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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与法国虽是东西方两个迥然不同的国家，其民族性格确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有人将法国比作“欧洲的中国”，将中国比作“亚洲的法国”，这并不无道理。本文试从文化角度对两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加以分析和总结，并对此进行比较。
【关键词】社会性；民族性格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2-240-01
一、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
其历史源远流长，其文化光彩照人，其子民必然也是成熟理智、庄重文雅的。相对于西方，中国是早熟的，为人处世皆从“心”出发，遵仁义之道，并以理性束缚人性中的动物本能，君子便成了历代仁人志士的最高人格追求；因为早熟，中国的社会形成了伦理本位，因此我们说中国人不是没有“宗教”，这种宗教情怀其实就是道德，建立在“仁”、“礼”之上的伦理道德；但对仁、礼的过分推崇，会形成不走任何极端的中庸之道，愚忠、迂腐便是此类。这便是余秋雨先生在《何谓文化》里总结出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在社会模式上，形成礼仪之道；在人格模式上，形成君子之道；在行为模式上，形成中庸之道。
古宗法社会的家族生活使中国人形成将国家和社会视为一个大家族的观念，并且将孝慈友悌的家庭道德推广开来，用以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因而中国人能够以礼相待，相互尊重，寻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而情与义洋溢其间。所以，中国人能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能够“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返归自身，则讲“修身”、“见贤思齐”，这种自觉自律，便是人之为人的理性。而正是中国人的理性，削弱了宗教在中国的作用，而伦理道德于无形中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
至于法国，其历史长度远不及中国，但在欧美文化中，也算“渊源流长”，而其文学、哲学、艺术等人文成果，也是璀璨夺目。法国人会生活，对美情有独钟。这种审美的观念，使他们在乎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于是他们讲究优雅和风度。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则同样追求一种和谐。所以阎宗临先生总结道，“法国民族的精神，便在发展人性中的社会性而将之艺术化”。美是爱的对象，爱自然，爱自己，爱他人，爱整个人类，法兰西文化中蕴藉着如海洋般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同时，法国人也讲分寸，讲节制，讲精神思想的作用，这源自他们的理性主义传统，是法国人思考人的价值、关注人的生存境况。所以法国有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有笛卡尔、萨特和福柯，有雨果、巴尔扎克和福楼拜。
对此，辜鸿铭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中称，法国人拥有和中国人一样非凡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辜老称之为 delicacy，或者说，就是人性中的社会性。正所谓“比中國者，远有希腊，近有法国”。
二、中国与法国在民族性格上的重大区别
便是：中国人是温良、内敛的，而法国人是好动、外向的。正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好静的中国人讲“天人合一”，综合的思维模式是中国人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而法国人则与此相反，好动的法国人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而“向物进攻”，意欲征服自然。因而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无科学，而法国有笛卡尔，有拉瓦锡，有居里夫人。
在人与社会关系上，中国人重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欲求，也就是集体主义。三纲五常把每个个体编入到伦理关系的大网里，中国人有很强的义务感，为求得与他人的和谐融洽而放弃自我？，为着整体的利益可以做出自我牺牲。这种集体主义常泛着无私之光，同时又容易磨平人的个性，使中国人身处集体而放弃独立思考，这种盲目从众的心理使人沉湎于集体的狂热中。法国人并非如此，他们看重个体，个体是集体中的个体，集体不应压制个人的发展，而个体自身的行为对这个整体也有着很强的责任和义务。作为集体中的个体，应当积极有为。法国人要求民主、自由，常以正义之名凝聚起来，并容易冲动，因此而好走极端。所以法国人经常上街游行，也惟有法国的革命才称得上大革命。
整体说来，中国式的人生是向里用力的人生，而法国则是向外的。好静的中国人善于自省、克己、自立、自强，即使是被国人排除在中国民族性格之外的叛臣逆贼们，也是通过自我努力改变地位、满足野心的向里用力的中国民族性格之代表。这种高度发达的理性使中国人好行中庸之道，像古代的儒士。而这种内敛也使中国人安于现状、缺乏冒险进取的精神，变得文弱、守旧。好动的法国人则正像中世纪的骑士，到处行侠仗义，维护人的尊严，心系整个人类。但这种外向往往也是他们变得激进，富有破坏性。
参考文献：
[1]阎宗临.欧洲文化史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余秋雨.何谓文化[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译林出版社，2012.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关键词】社会性；民族性格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2-240-01
一、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
其历史源远流长，其文化光彩照人，其子民必然也是成熟理智、庄重文雅的。相对于西方，中国是早熟的，为人处世皆从“心”出发，遵仁义之道，并以理性束缚人性中的动物本能，君子便成了历代仁人志士的最高人格追求；因为早熟，中国的社会形成了伦理本位，因此我们说中国人不是没有“宗教”，这种宗教情怀其实就是道德，建立在“仁”、“礼”之上的伦理道德；但对仁、礼的过分推崇，会形成不走任何极端的中庸之道，愚忠、迂腐便是此类。这便是余秋雨先生在《何谓文化》里总结出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在社会模式上，形成礼仪之道；在人格模式上，形成君子之道；在行为模式上，形成中庸之道。
古宗法社会的家族生活使中国人形成将国家和社会视为一个大家族的观念，并且将孝慈友悌的家庭道德推广开来，用以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因而中国人能够以礼相待，相互尊重，寻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而情与义洋溢其间。所以，中国人能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能够“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返归自身，则讲“修身”、“见贤思齐”，这种自觉自律，便是人之为人的理性。而正是中国人的理性，削弱了宗教在中国的作用，而伦理道德于无形中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
至于法国，其历史长度远不及中国，但在欧美文化中，也算“渊源流长”，而其文学、哲学、艺术等人文成果，也是璀璨夺目。法国人会生活，对美情有独钟。这种审美的观念，使他们在乎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于是他们讲究优雅和风度。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则同样追求一种和谐。所以阎宗临先生总结道，“法国民族的精神，便在发展人性中的社会性而将之艺术化”。美是爱的对象，爱自然，爱自己，爱他人，爱整个人类，法兰西文化中蕴藉着如海洋般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同时，法国人也讲分寸，讲节制，讲精神思想的作用，这源自他们的理性主义传统，是法国人思考人的价值、关注人的生存境况。所以法国有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有笛卡尔、萨特和福柯，有雨果、巴尔扎克和福楼拜。
对此，辜鸿铭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中称，法国人拥有和中国人一样非凡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辜老称之为 delicacy，或者说，就是人性中的社会性。正所谓“比中國者，远有希腊，近有法国”。
二、中国与法国在民族性格上的重大区别
便是：中国人是温良、内敛的，而法国人是好动、外向的。正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好静的中国人讲“天人合一”，综合的思维模式是中国人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而法国人则与此相反，好动的法国人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而“向物进攻”，意欲征服自然。因而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无科学，而法国有笛卡尔，有拉瓦锡，有居里夫人。
在人与社会关系上，中国人重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欲求，也就是集体主义。三纲五常把每个个体编入到伦理关系的大网里，中国人有很强的义务感，为求得与他人的和谐融洽而放弃自我？，为着整体的利益可以做出自我牺牲。这种集体主义常泛着无私之光，同时又容易磨平人的个性，使中国人身处集体而放弃独立思考，这种盲目从众的心理使人沉湎于集体的狂热中。法国人并非如此，他们看重个体，个体是集体中的个体，集体不应压制个人的发展，而个体自身的行为对这个整体也有着很强的责任和义务。作为集体中的个体，应当积极有为。法国人要求民主、自由，常以正义之名凝聚起来，并容易冲动，因此而好走极端。所以法国人经常上街游行，也惟有法国的革命才称得上大革命。
整体说来，中国式的人生是向里用力的人生，而法国则是向外的。好静的中国人善于自省、克己、自立、自强，即使是被国人排除在中国民族性格之外的叛臣逆贼们，也是通过自我努力改变地位、满足野心的向里用力的中国民族性格之代表。这种高度发达的理性使中国人好行中庸之道，像古代的儒士。而这种内敛也使中国人安于现状、缺乏冒险进取的精神，变得文弱、守旧。好动的法国人则正像中世纪的骑士，到处行侠仗义，维护人的尊严，心系整个人类。但这种外向往往也是他们变得激进，富有破坏性。
参考文献：
[1]阎宗临.欧洲文化史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余秋雨.何谓文化[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译林出版社，2012.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