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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刊理由：
红船领航90载，博风击浪一帆悬。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90周年华诞。
从南湖红船到八一枪声，从井风号角到长征壮歌，从抗日烽烟到建国大业，从改革春风到小康蓝图，90年波澜壮阔，90年壮丽辉煌。
这是一段百折不挠艰辛求索的伟大历程，胸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肩负开天辟地的历史重托，中国共产党高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炬,照亮黑暗的旧中国，点燃新中国黎明的曙光，指引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航程。
这是一段奋进开拓走向胜利的伟大历程。实现国家富强的宏伟目标，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自强不息、与时俱进，一次次带领中华民族从胜利走向胜利，书写着永载史册的光辉篇章。
90年的伟大历程向世人昭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实现独立、解放、幸福和富强。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瞬之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90年的风风雨雨。在党的90岁生日之际，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除了感慨，更多的是感激。
回首这90年，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是一条艰苦奋斗的道路。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上海市卢湾区新天地商业区人流不息。各类酒吧、饭馆、商铺林立于此，曾经古旧的石库门建筑群如今已是这个国际化都市的时尚地标。
行至新天地商业区的东南，安静而肃穆的气氛油然而生，在兴业路76号门牌下是一块闪光的牌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沧海桑田90年，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
这是一幢建于1920年具有典型上海风格的石库门楼房，楼下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地。
这座普通楼房内召开的中共一大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这次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作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鸦片战争失败后，为了反抗外敌和改革现状，中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斗争；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历经千辛万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无数志士仁人齐声呐喊：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给二十世纪的中国带来了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拓宽了视野，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1919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并逐渐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1920年夏到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一方面，革命的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实际斗争，思想感情发生深刻变化，锻炼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另一方面，工人群众阶级觉悟提高，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建立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日益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1921年7月，13位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来到上海，秘密聚集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准备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晚，茫茫夜色笼罩着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这个晚上，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夏夜，但对中国历史来说却有着深远意义。当晚，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大”）正式开幕了。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等12位各地代表出席了此次大会，他们身份各异、来自不同的地域，却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代表们随后具体商讨了大会的议程和任务。
上海为何成为中国的红色发源地？一大为何选择了上海？在党史专家看来，一大会址的选择看似偶然，实为最佳选择。
一直致力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齐卫平认为，一大选择在上海召开有三个主导因素：第一，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第二，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第三，在上海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从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会议一直顺利进行，代表们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30日晚上，情况却突然发生变化。
当时，马林正在用英语讲话。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男子闯入会场，朝屋里环视一周，说是要找人，然后离去。秘密工作经验丰富的马林立即警惕起来，断定此人是暗探，要求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分头离开。代表们离场不到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的警车就到了。
由于会场受到外国巡捕搜查和暗探的注意，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安排代表们陆续转移到浙江嘉兴，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在跌宕起伏中召开的一大取得了重要成果：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中点燃了。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后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经过长期艰苦的上下求索，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飞跃。
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张树军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20年代初成立，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人民的必然选择。
从此，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大地深深扎下根来，团结带领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开始了漫长的征程，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
在风和日丽的2011年5月，一大会址刚刚完成一次大规模维修，来自国内外的参观者络绎不绝。会址纪念馆馆长倪兴祥说：“红色旅游的勃兴使得我们的接待量越来越大，2010年达到56万人次，今年肯定会超过60万人次。现在，会址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党的90岁生日。”
惊天动地铸雄师
84年前的8月1日凌晨，中国共产党人用南昌城中的稠密枪声，向世界发出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宣言。
1927年8月1日发生的一切，已成为人民军队历史上的永恒之音。
由陈毅元帅手书馆名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坐落在南昌繁华的中山路上。走进八一起义纪念馆，风云际会的历史时刻奔涌而来。一件件革命者使用过的实物、一幅幅精心雕镌的壁刻画、一幕幕通过多媒体手段再现历史的场景，让人们回到那段惊心动魄的燃情岁月……
1927年春夏，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挫败。
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严峻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党以武装起义这一实际行动，对此作出了明确的答复。
为了捍卫革命果实，中共中央成立了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决定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即，7月20日至24日，驻武汉的中共中央在认真分析研究敌我双方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势后，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组织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部队2万余人向驻在南昌城内的敌军发起攻击。经过数小时激战，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誓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秘密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虽然因环境险恶，只开了一天，却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中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得出的重要论断：“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此后不久，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内，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开始讨论秋收起义的计划，由毛泽东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也随即成立。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加上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作战受到严重挫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决定起义军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
9月29日，起义部队行至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毛泽东对部队进行整编，将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并确定了党组织建在连上这一“党指挥枪”的原则。
罗荣桓元帅曾在回忆中谈道：“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其后的广州起义和全国其他地方党领导的一系列起义，为后来建立和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建立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必然要求。”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友良说，从八一南昌起义到秋收起义再到三湾改编，正因为很快形成了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原则方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的革命之火才能历经曲折而不灭，最终在22年后夺取全国政权，创建新中国。
打响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那一天，被确定为人民军队的诞生日——“八一”建军节。
从当年的几万人起义队伍到今天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从当年的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到今天的机械化、信息化装备，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84年来无数的风雨坎坷中，实现着自己的光荣梦想。
星星之火映天红
历经风雨洗礼，今日井冈山茅坪的八角楼显得格外凝重，那盏斑驳的油灯依然临窗摆放，砚台似乎还散发着昨日的墨香，一个伏案疾书的身影仿佛穿越时光，出现在我们眼前。
80多年前，毛泽东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在这里完成了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名篇，提出了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刻着独特的历史印迹，八角楼仿佛无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
1927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周遭挫败。
1927年9月，经历了秋收起义后的严重挫折，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毛泽东为何选择井冈山作为根据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副研究员饶道良认为至少有五个原因：第一，这里地处湘赣边界，邻近粤鄂，影响比较大；第二，这里离中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广州比较远，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第三，这里受大革命的影响，各县普遍建立过共产党、工会、农会等组织；第四，这里山势险要易守难攻；第五，这里有自供自给的农业经济，便于解决部队的给养。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的胜利会师，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井冈山会师”。两军会师，合编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这支新军，保存了一批得力的红军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聚集了湘赣边界武装力量的精华，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
红四军成功粉碎了湘赣敌军的第一、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特别是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重建了各地党的组织；各县、区、乡红色政权普遍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巩固。
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经验，明确回答了提问者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得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结论。同时，会议决定全面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在总结边界前期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同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出台。
“无产阶级只有分了田，才有饭吃有衣穿”“一切土地归农民”……如今，穿行在井冈山行洲村，这些当年书写的标语还保留在一些民居的白墙上，其中不乏繁体字，大小不一，虽经岁月侵蚀，刚劲的字体却依旧醒然夺目。
土地革命极大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他们纷纷送子、送夫参军，并组织赤卫队、暴动队、青年团、妇女会等协助红军开展工作，保卫了胜利果实，支援了革命战争。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陈胜华说，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共产党帮助贫苦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调动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最终获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正如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所说：“谁解决了土地革命，谁就赢得了农民，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
1929年12月，闽西山区天寒地冻，红四军党的代表聚集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一幢宗祠内，举行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军方面的经验教训，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红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
依靠这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各地的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渐渐燃遍全中国。
就这样，在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寻找革命新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对身边的同志说：“井冈山的斗争，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方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这些根据地做后盾，就不可能取得全国的革命胜利。”
如今，五月的井冈山，红旗高扬，山花怒放。载着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游客的大型巴士，循环播放着歌颂毛泽东和红军的经典旋律。爆满的100多家宾馆甚至需要提前一个月预订客房。在当年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中心，也是现在井冈山核心区的茨坪，人流如织的游客排着长队等待入场参观，讲解员和导游通过小型扩音器发出的沙哑声音此起彼伏。
抚今追昔。茅坪八角楼、红军造币厂……一个个革命旧址旧居见证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龙源口大捷、黄洋界保卫战……一个个历史片段凝成了可歌可泣的红色经典。“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发端于山莽林间的井冈山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旗漫卷长征路
黔北重镇遵义红花岗区老城子尹路96号，一栋两层楼房，坐北朝南，临街而立。
76年前，在这栋小楼里召开的一次会议，深刻地改变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上成熟，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四路红军总里程长达六万五千里的远征，几多悲壮，几多慷慨，几多豪迈。党和红军曾一度面临生死攸关的危难时刻。当时不会有人想到，他们的远征，会成为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他们的精神，会成为超越时空的巍峨丰碑。
从1934年10月到次年11月，面对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剿”，四路红军先后离开养育过他们的中央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遭遇自出发以来最惨烈的一战——湘江战役。
仍居住在遵义城的96岁老人王道金是长征亲历者。他回忆道，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多人，损失惨重。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黎平县党史工作者谢俊泉说：“黎平会议讨论了之前在通道会议中涉及的红军进军路线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博古、李德等人仍坚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毛泽东等人则主张向敌人势力薄弱的黔北进军。双方互不相让，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终于有了结果——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采纳，决定放弃原定计划，西进渡乌江北上。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为期3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比较系统地指出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批评了博古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如“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4项决定。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青杠坡地区对川军两个旅发起猛攻。此战异常激烈。不足两平方公里的葫芦形山谷里，3000多名红军将士阵亡。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红军奉命撤出战斗。四渡赤水，由此拉开序幕。
时东时西，时进时退，四渡赤水的100多天中，红军作战方向变更达10次之多，最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既定战略方针。中央红军从此改变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原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这样描述遵义会议在党史、革命史上的重要意义：“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其意义极为深远。”
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兵围追堵截，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在川黔滇万水千山间纵横驰骋：四渡赤水、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935年9月16日，党中央率领北上的红一、红三军拿下并跨越拦阻由川入甘的最后天险——甘肃迭部县东北铁尺梁下的腊子口。
9月18日，北上红军到达甘南交通重镇哈达铺。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把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
10月19日，中央红军（这时编为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落脚陕北，中国革命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最终汇聚在西北黄土高原，汇聚在抗日救亡的前线。
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从此有了一个让中华民族至今为之骄傲的名字：长征。
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贵州遵义，在甘肃腊子口，在陕北吴起，在红军经过的许多地方掀起了红色旅游热潮。仅在遵义，2011年以来游客已达50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20%以上。
遵义市委党校教授尹瑞华说，遵义会议精神，即使在今天，依然富有时代内涵，应该世代继承和发扬。而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应当成为激励我们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拼将热血筑长城
春暖花开的5月，草长莺飞。
北京丰台区宛平城外，卢沟桥。这座于1192年建成的11孔连拱石桥，以“卢沟晓月”闻名京城，是“燕京八景”之一。令人难忘的“卢沟桥事变”，是它承载了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血与火的记忆。
1937年7月7日夜，疯狂的日本侵略者在这里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一天，也标志着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从这一天起直至1945年9月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全国抗战，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人民的巨大民族觉醒、空前民族团结和英勇民族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过程。局部抗战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三省，除各种抗日义勇军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依靠群众，直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到1933年底，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各地游击队已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
1936年，为适应反日统一战线的需要，根据《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陆续改编为抗日联军的各军。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建立11个军，共3万余人，其中主要的力量由共产党直接领导。东北抗日武装的英勇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援和鼓舞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对于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发生了重要作用，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抗战纪念馆副馆长罗存康说。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八路军在当时形势下的任务：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此外，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说，它为全国抗战制定了正确路线和战略总方针，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明确了我军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其他抗日军队，纷纷挺进敌后，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抗日政权，使这些地区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根据地。
1937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军区，晋察冀边区成为八路军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很快，根据地如同四散的火星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的主要抗日根据地达19块，根据地人口由150万人发展到近1亿人，人民军队由开始的约6万人发展到120余万人。
“敌后战场的开辟，使日军一下子两面受敌，处境一落千丈。”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罗焕章说。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歼敌1000余人，缴获大量的弹药和军用物资。
“这次胜利，不仅打破了所谓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更为全国抗战增添了勇气和力量。”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岳思平说。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
雁门关大捷、奇袭阳明堡、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接二连三地重创日军，侵略者嚣张的气焰一次次被打灭。
经过8年的全国抗战，团结一心的中国军民最终打垮了日本军国主义。
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和战略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路线政策，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在抗日战争这场艰苦卓绝的反对外敌入侵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据统计，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战场共进行大小战斗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万。
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改天换地新纪元
晨曦微露，威武的仪仗队阔步走来，国歌缓缓奏响，在人们目光注视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天安门广场又迎来新的一天。
历史的回声仿佛还在回响。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从此，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努力奋斗。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中国从此不会再受侵略和欺凌，中国人民从此不会再受奴役和剥削，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纪元就此开启。
1947年7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此后一年，解放区面积日益扩大，中国共产党果断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筹备建立新中国也提到党的议事日程。
“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中华民族的发展机遇面前，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说。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成立新政协筹备会。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会议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制定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宪章，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会议一致通过了四项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9月29日，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获得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会议在9月30日闭幕。当天下午6时，会议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以崇敬的心情，缅怀和纪念在长期斗争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张树军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肩负起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
194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
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这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缓步向前，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那一刻，欢呼声响彻整个广场，喜悦弥漫整个天空。
随着毛泽东按下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旋律中高高升起。54门礼炮齐鸣28响，每一响都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8年的革命历程，每一响都仿佛诉说着峥嵘岁月。
开国大典为何定在这一天？又为何选择下午3点？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周良书介绍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共中央本来计划在解放全中国以后，也就是在1950年1月左右成立中央政府，但考虑到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已不存在，人民军队已解放了绝大多数土地，同时为了警惕帝国主义者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对中国进行干涉，中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提前举行开国大典。至于选择下午3点，主要是出于防止敌机长途奔袭的考虑，因为此前敌机一般都是上午起飞，下午返回。同样为了安全，中央人民政府当天10时左右才通过广播电台就开国大典向全世界发出预告。
下午4时，朱德总司令乘上一辆吉普车检阅三军，阅兵式由此开始。以海军两个排为先导，步兵、炮兵、战车、骑兵等方队一一走过天安门城楼，尽显威武雄壮。随后，马达的轰鸣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天空，当看到飞机组成的方队经过时，广场瞬间沸腾了。
最后进行的是有30万人参加的浩大的群众游行。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时，群情激昂，不断高喊着“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口号。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这是一个载入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史册的光辉时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考验面前，满怀信心迎接挑战。到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几个海岛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1951年5月23日，西藏实现和平解放；1951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随着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新生政权得以巩固。
开国大典后，天安门广场随着国家的发展而不断变化——1959年，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落成；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正式开放；1999年，地铁首次在广场下方穿过；2006年，中国公路零公里标志放置于此；2011年，首次增加永久性灌木绿地……
经历了旧中国的灭亡、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深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能摆脱最悲惨的境遇，向着光明的前途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历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
冲破桎梏天地宽
在深圳最为繁华的深南大道上，一尊名为《闯》的金属雕塑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行人：一位巨人正使出浑身力量，张开双臂撑开门框，在他的努力下，大门终于打开，新的天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一充满视觉冲击力的雕塑，诉说着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艰难发轫。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农业生产出现了多年未有的迅速发展局面。然而，与农村的改革相比，其他各项改革还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想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要想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就必须改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根据十二大确定的任务，决定适时地把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政策，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该“决定”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国改革由此全面展开。曾参与起草决定的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认为，把“商品经济”写入党的文件，这是对原有计划经济模式的重大突破，从而使中国经济社会得以迅速改变过去的面貌。
当时的中国社会，尽管已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但多年计划经济模式下经济运行的弊端正充分显露：由于政企职责不分，生产领域出现了“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统”的状况，压抑了企业积极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那时报刊上随处可见的漫画对这一问题有过生动的描绘：一家工厂为了购进一台打字机，上上下下跑了几十个部门，最后终于在政府主管部门的办公桌上盖完了最后一个章，这时这家工厂需打印的文稿已经堆了半个房间。
此外，产权不清，权责不明，也成为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制约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的一大弊端。当时有报刊曾经对一个300人的国有工厂职工做过一项匿名问卷调查，面对“看到有人拿公家的财物你会怎么办”的问题，结果只有14个人选择“去阻止”，220个人选择“不关我的事”，60多个人选择“你拿我也拿”。“国外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成为当时颇为流行的口头语。
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后，提出了商品经济，进而又提出了市场经济，这种体制上的变革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经济学家吴敬琏回忆称，人们发现这一新模式就是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模式，它可以更好地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
理论上的突破，使这次全会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伟大历程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阶段。此后，改革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权限逐步下放，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和改进，经济建设呈现出全新的局面。
第一家合资企业诞生、第一个股份制公司成立、第一批股票发行、第一个企业家群体出现……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领域中一个个新鲜事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此海外人士评论称：改革为社会主义中国找到了一条迥别于苏联的新路，中国经济“活”起来了。
就在全面启动改革的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随着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的成立，开放的气息席卷神州大地。敏锐的西方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1984年五一节前夕美国《时代》杂志上，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成为这一期的封面人物。画面上，这个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手拿可口可乐，面露微笑，对新世界和新生活充满期待。
而就在此后不久，中央作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1984年5月4日，中央正式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扩大城市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政策，改革现行的某些管理制度，增强城市及企业对外经济活动的活力。
经济学家认为，对外开放既是经济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是经济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引入国外资源到引入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不仅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方位开放格局，而且为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造就了不可逆的历史趋势。而更为深远的意义是，中国开始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迎来了平稳快速发展。
1984年，第23届夏季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办，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的一届奥运会，当时金牌榜第四位的成绩让世人惊叹。而更让世人想不到的是，24年之后，在北京的“鸟巢”，中国即首次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从体育代表团第一次走出国门到打开国门成功举办盛会，背后的原因就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使中国经济建设得以迅速发展。到1987年，国民收入达到9153亿元，工业总产值达到13780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5820亿元，均达到1983年的两倍，而对外贸易量、吸引外资金额更是增长超过3倍，城乡人均收入也增长了两到三倍。
改革开放的成功得到了国外学者的高度评价。美国洛杉矶太平洋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齐迈克称：“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客观上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仅凭这一点，我就要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他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富有智慧的中国人民不断突破禁区，并把一系列重大措施付诸实施。
这是中国当代经济史上风云激荡的时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艰难发轫的年代，由此，中国社会开启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统一伟业谱华章
香港金紫荆广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迎风招展，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与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相向矗立。由层层石环叠砌而成的纪念碑，标注着1842年以来的时间刻度，如年轮般记录了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奋发、在屈辱中崛起的不平凡经历，记录了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懈追求国家统一与强盛的伟大奋斗历程。
一百多年前，孱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祖国的神圣领土香港、澳门、台湾被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一段民族耻辱和哀恸的历史由此写下。
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致力于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统一。历经28年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迈出了国家统一的历史性一步。
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这一构想首先被成功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1984年12月19日，经过历时两年的22轮谈判，中英双方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就澳门问题也正式签署联合声明。
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是载入史册的两个特殊日子，中国政府先后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民族屈辱终得洗刷，崭新时代从此开启。
回到母亲的怀抱，香港、澳门以共和国两个特别行政区的身份，获得了新生。过去十余年中，港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成为了生动现实。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的智慧结晶，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齐鹏飞指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妥善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实现了香港、澳门的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按照“一国两制”方针管理好香港、澳门确定为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鲜活的事实已经证明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为了早日结束两岸同胞骨肉分离的不幸，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为奋斗目标，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思考、谋划统一大局。
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新的历史篇章。
1995年1月，江泽民同志发表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认真思考和务实解决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推动了对台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确立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
正是在党中央对台方略的引领下，经过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两岸关系从隔绝对峙走向交流对话，克服了艰难险阻，沿着和平稳定方向不断前行。
1987年，隔绝两岸同胞的闸门被打开，两岸交流合作由此渐成滚滚洪流。
1992年，两岸分别授权的海协会、海基会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双方于翌年举行首次“汪辜会谈”，完成了1949年以来两岸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进行的首次公开会谈。
1998年，“汪辜会晤”在上海举行，拉开了两岸政治对话的序幕。
其后，台湾当局接连抛出所谓“两国论”“一边一国”等分裂主张，大肆推动“法理台独”，致使台海形势一度面临危局。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果断决策，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展现了全中国人民绝不允许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坚定意志和决心。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为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2005年4、5月间，应中共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访问大陆。胡锦涛总书记分别与他们举行会谈，达成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等重要共识，向世界显示了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彼此分歧，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稳定方向发展。
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3月，台湾局势发生积极变化，两岸关系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5月，胡锦涛总书记与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举行会谈，并促成了中断9年的两岸制度性协商迅速恢复。
2008年12月31日，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鲜明提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论断，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怎样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确立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各项政策，为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两岸关系指明了前进方向。
如今，两岸直接“三通”已成现实，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已签署实施，两岸制度化协商成果持续扩大，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浪潮浩浩荡荡、波澜壮阔……两岸中国人正携手翻开和平发展、共创双赢的时代新页。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祖国统一，与维护民族的根本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台湾问题专家郭震远说，“回顾祖国统一伟业所走过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时代和人民的重托。”
放眼世界揽风云
一个精彩瞬间，定格在世纪更替、千年交接的历史时刻。
2000年9月7日，美国华尔道夫饭店。在中国倡议下，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中、美、俄、英、法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举行联合国历史上首次会晤。江泽民主席和其他四国领导人面对世界媒体的握手，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经典画面。
这个具有特殊时代意义的画面，其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历史性嬗变。
世纪之交，面向新世纪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中国外交格局已基本形成。从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到全方位外交格局的形成，中国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积极调整外交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中国外交的重大战略转变，源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此为出发点，中国外交方针开始进行重大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战略调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说。
时光回溯到1978年10月26日，一列日本新干线列车行驶在东京到京都的路上，这辆“光－81号”超特快列车上坐着正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副总理。列车以210公里的速度运行在风景秀丽的村镇、田野间，车窗外的富士山高高耸立，白云缭绕。当随行日本记者问邓小平副总理对乘坐新干线列车的感受时，邓小平说：“就感觉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而就在三天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正式生效。
1979年2月2日晚间，正在美国访问的邓小平副总理出现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骑术表演场。策马飞奔的女骑手来到尊贵的中国客人面前，隔着护栏向邓小平送上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邓小平欣然接受并戴在头上，全场顿时掌声雷动。对于邓小平历史性访美，海外媒体评论认为这位中国领导人“已经把中国带入了世界”。这一年的1月1日，中美已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实现中美建交，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前奏”，中国的对外交往思路也愈发清晰。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明确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明显趋于缓和。根据这种新变化，邓小平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判断。1985年6月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阐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外交方针的两大战略转变：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改变了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实行的“一条线”战略。
1986年3月25日至4月12日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从十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这表明，中国已基本完成了外交方针的调整，中国的对外关系格局已显示出向全方位发展的新特点。
“尽管这次外交政策的调整没有戏剧性的场面，其幅度更无法与70年代初的调整相比，但其深刻程度绝不比上一次逊色。”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这表明中国已经告别了带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理想主义的“革命外交”，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自觉地朝着全面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道路前进。
新的外交战略下，成果显现。1989年5月16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楼东大厅门口，邓小平和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紧紧握手。面对100多名中外记者，邓小平说，现在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已经实现正常化。
1982年至1989年期间，中国又同13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国总数达134个。
然而，国际风云变幻莫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内政治风波的干扰和苏东剧变，使中国外交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未曾有过的困难局面和压力。
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外交打破了“十年一变”的“规律”，保持了稳定和连续性。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他告诫说，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根本点就是要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对这股逆流要旗帜鲜明地坚决顶住。一是“绝不能示弱”；二是“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提出的指导方针，坚持独立自主，顶住西方压力，通过实行睦邻外交和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成功开辟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1989年7月1日下午，一架经过伪装的“不明国籍”运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从飞机走下来的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他作为布什总统特使秘密访华。邓小平在会见他时指出：“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明确表达了中国的坚定立场。
据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回忆，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发展中国家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政治上给予了中国极大的支持。“国与国之间，有时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患难之中才见真情。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经受住了暴风雨的考验。”
经历风雨见彩虹。从1990年至1992年，短短三年，中国睦邻外交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恢复外交关系，同越南关系实现正常化，同印度关系有了很大改善，还同2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数字甚至超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次建交高潮。
20世纪最后几年里，中国积极构筑跨世纪的对外关系，成果丰硕。面向新世纪，中国外交蓄势待发。
2001年6月14日至15日，江泽民主席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总统在上海欢聚一堂，共同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庄严宣告六国间地区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2001年10月，也是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举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11月11日，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郑重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文本的最后一页上签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关键性历史节点。
“世纪之交，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对外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牛军说。
又一个十年过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中国和世界之间的相互交融更加紧密，中国仍需要一个和平、稳定和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全方位外交大有可为。
2011年，胡锦涛主席成功访美实现中国外交良好开局。“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合组织成立10周年峰会，以及将要举行的东亚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都将为新形势下促进国际社会合作、地区合作作出更大贡献。
正如外交部长杨洁篪所说，2011年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启之年，也是“十二五”时期的开局之年。我们要全方位推进中国的外交事业，要立体思维，立体操作，进一步形成以首脑外交为统领，国别、区域和各领域外交相互促进，双多边结合，政经文互动的有力外交架构。
……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之际，无数人把目光投向一面鲜艳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党旗。
沧海桑田，神州巨变，九十年征程岁月峥嵘，九十年征程金光灿烂。
90年峥嵘岁月，90年山河巨变，中国从“积贫积弱”、“国家危亡”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归根结底，正是因为找到了一条道路，高扬起一面旗帜。
这是一面引领希望的光辉旗帜。90年峥嵘岁月——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时代潮头，引领着亿万劳苦大众求翻身、得解放、谋幸福，用坚定的理想信念捍卫着这面旗帜的神圣。
这是一面民心所向的光辉旗帜。90年风雨同舟——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牢牢地植根于人民之中，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践行着党的宗旨，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甘苦、共命运，用拳拳赤子之心展现着这面旗帜的风采。
这是一面开创未来的光辉旗帜。90年砥砺奋进——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民族复兴的重任，以百折不挠、敢于胜利的意志、勇气和智慧，带领着中华民族求发展、图富强、谋幸福，用庄严的承诺与伟大实践渲染着这面旗帜的壮丽。
责任编辑：何雅
（本文文图均据新华社）
红船领航90载，博风击浪一帆悬。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90周年华诞。
从南湖红船到八一枪声，从井风号角到长征壮歌，从抗日烽烟到建国大业，从改革春风到小康蓝图，90年波澜壮阔，90年壮丽辉煌。
这是一段百折不挠艰辛求索的伟大历程，胸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肩负开天辟地的历史重托，中国共产党高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炬,照亮黑暗的旧中国，点燃新中国黎明的曙光，指引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航程。
这是一段奋进开拓走向胜利的伟大历程。实现国家富强的宏伟目标，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自强不息、与时俱进，一次次带领中华民族从胜利走向胜利，书写着永载史册的光辉篇章。
90年的伟大历程向世人昭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实现独立、解放、幸福和富强。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瞬之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90年的风风雨雨。在党的90岁生日之际，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除了感慨，更多的是感激。
回首这90年，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是一条艰苦奋斗的道路。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上海市卢湾区新天地商业区人流不息。各类酒吧、饭馆、商铺林立于此，曾经古旧的石库门建筑群如今已是这个国际化都市的时尚地标。
行至新天地商业区的东南，安静而肃穆的气氛油然而生，在兴业路76号门牌下是一块闪光的牌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沧海桑田90年，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
这是一幢建于1920年具有典型上海风格的石库门楼房，楼下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地。
这座普通楼房内召开的中共一大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这次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作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鸦片战争失败后，为了反抗外敌和改革现状，中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斗争；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历经千辛万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无数志士仁人齐声呐喊：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给二十世纪的中国带来了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拓宽了视野，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1919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并逐渐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1920年夏到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一方面，革命的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实际斗争，思想感情发生深刻变化，锻炼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另一方面，工人群众阶级觉悟提高，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建立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日益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1921年7月，13位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来到上海，秘密聚集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准备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晚，茫茫夜色笼罩着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这个晚上，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夏夜，但对中国历史来说却有着深远意义。当晚，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大”）正式开幕了。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等12位各地代表出席了此次大会，他们身份各异、来自不同的地域，却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代表们随后具体商讨了大会的议程和任务。
上海为何成为中国的红色发源地？一大为何选择了上海？在党史专家看来，一大会址的选择看似偶然，实为最佳选择。
一直致力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齐卫平认为，一大选择在上海召开有三个主导因素：第一，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第二，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第三，在上海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从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会议一直顺利进行，代表们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30日晚上，情况却突然发生变化。
当时，马林正在用英语讲话。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男子闯入会场，朝屋里环视一周，说是要找人，然后离去。秘密工作经验丰富的马林立即警惕起来，断定此人是暗探，要求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分头离开。代表们离场不到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的警车就到了。
由于会场受到外国巡捕搜查和暗探的注意，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安排代表们陆续转移到浙江嘉兴，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在跌宕起伏中召开的一大取得了重要成果：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中点燃了。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后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经过长期艰苦的上下求索，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飞跃。
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张树军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20年代初成立，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人民的必然选择。
从此，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大地深深扎下根来，团结带领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开始了漫长的征程，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
在风和日丽的2011年5月，一大会址刚刚完成一次大规模维修，来自国内外的参观者络绎不绝。会址纪念馆馆长倪兴祥说：“红色旅游的勃兴使得我们的接待量越来越大，2010年达到56万人次，今年肯定会超过60万人次。现在，会址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党的90岁生日。”
惊天动地铸雄师
84年前的8月1日凌晨，中国共产党人用南昌城中的稠密枪声，向世界发出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宣言。
1927年8月1日发生的一切，已成为人民军队历史上的永恒之音。
由陈毅元帅手书馆名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坐落在南昌繁华的中山路上。走进八一起义纪念馆，风云际会的历史时刻奔涌而来。一件件革命者使用过的实物、一幅幅精心雕镌的壁刻画、一幕幕通过多媒体手段再现历史的场景，让人们回到那段惊心动魄的燃情岁月……
1927年春夏，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挫败。
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严峻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党以武装起义这一实际行动，对此作出了明确的答复。
为了捍卫革命果实，中共中央成立了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决定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即，7月20日至24日，驻武汉的中共中央在认真分析研究敌我双方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势后，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组织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部队2万余人向驻在南昌城内的敌军发起攻击。经过数小时激战，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誓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秘密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虽然因环境险恶，只开了一天，却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中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得出的重要论断：“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此后不久，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内，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开始讨论秋收起义的计划，由毛泽东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也随即成立。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加上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作战受到严重挫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决定起义军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
9月29日，起义部队行至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毛泽东对部队进行整编，将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并确定了党组织建在连上这一“党指挥枪”的原则。
罗荣桓元帅曾在回忆中谈道：“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其后的广州起义和全国其他地方党领导的一系列起义，为后来建立和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建立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必然要求。”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友良说，从八一南昌起义到秋收起义再到三湾改编，正因为很快形成了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原则方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的革命之火才能历经曲折而不灭，最终在22年后夺取全国政权，创建新中国。
打响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那一天，被确定为人民军队的诞生日——“八一”建军节。
从当年的几万人起义队伍到今天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从当年的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到今天的机械化、信息化装备，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84年来无数的风雨坎坷中，实现着自己的光荣梦想。
星星之火映天红
历经风雨洗礼，今日井冈山茅坪的八角楼显得格外凝重，那盏斑驳的油灯依然临窗摆放，砚台似乎还散发着昨日的墨香，一个伏案疾书的身影仿佛穿越时光，出现在我们眼前。
80多年前，毛泽东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在这里完成了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名篇，提出了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刻着独特的历史印迹，八角楼仿佛无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
1927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周遭挫败。
1927年9月，经历了秋收起义后的严重挫折，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毛泽东为何选择井冈山作为根据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副研究员饶道良认为至少有五个原因：第一，这里地处湘赣边界，邻近粤鄂，影响比较大；第二，这里离中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广州比较远，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第三，这里受大革命的影响，各县普遍建立过共产党、工会、农会等组织；第四，这里山势险要易守难攻；第五，这里有自供自给的农业经济，便于解决部队的给养。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的胜利会师，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井冈山会师”。两军会师，合编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这支新军，保存了一批得力的红军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聚集了湘赣边界武装力量的精华，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
红四军成功粉碎了湘赣敌军的第一、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特别是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重建了各地党的组织；各县、区、乡红色政权普遍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巩固。
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经验，明确回答了提问者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得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结论。同时，会议决定全面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在总结边界前期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同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出台。
“无产阶级只有分了田，才有饭吃有衣穿”“一切土地归农民”……如今，穿行在井冈山行洲村，这些当年书写的标语还保留在一些民居的白墙上，其中不乏繁体字，大小不一，虽经岁月侵蚀，刚劲的字体却依旧醒然夺目。
土地革命极大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他们纷纷送子、送夫参军，并组织赤卫队、暴动队、青年团、妇女会等协助红军开展工作，保卫了胜利果实，支援了革命战争。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陈胜华说，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共产党帮助贫苦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调动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最终获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正如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所说：“谁解决了土地革命，谁就赢得了农民，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
1929年12月，闽西山区天寒地冻，红四军党的代表聚集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一幢宗祠内，举行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军方面的经验教训，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红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
依靠这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各地的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渐渐燃遍全中国。
就这样，在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寻找革命新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对身边的同志说：“井冈山的斗争，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方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这些根据地做后盾，就不可能取得全国的革命胜利。”
如今，五月的井冈山，红旗高扬，山花怒放。载着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游客的大型巴士，循环播放着歌颂毛泽东和红军的经典旋律。爆满的100多家宾馆甚至需要提前一个月预订客房。在当年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中心，也是现在井冈山核心区的茨坪，人流如织的游客排着长队等待入场参观，讲解员和导游通过小型扩音器发出的沙哑声音此起彼伏。
抚今追昔。茅坪八角楼、红军造币厂……一个个革命旧址旧居见证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龙源口大捷、黄洋界保卫战……一个个历史片段凝成了可歌可泣的红色经典。“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发端于山莽林间的井冈山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旗漫卷长征路
黔北重镇遵义红花岗区老城子尹路96号，一栋两层楼房，坐北朝南，临街而立。
76年前，在这栋小楼里召开的一次会议，深刻地改变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上成熟，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四路红军总里程长达六万五千里的远征，几多悲壮，几多慷慨，几多豪迈。党和红军曾一度面临生死攸关的危难时刻。当时不会有人想到，他们的远征，会成为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他们的精神，会成为超越时空的巍峨丰碑。
从1934年10月到次年11月，面对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剿”，四路红军先后离开养育过他们的中央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遭遇自出发以来最惨烈的一战——湘江战役。
仍居住在遵义城的96岁老人王道金是长征亲历者。他回忆道，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多人，损失惨重。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黎平县党史工作者谢俊泉说：“黎平会议讨论了之前在通道会议中涉及的红军进军路线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博古、李德等人仍坚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毛泽东等人则主张向敌人势力薄弱的黔北进军。双方互不相让，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终于有了结果——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采纳，决定放弃原定计划，西进渡乌江北上。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为期3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比较系统地指出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批评了博古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如“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4项决定。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青杠坡地区对川军两个旅发起猛攻。此战异常激烈。不足两平方公里的葫芦形山谷里，3000多名红军将士阵亡。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红军奉命撤出战斗。四渡赤水，由此拉开序幕。
时东时西，时进时退，四渡赤水的100多天中，红军作战方向变更达10次之多，最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既定战略方针。中央红军从此改变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原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这样描述遵义会议在党史、革命史上的重要意义：“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其意义极为深远。”
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兵围追堵截，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在川黔滇万水千山间纵横驰骋：四渡赤水、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935年9月16日，党中央率领北上的红一、红三军拿下并跨越拦阻由川入甘的最后天险——甘肃迭部县东北铁尺梁下的腊子口。
9月18日，北上红军到达甘南交通重镇哈达铺。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把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
10月19日，中央红军（这时编为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落脚陕北，中国革命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最终汇聚在西北黄土高原，汇聚在抗日救亡的前线。
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从此有了一个让中华民族至今为之骄傲的名字：长征。
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贵州遵义，在甘肃腊子口，在陕北吴起，在红军经过的许多地方掀起了红色旅游热潮。仅在遵义，2011年以来游客已达50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20%以上。
遵义市委党校教授尹瑞华说，遵义会议精神，即使在今天，依然富有时代内涵，应该世代继承和发扬。而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应当成为激励我们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拼将热血筑长城
春暖花开的5月，草长莺飞。
北京丰台区宛平城外，卢沟桥。这座于1192年建成的11孔连拱石桥，以“卢沟晓月”闻名京城，是“燕京八景”之一。令人难忘的“卢沟桥事变”，是它承载了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血与火的记忆。
1937年7月7日夜，疯狂的日本侵略者在这里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一天，也标志着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从这一天起直至1945年9月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全国抗战，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人民的巨大民族觉醒、空前民族团结和英勇民族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过程。局部抗战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三省，除各种抗日义勇军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依靠群众，直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到1933年底，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各地游击队已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
1936年，为适应反日统一战线的需要，根据《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陆续改编为抗日联军的各军。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建立11个军，共3万余人，其中主要的力量由共产党直接领导。东北抗日武装的英勇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援和鼓舞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对于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发生了重要作用，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抗战纪念馆副馆长罗存康说。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八路军在当时形势下的任务：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此外，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说，它为全国抗战制定了正确路线和战略总方针，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明确了我军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其他抗日军队，纷纷挺进敌后，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抗日政权，使这些地区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根据地。
1937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军区，晋察冀边区成为八路军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很快，根据地如同四散的火星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的主要抗日根据地达19块，根据地人口由150万人发展到近1亿人，人民军队由开始的约6万人发展到120余万人。
“敌后战场的开辟，使日军一下子两面受敌，处境一落千丈。”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罗焕章说。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歼敌1000余人，缴获大量的弹药和军用物资。
“这次胜利，不仅打破了所谓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更为全国抗战增添了勇气和力量。”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岳思平说。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
雁门关大捷、奇袭阳明堡、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接二连三地重创日军，侵略者嚣张的气焰一次次被打灭。
经过8年的全国抗战，团结一心的中国军民最终打垮了日本军国主义。
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和战略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路线政策，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在抗日战争这场艰苦卓绝的反对外敌入侵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据统计，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战场共进行大小战斗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万。
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改天换地新纪元
晨曦微露，威武的仪仗队阔步走来，国歌缓缓奏响，在人们目光注视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天安门广场又迎来新的一天。
历史的回声仿佛还在回响。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从此，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努力奋斗。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中国从此不会再受侵略和欺凌，中国人民从此不会再受奴役和剥削，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纪元就此开启。
1947年7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此后一年，解放区面积日益扩大，中国共产党果断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筹备建立新中国也提到党的议事日程。
“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中华民族的发展机遇面前，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说。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成立新政协筹备会。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会议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制定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宪章，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会议一致通过了四项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9月29日，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获得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会议在9月30日闭幕。当天下午6时，会议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以崇敬的心情，缅怀和纪念在长期斗争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张树军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肩负起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
194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
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这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缓步向前，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那一刻，欢呼声响彻整个广场，喜悦弥漫整个天空。
随着毛泽东按下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旋律中高高升起。54门礼炮齐鸣28响，每一响都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8年的革命历程，每一响都仿佛诉说着峥嵘岁月。
开国大典为何定在这一天？又为何选择下午3点？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周良书介绍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共中央本来计划在解放全中国以后，也就是在1950年1月左右成立中央政府，但考虑到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已不存在，人民军队已解放了绝大多数土地，同时为了警惕帝国主义者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对中国进行干涉，中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提前举行开国大典。至于选择下午3点，主要是出于防止敌机长途奔袭的考虑，因为此前敌机一般都是上午起飞，下午返回。同样为了安全，中央人民政府当天10时左右才通过广播电台就开国大典向全世界发出预告。
下午4时，朱德总司令乘上一辆吉普车检阅三军，阅兵式由此开始。以海军两个排为先导，步兵、炮兵、战车、骑兵等方队一一走过天安门城楼，尽显威武雄壮。随后，马达的轰鸣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天空，当看到飞机组成的方队经过时，广场瞬间沸腾了。
最后进行的是有30万人参加的浩大的群众游行。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时，群情激昂，不断高喊着“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口号。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这是一个载入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史册的光辉时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考验面前，满怀信心迎接挑战。到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几个海岛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1951年5月23日，西藏实现和平解放；1951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随着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新生政权得以巩固。
开国大典后，天安门广场随着国家的发展而不断变化——1959年，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落成；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正式开放；1999年，地铁首次在广场下方穿过；2006年，中国公路零公里标志放置于此；2011年，首次增加永久性灌木绿地……
经历了旧中国的灭亡、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深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能摆脱最悲惨的境遇，向着光明的前途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历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
冲破桎梏天地宽
在深圳最为繁华的深南大道上，一尊名为《闯》的金属雕塑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行人：一位巨人正使出浑身力量，张开双臂撑开门框，在他的努力下，大门终于打开，新的天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一充满视觉冲击力的雕塑，诉说着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艰难发轫。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农业生产出现了多年未有的迅速发展局面。然而，与农村的改革相比，其他各项改革还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想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要想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就必须改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根据十二大确定的任务，决定适时地把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政策，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该“决定”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国改革由此全面展开。曾参与起草决定的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认为，把“商品经济”写入党的文件，这是对原有计划经济模式的重大突破，从而使中国经济社会得以迅速改变过去的面貌。
当时的中国社会，尽管已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但多年计划经济模式下经济运行的弊端正充分显露：由于政企职责不分，生产领域出现了“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统”的状况，压抑了企业积极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那时报刊上随处可见的漫画对这一问题有过生动的描绘：一家工厂为了购进一台打字机，上上下下跑了几十个部门，最后终于在政府主管部门的办公桌上盖完了最后一个章，这时这家工厂需打印的文稿已经堆了半个房间。
此外，产权不清，权责不明，也成为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制约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的一大弊端。当时有报刊曾经对一个300人的国有工厂职工做过一项匿名问卷调查，面对“看到有人拿公家的财物你会怎么办”的问题，结果只有14个人选择“去阻止”，220个人选择“不关我的事”，60多个人选择“你拿我也拿”。“国外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成为当时颇为流行的口头语。
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后，提出了商品经济，进而又提出了市场经济，这种体制上的变革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经济学家吴敬琏回忆称，人们发现这一新模式就是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模式，它可以更好地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
理论上的突破，使这次全会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伟大历程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阶段。此后，改革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权限逐步下放，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和改进，经济建设呈现出全新的局面。
第一家合资企业诞生、第一个股份制公司成立、第一批股票发行、第一个企业家群体出现……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领域中一个个新鲜事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此海外人士评论称：改革为社会主义中国找到了一条迥别于苏联的新路，中国经济“活”起来了。
就在全面启动改革的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随着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的成立，开放的气息席卷神州大地。敏锐的西方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1984年五一节前夕美国《时代》杂志上，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成为这一期的封面人物。画面上，这个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手拿可口可乐，面露微笑，对新世界和新生活充满期待。
而就在此后不久，中央作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1984年5月4日，中央正式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扩大城市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政策，改革现行的某些管理制度，增强城市及企业对外经济活动的活力。
经济学家认为，对外开放既是经济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是经济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引入国外资源到引入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不仅形成了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方位开放格局，而且为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造就了不可逆的历史趋势。而更为深远的意义是，中国开始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迎来了平稳快速发展。
1984年，第23届夏季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办，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的一届奥运会，当时金牌榜第四位的成绩让世人惊叹。而更让世人想不到的是，24年之后，在北京的“鸟巢”，中国即首次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从体育代表团第一次走出国门到打开国门成功举办盛会，背后的原因就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使中国经济建设得以迅速发展。到1987年，国民收入达到9153亿元，工业总产值达到13780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5820亿元，均达到1983年的两倍，而对外贸易量、吸引外资金额更是增长超过3倍，城乡人均收入也增长了两到三倍。
改革开放的成功得到了国外学者的高度评价。美国洛杉矶太平洋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齐迈克称：“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客观上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仅凭这一点，我就要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他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富有智慧的中国人民不断突破禁区，并把一系列重大措施付诸实施。
这是中国当代经济史上风云激荡的时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艰难发轫的年代，由此，中国社会开启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统一伟业谱华章
香港金紫荆广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迎风招展，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与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相向矗立。由层层石环叠砌而成的纪念碑，标注着1842年以来的时间刻度，如年轮般记录了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奋发、在屈辱中崛起的不平凡经历，记录了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懈追求国家统一与强盛的伟大奋斗历程。
一百多年前，孱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祖国的神圣领土香港、澳门、台湾被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一段民族耻辱和哀恸的历史由此写下。
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致力于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统一。历经28年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迈出了国家统一的历史性一步。
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这一构想首先被成功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1984年12月19日，经过历时两年的22轮谈判，中英双方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就澳门问题也正式签署联合声明。
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是载入史册的两个特殊日子，中国政府先后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民族屈辱终得洗刷，崭新时代从此开启。
回到母亲的怀抱，香港、澳门以共和国两个特别行政区的身份，获得了新生。过去十余年中，港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成为了生动现实。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的智慧结晶，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齐鹏飞指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妥善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实现了香港、澳门的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按照“一国两制”方针管理好香港、澳门确定为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鲜活的事实已经证明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为了早日结束两岸同胞骨肉分离的不幸，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为奋斗目标，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思考、谋划统一大局。
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新的历史篇章。
1995年1月，江泽民同志发表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认真思考和务实解决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推动了对台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确立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
正是在党中央对台方略的引领下，经过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两岸关系从隔绝对峙走向交流对话，克服了艰难险阻，沿着和平稳定方向不断前行。
1987年，隔绝两岸同胞的闸门被打开，两岸交流合作由此渐成滚滚洪流。
1992年，两岸分别授权的海协会、海基会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双方于翌年举行首次“汪辜会谈”，完成了1949年以来两岸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进行的首次公开会谈。
1998年，“汪辜会晤”在上海举行，拉开了两岸政治对话的序幕。
其后，台湾当局接连抛出所谓“两国论”“一边一国”等分裂主张，大肆推动“法理台独”，致使台海形势一度面临危局。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果断决策，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展现了全中国人民绝不允许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坚定意志和决心。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为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2005年4、5月间，应中共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访问大陆。胡锦涛总书记分别与他们举行会谈，达成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等重要共识，向世界显示了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彼此分歧，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稳定方向发展。
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3月，台湾局势发生积极变化，两岸关系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5月，胡锦涛总书记与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举行会谈，并促成了中断9年的两岸制度性协商迅速恢复。
2008年12月31日，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鲜明提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论断，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怎样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确立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各项政策，为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两岸关系指明了前进方向。
如今，两岸直接“三通”已成现实，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已签署实施，两岸制度化协商成果持续扩大，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浪潮浩浩荡荡、波澜壮阔……两岸中国人正携手翻开和平发展、共创双赢的时代新页。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祖国统一，与维护民族的根本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台湾问题专家郭震远说，“回顾祖国统一伟业所走过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时代和人民的重托。”
放眼世界揽风云
一个精彩瞬间，定格在世纪更替、千年交接的历史时刻。
2000年9月7日，美国华尔道夫饭店。在中国倡议下，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中、美、俄、英、法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举行联合国历史上首次会晤。江泽民主席和其他四国领导人面对世界媒体的握手，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经典画面。
这个具有特殊时代意义的画面，其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历史性嬗变。
世纪之交，面向新世纪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中国外交格局已基本形成。从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到全方位外交格局的形成，中国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积极调整外交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中国外交的重大战略转变，源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此为出发点，中国外交方针开始进行重大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战略调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说。
时光回溯到1978年10月26日，一列日本新干线列车行驶在东京到京都的路上，这辆“光－81号”超特快列车上坐着正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副总理。列车以210公里的速度运行在风景秀丽的村镇、田野间，车窗外的富士山高高耸立，白云缭绕。当随行日本记者问邓小平副总理对乘坐新干线列车的感受时，邓小平说：“就感觉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而就在三天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正式生效。
1979年2月2日晚间，正在美国访问的邓小平副总理出现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骑术表演场。策马飞奔的女骑手来到尊贵的中国客人面前，隔着护栏向邓小平送上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邓小平欣然接受并戴在头上，全场顿时掌声雷动。对于邓小平历史性访美，海外媒体评论认为这位中国领导人“已经把中国带入了世界”。这一年的1月1日，中美已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实现中美建交，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前奏”，中国的对外交往思路也愈发清晰。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明确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明显趋于缓和。根据这种新变化，邓小平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判断。1985年6月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阐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外交方针的两大战略转变：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改变了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实行的“一条线”战略。
1986年3月25日至4月12日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从十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这表明，中国已基本完成了外交方针的调整，中国的对外关系格局已显示出向全方位发展的新特点。
“尽管这次外交政策的调整没有戏剧性的场面，其幅度更无法与70年代初的调整相比，但其深刻程度绝不比上一次逊色。”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这表明中国已经告别了带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理想主义的“革命外交”，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自觉地朝着全面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道路前进。
新的外交战略下，成果显现。1989年5月16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楼东大厅门口，邓小平和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紧紧握手。面对100多名中外记者，邓小平说，现在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已经实现正常化。
1982年至1989年期间，中国又同13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国总数达134个。
然而，国际风云变幻莫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内政治风波的干扰和苏东剧变，使中国外交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未曾有过的困难局面和压力。
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外交打破了“十年一变”的“规律”，保持了稳定和连续性。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他告诫说，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根本点就是要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对这股逆流要旗帜鲜明地坚决顶住。一是“绝不能示弱”；二是“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提出的指导方针，坚持独立自主，顶住西方压力，通过实行睦邻外交和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成功开辟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1989年7月1日下午，一架经过伪装的“不明国籍”运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从飞机走下来的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他作为布什总统特使秘密访华。邓小平在会见他时指出：“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明确表达了中国的坚定立场。
据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回忆，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发展中国家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政治上给予了中国极大的支持。“国与国之间，有时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患难之中才见真情。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经受住了暴风雨的考验。”
经历风雨见彩虹。从1990年至1992年，短短三年，中国睦邻外交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恢复外交关系，同越南关系实现正常化，同印度关系有了很大改善，还同2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数字甚至超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次建交高潮。
20世纪最后几年里，中国积极构筑跨世纪的对外关系，成果丰硕。面向新世纪，中国外交蓄势待发。
2001年6月14日至15日，江泽民主席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总统在上海欢聚一堂，共同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庄严宣告六国间地区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2001年10月，也是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举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11月11日，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郑重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文本的最后一页上签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关键性历史节点。
“世纪之交，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对外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牛军说。
又一个十年过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中国和世界之间的相互交融更加紧密，中国仍需要一个和平、稳定和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全方位外交大有可为。
2011年，胡锦涛主席成功访美实现中国外交良好开局。“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合组织成立10周年峰会，以及将要举行的东亚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都将为新形势下促进国际社会合作、地区合作作出更大贡献。
正如外交部长杨洁篪所说，2011年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启之年，也是“十二五”时期的开局之年。我们要全方位推进中国的外交事业，要立体思维，立体操作，进一步形成以首脑外交为统领，国别、区域和各领域外交相互促进，双多边结合，政经文互动的有力外交架构。
……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之际，无数人把目光投向一面鲜艳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党旗。
沧海桑田，神州巨变，九十年征程岁月峥嵘，九十年征程金光灿烂。
90年峥嵘岁月，90年山河巨变，中国从“积贫积弱”、“国家危亡”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归根结底，正是因为找到了一条道路，高扬起一面旗帜。
这是一面引领希望的光辉旗帜。90年峥嵘岁月——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时代潮头，引领着亿万劳苦大众求翻身、得解放、谋幸福，用坚定的理想信念捍卫着这面旗帜的神圣。
这是一面民心所向的光辉旗帜。90年风雨同舟——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牢牢地植根于人民之中，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践行着党的宗旨，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甘苦、共命运，用拳拳赤子之心展现着这面旗帜的风采。
这是一面开创未来的光辉旗帜。90年砥砺奋进——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民族复兴的重任，以百折不挠、敢于胜利的意志、勇气和智慧，带领着中华民族求发展、图富强、谋幸福，用庄严的承诺与伟大实践渲染着这面旗帜的壮丽。
责任编辑：何雅
（本文文图均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