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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发展到现在,已经具有上千亿美元的巨大产值,成为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影响力的事业。然而,在金钱和权力的巨大诱惑下,赛场上的公平公正的天平有时也悄悄倾斜。
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一场与“黑哨”、“兴奋剂丑闻”的激战已经拉开了序幕。
纵观西方各国,在打击兴奋剂问题上往往不遗余力。2007年11月15日,最新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在西班牙马德里进行了新一轮的修正,反兴奋剂政策更为严厉也更加公平。
美国对各类药品的使用都有严格的规定,对非法拥有类固醇等行为可以判刑。该药成为未经医生处方不得买卖的药品,倘若违反,将受到长至七年的有期徒刑惩罚。同时对于一些辅助人员,如队医、教练等人非法持有、非法销售兴奋剂,严重的将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中国同样面临一场“兴奋剂危机”。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包括熊国明在内,11名中国运动员兴奋剂检查呈阳性,全部是奖牌获得者;1998年世界游泳锦标赛前,中国游泳选手原媛和教练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被海关查获,携带违禁药物生长激素,4名运动员赛前尿检呈阳性;2001年4月,中国田协宣布了对服用兴奋剂的男子短跑选手周伟和杨春雷的处罚决定,其中周伟是名声显赫的中国男子“百米王”;2003年11月,举重世锦赛中国辽宁选手尚世春在女子75公斤级抓举、挺举和总成绩刷新三项世界纪录后被查出服用兴奋剂;2005年1月31日,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查出,自2004年12月开始,湖北省体育局管理中心教练员刘少军组织、指使湖北女子举重队6名运动员集体使用违禁药物……
中国的反兴奋剂力量在不断加大。2003年,中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反兴奋剂大会,在《哥本哈根宣言》上签字,承诺实施《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当年12月31日,国务院第33次常务会议通过《反兴奋剂条例》,并于2004年4月1日起实行,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颁布实施专门的反对使用兴奋剂法律法规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早已练就“火眼金睛”,实验室从1989年建立后,连续18次通过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年度复试,被列为A级实验室,奥运检测任务数量之多史无前例。
悉尼奥运会整个检查和检测队伍约500人-600人,雅典奥运会是800人左右,此次北京奥运会相关的工作人员有近1000人,投入的经费将会在千万元以上。据悉,悉尼奥运会期间兴奋剂检测的数量为2359例,雅典为3500例。此次将承担奥运会期间15天检测4500例的重要工作。
2008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考察奥运备战工作,并观看了“历史与未来——奥林匹克反兴奋剂四十年”展览。这个展览通过大量的图片和实物,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国际社会、中国政府为反兴奋剂所作的不懈努力。参观展览后,胡锦涛和习近平在反兴奋剂签名卷轴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不仅充分表达了中国政府反兴奋剂的决心,而且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国家领导人信守承诺、干干净净办好北京奥运会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奥运会即将来临,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频频出击”。去年,国务院成立由11个国家部委和北京奥组委共同组成的兴奋剂问题综合治理协调小组。同年,国务院又专门部署了兴奋剂生产经营专项治理行动。专项治理行动共发现违法生产经营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化工类企业23家,已责令其停止生产和经营。对包括93家零售药店在内的125家违规生产和经营的药品企业也依法予以了查处。
5月中旬,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对北京等6个奥运赛事承办城市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暗访。检查结果表明,药品生产企业、批发企业、零售药店已基本达到了兴奋剂治理的工作要求。
与此同时,处罚力度也在增大。2000年,马家军中的尹丽丽和宋丽清被查出服用兴奋剂,遭到田管中心两年禁赛处罚,马家军无一人入选奥运阵容;2005年,在十运会女子10000米比赛中获得亚军的孙英杰,在赛后兴奋剂检测中呈阳性反应,十运会组委会宣布取消其女子万米亚军成绩,取消其继续参加十运会比赛资格;取消火车头体协代表团参加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资格;禁赛两年。
今年3月,国家体育总局公开告诫所有运动员和教练员,为了确保中国运动员干干净净地参加北京奥运会,对违反兴奋剂相关规定的所有人,无论什么原因都将受到终身禁赛处罚。第一个撞到枪口上的,是游泳名将欧阳鲲鹏。
25岁的欧阳鲲鹏,是中国目前最好的男子仰泳选手,曾在2006年多哈亚运会上夺得3枚个人项目银牌。在2008年5月1日的一次赛外检查中,欧阳鲲鹏的尿样检测呈阳性,后被查出使用合成类固醇。中国游泳协会决定对其实施终身禁赛的处罚,其主管教练冯上豹则被终身取消教练员资格。
但是,反兴奋剂的立法工作还需要改进,仅靠体育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年连续性的高校体育加试的兴奋剂监察工作结果表明——检查结果阳性率惊人。以山东省某次高考体育加试为例,30例抽查中就有10%的阳性结果。
此外,现行的体育法里对禁用药品已有规定,而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效力较低,还需要上升为专门的反兴奋剂法。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一些细节也需要进一步明确。由此可见,反兴奋剂还有一段艰难的跋涉之旅。■
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一场与“黑哨”、“兴奋剂丑闻”的激战已经拉开了序幕。
纵观西方各国,在打击兴奋剂问题上往往不遗余力。2007年11月15日,最新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在西班牙马德里进行了新一轮的修正,反兴奋剂政策更为严厉也更加公平。
美国对各类药品的使用都有严格的规定,对非法拥有类固醇等行为可以判刑。该药成为未经医生处方不得买卖的药品,倘若违反,将受到长至七年的有期徒刑惩罚。同时对于一些辅助人员,如队医、教练等人非法持有、非法销售兴奋剂,严重的将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中国同样面临一场“兴奋剂危机”。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包括熊国明在内,11名中国运动员兴奋剂检查呈阳性,全部是奖牌获得者;1998年世界游泳锦标赛前,中国游泳选手原媛和教练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被海关查获,携带违禁药物生长激素,4名运动员赛前尿检呈阳性;2001年4月,中国田协宣布了对服用兴奋剂的男子短跑选手周伟和杨春雷的处罚决定,其中周伟是名声显赫的中国男子“百米王”;2003年11月,举重世锦赛中国辽宁选手尚世春在女子75公斤级抓举、挺举和总成绩刷新三项世界纪录后被查出服用兴奋剂;2005年1月31日,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查出,自2004年12月开始,湖北省体育局管理中心教练员刘少军组织、指使湖北女子举重队6名运动员集体使用违禁药物……
中国的反兴奋剂力量在不断加大。2003年,中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反兴奋剂大会,在《哥本哈根宣言》上签字,承诺实施《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当年12月31日,国务院第33次常务会议通过《反兴奋剂条例》,并于2004年4月1日起实行,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颁布实施专门的反对使用兴奋剂法律法规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早已练就“火眼金睛”,实验室从1989年建立后,连续18次通过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年度复试,被列为A级实验室,奥运检测任务数量之多史无前例。
悉尼奥运会整个检查和检测队伍约500人-600人,雅典奥运会是800人左右,此次北京奥运会相关的工作人员有近1000人,投入的经费将会在千万元以上。据悉,悉尼奥运会期间兴奋剂检测的数量为2359例,雅典为3500例。此次将承担奥运会期间15天检测4500例的重要工作。
2008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考察奥运备战工作,并观看了“历史与未来——奥林匹克反兴奋剂四十年”展览。这个展览通过大量的图片和实物,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国际社会、中国政府为反兴奋剂所作的不懈努力。参观展览后,胡锦涛和习近平在反兴奋剂签名卷轴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不仅充分表达了中国政府反兴奋剂的决心,而且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国家领导人信守承诺、干干净净办好北京奥运会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奥运会即将来临,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频频出击”。去年,国务院成立由11个国家部委和北京奥组委共同组成的兴奋剂问题综合治理协调小组。同年,国务院又专门部署了兴奋剂生产经营专项治理行动。专项治理行动共发现违法生产经营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化工类企业23家,已责令其停止生产和经营。对包括93家零售药店在内的125家违规生产和经营的药品企业也依法予以了查处。
5月中旬,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对北京等6个奥运赛事承办城市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暗访。检查结果表明,药品生产企业、批发企业、零售药店已基本达到了兴奋剂治理的工作要求。
与此同时,处罚力度也在增大。2000年,马家军中的尹丽丽和宋丽清被查出服用兴奋剂,遭到田管中心两年禁赛处罚,马家军无一人入选奥运阵容;2005年,在十运会女子10000米比赛中获得亚军的孙英杰,在赛后兴奋剂检测中呈阳性反应,十运会组委会宣布取消其女子万米亚军成绩,取消其继续参加十运会比赛资格;取消火车头体协代表团参加体育道德风尚奖的评选资格;禁赛两年。
今年3月,国家体育总局公开告诫所有运动员和教练员,为了确保中国运动员干干净净地参加北京奥运会,对违反兴奋剂相关规定的所有人,无论什么原因都将受到终身禁赛处罚。第一个撞到枪口上的,是游泳名将欧阳鲲鹏。
25岁的欧阳鲲鹏,是中国目前最好的男子仰泳选手,曾在2006年多哈亚运会上夺得3枚个人项目银牌。在2008年5月1日的一次赛外检查中,欧阳鲲鹏的尿样检测呈阳性,后被查出使用合成类固醇。中国游泳协会决定对其实施终身禁赛的处罚,其主管教练冯上豹则被终身取消教练员资格。
但是,反兴奋剂的立法工作还需要改进,仅靠体育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年连续性的高校体育加试的兴奋剂监察工作结果表明——检查结果阳性率惊人。以山东省某次高考体育加试为例,30例抽查中就有10%的阳性结果。
此外,现行的体育法里对禁用药品已有规定,而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效力较低,还需要上升为专门的反兴奋剂法。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一些细节也需要进一步明确。由此可见,反兴奋剂还有一段艰难的跋涉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