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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言志” 和“诗缘情” 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命题。但是，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转变的原因一直为学术界所探讨，两者之间的过渡因素在我国现在学术界中说法不一。本文从魏晋时期社会的变动、崇文风尚的提倡以及玄学思想的兴盛与屈原思想这三方面探究“诗言志”到“诗缘情”转变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时期；诗言志；诗缘情；文学自觉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两大理论源头，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过程中，二者的关系如何以及如何从“诗言志”过渡到“诗缘情”，在我国现在学术界中说法不一。但是毫无疑问，魏晋时期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阶段。纵观整个魏晋时期，人们对诗歌的认识，越来越注重个人感情的抒发，迎来诗学自觉的时代。这种自觉的产生原因与当时的社会政治、以及学术思想密不可分。
一、魏晋时期社会的变动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频繁的时期，从三国之战开始人们就处于烽火硝烟之中，之后围绕皇权的争斗一直不断，加上社会中地方权贵的利益冲突等等。这些社会的变动导致了人们一向视为神圣的正统观念被颠覆，正统的儒家道德思想受到质疑。文人开始从群体意志中走出来，个体变得更加突出。这就引发了个人自我的觉醒，文人开始注重自己内心情感的抒发，自我人生价值超越了外在价值。
有一种说法，叫做“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话是指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应当能够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反之，当社会政治处于动荡不安的情况，文人不可避免的会经历挫折、遭受不幸。有的是不得志有的甚至是国破家亡。这种经历虽说痛苦万分但是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阅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对社会，对人生都有了不同常人的认识和感悟。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诗言志”根本不能满足文人的需求，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方式宣泄个人感情。因此，这些文人通过自己的诗、自己的作品宣泄自己的情感，他们的作品更能给人们带来强烈的感情冲击。所以说国家不幸诗家幸，魏晋时期虽然处于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中，但是艰难的生活却正好丰富了文人的阅历，文人作品的主题或题材大都与魏晋动荡黑暗的社会大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在魏晋时期战乱不断，社会动乱，文人难以得志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诗来宣泄自己的情感。
二、崇文的风尚
魏晋时期虽然处于政治动荡期间，但是文学的发展却是中国文学史上比较辉煌的时期，这当中的原因与当时的朝廷政策也是密不可分的。在曹操统治时期，为了打击士族豪强的势力，曹操重点采用一些出身卑微却有才的人做官，因此提出“唯才是举”的政策，提倡只要是贤才之人，无论出身，均可为朝廷所用。这一政策的颁布虽说无可非议是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考虑，但是对当时文学发展也是起到推进作用的。
“唯才是举”中的“才”在一定层面上绝大多数指的是有着战绩或者政绩的贤能之人，但是也包括文“才”。这一政策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许多文人想借此政策展现自己的才华，这就产生了一大批有才华的文官。除此之外，曹操还提出“被污辱之名， 见笑之行， 或不仁不孝， 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 ， 这体现出曹操要弃道缘情的思想，主张文学应当宣扬个人情感，不应被道德礼仪所束缚。
在曹操之后，其子曹丕也非常重视文学的情感抒发。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之后魏晋的权贵也大多崇尚文学， 他们带头创作并招揽文士， 崇文风气愈演愈烈。这些都为文学的自觉起到了推波助浪的作用。
三、玄学思想的兴盛与屈原的生死之情
在儒学思想濒临瓦解的情况下兴起的魏晋玄学，是个体意识觉醒的哲学基础。玄学是以老庄哲学为主的哲学。其主要思想是反对正统观念，反对礼乐，提倡自然人道。魏晋时，玄学逐步代替儒学，并影响文人的创作倾向，摆脱了正统观念之后，文人的思想更加活跃、情感更直接地宣泄。
其实“诗言志”中的“志”一开始是是含情的，它不单指志向，也包含着表达个人情感。但是由于之后儒学思想过分地夸大当中志的含义，导致“诗言志”这一概念成为片面的理性概念。可是后来儒家学派片面夸大“志”的理性内涵， 把“志”看成是体现封建伦理道德的理性概念。到了魏晋时期，随着儒家思想的束缚被解除，道家、玄学思想的活跃，人的个体获得解放，人们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不断深入，所以就突破了儒学的束缚，把之前对诗的情感的认识凸现出来。
除此之外，屈原的思想对魏晋“诗缘情”也产生了影响。屈原的生死之情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充分显露，是一种理性的情感抉择，它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哀伤，是情感的直接反应。在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死亡枕藉，使各种哀歌从死别到生离，从社会景象到个人遭遇发展到一个空前的深刻度。它超越了一般情绪的发泄而上升到对人生苍凉的感喟。这时对“情”的抒发，更注重情感本身的意义价值。这正是玄学思想的自然人道与屈原的死亡反思的一往情深的充分交融。
综上所述，从“诗言志”走向“诗缘情”绝非偶然。魏晋时期，由于当时社会的动荡导致正统观念的瓦解，个体意识开始觉醒，残酷的社会现实压迫着人们，文人迫切需要宣泄个人情感，形成了文学自觉的时代。加之当时朝政崇尚文学，提倡广纳贤才，重视文“才”，给了文人展示才华的空间。此外，玄学思想的盛行以及屈原的生死之情影响了文人的生活状态，开始摆脱正统的儒学思想，将“情”居于主导地位。当“情”迫切需要被表达出来时，“诗言志”走向“诗缘情”便成为一种内在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欧阳年.魏晋南朝文学自觉性成因浅析[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
[2]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J].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 洪树华.20 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J].社会科学研究，2004.（4）
[4] 李泽厚.华夏美学[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于海蓉（1991.10～），女，江苏盐城人，云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2014级艺术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文化学。
关键词：魏晋时期；诗言志；诗缘情；文学自觉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两大理论源头，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过程中，二者的关系如何以及如何从“诗言志”过渡到“诗缘情”，在我国现在学术界中说法不一。但是毫无疑问，魏晋时期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阶段。纵观整个魏晋时期，人们对诗歌的认识，越来越注重个人感情的抒发，迎来诗学自觉的时代。这种自觉的产生原因与当时的社会政治、以及学术思想密不可分。
一、魏晋时期社会的变动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频繁的时期，从三国之战开始人们就处于烽火硝烟之中，之后围绕皇权的争斗一直不断，加上社会中地方权贵的利益冲突等等。这些社会的变动导致了人们一向视为神圣的正统观念被颠覆，正统的儒家道德思想受到质疑。文人开始从群体意志中走出来，个体变得更加突出。这就引发了个人自我的觉醒，文人开始注重自己内心情感的抒发，自我人生价值超越了外在价值。
有一种说法，叫做“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话是指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应当能够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反之，当社会政治处于动荡不安的情况，文人不可避免的会经历挫折、遭受不幸。有的是不得志有的甚至是国破家亡。这种经历虽说痛苦万分但是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阅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对社会，对人生都有了不同常人的认识和感悟。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诗言志”根本不能满足文人的需求，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方式宣泄个人感情。因此，这些文人通过自己的诗、自己的作品宣泄自己的情感，他们的作品更能给人们带来强烈的感情冲击。所以说国家不幸诗家幸，魏晋时期虽然处于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中，但是艰难的生活却正好丰富了文人的阅历，文人作品的主题或题材大都与魏晋动荡黑暗的社会大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在魏晋时期战乱不断，社会动乱，文人难以得志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诗来宣泄自己的情感。
二、崇文的风尚
魏晋时期虽然处于政治动荡期间，但是文学的发展却是中国文学史上比较辉煌的时期，这当中的原因与当时的朝廷政策也是密不可分的。在曹操统治时期，为了打击士族豪强的势力，曹操重点采用一些出身卑微却有才的人做官，因此提出“唯才是举”的政策，提倡只要是贤才之人，无论出身，均可为朝廷所用。这一政策的颁布虽说无可非议是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考虑，但是对当时文学发展也是起到推进作用的。
“唯才是举”中的“才”在一定层面上绝大多数指的是有着战绩或者政绩的贤能之人，但是也包括文“才”。这一政策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许多文人想借此政策展现自己的才华，这就产生了一大批有才华的文官。除此之外，曹操还提出“被污辱之名， 见笑之行， 或不仁不孝， 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 ， 这体现出曹操要弃道缘情的思想，主张文学应当宣扬个人情感，不应被道德礼仪所束缚。
在曹操之后，其子曹丕也非常重视文学的情感抒发。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之后魏晋的权贵也大多崇尚文学， 他们带头创作并招揽文士， 崇文风气愈演愈烈。这些都为文学的自觉起到了推波助浪的作用。
三、玄学思想的兴盛与屈原的生死之情
在儒学思想濒临瓦解的情况下兴起的魏晋玄学，是个体意识觉醒的哲学基础。玄学是以老庄哲学为主的哲学。其主要思想是反对正统观念，反对礼乐，提倡自然人道。魏晋时，玄学逐步代替儒学，并影响文人的创作倾向，摆脱了正统观念之后，文人的思想更加活跃、情感更直接地宣泄。
其实“诗言志”中的“志”一开始是是含情的，它不单指志向，也包含着表达个人情感。但是由于之后儒学思想过分地夸大当中志的含义，导致“诗言志”这一概念成为片面的理性概念。可是后来儒家学派片面夸大“志”的理性内涵， 把“志”看成是体现封建伦理道德的理性概念。到了魏晋时期，随着儒家思想的束缚被解除，道家、玄学思想的活跃，人的个体获得解放，人们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不断深入，所以就突破了儒学的束缚，把之前对诗的情感的认识凸现出来。
除此之外，屈原的思想对魏晋“诗缘情”也产生了影响。屈原的生死之情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充分显露，是一种理性的情感抉择，它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哀伤，是情感的直接反应。在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死亡枕藉，使各种哀歌从死别到生离，从社会景象到个人遭遇发展到一个空前的深刻度。它超越了一般情绪的发泄而上升到对人生苍凉的感喟。这时对“情”的抒发，更注重情感本身的意义价值。这正是玄学思想的自然人道与屈原的死亡反思的一往情深的充分交融。
综上所述，从“诗言志”走向“诗缘情”绝非偶然。魏晋时期，由于当时社会的动荡导致正统观念的瓦解，个体意识开始觉醒，残酷的社会现实压迫着人们，文人迫切需要宣泄个人情感，形成了文学自觉的时代。加之当时朝政崇尚文学，提倡广纳贤才，重视文“才”，给了文人展示才华的空间。此外，玄学思想的盛行以及屈原的生死之情影响了文人的生活状态，开始摆脱正统的儒学思想，将“情”居于主导地位。当“情”迫切需要被表达出来时，“诗言志”走向“诗缘情”便成为一种内在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欧阳年.魏晋南朝文学自觉性成因浅析[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
[2]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J].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 洪树华.20 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J].社会科学研究，2004.（4）
[4] 李泽厚.华夏美学[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于海蓉（1991.10～），女，江苏盐城人，云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2014级艺术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文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