一声：“种苹果？前5年都不会有收益，谁愿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