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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新闻发布工作还处于一个亟需完善的阶段
4月6日下午两点半，王国庆准时出现在国新办会见厅，接受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甫一坐定，他就拿出一本《政府发言人15讲》递给记者：“先送你一本书。这本书里的很多内容会对你有帮助的。”
今年54岁的王国庆脚穿一双普通的黑色平底布鞋，衣着随便，表情和语气都非常温和，但眼镜片后的目光睿智而有力。
2000年11月，王国庆就任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一职，从那时候起，他就一直致力于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说起这方面的工作，曾经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华盛顿记者站首席记者的王国庆笑言，自己的记者工作经历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真正启动是在“非典”过后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有20余年历史，但是直到近几年才为人们所了解。你在国务院新闻办分管这部分工作，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这些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王國庆：中国的“官方”新闻发布真要追溯起来历史也是很悠久了。早在解放战争初期国共谈判破裂前，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过多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也可以说是我们早期的“官方”新闻发布会。1965年9月29日，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也曾举行过一场轰动中外的记者招待会。但是党和政府真正把政府新闻发布作为一项工作提出来，应该是在1982年。当时从加强对外宣传需要的角度制定了一个文件，明确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多的中央部门要设立新闻发言人，对外开展新闻发布工作。1983年，外交部率先把这项工作开展了起来。
外交部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就是在这个大楼的一楼门厅里举行的，连座位都没有，大家站着，发言人是当时的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同志。钱副总理在他的《外交十记》中有这么一段话：“这是我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从此成了惯例，每周举行。”
应该说这是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一个很好的开头，但只有外交部坚持下来了，其他部门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跟上去。没有跟上的原因有很多，客观上这方面的要求不强烈，我们政务信息传递的渠道是畅通的，我们所习惯的层层开会传达、逐级下发文件、报纸广播报道等方式很有效。主观上也缺少这方面的愿望，所以大家普遍认为新闻发布的方式不一定有必要，这项工作也就一直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的改革开放需要国际社会有更多的了解。通过发布权威信息，加强对外介绍中国又一次被提了出来。1992年底，根据中央的精神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国务院新闻办起草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开展对外新闻发布工作的设想》。1993年初，国务院召集了60多个部委的有关负责同志研究国务院新闻发布工作，并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明确规定国务院介绍国内情况的新闻发布工作由国务院新闻办负责，确立了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为主、吹风会、集体采访和发表谈话等形式为辅的新闻发布制度。从那以后，组织新闻发布会就成了国务院新闻办的一项日常工作。但工作进展一直还是很缓慢，坦率地说，还是在政府新闻发布工作重要性、必要性上认识不足。那时，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一年也举办不了几场，除了外交部、国务院台办、国家统计局等少数几个部门外，国务院其他部门的新闻发布会可以用寥若晨星来形容。
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真正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是我们在经历了2003年“非典”考验之后。人们还都记得，“非典”初期，权威部门不说话，主流媒体报道不充分，对外也只有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问一句，答一句。信息严重不对称，小道消息满天飞，造成了社会公众的恐慌。国际上也对我们群起而攻之。
严峻的疫情和不利的舆论形势让大家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应当尽快通过适当的方式，把疫情、把抗击疫情的措施、把党和政府的决心如实地告知公众。于是我们向国务院领导同志建议举行由中外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通过卫生部负责官员和新闻媒体记者的互动，把国内外公众关心的信息全面、完整、充分地传递出去。
关于“非典”的首场新闻发布会是在2003年4月3日下午举行的，后来我们陆续组织了6场。北京是“非典”疫情的重灾区，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了9场发布会。这些发布会为消除公众恐慌、动员全社会共同抗击“非典”和改变对我不利的国际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让人们看到新闻发布会这种政府和新闻媒体的互动形式很好，传递信息很有效。所以，2003年的“非典”过后，政府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
外国记者也问过我，是不是“非典”才让中国政府认识到要搞新闻发布会。我说不对，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只能说是“非典”让我们各级政府、各级领导和广大社会公众对新闻发布工作的意义和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和理解。
《瞭望东方周刊》：“非典”过后，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是不是相对要容易一些?
王国庆：我是2000年底到国务院新闻办任职的，五年多一直分管这块工作。我的体会是，开始的两年时间里，推进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难度一直比较大。办里要求每周至少组织一场，这个要求并不高，除去节假日，一年也就是40来场发布会。可是前些年全办上下用上九牛二虎之力，一年能举办30来场就很不错了。
问题在哪里?关键还是认识上的问题，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媒体和公众很关心，需要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来讲一讲，说明情况，引导舆论。可你找到那个部门时，他们可能有100条理由说“不”。
李长春同志在2003年初的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政府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各部门、省区市人民政府三个层次的政府新闻发布体制。“非典”之后，这个机制真正启动起来了。
2003年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41场新闻发布会，2004年是60场，2005年达到68场。现在发布会的数量可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过去是我们去说服有关部门，而现在经常是有关部门主动找上门来。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利用国务院新闻办这个新闻发布平台，有时我们就有些应接不暇了。所以去年底，我们就提出了发布会要“控制总量、提高质量”。
还有一点特别可喜的是，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在过去的三年中推进得也非常好。去年底，我们总结时有这么一段话：近三年来我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新闻发布工作成绩显著。各级领导 同志对新闻发布工作越来越重视，广大公众对各级政府和部门开展的新闻发布工作越来越认可，国内外新闻媒体对我国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加大党务政务信息的透明度普遍给予高度评价。但这并不表明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已经完善了，新闻发布工作已经完美了，新闻发言人的发布水平已经很高了，而事实应该是我们已经起步了。我们有了一些实践，已经积累了一点经验，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简而言之，我国的新闻发布工作还处于一个逐步完善的阶段。
我们这里所说的逐步完善，至少应该包括健全制度、完善机制和提高质量。
从政务公开到党务公开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就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而言，都有哪些成文的制度规章?
王国庆：从严格意义上讲，就政府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供人们查阅的成文规章似乎还没有，但相关的文件已经很多，譬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差不多都制定了建立政府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文件。为了规范政府新闻发布工作，1982年、1983年，国务院新闻办的前身——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曾制定下发过《新闻发言人工作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文件。最近，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通知，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省区市政府完善新闻发布制度、推进新闻发布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今年还第一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这十个字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充分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
《瞭望东方周刊》：政府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什么时候能够达到地市一级，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王国庆：根据国务院的授权，国务院新闻办要切实策划、组织好围绕党中央、国务院中心工作和引导舆论需要的新闻发布会，同时要加强对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指导和协调。指导和协调地州市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职责应该是在省区市。对内从推行政务公开的角度讲，政务公开不只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事，各级政府包括地州市都必须推行政务公开。对外从展示中国政府形象的角度讲，中国政府的形象不只由中央政府和省区市政府构成的，还应该有各级政府包括地州市。所以我们主张各级政府都要高度重视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把新闻发布工作切实开展起来，形成政府政务信息发布的完整体系，成为新闻媒体获取权威信息的主渠道。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强求整齐划一，应该因地制宜，开放度比较高的地方，需求比较迫切的地方，可推得快一点，需求还不那么强烈的地方，可以慢一点。总之，不能把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变成“形象工程”，而是应该成为政务公开和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瞭望东方周刊》：近两年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等党的工作部门应邀陆续到国务院新闻办出席新闻发布会，去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出席新闻发布会，公众解读为这是一次意义非比寻常的亮相，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党务走向公开。请问党的工作部门到国务院新闻办开展新闻发布是不是因为受了政府部门新闻发布工作的影响?
王国庆：我认为可以这么说。政府部门把新闻发布包括举行新闻发布会作为政务公开的一个重要方式，轰轰烈烈地做起来了，而且效果很好。党务也要公开，这是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来的。怎么公开?当然也可以利用新闻发布这个平台。
其实，请党中央的工作部门到国务院新闻办来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建议，还是驻京的外国记者提出来的。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第一个被请出来的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后来陆陆续续有六个部门应邀出席发布会，有的还不止来了一次。目前，据我们了解已经有六个党的工作部门建立了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设立了新闻发言人、指定了新闻发布工作机构。我想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也会向社会公布党的工作部门新闻发言人名单和新闻发布机构联系电话，进一步推动党的工作部门的新闻发布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公开是正常的，不公开是例外
《瞭望东方周刊》：公众知情权意识的不断提高给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带来了哪些压力，目前我们的发布工作都还存在哪些问题?
王国庆：现在公众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知情权也被认为是不能侵犯的权利之一。公众要求及时、准确地了解他们应该了解的政务信息，作为政府责任是必须保证这一权利不被剥夺，要满足公众在这方面的需求，现在我们的工作压力是越来越大了。首先是在内容上，是不是该讲的都讲了，特别是在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如果你回答得不全面，就会引起公众的质疑，甚至是严厉的批评。现在的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了解民情民意的渠道。其次是在质量上，过去，开发布会本身就是新闻，媒体和公众都感到很新鲜，所以不发愁开了发布会，媒体不报道。现在不行了，发布会的主题策划得不吸引人，记者都请不来。发布会的内容不策划好，会开完了，烟消云散，媒体不给你报道，就无声无息了。所以如何提高新闻发布会的水平和质量，把主题和内容策划好，这个压力也是很大的。当然最大的压力还是在时效上，权威信息缺位和滞后，特别是一些社会公众关注、甚至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事情发生后，我们有时还不能及时进行新闻发布。对于这点人们的反应还是非常强烈的。提高针對性、权威性和时效性，是我们的政府新闻发布工作中应该不断下力气解决的三大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例，看得出来，地方政府还是没有动力主动进行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发布，是否有可能把政务透明和政绩考核联系起来?
王国庆：非常坦率地说，现在我们的政府新闻发布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还有一个提高认识和能力水平的过程。我们应该看到，各级政府和官员的执政理念在不断发生变化，在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政务公开、信息透明、科学执政、保障知情权等等理念已越来越成为共识。但在实践当中却还存在很多惯性的东西，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开始那么多天无声无息，污染团快到哈尔滨了，市民被告知要停水的理由是“供水管网维修”。“善意的谎言”引起了社会恐慌，也给政府的信誉和权威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想出这个“善意的谎言”的出发点确实是善意的，初衷是希望避免引发市民恐慌，但事与愿违，原因就是他们忽略了现在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多元的。你不讲，自有别人讲，所以“谎言”很容易被戳穿。这种教训已经是不少了！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比如一个重要文件或政策出台，搞场发布会解读一下，效果是很好的。2004年，中央下发一号文件，我们这么做了，去年和今年我 们还是这么做的，效果很好。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建议就重要文件和政策出台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部门往往用“太敏感”三个字就把我们的建议否定了。为此，我经常据理力争，我们是在为民执政，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出台文件、制定政策肯定是考虑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即使不得不触及甚至影响一些人的利益，如果在这点上敏感的话，那又有什么不能讲的?把实情告诉大家，绝大多数人将受益，少数人可能受影响，原因是什么。说清楚了也就不敏感了。等敏感问题酿成了舆论热点再被动地去“引导”舆论，不如在意识到问题敏感时就主动设置议程去主导舆论。
还是那句话，政务信息公开是常态、是必须，不公开是例外。
发言人要时刻准备面对记者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我们国家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大多还是兼职，这有什么利弊?今后我国的政府新闻发言人会向专职化方向发展吗?
王国庆：从我们这些年的工作经验看，各级政府和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兼任新闻发言人，对推进新闻发布工作、提高新闻发布的权威性和时效性是非常有利的。由于新闻发言人掌握全面情况，直接参与决策和处理问题，所以他们在“发言”的时候往往底气很足，谈工作如数家珍，讲问题切中要害，解疑释惑有理有据。当然，也正因为我们有不少新闻发言人是由于工作分工而担负新闻发布任务的官员，他们没有新闻背景，也缺乏新闻发布的专业训练，所以有些新闻发布会被开成了报告会、通气会，记者们被当成了部下、学生和“敌人”。
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政府新闻发言人专业化的问题是应该考虑的。但我认为，目前条件还不成熟。这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对目前担负新闻发布工作的同志的培训，通过培训使他们具备新闻敏感性，掌握新闻发布的技巧。
做一个好的新闻发言人，有点新闻背景非常重要。从严格意义上讲，他应该比记者更具新闻敏感性，这样他才能知道哪些话必须讲，突出出来让记者抓住，哪些话不必讲，说多了该突出的内容反而淹没了。善于与记者打交道，对于新闻发言人来说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新闻发言人要有记者缘。就这两点而言，专职的新闻发言人可能更具优势。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一些学者提出应该对政府新闻发言人实行问责制度，该说的没有说，或者不该说的说了，要有一个事后的责任追究。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国庆：这个意见是对的。形象地说，新闻发言人只是一张嘴，嘴里出来的声音是大脑指挥着的。新闻发言人站在台上就不是代表他个人，而代表的是他的那个部门和那级政府，所以对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是要负责任的。在有关文件中，在培训过程中，我们反复强调“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强，专业要求高”、“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对待这项工作”，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坦率地说，在问责这点上，目前我们还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现在我们的新闻发言人中，“不愿讲、不敢讲、不会讲”的大有人在。本来他就不愿意讲，怕出错，怕挨板子，你还强调要问责，那就更没人敢说话了。我常在大声疾呼：要给新闻发言人创造十个较为宽松的“话语环境”，谁都会说错话，只要不是原则性差错、不是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就不要求全责备，新闻媒体不要抓住不放，有时候领导还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
当然我们对新闻发言人的要求还是不能降低的，当你站在新闻发布会的台上时，你必须想到，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不仅对你自己负责，还要对你代表的政府和政府部门负责。
政府新闻发布工作要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发布的水平和质量要不断提高，新闻发言人三个“不”的现象必须改变。“不愿讲”——产生的原因是：我们的“官方”新闻发言人都是班子分工、领导指定才挑起了这副担子，并非他的目标岗位。讲多了、讲好了，经常没人说你好，弄不好还有人说他出风头；讲不好、讲错了，可能就要被人抓辫子、挨板子，弄不好还要掉“帽子”，所以不愿意讲。“不敢讲”——原因很简单，授权太有限，或掌握情况不够，心里没底，所以不敢讲。“不会讲”——就是缺少专业技巧，不太会和记者打交道。我们提倡新闻发言人要解放思想、认真学习、大胆实践、善于总结。要想改变这种三“不”现象，“话语环境”太拘谨是不行的。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政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还是在政府手里，或说在新闻发言人手里，那么除了新闻发言人本身的自律和自我严格要求以外，有没有相关的监督机制，以确保“新闻发言人电话无人接听”的事件不会重演?有一个更为激烈的说法是，要防止新闻发言人封锁新闻。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国庆：我理解你这个问题的意思。从理论上来讲，政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永远是在政府手里的，所以我们要把政务公开、信息透明作为一种制度明确下来，大力推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把社会公众希望、也是应该了解的信息及时、准确、全面地公布于众，新闻发言人充当的是公布信息的角色。这次“两会”上也有政协委员提出，新闻发言人不要成为摆设，不能把推进新闻發布工作弄成一个形象工程。这个意见很中肯。如果一个部门设立了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平时不“发言”，遇事再躲起来，其他官员又把新闻发言人当挡箭牌，那么权威信息渠道不是畅通了，而是被堵死了。这就违背了我们推行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初衷。
我们要求政府新闻发言人要有随时随地面对记者。面对公众的意识。新闻发言人不只是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他应该随时准备回答记者的提问。国务院各部门新闻发言人的名单是向社会公布的，联系电话是公开的。我们要求这些联系电话必须随时有人接，当然不一定是发言人本人去接每一个电话，但他应该知道有人打过电话。然后，他要考虑和研究如何对电话、对提问作出反应。
政府和政府部门通过新闻发布的方式公布政务信息是政务公开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对新闻媒体的一种服务。主动做好服务，就会起到影响媒体、主导舆论的作用。作为媒体也要学会寻求服务。我觉得，现在我们政府和政府部门的主动服务意识要大大提高，我们新闻媒体的寻求服务观念也有待加强。新闻发言人的联系电话要随时有人接听，如果一时接不通、找不着人，我们欢迎善意的批评，经过“磨合”，相信我们的政府新闻发布工作一定会越做越好。
4月6日下午两点半，王国庆准时出现在国新办会见厅，接受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甫一坐定，他就拿出一本《政府发言人15讲》递给记者：“先送你一本书。这本书里的很多内容会对你有帮助的。”
今年54岁的王国庆脚穿一双普通的黑色平底布鞋，衣着随便，表情和语气都非常温和，但眼镜片后的目光睿智而有力。
2000年11月，王国庆就任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一职，从那时候起，他就一直致力于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说起这方面的工作，曾经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华盛顿记者站首席记者的王国庆笑言，自己的记者工作经历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真正启动是在“非典”过后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有20余年历史，但是直到近几年才为人们所了解。你在国务院新闻办分管这部分工作，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这些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王國庆：中国的“官方”新闻发布真要追溯起来历史也是很悠久了。早在解放战争初期国共谈判破裂前，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过多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也可以说是我们早期的“官方”新闻发布会。1965年9月29日，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也曾举行过一场轰动中外的记者招待会。但是党和政府真正把政府新闻发布作为一项工作提出来，应该是在1982年。当时从加强对外宣传需要的角度制定了一个文件，明确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多的中央部门要设立新闻发言人，对外开展新闻发布工作。1983年，外交部率先把这项工作开展了起来。
外交部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就是在这个大楼的一楼门厅里举行的，连座位都没有，大家站着，发言人是当时的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同志。钱副总理在他的《外交十记》中有这么一段话：“这是我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从此成了惯例，每周举行。”
应该说这是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一个很好的开头，但只有外交部坚持下来了，其他部门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跟上去。没有跟上的原因有很多，客观上这方面的要求不强烈，我们政务信息传递的渠道是畅通的，我们所习惯的层层开会传达、逐级下发文件、报纸广播报道等方式很有效。主观上也缺少这方面的愿望，所以大家普遍认为新闻发布的方式不一定有必要，这项工作也就一直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的改革开放需要国际社会有更多的了解。通过发布权威信息，加强对外介绍中国又一次被提了出来。1992年底，根据中央的精神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国务院新闻办起草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开展对外新闻发布工作的设想》。1993年初，国务院召集了60多个部委的有关负责同志研究国务院新闻发布工作，并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明确规定国务院介绍国内情况的新闻发布工作由国务院新闻办负责，确立了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为主、吹风会、集体采访和发表谈话等形式为辅的新闻发布制度。从那以后，组织新闻发布会就成了国务院新闻办的一项日常工作。但工作进展一直还是很缓慢，坦率地说，还是在政府新闻发布工作重要性、必要性上认识不足。那时，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一年也举办不了几场，除了外交部、国务院台办、国家统计局等少数几个部门外，国务院其他部门的新闻发布会可以用寥若晨星来形容。
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真正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是我们在经历了2003年“非典”考验之后。人们还都记得，“非典”初期，权威部门不说话，主流媒体报道不充分，对外也只有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问一句，答一句。信息严重不对称，小道消息满天飞，造成了社会公众的恐慌。国际上也对我们群起而攻之。
严峻的疫情和不利的舆论形势让大家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应当尽快通过适当的方式，把疫情、把抗击疫情的措施、把党和政府的决心如实地告知公众。于是我们向国务院领导同志建议举行由中外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通过卫生部负责官员和新闻媒体记者的互动，把国内外公众关心的信息全面、完整、充分地传递出去。
关于“非典”的首场新闻发布会是在2003年4月3日下午举行的，后来我们陆续组织了6场。北京是“非典”疫情的重灾区，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了9场发布会。这些发布会为消除公众恐慌、动员全社会共同抗击“非典”和改变对我不利的国际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让人们看到新闻发布会这种政府和新闻媒体的互动形式很好，传递信息很有效。所以，2003年的“非典”过后，政府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
外国记者也问过我，是不是“非典”才让中国政府认识到要搞新闻发布会。我说不对，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只能说是“非典”让我们各级政府、各级领导和广大社会公众对新闻发布工作的意义和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和理解。
《瞭望东方周刊》：“非典”过后，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是不是相对要容易一些?
王国庆：我是2000年底到国务院新闻办任职的，五年多一直分管这块工作。我的体会是，开始的两年时间里，推进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难度一直比较大。办里要求每周至少组织一场，这个要求并不高，除去节假日，一年也就是40来场发布会。可是前些年全办上下用上九牛二虎之力，一年能举办30来场就很不错了。
问题在哪里?关键还是认识上的问题，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媒体和公众很关心，需要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来讲一讲，说明情况，引导舆论。可你找到那个部门时，他们可能有100条理由说“不”。
李长春同志在2003年初的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政府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务院各部门、省区市人民政府三个层次的政府新闻发布体制。“非典”之后，这个机制真正启动起来了。
2003年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41场新闻发布会，2004年是60场，2005年达到68场。现在发布会的数量可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过去是我们去说服有关部门，而现在经常是有关部门主动找上门来。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利用国务院新闻办这个新闻发布平台，有时我们就有些应接不暇了。所以去年底，我们就提出了发布会要“控制总量、提高质量”。
还有一点特别可喜的是，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在过去的三年中推进得也非常好。去年底，我们总结时有这么一段话：近三年来我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新闻发布工作成绩显著。各级领导 同志对新闻发布工作越来越重视，广大公众对各级政府和部门开展的新闻发布工作越来越认可，国内外新闻媒体对我国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加大党务政务信息的透明度普遍给予高度评价。但这并不表明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已经完善了，新闻发布工作已经完美了，新闻发言人的发布水平已经很高了，而事实应该是我们已经起步了。我们有了一些实践，已经积累了一点经验，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简而言之，我国的新闻发布工作还处于一个逐步完善的阶段。
我们这里所说的逐步完善，至少应该包括健全制度、完善机制和提高质量。
从政务公开到党务公开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就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而言，都有哪些成文的制度规章?
王国庆：从严格意义上讲，就政府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供人们查阅的成文规章似乎还没有，但相关的文件已经很多，譬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差不多都制定了建立政府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文件。为了规范政府新闻发布工作，1982年、1983年，国务院新闻办的前身——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曾制定下发过《新闻发言人工作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文件。最近，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通知，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省区市政府完善新闻发布制度、推进新闻发布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今年还第一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这十个字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充分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
《瞭望东方周刊》：政府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什么时候能够达到地市一级，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王国庆：根据国务院的授权，国务院新闻办要切实策划、组织好围绕党中央、国务院中心工作和引导舆论需要的新闻发布会，同时要加强对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指导和协调。指导和协调地州市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职责应该是在省区市。对内从推行政务公开的角度讲，政务公开不只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事，各级政府包括地州市都必须推行政务公开。对外从展示中国政府形象的角度讲，中国政府的形象不只由中央政府和省区市政府构成的，还应该有各级政府包括地州市。所以我们主张各级政府都要高度重视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把新闻发布工作切实开展起来，形成政府政务信息发布的完整体系，成为新闻媒体获取权威信息的主渠道。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强求整齐划一，应该因地制宜，开放度比较高的地方，需求比较迫切的地方，可推得快一点，需求还不那么强烈的地方，可以慢一点。总之，不能把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变成“形象工程”，而是应该成为政务公开和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瞭望东方周刊》：近两年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等党的工作部门应邀陆续到国务院新闻办出席新闻发布会，去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出席新闻发布会，公众解读为这是一次意义非比寻常的亮相，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党务走向公开。请问党的工作部门到国务院新闻办开展新闻发布是不是因为受了政府部门新闻发布工作的影响?
王国庆：我认为可以这么说。政府部门把新闻发布包括举行新闻发布会作为政务公开的一个重要方式，轰轰烈烈地做起来了，而且效果很好。党务也要公开，这是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来的。怎么公开?当然也可以利用新闻发布这个平台。
其实，请党中央的工作部门到国务院新闻办来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建议，还是驻京的外国记者提出来的。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第一个被请出来的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后来陆陆续续有六个部门应邀出席发布会，有的还不止来了一次。目前，据我们了解已经有六个党的工作部门建立了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设立了新闻发言人、指定了新闻发布工作机构。我想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也会向社会公布党的工作部门新闻发言人名单和新闻发布机构联系电话，进一步推动党的工作部门的新闻发布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公开是正常的，不公开是例外
《瞭望东方周刊》：公众知情权意识的不断提高给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带来了哪些压力，目前我们的发布工作都还存在哪些问题?
王国庆：现在公众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知情权也被认为是不能侵犯的权利之一。公众要求及时、准确地了解他们应该了解的政务信息，作为政府责任是必须保证这一权利不被剥夺，要满足公众在这方面的需求，现在我们的工作压力是越来越大了。首先是在内容上，是不是该讲的都讲了，特别是在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如果你回答得不全面，就会引起公众的质疑，甚至是严厉的批评。现在的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了解民情民意的渠道。其次是在质量上，过去，开发布会本身就是新闻，媒体和公众都感到很新鲜，所以不发愁开了发布会，媒体不报道。现在不行了，发布会的主题策划得不吸引人，记者都请不来。发布会的内容不策划好，会开完了，烟消云散，媒体不给你报道，就无声无息了。所以如何提高新闻发布会的水平和质量，把主题和内容策划好，这个压力也是很大的。当然最大的压力还是在时效上，权威信息缺位和滞后，特别是一些社会公众关注、甚至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事情发生后，我们有时还不能及时进行新闻发布。对于这点人们的反应还是非常强烈的。提高针對性、权威性和时效性，是我们的政府新闻发布工作中应该不断下力气解决的三大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例，看得出来，地方政府还是没有动力主动进行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发布，是否有可能把政务透明和政绩考核联系起来?
王国庆：非常坦率地说，现在我们的政府新闻发布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还有一个提高认识和能力水平的过程。我们应该看到，各级政府和官员的执政理念在不断发生变化，在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政务公开、信息透明、科学执政、保障知情权等等理念已越来越成为共识。但在实践当中却还存在很多惯性的东西，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开始那么多天无声无息，污染团快到哈尔滨了，市民被告知要停水的理由是“供水管网维修”。“善意的谎言”引起了社会恐慌，也给政府的信誉和权威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想出这个“善意的谎言”的出发点确实是善意的，初衷是希望避免引发市民恐慌，但事与愿违，原因就是他们忽略了现在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多元的。你不讲，自有别人讲，所以“谎言”很容易被戳穿。这种教训已经是不少了！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比如一个重要文件或政策出台，搞场发布会解读一下，效果是很好的。2004年，中央下发一号文件，我们这么做了，去年和今年我 们还是这么做的，效果很好。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建议就重要文件和政策出台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部门往往用“太敏感”三个字就把我们的建议否定了。为此，我经常据理力争，我们是在为民执政，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出台文件、制定政策肯定是考虑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即使不得不触及甚至影响一些人的利益，如果在这点上敏感的话，那又有什么不能讲的?把实情告诉大家，绝大多数人将受益，少数人可能受影响，原因是什么。说清楚了也就不敏感了。等敏感问题酿成了舆论热点再被动地去“引导”舆论，不如在意识到问题敏感时就主动设置议程去主导舆论。
还是那句话，政务信息公开是常态、是必须，不公开是例外。
发言人要时刻准备面对记者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我们国家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大多还是兼职，这有什么利弊?今后我国的政府新闻发言人会向专职化方向发展吗?
王国庆：从我们这些年的工作经验看，各级政府和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兼任新闻发言人，对推进新闻发布工作、提高新闻发布的权威性和时效性是非常有利的。由于新闻发言人掌握全面情况，直接参与决策和处理问题，所以他们在“发言”的时候往往底气很足，谈工作如数家珍，讲问题切中要害，解疑释惑有理有据。当然，也正因为我们有不少新闻发言人是由于工作分工而担负新闻发布任务的官员，他们没有新闻背景，也缺乏新闻发布的专业训练，所以有些新闻发布会被开成了报告会、通气会，记者们被当成了部下、学生和“敌人”。
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政府新闻发言人专业化的问题是应该考虑的。但我认为，目前条件还不成熟。这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对目前担负新闻发布工作的同志的培训，通过培训使他们具备新闻敏感性，掌握新闻发布的技巧。
做一个好的新闻发言人，有点新闻背景非常重要。从严格意义上讲，他应该比记者更具新闻敏感性，这样他才能知道哪些话必须讲，突出出来让记者抓住，哪些话不必讲，说多了该突出的内容反而淹没了。善于与记者打交道，对于新闻发言人来说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新闻发言人要有记者缘。就这两点而言，专职的新闻发言人可能更具优势。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一些学者提出应该对政府新闻发言人实行问责制度，该说的没有说，或者不该说的说了，要有一个事后的责任追究。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国庆：这个意见是对的。形象地说，新闻发言人只是一张嘴，嘴里出来的声音是大脑指挥着的。新闻发言人站在台上就不是代表他个人，而代表的是他的那个部门和那级政府，所以对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是要负责任的。在有关文件中，在培训过程中，我们反复强调“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强，专业要求高”、“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对待这项工作”，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坦率地说，在问责这点上，目前我们还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现在我们的新闻发言人中，“不愿讲、不敢讲、不会讲”的大有人在。本来他就不愿意讲，怕出错，怕挨板子，你还强调要问责，那就更没人敢说话了。我常在大声疾呼：要给新闻发言人创造十个较为宽松的“话语环境”，谁都会说错话，只要不是原则性差错、不是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就不要求全责备，新闻媒体不要抓住不放，有时候领导还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
当然我们对新闻发言人的要求还是不能降低的，当你站在新闻发布会的台上时，你必须想到，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不仅对你自己负责，还要对你代表的政府和政府部门负责。
政府新闻发布工作要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发布的水平和质量要不断提高，新闻发言人三个“不”的现象必须改变。“不愿讲”——产生的原因是：我们的“官方”新闻发言人都是班子分工、领导指定才挑起了这副担子，并非他的目标岗位。讲多了、讲好了，经常没人说你好，弄不好还有人说他出风头；讲不好、讲错了，可能就要被人抓辫子、挨板子，弄不好还要掉“帽子”，所以不愿意讲。“不敢讲”——原因很简单，授权太有限，或掌握情况不够，心里没底，所以不敢讲。“不会讲”——就是缺少专业技巧，不太会和记者打交道。我们提倡新闻发言人要解放思想、认真学习、大胆实践、善于总结。要想改变这种三“不”现象，“话语环境”太拘谨是不行的。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政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还是在政府手里，或说在新闻发言人手里，那么除了新闻发言人本身的自律和自我严格要求以外，有没有相关的监督机制，以确保“新闻发言人电话无人接听”的事件不会重演?有一个更为激烈的说法是，要防止新闻发言人封锁新闻。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国庆：我理解你这个问题的意思。从理论上来讲，政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永远是在政府手里的，所以我们要把政务公开、信息透明作为一种制度明确下来，大力推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把社会公众希望、也是应该了解的信息及时、准确、全面地公布于众，新闻发言人充当的是公布信息的角色。这次“两会”上也有政协委员提出，新闻发言人不要成为摆设，不能把推进新闻發布工作弄成一个形象工程。这个意见很中肯。如果一个部门设立了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平时不“发言”，遇事再躲起来，其他官员又把新闻发言人当挡箭牌，那么权威信息渠道不是畅通了，而是被堵死了。这就违背了我们推行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初衷。
我们要求政府新闻发言人要有随时随地面对记者。面对公众的意识。新闻发言人不只是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他应该随时准备回答记者的提问。国务院各部门新闻发言人的名单是向社会公布的，联系电话是公开的。我们要求这些联系电话必须随时有人接，当然不一定是发言人本人去接每一个电话，但他应该知道有人打过电话。然后，他要考虑和研究如何对电话、对提问作出反应。
政府和政府部门通过新闻发布的方式公布政务信息是政务公开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对新闻媒体的一种服务。主动做好服务，就会起到影响媒体、主导舆论的作用。作为媒体也要学会寻求服务。我觉得，现在我们政府和政府部门的主动服务意识要大大提高，我们新闻媒体的寻求服务观念也有待加强。新闻发言人的联系电话要随时有人接听，如果一时接不通、找不着人，我们欢迎善意的批评，经过“磨合”，相信我们的政府新闻发布工作一定会越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