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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史小说，是十七年文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有着树碑立传之意，又有着寓教于乐之实。分析其中的女战士形象，试图在貌似统一的表像中，发现掩盖在时代共鸣之下，女战士/女榜样的存在真相。
革命历史小说 女儿 战士
十七年文学作品，从题材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农村题材，一是革命历史题材。从空间上看，前者主要局限在农村，而后者则广阔的多，农村、城市、雪山、平原等等，不一而足。从时间上看，前者主要是在建国后，着重反映当下的生产生活，而后者，则是革命者对过去革命史的追忆，他们通过对革命历史的经典化与崇高化，来反证现今革命政权的合法化。[1]P95换言之，就是为革命者、革命政权“树碑立传”。因此，写作形式、方法都有一定之规，这就导致其中的女性形象既少且单一。
相比于其他题材，在战争题材中，女性被压抑的命运更加明显。[2]她们囿于体力及其他各方面因素，在战场上很难起到与男性一样的作用。这也就使女性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中都是革命历史这类宏大叙事中的弃置者。而革命历史题材的作者又是怎么跨越性别这到近乎天然的鸿沟，来塑造作品中的女战士的呢？
一、圣女
战争，战场历来是男性的固有领域，是纯粹的阳刚，女性通常是无法涉足其中的。新中国倡导“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于是，传统的阳刚领域中有了妇女的身影。但，军队，事实上就是一个依靠规范人、抑制人的个性甚至是天性，来树立权威与榜样的并最终取得标准化“成品”的场所。因此，它必然拒绝一切可能扰乱秩序的因素，
在作者的二分写作法下，女性被分为这样的两类，一种是属于先进阶级的进步女性，她们贞洁克制；而另一种属于落后阶级的反革命女性。
从这二分法中，很清晰地表达出了作者对于肉体的贬抑态度。只有内心肮脏懦弱的人才会执着于女性的肉体，而真正的战士则可以通过忍耐（压抑），“移情”于工作等方式来完成对肉体的超越进而最终达成内心的完善。
二、从女儿到战士
前文中已论述过，在过去几乎所有历史时期，女性都是不可能进入战场的，因为仅从身体上女性就不具备成为战士的天然合法性。那么，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瓦解了身体的女性又是通过怎样的步骤成为一个战士的呢？
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在卢嘉川、江华这两位党/权威化身的男性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至此，女性在男性的引导下走上革命的道路就成了继“女追男”之后的另一个固定模式。《铁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在刘洪的教育下，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3]，《红旗谱》中的严萍这样对江涛说“我想革命。”“为什么？（江涛）” “因为你革命（严萍）。”[4]P49那么，当女性失去了身体又有了引路人之后，想要成为一个女战士还需要什么呢？
那就是——枪。枪不仅仅是战士的武器，也是战士的标志。理所当然，与阳刚的战士一样，枪也是男性力量的代表，是菲勒斯的一种隐喻。因此，在女性成为战士的步骤中，失去身体即失去明显的性特征，认同或者说是学习男性权威所倡导的法则（即引路人的教导），事实上都是为了最终获得枪这个代表着男性力量的“阳具”的使用权。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女性必须经过改造，去除掉阴性的体质，才可能取得新的性别定义的可能，并最终获得男性力量的灌注。
《苦菜花》中，当乡亲们看到娟子开枪打死大地主王唯一时，大部分都表示不能理解、接受。“娟子这闺女变坏了，跟男人平起平坐的混在一起，也不嫌害臊。”“可不丢死人，俺替她脸红”，就连母亲也“内心并不希望枪响”。[5]事实上，娟子的开枪代表着的是一种僟越，一种对旧的男性权威的挑战。用文中旧男性权威代表四大爷的话说就是“阴人当朝”。但即便如此，这个旧秩序的捍卫者却不敢直接向娟子表达他的不满，因为“他怕她的枪”[6]，娟子本来应该是四大爷之流的管束对象，但当她拿到了枪，拿到了新的男性世界的入场券时，她也就逃离了旧秩序的管束范畴，转而成为了革命的女战士。
但是，娟子对于四大爷（旧伦理道德/男性权威）的胜利，与其说是女性的胜利不如说是以革命/党/人民为代表的新的男性权威凭借更强大、有力的武器战胜了旧的传统的男性权威。换言之，这只是上一场父子之争的延续，而不是新的性别之战的诞生。娟子的力量完全来自于男性权威的灌注，来自于那新的男性力量的象征——枪，而无关于女性。甚至可以说，以娟子为代表的女性在这新一轮的男权交替之中，不仅不再是五四时期“子一代”的同盟军、战友，反而成为了新权威之下彻底的追随者。由原先相对平等的合作者转变为更加被动的待改造者。而新的权威则通过改造“解放”传统男权下的女性来宣誓自己强大的力量，并以此达到打击瓦解旧权威的目的。
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女战士的成长过程就是新的男性权威对女性的改造过程。而革命的女战士形象就是在新的男性权威定义下的女性榜样，甚至可以说，这一部部的革命历史小说就是一部部新的“列女传”。女性以失去自己的性别特征，失去自己的言说（或者说从未获得过发声权利）能力为代价获得进入传统男性领域的权利，但，失去或者说是从未获得主体定义的女性只能是在“平等、解放”的名义下，再度成为男性的镜像与低级的模仿品。甚至，在革命这个巨大的时代共名之下，她们被掩埋的更加深入。
参考文献
[1]《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八章“对历史的叙述”第一节“革命历史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圣剑与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铁道游击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转引自《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第一编“当代‘十七年’小说叙事话语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6]《苦菜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革命历史小说 女儿 战士
十七年文学作品，从题材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农村题材，一是革命历史题材。从空间上看，前者主要局限在农村，而后者则广阔的多，农村、城市、雪山、平原等等，不一而足。从时间上看，前者主要是在建国后，着重反映当下的生产生活，而后者，则是革命者对过去革命史的追忆，他们通过对革命历史的经典化与崇高化，来反证现今革命政权的合法化。[1]P95换言之，就是为革命者、革命政权“树碑立传”。因此，写作形式、方法都有一定之规，这就导致其中的女性形象既少且单一。
相比于其他题材，在战争题材中，女性被压抑的命运更加明显。[2]她们囿于体力及其他各方面因素，在战场上很难起到与男性一样的作用。这也就使女性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中都是革命历史这类宏大叙事中的弃置者。而革命历史题材的作者又是怎么跨越性别这到近乎天然的鸿沟，来塑造作品中的女战士的呢？
一、圣女
战争，战场历来是男性的固有领域，是纯粹的阳刚，女性通常是无法涉足其中的。新中国倡导“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于是，传统的阳刚领域中有了妇女的身影。但，军队，事实上就是一个依靠规范人、抑制人的个性甚至是天性，来树立权威与榜样的并最终取得标准化“成品”的场所。因此，它必然拒绝一切可能扰乱秩序的因素，
在作者的二分写作法下，女性被分为这样的两类，一种是属于先进阶级的进步女性，她们贞洁克制；而另一种属于落后阶级的反革命女性。
从这二分法中，很清晰地表达出了作者对于肉体的贬抑态度。只有内心肮脏懦弱的人才会执着于女性的肉体，而真正的战士则可以通过忍耐（压抑），“移情”于工作等方式来完成对肉体的超越进而最终达成内心的完善。
二、从女儿到战士
前文中已论述过，在过去几乎所有历史时期，女性都是不可能进入战场的，因为仅从身体上女性就不具备成为战士的天然合法性。那么，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瓦解了身体的女性又是通过怎样的步骤成为一个战士的呢？
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在卢嘉川、江华这两位党/权威化身的男性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至此，女性在男性的引导下走上革命的道路就成了继“女追男”之后的另一个固定模式。《铁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在刘洪的教育下，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3]，《红旗谱》中的严萍这样对江涛说“我想革命。”“为什么？（江涛）” “因为你革命（严萍）。”[4]P49那么，当女性失去了身体又有了引路人之后，想要成为一个女战士还需要什么呢？
那就是——枪。枪不仅仅是战士的武器，也是战士的标志。理所当然，与阳刚的战士一样，枪也是男性力量的代表，是菲勒斯的一种隐喻。因此，在女性成为战士的步骤中，失去身体即失去明显的性特征，认同或者说是学习男性权威所倡导的法则（即引路人的教导），事实上都是为了最终获得枪这个代表着男性力量的“阳具”的使用权。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女性必须经过改造，去除掉阴性的体质，才可能取得新的性别定义的可能，并最终获得男性力量的灌注。
《苦菜花》中，当乡亲们看到娟子开枪打死大地主王唯一时，大部分都表示不能理解、接受。“娟子这闺女变坏了，跟男人平起平坐的混在一起，也不嫌害臊。”“可不丢死人，俺替她脸红”，就连母亲也“内心并不希望枪响”。[5]事实上，娟子的开枪代表着的是一种僟越，一种对旧的男性权威的挑战。用文中旧男性权威代表四大爷的话说就是“阴人当朝”。但即便如此，这个旧秩序的捍卫者却不敢直接向娟子表达他的不满，因为“他怕她的枪”[6]，娟子本来应该是四大爷之流的管束对象，但当她拿到了枪，拿到了新的男性世界的入场券时，她也就逃离了旧秩序的管束范畴，转而成为了革命的女战士。
但是，娟子对于四大爷（旧伦理道德/男性权威）的胜利，与其说是女性的胜利不如说是以革命/党/人民为代表的新的男性权威凭借更强大、有力的武器战胜了旧的传统的男性权威。换言之，这只是上一场父子之争的延续，而不是新的性别之战的诞生。娟子的力量完全来自于男性权威的灌注，来自于那新的男性力量的象征——枪，而无关于女性。甚至可以说，以娟子为代表的女性在这新一轮的男权交替之中，不仅不再是五四时期“子一代”的同盟军、战友，反而成为了新权威之下彻底的追随者。由原先相对平等的合作者转变为更加被动的待改造者。而新的权威则通过改造“解放”传统男权下的女性来宣誓自己强大的力量，并以此达到打击瓦解旧权威的目的。
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女战士的成长过程就是新的男性权威对女性的改造过程。而革命的女战士形象就是在新的男性权威定义下的女性榜样，甚至可以说，这一部部的革命历史小说就是一部部新的“列女传”。女性以失去自己的性别特征，失去自己的言说（或者说从未获得过发声权利）能力为代价获得进入传统男性领域的权利，但，失去或者说是从未获得主体定义的女性只能是在“平等、解放”的名义下，再度成为男性的镜像与低级的模仿品。甚至，在革命这个巨大的时代共名之下，她们被掩埋的更加深入。
参考文献
[1]《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八章“对历史的叙述”第一节“革命历史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圣剑与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铁道游击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转引自《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第一编“当代‘十七年’小说叙事话语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6]《苦菜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