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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回顾 2010年3月(下)(总第285期)《人民论坛》杂志刊发了特别策划专题《谁会成下个富裕群体》,紧扣今年“两会”热门话题,不仅获得了网友的极大关注和好评,参与问卷调查人数已达两万余人,而且吸引了多位专家学者的深度关注,本刊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追踪。
新年伊始,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同志就财税体制和分配制度改革分别作了重要讲话,这不禁让人想起邓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巡讲话。关于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同志当时已有所察觉,但他认为那时还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到上个世纪末,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据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披露的“10%的存户占6万亿存款之2/3”的事实,按照黄金分割原理计算得出,20%上层富人的存款是20%下层穷人存款的18倍!但是,由于世纪之交的时代变迁躁动、人事更替所导致的政策间歇和政策趋势的惯性,使得本应该在上个世纪末“突出提出和解决”的问题在不知不觉中拖后了10年。
“先富起来”有一个凤凰涅槃过程。它从“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出发,外化为“先富”、“后富”的外部对立,最终在其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共同富裕”中实现无余涅槃。
当然,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是说,“先富起来”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还有它一定的存在价值。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和解决由其所导致的两极分化。当“先富起来”这种自发的倾向披上合法化、制度化的外衣以后,就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力量。
当资本和财富的示范效应已经显现,并且在全社会造成了一种新的宗教――金钱拜物教的时候,当“先富”政策已经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后,就要对“先富”政策加以适当调整,使其消除资本“野蛮疯跑”的魔性,不要使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日趋严重并固化下来。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借鉴发达国家政府和市场博弈的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我们必须学习,那就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
当务之急应该是济贫扶弱,大幅度提高企业低薪阶层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队伍,用税收手段降低富裕阶层的财富增长速度,坚决抑制两极分化继续扩大的趋势。
对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基础”问题,第四代党中央科学地解决了。这个“基础”就是“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它不仅是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的理论基础,而且是继续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践基础。“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从理论的高度解构了先富、后富、共富的逻辑纠结,而且从实践的角度颠覆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同时保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新年伊始,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同志就财税体制和分配制度改革分别作了重要讲话,这不禁让人想起邓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巡讲话。关于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同志当时已有所察觉,但他认为那时还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到上个世纪末,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据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披露的“10%的存户占6万亿存款之2/3”的事实,按照黄金分割原理计算得出,20%上层富人的存款是20%下层穷人存款的18倍!但是,由于世纪之交的时代变迁躁动、人事更替所导致的政策间歇和政策趋势的惯性,使得本应该在上个世纪末“突出提出和解决”的问题在不知不觉中拖后了10年。
“先富起来”有一个凤凰涅槃过程。它从“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出发,外化为“先富”、“后富”的外部对立,最终在其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共同富裕”中实现无余涅槃。
当然,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是说,“先富起来”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还有它一定的存在价值。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和解决由其所导致的两极分化。当“先富起来”这种自发的倾向披上合法化、制度化的外衣以后,就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力量。
当资本和财富的示范效应已经显现,并且在全社会造成了一种新的宗教――金钱拜物教的时候,当“先富”政策已经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后,就要对“先富”政策加以适当调整,使其消除资本“野蛮疯跑”的魔性,不要使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日趋严重并固化下来。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借鉴发达国家政府和市场博弈的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我们必须学习,那就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
当务之急应该是济贫扶弱,大幅度提高企业低薪阶层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队伍,用税收手段降低富裕阶层的财富增长速度,坚决抑制两极分化继续扩大的趋势。
对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基础”问题,第四代党中央科学地解决了。这个“基础”就是“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它不仅是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的理论基础,而且是继续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践基础。“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从理论的高度解构了先富、后富、共富的逻辑纠结,而且从实践的角度颠覆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同时保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