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晨，薄雾蒙蒙。
起了个大早，送一位忘年交去外地治老年病，从机场返城后，发现时间尚早，突然萌生去南后街吃一碗肉燕的念头，掐指一算，有十来年没去南后街了。
从吉庇路一侧步入南后街的后门，眼前不禁一亮，街面整洁，行人甚少，一些家长正骑车送小朋友往宫巷里去，想必那里面有一所幼儿园吧；两侧的店面是整洁的，可大部分都是铁将军把门，只有“同利肉燕”和“永和鱼丸”两家已早早开张。
坐下要一碗肉燕。皮还是那么润滑劲道，馅还是那么咸香怡人，可是看到那店内闲置的肉砧，锃亮的煤气灶，醒目的验钞机，心中总感觉有些莫名。在南国料峭的初冬早晨，望着热气氤氲的肉燕汤，我眼前光鲜的三坊七巷渐渐显得有些模糊，几十年与南后街往来的琐事反倒像碗里高汤上泛起的油花和葱花一样历历浮现在我的眼前。
儿时的我住在现称为卧湖路的一条极富人情味的巷子——互爱巷。卧湖路当时是一条内河，称达明河。北接西湖，南至双抛桥，西通“水流湾”。达明河边有一所达明小学。“文革”爆发时，我读小学三年级。校内第一场大型的批斗大会地点在操场上，对象就是那位女校长。只见她头戴高帽，脖上挂着一块看去挺沉的“反动右派”的牌子。教学楼两侧垂下的条幅右边写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左边写着“敬祝×校长万臭无香”。自那场会后，敲钟的依伯已换成了那位女校长，常见她拿着锣沿着楼道一路敲着，同学们或向她吐口水，或用弹弓向她攒射，她只是低着头，不会有任何的反抗。但我似乎还能从她脸上读到一丝的苦痛、二分的无奈和七成的原宥。
不久就停课了。我们几个同学无事就经常串门。南后街的三坊七巷都有我的同学。我经常去的两位同学家，一个在安民巷，一个在黄巷。安民巷的那位同学家有两个吸引我的地方，一是他家养着一池漂亮的金鱼，什么珍珠鳞、水泡眼等都是我的最爱。我们把从水沟里钩来的像蚯蚓一样经常纠缠在一起的红色沟虫拿去喂鱼儿，看着鱼儿款摆尾翼，吞吐有致的样子，别提有多美了；这位同学家道殷实，另一个好玩的就是他有很多的铜器玩艺儿，诸如帐钩、箱柄、锁之类的，供我们在地上抛掷。倘若这位同学高兴起来，拿其中最小最旧的去换“咔咔糖”(旧时福州常见那种游贩一手拿着一箩白色酥糖，一手夹着小铁锤和一片小铁板沿街敲卖的)，与大家共享，那真会让我们欢呼雀跃好几天哩。
黄巷，因“文革”之故当时改名为“红巷”。因为祖国山河一片红嘛，岂能容忍“黑、黄、白”行其道?当时安泰街道称作“红卫街道”，花园路变成了“红卫兵路”。“红巷”用普通话念没啥不对劲的，可是用福州话说，下腭就都要往下缩，特难念，一般福州人都说成“瓮瓮”(用福州话读)。住黄巷那位同学的家斜对面就是南华电影院。有时我们会趁电影开场，检票员不注意时偷偷溜进去打发时光。站在通道上看是万万不可的，随时会被工作人员逮住，搞不好还要唤家长来补票领人；但凡有空余的位置又都在放映机房的两侧，而且在其间又都立着根需双手合抱的朱红大柱子(这是这家影院的一大特色)。我们经常坐在大柱子的后面撑直身子，侧着脑袋看，左边看疲了，换右边，大半场看下来大都是脖酸、腰疼、腿发软。好在是年少，聊一会观后感，嘻嘻哈哈一阵子也都陆续恢复了原状。
从我家去这两个巷子，必经塔巷，我们也必像鹅一样伸长脖子张望。其实就因为我们班上有一个叫什么琴的女同学住在那里，她经常要到离巷口100米的一个墙旮旯处去打水、洗衣。那女生眼睛大大的，皮肤黝黑，身体健硕，常穿一件红格子衣服。那时不时兴男女生说话，我们几个伙伴没有一个会去打招呼的，好像就是喜欢看看她，也没啥别的意思。
转眼上了中学，学校要求每班都成立“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而且每周要有一个晚上组织学习“毛选”两小时。我那组的组长居然就是那位叫什么琴的同学。周五晚上我们都会准时到她家学习。印象中她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樟树，到晚上黑煞煞的，挺吓人。还有就是她家饭厅那盏十五瓦的被油烟薰黄的电灯，那老是散发出浓重虾油味且油腻之极的饭桌——我们就趴在它上面学习。彼时的她好像在班上担任一个小干部，书读得不怎么样，组织学习倒认真负责，满脸严肃，大家对她已然没有了往昔的好感。我们的学习就是三部曲：读语录、谈心得、写检讨。
最难忘的要数有一次我们学习结束，几个人出门相互打闹，谁知一个趔趄，一个男生弄翻了一只马桶(当时到了晚上，各家各户都要把盛便器放在路旁，待拉粪车的人清空后，次日清晨再提回去使用)，溅脏了一脚，顿时“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一连踢翻了五六个马桶，大家纷纷上前劝阻，可他的一口恶气似乎还未消失殆尽，又上前拿起一个马桶盖，像甩飞碟似的往外一抛，咣当一声，掷到街对面的一户人家，只见窗棂震颤，里面顿时传出嗡声嗡气的声音：“干什么!”吓得大家大气不敢出，顿作鸟兽散。到家后，心还扑扑地直跳。
后来，我就“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上山当了农民。城乡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大了，同学也不往来了。
“文革”结束。我上了学，进了教师行列。后来顺利地结了婚，生了子，谁知又遇到不顺心的事——孩子没人带。好在邻居一蹬三轮车的母亲十分热心，她说，南后街郎官巷里有一位她的姐妹，大家都叫她郑妈，有带小孩的经验。一进宅门，天井右侧的一间厢房就是她的家，虽简陋，可拾掇的还较清爽。这位郑妈的男人也是蹬三轮车的，可能是日积月累，两条乌紫的腿肿得很大，行动很是不便。他嗜酒成癖，到他家总能闻到一股福州人常喝的白酒——“地瓜烧”刺鼻的味道。见无啥不妥，谈好价钱，我次日就把三个月大的小孩送了过去。每天早送晚接，孩子在她的喂养下，倒也白胖。有时中午无事，我会踱至她家视探。见我来了，郑妈常会两腿并拢，脚后跟着地，双手夹着小儿的胳肢窝，让小儿坐在她的膝上，口中念着福州童谣：“南尾星，光弹弹，拍锣鼓，起凉棚。凉棚厝，织齐布。蜀匹红，送丈侬；蜀匹青，送先生；蜀匹黄，送大王；蜀匹紫，送厝里。”伴随着节拍，两腿时而抬起时而放下，逗得儿子咯咯直笑。她哄小儿睡觉，也会唱童谣，最常唱的是那首“搓米时”。其文字好像是：“搓米其搓搓，依奶疼依哥，依哥讨依嫂，依弟单身哥。依嫂带身子，爹妈齐欢喜。孩儿段桶下，依哥做郎罢。”这两则童谣虽有三言、五言之分，但都以起兴之笔，极尽铺陈。前者主要强调勤奋、博爱；后者似言家族和睦、繁衍。
有一次，中午小儿安睡在床，郑妈在天井洗涤杂什，我见她男人正就着虾米喝酒便上前与他搭讪。可能很久没人理睬他的缘故，见我与他说话，他很兴奋。他的话含糊不清，但还能听个八九不离十。原来他与介绍我来此的大妈的老伴(已故)早年都是住在“连家船”上。江上讨不了生活，就到陆上拉黄包车。经常在南后街、茶亭街一带跑生意，偶尔也去仓山。说起偌大的南后街， 当时那豪门林立，书香味特浓的情景时，他啧啧咋舌却语焉不详，脸上还有着几分的张皇与惊疑；而商贾如蚁的茶亭街，僻静但洋人居多的仓山，在他嘴里显然流畅了些。那种种“奇闻逸事”在我听来不以为然，他却说得两眼放光。至于什么南星澡堂、三山座澡堂、水部澡堂等坊间闲话，他便如数家珍，说得愈发畅快，唾沫横飞。其实他平日风里来，雨里去，还经常有上顿没下顿的。我怀疑他自己去得少，拉客去消费的居多。偶尔遇到阔绰又大方的主儿，给点意外的施舍，他们这些“祥子”们收工后才会跑到澡堂里去喝酒、吃茶、泡澡。解放后，他还拉过一阵，后来他们这些“游兵散勇”经政府改造、整编就当上了三轮车工人，收入有了保障，家也安到了南后街。如此云云。
这样过了大半年，孩子的腿脚日渐硬朗，会走路了。有一天，我照例去接小孩，竟然看到孩子头上缠着几圈纱布。急问缘由，原来是小儿蹿出家门，被一骑车的车把磕破了头皮。其结果，自然就像小儿头顶纱布上渗出殷红血迹那般明了了：先是家里的责骂声四起，接着就是算清工钱作别。
在以后的两年，我春节前夕都会带小儿去看望郑妈，给她一点过节费，并送两瓶酒。第三年去她家，邻居说那男人死后郑妈就搬了家，搬到何处，众人也说不上来。我俩只好悻悻地去南后街买了副春联回家。当初春联和花灯就数南后街最盛。后来，春联，银行每年都会送；花灯，小孩也不玩了。南后街也就再也未去，这一别就是十几年。
不知不觉中，碗里的葱花已凝然不动，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现实，环顾两旁的店面，已次第开张，只是还没有顾客。付了钱见时间尚早，我便向西走去。杨桥路就在眼前，昔时的小巷如今已成了车水马龙的通衢。南边的郎官巷局促地露出小脸，小巷的后半截已被某商贸集团吞噬，如今的她只能像末代皇帝那样向人展现“我的前半生(身)”了；原先与之相对的“水流湾”巷子早已“乘鹤西去”，拔地而起的是鳞次栉比的商住高楼。
滚滚的商潮改变着福州的容颜，隆隆的推土机蚕食着饱经沧桑的三坊七巷。如今的她，四肢不全，严重受损，已是缩微版的了。所幸腹地尚存，元气未消。穿坊过巷，残垣断瓦间的花草虽呈颓败之态，但那些根植深深庭院的古榕迎着初阳，依旧显得那么苍虬挺拔，生机盎然。有赖于政府的毅然决然，三坊七巷贤者达士立德、立功、立言的善举。已得到一定的传扬。望着周遭闪现众多的是修葺者忙碌的身影，我们有理由相信三坊七巷里名人故居重见天日，将指日可待。
我对三坊七巷难以割舍的情愫，源于非常年代里青春少年的莽撞荒唐，“文革”结束后寻常人家的生活底色。时至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自然要对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更深层的关注，钩沉坊巷旧事，撷取人文底蕴。
手机铃声响起，是我那德高望重的朋友报平安的短信，他说一切都会好的，请我放心。抬首天际，已是艳阳普照，遥望冰心故居，念及未来，忽然想起《小桔灯》里末尾的一句话“我们‘大家’都‘好’了”。
再会吧，南后街。
第二节课我还要给学生们上《故乡的榕树》呢，离开了南后街正门牌坊，融入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加快脚步匆匆向学校方向走去。
起了个大早，送一位忘年交去外地治老年病，从机场返城后，发现时间尚早，突然萌生去南后街吃一碗肉燕的念头，掐指一算，有十来年没去南后街了。
从吉庇路一侧步入南后街的后门，眼前不禁一亮，街面整洁，行人甚少，一些家长正骑车送小朋友往宫巷里去，想必那里面有一所幼儿园吧；两侧的店面是整洁的，可大部分都是铁将军把门，只有“同利肉燕”和“永和鱼丸”两家已早早开张。
坐下要一碗肉燕。皮还是那么润滑劲道，馅还是那么咸香怡人，可是看到那店内闲置的肉砧，锃亮的煤气灶，醒目的验钞机，心中总感觉有些莫名。在南国料峭的初冬早晨，望着热气氤氲的肉燕汤，我眼前光鲜的三坊七巷渐渐显得有些模糊，几十年与南后街往来的琐事反倒像碗里高汤上泛起的油花和葱花一样历历浮现在我的眼前。
儿时的我住在现称为卧湖路的一条极富人情味的巷子——互爱巷。卧湖路当时是一条内河，称达明河。北接西湖，南至双抛桥，西通“水流湾”。达明河边有一所达明小学。“文革”爆发时，我读小学三年级。校内第一场大型的批斗大会地点在操场上，对象就是那位女校长。只见她头戴高帽，脖上挂着一块看去挺沉的“反动右派”的牌子。教学楼两侧垂下的条幅右边写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左边写着“敬祝×校长万臭无香”。自那场会后，敲钟的依伯已换成了那位女校长，常见她拿着锣沿着楼道一路敲着，同学们或向她吐口水，或用弹弓向她攒射，她只是低着头，不会有任何的反抗。但我似乎还能从她脸上读到一丝的苦痛、二分的无奈和七成的原宥。
不久就停课了。我们几个同学无事就经常串门。南后街的三坊七巷都有我的同学。我经常去的两位同学家，一个在安民巷，一个在黄巷。安民巷的那位同学家有两个吸引我的地方，一是他家养着一池漂亮的金鱼，什么珍珠鳞、水泡眼等都是我的最爱。我们把从水沟里钩来的像蚯蚓一样经常纠缠在一起的红色沟虫拿去喂鱼儿，看着鱼儿款摆尾翼，吞吐有致的样子，别提有多美了；这位同学家道殷实，另一个好玩的就是他有很多的铜器玩艺儿，诸如帐钩、箱柄、锁之类的，供我们在地上抛掷。倘若这位同学高兴起来，拿其中最小最旧的去换“咔咔糖”(旧时福州常见那种游贩一手拿着一箩白色酥糖，一手夹着小铁锤和一片小铁板沿街敲卖的)，与大家共享，那真会让我们欢呼雀跃好几天哩。
黄巷，因“文革”之故当时改名为“红巷”。因为祖国山河一片红嘛，岂能容忍“黑、黄、白”行其道?当时安泰街道称作“红卫街道”，花园路变成了“红卫兵路”。“红巷”用普通话念没啥不对劲的，可是用福州话说，下腭就都要往下缩，特难念，一般福州人都说成“瓮瓮”(用福州话读)。住黄巷那位同学的家斜对面就是南华电影院。有时我们会趁电影开场，检票员不注意时偷偷溜进去打发时光。站在通道上看是万万不可的，随时会被工作人员逮住，搞不好还要唤家长来补票领人；但凡有空余的位置又都在放映机房的两侧，而且在其间又都立着根需双手合抱的朱红大柱子(这是这家影院的一大特色)。我们经常坐在大柱子的后面撑直身子，侧着脑袋看，左边看疲了，换右边，大半场看下来大都是脖酸、腰疼、腿发软。好在是年少，聊一会观后感，嘻嘻哈哈一阵子也都陆续恢复了原状。
从我家去这两个巷子，必经塔巷，我们也必像鹅一样伸长脖子张望。其实就因为我们班上有一个叫什么琴的女同学住在那里，她经常要到离巷口100米的一个墙旮旯处去打水、洗衣。那女生眼睛大大的，皮肤黝黑，身体健硕，常穿一件红格子衣服。那时不时兴男女生说话，我们几个伙伴没有一个会去打招呼的，好像就是喜欢看看她，也没啥别的意思。
转眼上了中学，学校要求每班都成立“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而且每周要有一个晚上组织学习“毛选”两小时。我那组的组长居然就是那位叫什么琴的同学。周五晚上我们都会准时到她家学习。印象中她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樟树，到晚上黑煞煞的，挺吓人。还有就是她家饭厅那盏十五瓦的被油烟薰黄的电灯，那老是散发出浓重虾油味且油腻之极的饭桌——我们就趴在它上面学习。彼时的她好像在班上担任一个小干部，书读得不怎么样，组织学习倒认真负责，满脸严肃，大家对她已然没有了往昔的好感。我们的学习就是三部曲：读语录、谈心得、写检讨。
最难忘的要数有一次我们学习结束，几个人出门相互打闹，谁知一个趔趄，一个男生弄翻了一只马桶(当时到了晚上，各家各户都要把盛便器放在路旁，待拉粪车的人清空后，次日清晨再提回去使用)，溅脏了一脚，顿时“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一连踢翻了五六个马桶，大家纷纷上前劝阻，可他的一口恶气似乎还未消失殆尽，又上前拿起一个马桶盖，像甩飞碟似的往外一抛，咣当一声，掷到街对面的一户人家，只见窗棂震颤，里面顿时传出嗡声嗡气的声音：“干什么!”吓得大家大气不敢出，顿作鸟兽散。到家后，心还扑扑地直跳。
后来，我就“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上山当了农民。城乡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大了，同学也不往来了。
“文革”结束。我上了学，进了教师行列。后来顺利地结了婚，生了子，谁知又遇到不顺心的事——孩子没人带。好在邻居一蹬三轮车的母亲十分热心，她说，南后街郎官巷里有一位她的姐妹，大家都叫她郑妈，有带小孩的经验。一进宅门，天井右侧的一间厢房就是她的家，虽简陋，可拾掇的还较清爽。这位郑妈的男人也是蹬三轮车的，可能是日积月累，两条乌紫的腿肿得很大，行动很是不便。他嗜酒成癖，到他家总能闻到一股福州人常喝的白酒——“地瓜烧”刺鼻的味道。见无啥不妥，谈好价钱，我次日就把三个月大的小孩送了过去。每天早送晚接，孩子在她的喂养下，倒也白胖。有时中午无事，我会踱至她家视探。见我来了，郑妈常会两腿并拢，脚后跟着地，双手夹着小儿的胳肢窝，让小儿坐在她的膝上，口中念着福州童谣：“南尾星，光弹弹，拍锣鼓，起凉棚。凉棚厝，织齐布。蜀匹红，送丈侬；蜀匹青，送先生；蜀匹黄，送大王；蜀匹紫，送厝里。”伴随着节拍，两腿时而抬起时而放下，逗得儿子咯咯直笑。她哄小儿睡觉，也会唱童谣，最常唱的是那首“搓米时”。其文字好像是：“搓米其搓搓，依奶疼依哥，依哥讨依嫂，依弟单身哥。依嫂带身子，爹妈齐欢喜。孩儿段桶下，依哥做郎罢。”这两则童谣虽有三言、五言之分，但都以起兴之笔，极尽铺陈。前者主要强调勤奋、博爱；后者似言家族和睦、繁衍。
有一次，中午小儿安睡在床，郑妈在天井洗涤杂什，我见她男人正就着虾米喝酒便上前与他搭讪。可能很久没人理睬他的缘故，见我与他说话，他很兴奋。他的话含糊不清，但还能听个八九不离十。原来他与介绍我来此的大妈的老伴(已故)早年都是住在“连家船”上。江上讨不了生活，就到陆上拉黄包车。经常在南后街、茶亭街一带跑生意，偶尔也去仓山。说起偌大的南后街， 当时那豪门林立，书香味特浓的情景时，他啧啧咋舌却语焉不详，脸上还有着几分的张皇与惊疑；而商贾如蚁的茶亭街，僻静但洋人居多的仓山，在他嘴里显然流畅了些。那种种“奇闻逸事”在我听来不以为然，他却说得两眼放光。至于什么南星澡堂、三山座澡堂、水部澡堂等坊间闲话，他便如数家珍，说得愈发畅快，唾沫横飞。其实他平日风里来，雨里去，还经常有上顿没下顿的。我怀疑他自己去得少，拉客去消费的居多。偶尔遇到阔绰又大方的主儿，给点意外的施舍，他们这些“祥子”们收工后才会跑到澡堂里去喝酒、吃茶、泡澡。解放后，他还拉过一阵，后来他们这些“游兵散勇”经政府改造、整编就当上了三轮车工人，收入有了保障，家也安到了南后街。如此云云。
这样过了大半年，孩子的腿脚日渐硬朗，会走路了。有一天，我照例去接小孩，竟然看到孩子头上缠着几圈纱布。急问缘由，原来是小儿蹿出家门，被一骑车的车把磕破了头皮。其结果，自然就像小儿头顶纱布上渗出殷红血迹那般明了了：先是家里的责骂声四起，接着就是算清工钱作别。
在以后的两年，我春节前夕都会带小儿去看望郑妈，给她一点过节费，并送两瓶酒。第三年去她家，邻居说那男人死后郑妈就搬了家，搬到何处，众人也说不上来。我俩只好悻悻地去南后街买了副春联回家。当初春联和花灯就数南后街最盛。后来，春联，银行每年都会送；花灯，小孩也不玩了。南后街也就再也未去，这一别就是十几年。
不知不觉中，碗里的葱花已凝然不动，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现实，环顾两旁的店面，已次第开张，只是还没有顾客。付了钱见时间尚早，我便向西走去。杨桥路就在眼前，昔时的小巷如今已成了车水马龙的通衢。南边的郎官巷局促地露出小脸，小巷的后半截已被某商贸集团吞噬，如今的她只能像末代皇帝那样向人展现“我的前半生(身)”了；原先与之相对的“水流湾”巷子早已“乘鹤西去”，拔地而起的是鳞次栉比的商住高楼。
滚滚的商潮改变着福州的容颜，隆隆的推土机蚕食着饱经沧桑的三坊七巷。如今的她，四肢不全，严重受损，已是缩微版的了。所幸腹地尚存，元气未消。穿坊过巷，残垣断瓦间的花草虽呈颓败之态，但那些根植深深庭院的古榕迎着初阳，依旧显得那么苍虬挺拔，生机盎然。有赖于政府的毅然决然，三坊七巷贤者达士立德、立功、立言的善举。已得到一定的传扬。望着周遭闪现众多的是修葺者忙碌的身影，我们有理由相信三坊七巷里名人故居重见天日，将指日可待。
我对三坊七巷难以割舍的情愫，源于非常年代里青春少年的莽撞荒唐，“文革”结束后寻常人家的生活底色。时至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自然要对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更深层的关注，钩沉坊巷旧事，撷取人文底蕴。
手机铃声响起，是我那德高望重的朋友报平安的短信，他说一切都会好的，请我放心。抬首天际，已是艳阳普照，遥望冰心故居，念及未来，忽然想起《小桔灯》里末尾的一句话“我们‘大家’都‘好’了”。
再会吧，南后街。
第二节课我还要给学生们上《故乡的榕树》呢，离开了南后街正门牌坊，融入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加快脚步匆匆向学校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