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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编》呈现着鲜明的意识形态。鲁迅总是站在边缘话语的立场审视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意义。
《故事新编》 战士 话语
《故事新编》主题意蕴历来都众说纷纭。在八十年代以前多以政治视角给以观照和解读，往往陷于神圣化和真理化；八十年代后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人们开始从多重视角侧重对文本给以审美和文化意蕴的发掘，但又往往忽视或回避文本中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话语。笔者尝试用福柯的话语理论，透视文本的思想世界。
李长之对鲁迅有一个经典定位：思想界战士，对旧制度旧文明施以猛烈攻击的战士。鲁迅一生都在用自己的话语战斗，与“正人君子”战，与创造社和太阳社战，与新月社、“第三种人”战，与“左联”内部“奴隶主管”战，他的生命意义似乎就属于战斗。李长之的“战士”的命名也给了我们解读鲁迅文本一个很好的视角。可以想见鲁迅那个时代存在着一个“语场”，他与他的敌对者（指人也指思想）构成了一种张力，落实在文本上就是一种“互文性”。所以我们通过对《故事新编》的文本细读，可以发现鲁迅正是站在“边缘”的位置上，用个人话语对抗着整个主流话语系统。处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的鲁迅，按照福柯的话语理论来说，正是那类“话语分析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注重对自我的塑型，注重内在的改造，同时在知识和权力的话语分析中，使自己通过专业领域的分析，对设定的不言自明的所谓真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和思维形态，消解熟悉和被认可的‘事物的秩序’，重新审查现行制度和规则，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到政治意向性的形成之中。”鲁迅正是以其“怀疑主义的否定精神”，“径直向现存整个封建制度，向封建思想文化体系挑战，任务是摧毁旧的系统，创造新的系统，开创新的传统，完成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建。”《故事新编》文本就是这种“话语”的结晶，渗透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意识。
以民间立场对抗传统强势文化
正如王晖所说，如果说鲁迅在写《文化骗至论》时却还坚持“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和平之论的话，到了五四以后“他不再费力地寻找民族内部蕴含着的肯定性素质，不再在民族的远古传统与现代价值之间寻找契合点，更不会以今人的所谓‘创造性转换’去重新阐释民族的传统……民族的过去与现在，旧的与新的，都与‘新思潮’（价值理想）相背离而遭到否定”。鲁迅第一篇作品《补天》就是对传统文化整体给予了质疑和颠覆。可惜的是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对《补天》存在着误读，认为作者对女娲的创造行为给以了热情的歌颂，笔者却认为作品的主旨是对女娲造人和补天神话的消解，对照神话的“原文本”和作者的虚构意向，我们不难发现创世纪神话的神圣性已经消失殆尽，鲁迅将人的起源叙述成源于女娲的性苦闷，这与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观念是一致的，“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更何况造出来的又是如此龌龊的人类呢？鲁迅后来添加的“小东西”情节确实影响了这篇本来很严肃的主题的统一性。正因为有鲁迅对“小东西”的冷嘲热讽，使批评家们产生误读，反过来肯定女娲的造人事迹。这实际上遮蔽了鲁迅对抗整个传统文化的主旨。
儒家文化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官方文化，同时也塑造了国民的文化心理结构，所以也是鲁迅批判的靶心。《采薇》的主题就是揭示儒家文化的虚伪性和悖论性：只有傻瓜才会坚守先王也不会去认真对待的“先王之道”（武王就被列入先王之列），而更多时候是被一些“小穷奇”们用来作抢劫的说辞。鲁迅有篇文章《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王道，倡导王道的孔孟之徒也不过意在官位罢了，这也是对这篇小说的最好注解。鲁迅对道家也向来不抱有好感，认为道家常与儒家同流合污，占据着强势话语，愚弄着人民。《出关》《起死》是写老庄的，老子谈玄，庄子就开始攀附权贵（去拜见楚王），而后来的“隐士”们更是与做官有不解之缘。鲁迅有篇杂文《隐士》是专门揭露和讽刺隐士的。
以边缘立场对抗社会主流文化
鲁迅把自己定位于“历史中间物”，也反映了他执著于“现在”的历史文化品格。王晖在其《反抗绝望》一书里，分析到：“鲁迅及其同伴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而是从中国文化的整体功能来考察中国现实落后的原因。考察这一文化传统对现实进程和现实人的实际心理状态的影响。” 所以鲁迅在“刨祖坟”的同时更多的是把批判的目光投向现实。他首先考察的是知识阶级阶层，让他气愤的是那些掌握了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却高高在上，在充当着帮忙和帮闲的角色。福柯的话语理论告诉我们，权力总是与知识携手并进，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故而知识并不是中立的，它是拉起“真理”来做虎皮，包裹起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里描述了一种理想的知识分子类型，就是永远对社会进行批判；可现实中缺乏真正的知识分子，那些拥有了知识的人不过是与统治者沆瀣一气，共同欺压百姓罢了。《理水》的主要内容显然就是批判这种人的。文化山上的文化人是对当时社会知识阶层的一个缩影。这是我们都能理解的，即使现在又有多少真正的知识分子呢？按照鲁迅的标准，真正的知识阶级是：“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所以我们也能理解了鲁迅的“偏激”，他总是站在与大多数知识者作对的立场上，以一种边缘立场对抗社会主流文化及其承担着，拿到现在也肯定是不受欢迎者。
其实，社会主流文化还应该包括渗透在“庸众”心理结构中的思想观念。鲁迅站在社会革新者的立场上同样对“庸众文化”也进行了批判。当然鲁迅对群众的态度是很复杂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主要的倾向。在他眼里，庸众的思想观念恰恰与统治者是一致的。在《呐喊》和《彷徨》里，有不少篇章是独异个人/庸众的对立模式结构，可以看出鲁迅对庸众的态度。在《理水》里有不少笔墨涉及到这个主题，“长疙瘩的那人”可算是庸众的代表。在《铸剑》里的有两节描写到庸众，一是那个“干瘪脸少年”和一帮闲人们，他们总是扮演着阻碍社会革新的角色。另一处是向灵车跪拜的百姓，他们同样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谴责复仇者，让人哭笑不得的同时也包含了鲁迅对庸众的强烈愤怒。
参考资料
[1]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钱理群 心灵的探寻[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3]汪晖 反抗绝望[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4]郑家建 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M]，上海：上海三联书社，2005。
《故事新编》 战士 话语
《故事新编》主题意蕴历来都众说纷纭。在八十年代以前多以政治视角给以观照和解读，往往陷于神圣化和真理化；八十年代后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人们开始从多重视角侧重对文本给以审美和文化意蕴的发掘，但又往往忽视或回避文本中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话语。笔者尝试用福柯的话语理论，透视文本的思想世界。
李长之对鲁迅有一个经典定位：思想界战士，对旧制度旧文明施以猛烈攻击的战士。鲁迅一生都在用自己的话语战斗，与“正人君子”战，与创造社和太阳社战，与新月社、“第三种人”战，与“左联”内部“奴隶主管”战，他的生命意义似乎就属于战斗。李长之的“战士”的命名也给了我们解读鲁迅文本一个很好的视角。可以想见鲁迅那个时代存在着一个“语场”，他与他的敌对者（指人也指思想）构成了一种张力，落实在文本上就是一种“互文性”。所以我们通过对《故事新编》的文本细读，可以发现鲁迅正是站在“边缘”的位置上，用个人话语对抗着整个主流话语系统。处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的鲁迅，按照福柯的话语理论来说，正是那类“话语分析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注重对自我的塑型，注重内在的改造，同时在知识和权力的话语分析中，使自己通过专业领域的分析，对设定的不言自明的所谓真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和思维形态，消解熟悉和被认可的‘事物的秩序’，重新审查现行制度和规则，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到政治意向性的形成之中。”鲁迅正是以其“怀疑主义的否定精神”，“径直向现存整个封建制度，向封建思想文化体系挑战，任务是摧毁旧的系统，创造新的系统，开创新的传统，完成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建。”《故事新编》文本就是这种“话语”的结晶，渗透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意识。
以民间立场对抗传统强势文化
正如王晖所说，如果说鲁迅在写《文化骗至论》时却还坚持“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和平之论的话，到了五四以后“他不再费力地寻找民族内部蕴含着的肯定性素质，不再在民族的远古传统与现代价值之间寻找契合点，更不会以今人的所谓‘创造性转换’去重新阐释民族的传统……民族的过去与现在，旧的与新的，都与‘新思潮’（价值理想）相背离而遭到否定”。鲁迅第一篇作品《补天》就是对传统文化整体给予了质疑和颠覆。可惜的是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对《补天》存在着误读，认为作者对女娲的创造行为给以了热情的歌颂，笔者却认为作品的主旨是对女娲造人和补天神话的消解，对照神话的“原文本”和作者的虚构意向，我们不难发现创世纪神话的神圣性已经消失殆尽，鲁迅将人的起源叙述成源于女娲的性苦闷，这与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观念是一致的，“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更何况造出来的又是如此龌龊的人类呢？鲁迅后来添加的“小东西”情节确实影响了这篇本来很严肃的主题的统一性。正因为有鲁迅对“小东西”的冷嘲热讽，使批评家们产生误读，反过来肯定女娲的造人事迹。这实际上遮蔽了鲁迅对抗整个传统文化的主旨。
儒家文化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官方文化，同时也塑造了国民的文化心理结构，所以也是鲁迅批判的靶心。《采薇》的主题就是揭示儒家文化的虚伪性和悖论性：只有傻瓜才会坚守先王也不会去认真对待的“先王之道”（武王就被列入先王之列），而更多时候是被一些“小穷奇”们用来作抢劫的说辞。鲁迅有篇文章《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王道，倡导王道的孔孟之徒也不过意在官位罢了，这也是对这篇小说的最好注解。鲁迅对道家也向来不抱有好感，认为道家常与儒家同流合污，占据着强势话语，愚弄着人民。《出关》《起死》是写老庄的，老子谈玄，庄子就开始攀附权贵（去拜见楚王），而后来的“隐士”们更是与做官有不解之缘。鲁迅有篇杂文《隐士》是专门揭露和讽刺隐士的。
以边缘立场对抗社会主流文化
鲁迅把自己定位于“历史中间物”，也反映了他执著于“现在”的历史文化品格。王晖在其《反抗绝望》一书里，分析到：“鲁迅及其同伴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而是从中国文化的整体功能来考察中国现实落后的原因。考察这一文化传统对现实进程和现实人的实际心理状态的影响。” 所以鲁迅在“刨祖坟”的同时更多的是把批判的目光投向现实。他首先考察的是知识阶级阶层，让他气愤的是那些掌握了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却高高在上，在充当着帮忙和帮闲的角色。福柯的话语理论告诉我们，权力总是与知识携手并进，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故而知识并不是中立的，它是拉起“真理”来做虎皮，包裹起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里描述了一种理想的知识分子类型，就是永远对社会进行批判；可现实中缺乏真正的知识分子，那些拥有了知识的人不过是与统治者沆瀣一气，共同欺压百姓罢了。《理水》的主要内容显然就是批判这种人的。文化山上的文化人是对当时社会知识阶层的一个缩影。这是我们都能理解的，即使现在又有多少真正的知识分子呢？按照鲁迅的标准，真正的知识阶级是：“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所以我们也能理解了鲁迅的“偏激”，他总是站在与大多数知识者作对的立场上，以一种边缘立场对抗社会主流文化及其承担着，拿到现在也肯定是不受欢迎者。
其实，社会主流文化还应该包括渗透在“庸众”心理结构中的思想观念。鲁迅站在社会革新者的立场上同样对“庸众文化”也进行了批判。当然鲁迅对群众的态度是很复杂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主要的倾向。在他眼里，庸众的思想观念恰恰与统治者是一致的。在《呐喊》和《彷徨》里，有不少篇章是独异个人/庸众的对立模式结构，可以看出鲁迅对庸众的态度。在《理水》里有不少笔墨涉及到这个主题，“长疙瘩的那人”可算是庸众的代表。在《铸剑》里的有两节描写到庸众，一是那个“干瘪脸少年”和一帮闲人们，他们总是扮演着阻碍社会革新的角色。另一处是向灵车跪拜的百姓，他们同样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谴责复仇者，让人哭笑不得的同时也包含了鲁迅对庸众的强烈愤怒。
参考资料
[1]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钱理群 心灵的探寻[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3]汪晖 反抗绝望[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4]郑家建 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M]，上海：上海三联书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