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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表于2002年的长篇小说《泥鳅》是当代作家尤凤伟的代表作品，作者以知识分子的身份，站在弱者与良知的角度对底层世界进行了原生态的揭露，以独特的叙事策略体现了作者对底层社会生存困境的关怀和对现实问责的年的勇气。
关键词：《泥鳅》;叙事策略
《泥鳅》是尤凤伟沿“存在与人性”这个母体前行的作品，作者将视角范围聚焦到了二十世纪末期的底层世界里，描写了以国瑞为主的打工群体怀揣梦想奔赴都市奋斗，却在光鲜亮丽的都市中陷入绝境的全过程。小说以独特的叙事策略体现了作者对底层社会生存困境的关怀和对现实问责的年的勇气。
一、“泥鳅”的隐喻
作为尤凤伟长篇小说《泥鳅》中的泥鳅，其意象是一个涵盖全书内蕴的隐喻，也是贯穿全篇的点睛之笔，更是与书中主要人物的命运息息相通。
其一象征着与泥鳅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作为嫖客的国瑞第一次也是仅此一次与身为妓女的小齐在“登月”相遇，按道理他们在事后应该再无交集，可因为吉祥鱼——泥鳅的存在，让他们相互慰藉、悲喜交集，结下了不解之缘。文中的他们可以说是彼此相似、相互照映，不过都是被逼良为娼的底层群体。他们拥有共同的秉性与喜好，拥有纯洁的心灵，质无暇的天性，彼此相互关爱。像泥鳅不论身份多么卑微，环境多么恶劣，仍共同坚守着属于泥鳅的那份淳厚质朴、坚韧无暇的品质。他们相互通过吉祥鱼泥鳅的身上看到了彼此的身影，二人恍若一人，更是懂得互相尊重，怜惜顾恤。
其二象征着两条鱼的地位极度悬殊。文中的国瑞将侄儿送给自己的泥鳅带到了玉姐的别墅里，放在“金龙、银龙”的旁边，虽近在咫尺，却显现出天壤之别的差距。就连国瑞自己也觉得怪怪的：“倒没想高贵卑微什么的，只觉得把两者放在一块很不协调，就像叫花子和大老板在一起。”[1]这里表面是写鱼，实则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穷与富、贵与贱的巨大差异，透视出同在社会下却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
其三是作品核心喻意——“雪中送炭”。作品中这是一道诡异而残忍的菜：“雪中送炭”，即泥鳅炖豆腐：“将整块豆腐放在锅里，浇上高汤，再把活泥鳅放入，文火加热，随着温度不断升高，泥鳅痛苦，一股脑往还没热起来的豆腐里钻，不久汤里的泥鳅一条也不见了，全进到豆腐里。”[2]“雪中送炭”中的泥鳅象征着那些挣扎于底层并任人摆弄的群体。对于这道菜，其寓意构成了作品核心的张力及内蕴结构，底层个体像是热锅里的泥鳅一样被伤害、玩弄，并在屈辱和压抑中倍受折磨，最终痛苦而又扭曲的走向灭亡。
二、针砭时弊的反讽
反讽又称反语，是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或者写作技巧。它不仅是一种正话反说的修辞技巧，也是一个作家在身处弱势而不负使命揭露黑暗、对抗强权、批判社会的智慧策略。
尤凤伟的《泥鳅》采用的反讽叙事策略是独特的结构和叙事所构成的。小说开头就以国瑞案子的审理为事件线索，执法者义正言辞的审讯可说是贯穿全文。国瑞卷宗里写道执法者说：“我们不想让你将所有的经历当成故事讲，对于和案件无关的事我们毫无兴趣”，“你的态度很不好，不得隐瞒和说谎”，执法者们正襟危坐、庄严公正的对待着国瑞的审讯，不过在审讯中却是“讲讲你和那个叫玉姐女人之间的私情”“接过吻？拥过抱？抚摸过？”[3]等等一些只对涉案人物的私生活、性生活感性趣的问题，可说是“管娼的比卖娼的还要娼”！这样“明察秋毫、严肃认真”的执法者，却在最后关键取证时，写道“‘这个……只能证明你采访过他，并不能证明他说的事实’。卷宗三之后的审讯记录竟不翼而飞（摘自国瑞卷宗三，注：抽出，作废）”。[4]如此荒唐无稽的执法行为，可说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真实投影，对社会的法制建设是极具讽刺效果的！通读全文后可以发现，文中的各类执法者、审判者和当事人、受害者的身份特性都是作者相互调换的，如制止犯罪的人民警察和以身牟利的妓女小寇、公正巍然的执法法官和持刀抢劫的犯人蔡毅江，高文明素养的天使医生和杀猪卖肉的屠夫小解……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角色，一类是在底层中仅有初高中文化的农民、打工者，另一类是都市中高文化的执法者、公务人员，可笑的是他们的品行却是做了互换，而且作者巧妙的运用反讽这一手法，对他们的地位、身份加以修饰点缀，又从情节的发展中来透视其言行品质的差距，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关系，并将道貌岸然的都市高层加以丑化，对底层弱势群体的纯朴品质进行讴歌。
3.3“镶嵌体裁”的隐义
此外，“镶嵌体裁”在文中也是大有体现，最明显的是对国瑞的审问卷宗，全文共有12处。此外还穿插了民间故事、回忆录等体裁，是多声部的杂糅。“多重声音的加入，破坏了固有的统一，使文本的内部产生分裂，增强了长篇小说对不同社会层面和价值观点的包容力、囊括力和概括性，这是《泥鳅》的叙述上最值得注意之处。”[5]正如小说理论家巴赫金提到的，这些体裁“多数情况是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反映作者意向，其中个别的部分可能与作品的最终文意保持着大小不等的距离。”[6]《泥鰍》的大量引入、穿插文体，都是在侧面体烘托、证实着作者的发现。作者更是借助虚拟作家艾阳的《凶手》《一个案件的几种说法》，充分揭露了造成底层群体命运悲剧、生活痛苦、人性扭曲乃至灭顶之灾的社会根源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曝光和无情的鞭挞，指出悲剧并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社会因素酿造的，而是由于国家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两极化，社会精神文明的丑陋风习风气和官商合谋贪腐与制度的残缺漏洞所共同合力导致的。尤凤伟秉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现实批判精神，对此进行了深度的透视，以期望引起社会的疗救、变革的注意。既是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之情，也显示出作者干预社会、敢于针砭时弊的英勇和决心。《泥鳅》带来隐在层面的这些问题，在文中的“镶嵌体裁”里都可以找到证据，而这种显露形式中潜在的意味，也是值得我们咀嚼思考的。
参考文献
[1]尤凤伟.《泥鳅》.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188
[2]尤凤伟.《泥鳅》.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264
[3]尤凤伟.《泥鳅》.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192
[4]尤凤伟.《泥鳅》.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346
[5]周立民 赵淑平.《世界何以如此寂寥无声﹤泥鳅﹥中的底层世界及其描述方式》[J].《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05
[6]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55
作者简介：
王丹（1982-），女，汉族，重庆人，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应用写作教研室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泥鳅》;叙事策略
《泥鳅》是尤凤伟沿“存在与人性”这个母体前行的作品，作者将视角范围聚焦到了二十世纪末期的底层世界里，描写了以国瑞为主的打工群体怀揣梦想奔赴都市奋斗，却在光鲜亮丽的都市中陷入绝境的全过程。小说以独特的叙事策略体现了作者对底层社会生存困境的关怀和对现实问责的年的勇气。
一、“泥鳅”的隐喻
作为尤凤伟长篇小说《泥鳅》中的泥鳅，其意象是一个涵盖全书内蕴的隐喻，也是贯穿全篇的点睛之笔，更是与书中主要人物的命运息息相通。
其一象征着与泥鳅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作为嫖客的国瑞第一次也是仅此一次与身为妓女的小齐在“登月”相遇，按道理他们在事后应该再无交集，可因为吉祥鱼——泥鳅的存在，让他们相互慰藉、悲喜交集，结下了不解之缘。文中的他们可以说是彼此相似、相互照映，不过都是被逼良为娼的底层群体。他们拥有共同的秉性与喜好，拥有纯洁的心灵，质无暇的天性，彼此相互关爱。像泥鳅不论身份多么卑微，环境多么恶劣，仍共同坚守着属于泥鳅的那份淳厚质朴、坚韧无暇的品质。他们相互通过吉祥鱼泥鳅的身上看到了彼此的身影，二人恍若一人，更是懂得互相尊重，怜惜顾恤。
其二象征着两条鱼的地位极度悬殊。文中的国瑞将侄儿送给自己的泥鳅带到了玉姐的别墅里，放在“金龙、银龙”的旁边，虽近在咫尺，却显现出天壤之别的差距。就连国瑞自己也觉得怪怪的：“倒没想高贵卑微什么的，只觉得把两者放在一块很不协调，就像叫花子和大老板在一起。”[1]这里表面是写鱼，实则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穷与富、贵与贱的巨大差异，透视出同在社会下却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
其三是作品核心喻意——“雪中送炭”。作品中这是一道诡异而残忍的菜：“雪中送炭”，即泥鳅炖豆腐：“将整块豆腐放在锅里，浇上高汤，再把活泥鳅放入，文火加热，随着温度不断升高，泥鳅痛苦，一股脑往还没热起来的豆腐里钻，不久汤里的泥鳅一条也不见了，全进到豆腐里。”[2]“雪中送炭”中的泥鳅象征着那些挣扎于底层并任人摆弄的群体。对于这道菜，其寓意构成了作品核心的张力及内蕴结构，底层个体像是热锅里的泥鳅一样被伤害、玩弄，并在屈辱和压抑中倍受折磨，最终痛苦而又扭曲的走向灭亡。
二、针砭时弊的反讽
反讽又称反语，是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或者写作技巧。它不仅是一种正话反说的修辞技巧，也是一个作家在身处弱势而不负使命揭露黑暗、对抗强权、批判社会的智慧策略。
尤凤伟的《泥鳅》采用的反讽叙事策略是独特的结构和叙事所构成的。小说开头就以国瑞案子的审理为事件线索，执法者义正言辞的审讯可说是贯穿全文。国瑞卷宗里写道执法者说：“我们不想让你将所有的经历当成故事讲，对于和案件无关的事我们毫无兴趣”，“你的态度很不好，不得隐瞒和说谎”，执法者们正襟危坐、庄严公正的对待着国瑞的审讯，不过在审讯中却是“讲讲你和那个叫玉姐女人之间的私情”“接过吻？拥过抱？抚摸过？”[3]等等一些只对涉案人物的私生活、性生活感性趣的问题，可说是“管娼的比卖娼的还要娼”！这样“明察秋毫、严肃认真”的执法者，却在最后关键取证时，写道“‘这个……只能证明你采访过他，并不能证明他说的事实’。卷宗三之后的审讯记录竟不翼而飞（摘自国瑞卷宗三，注：抽出，作废）”。[4]如此荒唐无稽的执法行为，可说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真实投影，对社会的法制建设是极具讽刺效果的！通读全文后可以发现，文中的各类执法者、审判者和当事人、受害者的身份特性都是作者相互调换的，如制止犯罪的人民警察和以身牟利的妓女小寇、公正巍然的执法法官和持刀抢劫的犯人蔡毅江，高文明素养的天使医生和杀猪卖肉的屠夫小解……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角色，一类是在底层中仅有初高中文化的农民、打工者，另一类是都市中高文化的执法者、公务人员，可笑的是他们的品行却是做了互换，而且作者巧妙的运用反讽这一手法，对他们的地位、身份加以修饰点缀，又从情节的发展中来透视其言行品质的差距，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关系，并将道貌岸然的都市高层加以丑化，对底层弱势群体的纯朴品质进行讴歌。
3.3“镶嵌体裁”的隐义
此外，“镶嵌体裁”在文中也是大有体现，最明显的是对国瑞的审问卷宗，全文共有12处。此外还穿插了民间故事、回忆录等体裁，是多声部的杂糅。“多重声音的加入，破坏了固有的统一，使文本的内部产生分裂，增强了长篇小说对不同社会层面和价值观点的包容力、囊括力和概括性，这是《泥鳅》的叙述上最值得注意之处。”[5]正如小说理论家巴赫金提到的，这些体裁“多数情况是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反映作者意向，其中个别的部分可能与作品的最终文意保持着大小不等的距离。”[6]《泥鰍》的大量引入、穿插文体，都是在侧面体烘托、证实着作者的发现。作者更是借助虚拟作家艾阳的《凶手》《一个案件的几种说法》，充分揭露了造成底层群体命运悲剧、生活痛苦、人性扭曲乃至灭顶之灾的社会根源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曝光和无情的鞭挞，指出悲剧并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社会因素酿造的，而是由于国家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两极化，社会精神文明的丑陋风习风气和官商合谋贪腐与制度的残缺漏洞所共同合力导致的。尤凤伟秉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现实批判精神，对此进行了深度的透视，以期望引起社会的疗救、变革的注意。既是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之情，也显示出作者干预社会、敢于针砭时弊的英勇和决心。《泥鳅》带来隐在层面的这些问题，在文中的“镶嵌体裁”里都可以找到证据，而这种显露形式中潜在的意味，也是值得我们咀嚼思考的。
参考文献
[1]尤凤伟.《泥鳅》.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188
[2]尤凤伟.《泥鳅》.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264
[3]尤凤伟.《泥鳅》.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192
[4]尤凤伟.《泥鳅》.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346
[5]周立民 赵淑平.《世界何以如此寂寥无声﹤泥鳅﹥中的底层世界及其描述方式》[J].《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05
[6]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55
作者简介：
王丹（1982-），女，汉族，重庆人，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应用写作教研室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