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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弱孤残的老王是一个不幸被时代抛弃的边缘人，是在生存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中挣扎的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尽管历经生活磨难，却保有人性的美善。杨绛对老王的同情和帮助源自于道德自律，而愧怍则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省和道德自觉。
关键词： 愧怍；道德自律；精神自省；道德自觉
《老王》是杨绛写于1984年的一篇追忆既往生活、反思过去人生体悟的散文。从作者对和老王相识、相处、相别的往事回忆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杨绛从道德自律到道德自觉的心路历程。
杨绛笔下的老王是孤苦的，不仅老，还无依无靠，没什么亲人，有一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也没出息。栖身在荒僻小胡同中一个破落大院内塌败的小屋中。而且老王有眼疾，一只“田螺眼”，瞎的，另一只到晚上也看不清。他赖以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但因为“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没什么人愿坐他的车。作为自然人的老王老弱孤残，别无生活来源。但在作者看来这还不是最不幸的。作为社会人的老王，尽管是标准的无产阶级，是典型的靠出卖劳力的劳动人民中的一员，理应属于翻身当家做主的一族，但“新中国成立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三轮老王不在三轮车夫组织里，作为单干户，“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周围的人也并不因此可怜他，反而轻视他，以取笑他为乐，咀嚼他的痛苦亦如鲁迅《祝福》中取笑祥林嫂伤疤的柳妈和鲁镇无聊的男女。“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再后来，连踩三轮车的自由都没有了，载客三轮取缔了，生活的变故让他走向更孤苦的境地，在生存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中挣扎。残疾老王就是这样一个不幸被时代抛弃的边缘人，是位于生存链最底端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是挣扎在底层的至苦至悲的可怜生物。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华田园小人物，尽管生活贫困窘迫，生计艰难，卑贱至极，却并没有因为身处底层而丧失人性的美善。他安守本分，老实地做事，用自己赖以生存的三轮送客，“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的心思从来没有要去欺骗一个人，或者欺负一个人，不会市井无赖的讨价还价和纠缠，只是靠自己的体力去赚一点钱活命；他老实厚道，给先生家送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在知识分子是被批斗的“牛鬼蛇神”之际，大多数人避之唯恐不及，他却没有疏远作者一家，而是急他人之困，送钱先生上医院，并且讲仁义“坚决不肯拿钱”，“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他知恩图报，在他油干灯枯行将就木之际，心念旧恩，拼尽了全身力气给杨绛送去了不知道哪里弄来的极其宝贵的香油和鸡蛋，想以此表达谢意。尽管生活对他而言是不公平的，但他坚守自己的道德良心，彰显了淳美的人性和苦难中的高贵。
那么杨绛先生究竟为老王做了什么，竟然让老王用尽生命最后的力量来回报她呢？因为三轮，老王和作者一家相识，从而让不幸生活中多了一丝亮色，多了些许温暖。老王老，眼又不好，没人敢坐老王的车，但“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老王没有亲人，周围人也轻贱他，而杨绛不光照顾他的生意，还和他聊天。老王有夜盲症，有一次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钱瑗送老王一大瓶鱼肝油，让他晚上也能看见了。顺带送来的冰，照价全付，不肯减半。送钱先生看病时老王不要钱，而杨绛一定要给。等到载人三轮被取缔，老王虽然把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车，而实际上并没有力气运货物，是钱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希望能帮助老王维持生计。是杨家经意不经意间流露的善意温暖了老王孤苦的时光。可以说正是杨家的切实关心、爱护、经济上的帮助，陪伴老王度过那艰难岁月。
既然如此，杨绛何以会想到老王时心上不安？且好几年过去了，这种不安和愧怍依然没有消减，愧疚又从何而来呢？有人说那是因为杨绛以施舍者的姿态给老王钱，没有领受老王的谢意，也有人说是先生反思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之间的隔膜。其实只要读读文章的结尾，就不难否定这些说法。在文章最后杨绛明确地说了“是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从人物自身品性以及人物关系来考虑，就不难得出结论：杨绛的愧疚首先来自于她的道德自省。杨绛在和老王的相识相处中表现了高度的道德自律，那就是对下层劳动者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深切的怜悯与同情。她给老王钱更不是一种侮辱，而是杨家一家人设身处地的为老王着想，对老王有一种推己及人的周到和体谅，他们知道钱和物对生活无着的老王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尊重老王的劳动并给予相应酬谢。所有这一切全凭着知识分子的良好教养，出自先生善良的本性。这种怜悯和同情以及对人的尊重，不只是对老王的，而是对所有劳动者的。在她的心目中，老王与“别人”是等同的。在《杂忆与杂写》中的《林奶奶》《顺姐的“自由恋爱”》《阿福和阿灵》等几篇中随处都可以感受到杨绛的怜老惜贫的本善。杨绛用善良体察善良，她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是高贵的。她和老王的相遇就是高贵与高贵的相遇。但是这种高贵与高贵的相遇却是不对等的，甚至是错位的。在老王看来，杨家给予的不只是物质的幫助，更多的是心灵的慰藉。老王从中感受到了一种从他人那里未曾感受到的温暖和亲近。也正是这样的温情，使得老王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获得一种心灵的寄托。在老王心里，杨绛就是他的亲人，是他的恩人。他牵挂杨家，所以病后开始的几个月，扶病也来杨家。病重了不能来了，就托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直至最后知道自己大限已到，弥留之际也要拖着“直僵僵”的病体，带着香油和鸡蛋来向杨绛一家做最终的告别。我们不难想象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即使是一个健康的个体要获得香油和鸡蛋的不易，更何况老王病如枯髅僵尸！我们也不难想象老王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滞笨的挪动身子，一步一步来杨家了结他最后的心愿。可以说老王对杨绛是以心相交、全心相待的。而杨绛和老王情感的交流回馈是不对等的。在杨绛看来，自己对老王那一点点的同情帮助是应该的，也是微不足道的，却赢得他终身的敬重和全心的回馈是她不能承受的，让她愧怍。我们也不难想象杨绛在最后见到老王时的震撼，以杨绛的善良和聪慧，她怎可能不理解老王的谢意，何至于要用钱来侮辱他。是老王的相别，促使杨绛再次认识到老王身上底层的光芒：越是被剥夺，越是懂感恩；越是被伤害，越是懂悲悯。因为被温暖相待过，所以原谅了生活所有的刁难，过滤了生活所有的不幸，唯有用残存的温暖对待世界，对待友人和恩人，到死也保持了自己的纯良。如果说老王忠厚老实是源于天性，那么善良则源于选择。面对这样的老王，杨绛的愧疚也就不难理解了。愧怍是先生面对极度苦难灵魂至美的车夫老王时对自我的无情审视和拷问，亦如鲁迅在《一件小事》中面对车夫时的道德自省。
然而，如果仅仅把先生的愧疚理解成对老王关爱不够，或者仅仅是对老王的高尚人格迟到的认知，又或者是对自己灵魂的拷问，那先生是没必要把“多吃多占者”改成“幸运的人”的。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绝对不能算幸运，一代知识分子尊严丧尽，人格被践踏又何来幸运？尽管先生谈起往事总是云淡风轻，无阴无晴，但遭逢那样的时代，正直的人谁又能幸免于难。干校的生活，女婿的自尽，先生也曾深陷不幸。但不幸中的幸运是遇到老王及千千万万个老王们。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评价杨绛“文字简约含蓄，语气温婉，对历史事件多取置身事外，作平静的审视态度，将笔触专注于大时代事件中的小插曲，书写个人的见解与感受”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在《老王》中，没有刀光剑影，也不闻大声抨击，杨绛甚至没有停留在对一己悲欢的咀嚼上，而是淡淡书写时代的伤痕和隐痛。只有理解了这点，才能更好地理解杨绛从来不是世故之人，更不会有世俗的处世态度，何以对老王只是散步时远指小屋，生病了止于问候，死后十天才得死讯。只因为身陷那个特殊的时代。保持和别人的距离不是缘于心性，而是缘于对亲友的保护。“那是一个苦难的年代，也是恶的年代”（黄玉峰）。正因为此，当老王最后告别时，先生尽管心里充满了悲酸，除了给钱，她还能做什么？这种无奈让先生愧怍，让她不停地思考，恶的时代造成了老王及老王们的不幸。不幸老王遭逢不幸的时代和不幸的人们。但老王即使卑贱到尘埃里却依然开出善之花，所以面对这善之花，先生替社会感到愧怍，替时代该感到愧怍。这愧怍是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自觉，是最接近宗教意识的修行。
参考文献：
[1]陈日亮.如是我读[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李彬.对杨绛〈老王〉的深度解读[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9期.
作者简介：
马宏健，教师，江苏南京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关键词： 愧怍；道德自律；精神自省；道德自觉
《老王》是杨绛写于1984年的一篇追忆既往生活、反思过去人生体悟的散文。从作者对和老王相识、相处、相别的往事回忆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杨绛从道德自律到道德自觉的心路历程。
杨绛笔下的老王是孤苦的，不仅老，还无依无靠，没什么亲人，有一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也没出息。栖身在荒僻小胡同中一个破落大院内塌败的小屋中。而且老王有眼疾，一只“田螺眼”，瞎的，另一只到晚上也看不清。他赖以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但因为“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没什么人愿坐他的车。作为自然人的老王老弱孤残，别无生活来源。但在作者看来这还不是最不幸的。作为社会人的老王，尽管是标准的无产阶级，是典型的靠出卖劳力的劳动人民中的一员，理应属于翻身当家做主的一族，但“新中国成立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三轮老王不在三轮车夫组织里，作为单干户，“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周围的人也并不因此可怜他，反而轻视他，以取笑他为乐，咀嚼他的痛苦亦如鲁迅《祝福》中取笑祥林嫂伤疤的柳妈和鲁镇无聊的男女。“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再后来，连踩三轮车的自由都没有了，载客三轮取缔了，生活的变故让他走向更孤苦的境地，在生存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中挣扎。残疾老王就是这样一个不幸被时代抛弃的边缘人，是位于生存链最底端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是挣扎在底层的至苦至悲的可怜生物。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华田园小人物，尽管生活贫困窘迫，生计艰难，卑贱至极，却并没有因为身处底层而丧失人性的美善。他安守本分，老实地做事，用自己赖以生存的三轮送客，“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的心思从来没有要去欺骗一个人，或者欺负一个人，不会市井无赖的讨价还价和纠缠，只是靠自己的体力去赚一点钱活命；他老实厚道，给先生家送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在知识分子是被批斗的“牛鬼蛇神”之际，大多数人避之唯恐不及，他却没有疏远作者一家，而是急他人之困，送钱先生上医院，并且讲仁义“坚决不肯拿钱”，“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他知恩图报，在他油干灯枯行将就木之际，心念旧恩，拼尽了全身力气给杨绛送去了不知道哪里弄来的极其宝贵的香油和鸡蛋，想以此表达谢意。尽管生活对他而言是不公平的，但他坚守自己的道德良心，彰显了淳美的人性和苦难中的高贵。
那么杨绛先生究竟为老王做了什么，竟然让老王用尽生命最后的力量来回报她呢？因为三轮，老王和作者一家相识，从而让不幸生活中多了一丝亮色，多了些许温暖。老王老，眼又不好，没人敢坐老王的车，但“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老王没有亲人，周围人也轻贱他，而杨绛不光照顾他的生意，还和他聊天。老王有夜盲症，有一次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钱瑗送老王一大瓶鱼肝油，让他晚上也能看见了。顺带送来的冰，照价全付，不肯减半。送钱先生看病时老王不要钱，而杨绛一定要给。等到载人三轮被取缔，老王虽然把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车，而实际上并没有力气运货物，是钱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希望能帮助老王维持生计。是杨家经意不经意间流露的善意温暖了老王孤苦的时光。可以说正是杨家的切实关心、爱护、经济上的帮助，陪伴老王度过那艰难岁月。
既然如此，杨绛何以会想到老王时心上不安？且好几年过去了，这种不安和愧怍依然没有消减，愧疚又从何而来呢？有人说那是因为杨绛以施舍者的姿态给老王钱，没有领受老王的谢意，也有人说是先生反思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之间的隔膜。其实只要读读文章的结尾，就不难否定这些说法。在文章最后杨绛明确地说了“是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从人物自身品性以及人物关系来考虑，就不难得出结论：杨绛的愧疚首先来自于她的道德自省。杨绛在和老王的相识相处中表现了高度的道德自律，那就是对下层劳动者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深切的怜悯与同情。她给老王钱更不是一种侮辱，而是杨家一家人设身处地的为老王着想，对老王有一种推己及人的周到和体谅，他们知道钱和物对生活无着的老王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尊重老王的劳动并给予相应酬谢。所有这一切全凭着知识分子的良好教养，出自先生善良的本性。这种怜悯和同情以及对人的尊重，不只是对老王的，而是对所有劳动者的。在她的心目中，老王与“别人”是等同的。在《杂忆与杂写》中的《林奶奶》《顺姐的“自由恋爱”》《阿福和阿灵》等几篇中随处都可以感受到杨绛的怜老惜贫的本善。杨绛用善良体察善良，她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是高贵的。她和老王的相遇就是高贵与高贵的相遇。但是这种高贵与高贵的相遇却是不对等的，甚至是错位的。在老王看来，杨家给予的不只是物质的幫助，更多的是心灵的慰藉。老王从中感受到了一种从他人那里未曾感受到的温暖和亲近。也正是这样的温情，使得老王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获得一种心灵的寄托。在老王心里，杨绛就是他的亲人，是他的恩人。他牵挂杨家，所以病后开始的几个月，扶病也来杨家。病重了不能来了，就托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直至最后知道自己大限已到，弥留之际也要拖着“直僵僵”的病体，带着香油和鸡蛋来向杨绛一家做最终的告别。我们不难想象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即使是一个健康的个体要获得香油和鸡蛋的不易，更何况老王病如枯髅僵尸！我们也不难想象老王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滞笨的挪动身子，一步一步来杨家了结他最后的心愿。可以说老王对杨绛是以心相交、全心相待的。而杨绛和老王情感的交流回馈是不对等的。在杨绛看来，自己对老王那一点点的同情帮助是应该的，也是微不足道的，却赢得他终身的敬重和全心的回馈是她不能承受的，让她愧怍。我们也不难想象杨绛在最后见到老王时的震撼，以杨绛的善良和聪慧，她怎可能不理解老王的谢意，何至于要用钱来侮辱他。是老王的相别，促使杨绛再次认识到老王身上底层的光芒：越是被剥夺，越是懂感恩；越是被伤害，越是懂悲悯。因为被温暖相待过，所以原谅了生活所有的刁难，过滤了生活所有的不幸，唯有用残存的温暖对待世界，对待友人和恩人，到死也保持了自己的纯良。如果说老王忠厚老实是源于天性，那么善良则源于选择。面对这样的老王，杨绛的愧疚也就不难理解了。愧怍是先生面对极度苦难灵魂至美的车夫老王时对自我的无情审视和拷问，亦如鲁迅在《一件小事》中面对车夫时的道德自省。
然而，如果仅仅把先生的愧疚理解成对老王关爱不够，或者仅仅是对老王的高尚人格迟到的认知，又或者是对自己灵魂的拷问，那先生是没必要把“多吃多占者”改成“幸运的人”的。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绝对不能算幸运，一代知识分子尊严丧尽，人格被践踏又何来幸运？尽管先生谈起往事总是云淡风轻，无阴无晴，但遭逢那样的时代，正直的人谁又能幸免于难。干校的生活，女婿的自尽，先生也曾深陷不幸。但不幸中的幸运是遇到老王及千千万万个老王们。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评价杨绛“文字简约含蓄，语气温婉，对历史事件多取置身事外，作平静的审视态度，将笔触专注于大时代事件中的小插曲，书写个人的见解与感受”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在《老王》中，没有刀光剑影，也不闻大声抨击，杨绛甚至没有停留在对一己悲欢的咀嚼上，而是淡淡书写时代的伤痕和隐痛。只有理解了这点，才能更好地理解杨绛从来不是世故之人，更不会有世俗的处世态度，何以对老王只是散步时远指小屋，生病了止于问候，死后十天才得死讯。只因为身陷那个特殊的时代。保持和别人的距离不是缘于心性，而是缘于对亲友的保护。“那是一个苦难的年代，也是恶的年代”（黄玉峰）。正因为此，当老王最后告别时，先生尽管心里充满了悲酸，除了给钱，她还能做什么？这种无奈让先生愧怍，让她不停地思考，恶的时代造成了老王及老王们的不幸。不幸老王遭逢不幸的时代和不幸的人们。但老王即使卑贱到尘埃里却依然开出善之花，所以面对这善之花，先生替社会感到愧怍，替时代该感到愧怍。这愧怍是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自觉，是最接近宗教意识的修行。
参考文献：
[1]陈日亮.如是我读[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李彬.对杨绛〈老王〉的深度解读[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9期.
作者简介：
马宏健，教师，江苏南京市田家炳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