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离开央视一年，崔永元摊上了大事。
2013年9月，崔永元与方舟子就“转基因”的问题在网上展开了长达六个月的论战。期间，崔永元自己掏腰包，花费了近100万元拍摄转基因纪录片。今年3月1日，三大门户网站同步推出这个纪录片。这一系列的动作激起了舆论的千层浪。
51岁的崔永元，遭遇到了人生前所未有的名誉危机。但熟悉崔永元的人都知道，他从来就是这样。
他的一位前同事说过：“崔永元是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喜欢就公众利益发表评论，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言多必失。”
崔永元不在乎，他说：“我只要是在维护公众利益，我只要觉得我是正确的，我的采访调查是正确的，我永远会坚持。就是剩我一个人我也会坚持。”
“有的人妥协了很舒服，我不！”
4月底，给崔永元打电话。他的声音很沉，字正腔圆的播音腔在现实中并没有那么凸显，更多的是平和。不论是爽快的答应还是婉拒，都让我感受到了另外一个崔永元。谦和、礼貌，远没有公众中的那般犀利、高调。
而电话挂断几个小时候后，他在微博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你可以感动我，不要恐吓我，我容易被感动，却不怕恐吓。换个人试试吧。”转瞬间，强势的样子再一次在心中树立起来。
曾经有记者问他，“能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他说：“舒服的方式是妥协。为什么我们老劝大家妥协呢？有的人妥协了很舒服，比如说被日本人占领了当汉奸就是妥协，特舒服，汪精卫特舒服，都混到顶上了；有的人就是死了都不想当汉奸。像梅兰芳他们，就是今天所说的演艺圈的人，他们不但不当汉奸，都不给他们演戏。我们怎么看这些人呢？你说你给他演呗，你故意给他往坏里演，你含沙射影再讽刺一下日本人？妥协的渠道任何人都能找着，我觉得那是借口。”
从1985年进入媒体圈，崔永元的嘴巴一直没停歇过。电影《手机》上映时，他“炮轰”冯小刚、《手机》、编剧刘震云，后来再提出“电视庸俗化”、“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等观点，呛声某些央视主持人，就“限制私家车治理雾霾”提起过质疑，再到最近的转基因。
崔永元也为自己解释：“每个做媒介的人都应该有这种责任感。你的媒介会影响别人，你怎么能够没有责任感呢？我这些年发表的观点老被人重视的原因，就是因为两点：一是我确实说到了痛处；二是别人不愿意说的话，明摆着得罪人的话，我说出来了。”
崔永元说他这辈子没有想过要做电视主持人。但阴差阳错他进入了电视圈。对于这件事，崔永元在书里写了一段：“也许我们见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这使我们对知识分子一词理解多少有些歧义。首先，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以读书的数量来计算的，读书破万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识分子该是用心读书的那种（这里区别于用眼），读出来的知识浸在骨子里。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该有一副傲骨，不善趋炎附势。这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显得个性，总是鹤立鸡群，混不进人堆里。”
崔永元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说，他希望能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我一直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但是那样的人除了要有血性，还需要有知识。我认为我的血性足够，我的知识不够，我的知识储备不够，我说话不能那么隽永，不能那么深遂，但是起码我能拍桌子。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比如你是医生，我给了你红包，你做手术时就应该认真些，不能把纱布放在我的肚子里，但是现在不是，拿了钱还会不小心把纱布留下；再比如你绑架，问我要钱，我给了你钱你一定要把亲人还给我，你不能拿了钱又把人弄死。我现在都堕落到什么程度了？低于法律的底线了，但是就是这个都算过高要求。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会不觉得惴惴不安呢？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为了理想，可以去死，但要宁死不屈。”
敢言敢说，是崔永元从《实话实说》开始就给人们的印象。时至今日，更是让人们看到褪去央视主持光芒的普通人崔永元。他爱管闲事，坚持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央视的纪录片之父陈虻曾经说过，他觉得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人主持人能超过崔永元。他是对于任何一个事物，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识别的方法，有自己表达的特性。
但这位几十年里保持极高好评的国民主持人最终还是离开央视。问崔永元为什么离开，崔永元说这个问题已经回答很多次了。于是我找到了一个最长的回答版本：“当意识到自己快五十的时候。我觉得年近半百，你还有什么事想干没干过。你现在干的事是你最喜欢的事吗？我这辈子从来没计划要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在我脑中有计划的是放电影，画电影海报，这是很小的时候，七八岁就有这样的想法。再大明白了我想当导演、编剧。后来主持节目莫名其妙地被大家都认识了，我想演电影、话剧。这些和台里的规定和政策不符。台里任务那么多，我们也没有时间干这个事。所以我就想，我的后半生一定比前半生短，那么我一定要把我的梦都实现。一个是我已经开始做口述历史，这个不能停，要一直做到死。还有非实现不可的梦想就是拍一部电影，拍一部电视剧，做一部舞台剧。”
离开央视的一年里，崔永元一点儿都没闲着，除了做转基因的调查，他也曾经与助手开着车在北京转了15个晚上，查看北京晚上车的情况。每天晚上在微博上发了好些拍的那些影响PM，值大卡车的照片。
崔永元走在回家的路上，碰巧遇上两个人因为撞车的事故在小区里拿着铁棍子要玩命。崔永元冲上去就把两人拦住。问清楚细节，发现是一方说要赔500元，另一方只愿赔100元。崔永元自己掏出钱包，拿出400元，让一边给100元，加起来500元一起给了另一方。这事情就算了结了。崔永元说：“这事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说跟我没关系，但是你用铁棍子把他打死，这事可就大了。没管可能就是没看见，看到了就得管。”
“微博是短文，实话实说。用不着战队，也用不着讨谁喜欢。取消关注请便，封号请便。”这是截稿前，崔永元发的最后一条原创微博。
崔永元就是崔永元，他坚持观点，不愿妥协。就像十年前，他开始《口述历史》所说的——“为了理想，可以去死，但要宁死不屈。”
2013年9月，崔永元与方舟子就“转基因”的问题在网上展开了长达六个月的论战。期间，崔永元自己掏腰包，花费了近100万元拍摄转基因纪录片。今年3月1日，三大门户网站同步推出这个纪录片。这一系列的动作激起了舆论的千层浪。
51岁的崔永元，遭遇到了人生前所未有的名誉危机。但熟悉崔永元的人都知道，他从来就是这样。
他的一位前同事说过：“崔永元是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喜欢就公众利益发表评论，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言多必失。”
崔永元不在乎，他说：“我只要是在维护公众利益，我只要觉得我是正确的，我的采访调查是正确的，我永远会坚持。就是剩我一个人我也会坚持。”
“有的人妥协了很舒服，我不！”
4月底，给崔永元打电话。他的声音很沉，字正腔圆的播音腔在现实中并没有那么凸显，更多的是平和。不论是爽快的答应还是婉拒，都让我感受到了另外一个崔永元。谦和、礼貌，远没有公众中的那般犀利、高调。
而电话挂断几个小时候后，他在微博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你可以感动我，不要恐吓我，我容易被感动，却不怕恐吓。换个人试试吧。”转瞬间，强势的样子再一次在心中树立起来。
曾经有记者问他，“能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他说：“舒服的方式是妥协。为什么我们老劝大家妥协呢？有的人妥协了很舒服，比如说被日本人占领了当汉奸就是妥协，特舒服，汪精卫特舒服，都混到顶上了；有的人就是死了都不想当汉奸。像梅兰芳他们，就是今天所说的演艺圈的人，他们不但不当汉奸，都不给他们演戏。我们怎么看这些人呢？你说你给他演呗，你故意给他往坏里演，你含沙射影再讽刺一下日本人？妥协的渠道任何人都能找着，我觉得那是借口。”
从1985年进入媒体圈，崔永元的嘴巴一直没停歇过。电影《手机》上映时，他“炮轰”冯小刚、《手机》、编剧刘震云，后来再提出“电视庸俗化”、“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等观点，呛声某些央视主持人，就“限制私家车治理雾霾”提起过质疑，再到最近的转基因。
崔永元也为自己解释：“每个做媒介的人都应该有这种责任感。你的媒介会影响别人，你怎么能够没有责任感呢？我这些年发表的观点老被人重视的原因，就是因为两点：一是我确实说到了痛处；二是别人不愿意说的话，明摆着得罪人的话，我说出来了。”
崔永元说他这辈子没有想过要做电视主持人。但阴差阳错他进入了电视圈。对于这件事，崔永元在书里写了一段：“也许我们见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这使我们对知识分子一词理解多少有些歧义。首先，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以读书的数量来计算的，读书破万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识分子该是用心读书的那种（这里区别于用眼），读出来的知识浸在骨子里。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该有一副傲骨，不善趋炎附势。这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显得个性，总是鹤立鸡群，混不进人堆里。”
崔永元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说，他希望能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我一直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但是那样的人除了要有血性，还需要有知识。我认为我的血性足够，我的知识不够，我的知识储备不够，我说话不能那么隽永，不能那么深遂，但是起码我能拍桌子。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比如你是医生，我给了你红包，你做手术时就应该认真些，不能把纱布放在我的肚子里，但是现在不是，拿了钱还会不小心把纱布留下；再比如你绑架，问我要钱，我给了你钱你一定要把亲人还给我，你不能拿了钱又把人弄死。我现在都堕落到什么程度了？低于法律的底线了，但是就是这个都算过高要求。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会不觉得惴惴不安呢？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为了理想，可以去死，但要宁死不屈。”
敢言敢说，是崔永元从《实话实说》开始就给人们的印象。时至今日，更是让人们看到褪去央视主持光芒的普通人崔永元。他爱管闲事，坚持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央视的纪录片之父陈虻曾经说过，他觉得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人主持人能超过崔永元。他是对于任何一个事物，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识别的方法，有自己表达的特性。
但这位几十年里保持极高好评的国民主持人最终还是离开央视。问崔永元为什么离开，崔永元说这个问题已经回答很多次了。于是我找到了一个最长的回答版本：“当意识到自己快五十的时候。我觉得年近半百，你还有什么事想干没干过。你现在干的事是你最喜欢的事吗？我这辈子从来没计划要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在我脑中有计划的是放电影，画电影海报，这是很小的时候，七八岁就有这样的想法。再大明白了我想当导演、编剧。后来主持节目莫名其妙地被大家都认识了，我想演电影、话剧。这些和台里的规定和政策不符。台里任务那么多，我们也没有时间干这个事。所以我就想，我的后半生一定比前半生短，那么我一定要把我的梦都实现。一个是我已经开始做口述历史，这个不能停，要一直做到死。还有非实现不可的梦想就是拍一部电影，拍一部电视剧，做一部舞台剧。”
离开央视的一年里，崔永元一点儿都没闲着，除了做转基因的调查，他也曾经与助手开着车在北京转了15个晚上，查看北京晚上车的情况。每天晚上在微博上发了好些拍的那些影响PM，值大卡车的照片。
崔永元走在回家的路上，碰巧遇上两个人因为撞车的事故在小区里拿着铁棍子要玩命。崔永元冲上去就把两人拦住。问清楚细节，发现是一方说要赔500元，另一方只愿赔100元。崔永元自己掏出钱包，拿出400元，让一边给100元，加起来500元一起给了另一方。这事情就算了结了。崔永元说：“这事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说跟我没关系，但是你用铁棍子把他打死，这事可就大了。没管可能就是没看见，看到了就得管。”
“微博是短文，实话实说。用不着战队，也用不着讨谁喜欢。取消关注请便，封号请便。”这是截稿前，崔永元发的最后一条原创微博。
崔永元就是崔永元，他坚持观点，不愿妥协。就像十年前，他开始《口述历史》所说的——“为了理想，可以去死，但要宁死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