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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玉德厅长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高山盗走的是我们1．7亿元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但对我们社保局来说，我们不承认是我们的损失，这是银行的损失，这个钱银行是一定要还给我们的。”
2007年2月18日(加拿大当地时间)，从加拿大传来了一则消息，使得过去了两年多的、发生在2005年1月的一起伪造假票据诈骗中国银行河松街支行巨额资金案再次成为了人们议论的话题，而那个消失了两年多的主要犯罪嫌疑人高山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消息称，涉嫌侵吞超过十亿元人民币的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于当地时间18日被加拿大警方以虚报职业入境为由在其温哥华寓所拘捕。高山于20日在温哥华首次出庭接受拘留聆讯。中国公安部要求加拿大当局将高山遣返回中国，但高山却以中国司法制度不透明为由，拒绝回国受审。同时被捕的还有高山妻子李雪和17岁女儿高山雪莲，问话后她们均已获释。
获此信息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赶赴高山案的案发地哈尔滨，试图再次了解此案发生后两年的时间里，案件的偵破、受侵害企业和相关职能部门所作的各种补救和整改措施实施的情况，以及对于高山在加拿大被拘捕，并可能遣返回国等一事，哈尔滨各界有何反响。
案情回溯
2005年1月4日，东北高速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庭法官在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对前者存款余额进行核对时发现，东北高速存入该行的巨额存款不翼而飞。当时，东北高速在该行的两个账户中仅剩余7．31万元人民币，而此前的银行询证函显示，截至2004年11月30日，两账户共有存款余额2．9397亿元。与此同时，东北高速的子公司黑龙江东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存在河松街支行的530万元同样去向不明。更为离奇的是，除东北高速外，包括辰能公司、黑龙江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哈尔滨旅游局在内等数家单位总计高达10亿多元的资金都不知去向，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此时也跟巨资一样人间蒸发。
问题一经发现，中国银行总行立即派出工作组进驻黑龙江省分行，彻查河松街支行的账户和资金情况。公安部也随即成立专案组，全力追查高山等人的行踪。而当时就有传言说，高山已经在案发前夕就逃往加拿大与其妻子和女儿会合。
2005年1月11日，东北高速一纸诉状递到吉林高院，要求河松街中行支付2．9397亿元的存款本金及利息。1月15日，东北高速就巨额存款失窃一事对外发布公告。1月17日，该案在吉林高院立案。
至此，这起建国以来发生在黑龙江省涉及金额最大的金融诈骗案才彻底暴露，为众人所知。因其涉案金额巨大，大部分资金已经转移到海外，且发案银行中国银行又是老百姓予以极大信任的国有银行，一时间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
有关人士认为，犯罪嫌疑人高山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陆续将诈骗而来的巨额资金提现，并转移到国外而未被察觉，这无疑暴露了我国在金融机构现金管理上的严重缺失，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亟待完善。
巨额资金是如何被侵占的
2005年1月，哈尔滨警方正式将高山伪造假票据诈骗中国银行河松街支行巨额资金一案立案调查，称为“1·06”特大票据诈骗案。经调查，“1·06”案主要犯罪嫌疑人为哈顺合、北京绿洲、北京华能诚通公司等全部涉案公司的幕后实际掌控人李东哲和原河松支行行长高山。
据悉，李东哲与高山是同学。前者利用个人关系，向储户许诺高额回报，骗取国有单位负责人信任，诱使这些单位在河松街支行设立账户并存人大额资金。随后，高山伺机利用行长职务之便私刻这些企业建户的印章，偷换预留印鉴，将上述账户内存款秘密转入李东哲控制的账户内。
然后，李东哲再指使手下人员设立数十个账户用于转款提现。2000年9月至2005年1月，仅在哈尔滨、大庆两地，李东哲就在18家银行设立29个提现账户，共提取现金计4．57亿元。
直接参与伪造假票据的还有高山的司机刘静，尽管他始终是银行的外聘人员，却能够以银行信贷员的身份，穿梭于河松街中行与各大企业客户之间，为企业提供所谓“上门服务”，包括收送支票和银行对账单等，为高山案中最重要的助手之一。2005年2月15日，因涉嫌票据诈骗，刘静被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05年3月11日，因涉嫌票据诈骗被逮捕；2005年10月9日，被移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据哈尔滨警方介绍，本案有大量提现过程明显属超范围、超额度违规使用现金。如设立于农行大庆龙南支行的“人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账户，10个月时间内提现61笔，总额1．1亿元；设于工商行哈南岗支行的“哈尔滨永益实业公司”账户，6个月提现73笔，总额3900万元等。
据哈尔滨市公安局负责人介绍，从2000年年初至2005年年末，高山、李东哲共骗取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等单位巨额存款高达9．426亿元。
截止到2006年6月，办案人员仅追缴回犯罪嫌疑人用诈骗所购价值不到4亿元的豪宅、高档汽车等用以装点门面的物产。犯罪嫌疑人为彻底占有上述诈骗所得，于案发前利用银行监管漏洞违规提取现金近6亿元后逃往国外，致使赃款去向线索中断。
而此次高山在加拿大被拘捕，并且有可能被遣返回国，一旦促成其遣返的话，那么对于长达两年的侦破工作和巨额资金的追讨无疑都将起到重大的推进作用。
回到案发地
哈尔滨市道里区西北部，紧邻着松花江。几年前，这里还是成片的棚户区，经过发展建设，现在已经变成为颇具规模的居民区。就在这成片的居民区之中，有一个门面不大、窗口工作人员不超过5人的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几年前，它还只是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众多营业网点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但自2000年高山开始隐秘挪用银行资金开始，这里就变成了罪恶的渊薮。
案发两年后，在高山在加拿大被拘捕后，本刊记者再次来到河松街支行。支行里的三个营业窗口都在正常办理存储业务，10多位储户依次排队等待业务受理，井然有序。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储户，他们大都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也是河松街支行的老储户，有的长期在这里缴纳水电费，有的将积蓄储存在这里。当问到他们是否还记得发生在两年前的高山案时，他们都表示听说过，但也有个别储户并不知晓案发的银行就是这家河松街支行。
“2005年的时候，邻居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怎么一个小支行的行长一下子就拿走了10个亿，这怎么得了!但我也没有因为这个银行出了事而将自己的钱提取出来。”一个储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支行的保安去年刚到这里上班，他 说在这工作一年，同事之间没有议论过高山的事情，倒是有些储户开玩笑的时候经常会说“你们行长拿了10个亿跑到国外去了”这样的话。
“高山这个人绝对是个阴谋家，在河松支行潜伏了5年，如此隐蔽地做‘自己的事’，不被人发现，实在太‘厉害’了!他4年里一共18次出国去加拿大，而且都是工作时间，他的妻子和女儿很早就移民到加拿大，这些怎么就没人发现呢?”黑龙江省社保局的一位干部对本刊记者说。
据了解，高山曾经是中国银行黑龙江全省系统内业绩最突出的员工之一，最高时一年拉来的存款达20亿，授信40亿额度。他当时在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道里支行新兴分理处(也就是后来的河松街支行)任主任，他在任期间该行的存款业务突然大量增加，这成为高山在中国银行青云直上、掌握越来越大权力的资本。
但同时，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当时被视为很“优秀”的行长，在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里认识他的人却很少。很多人也都是在案发后通过媒体才认识了这个同事。
三缄其口的主管部门
自2005年高山案发最初，本刊记者在第一时间就赶往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试图了解、核實相关情况，当时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以各种理由拒绝采访。
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一位办公室副主任说：“公安部有明确要求，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相关情况透露出去不利于案件侦破，因此一律不接受媒体采访。”随后，记者又多次拨打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行长张平的手机，始终无人接听。本刊记者又赶到河松街支行，一听说有记者来找行长，一位男工作人员从办公区走出来，先是说行长不在，后称自己是新来的不了解情况。
两年后的2007年2月28日到3月1日，本刊记者再度来到中行黑龙江省分行，提到高山案，希望到省分行了解情况时，其办公室主任直接在电话里以“该问题过于敏感，不便多说”为由拒绝记者前往。当记者直接赶到省分行，他的办公室的门却一直都紧闭，而他的手机号码竟然也成了空号。
负责银行监管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媒体的介入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2005年1月，本刊记者前往黑龙江省银监局，该局办公室赵主任对记者说，这一案件发生后，公安部门一直在“封闭办案”，他们不了解具体金额及涉案人员的情况。
此次本刊记者再次联系黑龙江省银监局，办公室邓主任在电话里对记者说：“我只是知道这个事，但因为我到办公室岗位时间还不是很长，高山案的具体经过我也不是很熟悉。”后来，记者再次要求采访，邓主任则直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高山的事情不是我们省银监局所管辖的，我们不能接受采访，不要再问为什么了，关于这件事我们已经跟上面请示过了，不便接受采访。”
直到记者发稿前，中行黑龙江省分行和黑龙江省银监局仍然没有同意《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对高山一案进行采访。
中行给社保局的三份承诺书
高山案发之后，几家受害的企业和单位都相继向法院提起诉讼，还有传言说几家单位曾经试图联合起来进行起诉，要求中国银行对高山诈骗的资金予以赔偿，唯独黑龙江社保局至今仍然没有起诉，这不得不让人们心存疑问。
本刊记者2007年3月1日上午到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采访时，正值该厅召开2007年全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暨系统先进表彰大会。在会议上，几位领导的发言都用了大量的篇幅强调，一定要加强对社保金的管理和监督。在记者与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秦玉德交谈的过程中，秦厅长也一再强调，经过高山案和上海社保案之后，他们吸取了很多经验和教训。
在谈及黑龙江省社保局为什么至今仍然没有起诉中国银行的时候，秦玉德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案发当月，我们社保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就立刻聘请了律师，写了一份起诉书，准备起诉中行。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与中行进行交涉，交涉的过程中，中行提出他们当时正在筹划上市，如果起诉恐怕会对他们造成不良影响。另外，中行还说，这个钱虽然被高山这伙人带走了，但这属于银行内部的管理问题，你们存在我们银行里的钱我们认可。不管是谁盗走了，我们也都要负责给你们支付。另外，我们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还要求中行必须给我们提供书面的承诺。因此在我们的要求下中行先后写了三次承诺书，保证这笔钱一定会连本带息地还给我们。承诺书现在还都在我们省厅里。”
“目前，省分行已经向总行汇报，同意偿还我们资金，现在正在办理手续。中行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他们说，我们存款的手续是健全和正当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社保局在管理上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造成巨款被盗完全是银行内部的管理出现了问题。后来，我们社保局和省厅看到中行对我们有书面的承诺，并且他们再三提到上市的问题，不希望我们在这个时候起诉。因此，我们社保局和省厅就暂时没有起诉中行。”秦玉德说。
据秦厅长说，中国银行给社保局和省厅的承诺书上所写的还款的最后期限是2007年年底。
“这是银行的损失，不是我们社保局的损失”
高山案中，黑龙江省社保局一共损失约1．7亿元人民币。但对于被诈骗的1．7亿资金，秦玉德厅长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高山盗走的是我们1．7亿元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虽然这个钱被他盗用了，但对我们社保局来说，我们不承认是我们的损失，这是银行的损失，这个钱银行是一定要还给我们的。因为，我们只是中国银行众多储户当中的一个，钱存在银行里，出了什么问题自然应该由银行负责。”
而案发至今两年，1．7亿的农保基金漏洞社保局又是怎么填补的呢?秦玉德厅长说：“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还没有到应当支付的时间，因此，中行至今没有还我们的这笔钱也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支付。另外，我们一共有3个多亿的衣保基金，一部分存在河松街支行，还有一部分存在其他银行了。”
据秦玉德介绍，目前，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还没有实行财政指定的专户管理。以前，农保基金是归民政部管理，1999年机构改革后，才从民政部转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理。
当本刊记者问到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么一大笔钱存到河松街支行时，秦玉德说：“当时河松街支行的上门服务业务很好，因此我们就选择了他们这个银行，而且中国银行在黑龙江省的信誉度也比较好。当时，谁会想到国有银行会出现这个问题?”
“案发之后，我们也作了认真分析，也从我们自身查找不足和疏漏。首先是对银行存款票据真伪的辨别。老实说，过去一听说是国有银行，谁会想他们会有假票据啊，因此与国有银行打交道的时候就丧失了警惕性。高山案后我们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资金基本都不到各家银 行的支行去存款，而是直接到管理更加规范的分行去。”
另外，社保局開始对银行的所谓“上门服务”提高警惕，基本上采取婉言谢绝，直接到银行窗口办理业务，杜绝弄虚作假的再次发生。
据法律专业人士介绍，银行的“上门服务”并不为法律所禁止，目前也是各大银行竞争业务时普遍采取的手段之一。对比中国银行专门针对“上门服务”的内部规章，例如要求上门服务时必须同时有两名信贷人员前往，上门服务人员在收取现金、支票后必须马上返回银行，中途不得再力、王里其他业务等，河松街中行所谓的“上门服务”显然是“特立独行”。高山正是利用了业务、包括“上门服务”的监管的缺失，才有机会盗取了巨额资金。
此外，案发后，社保局立即对其他几笔资金进行核对，都没有发现问题。“现在我们省厅有专人定期到银行去对账，但以前都是银行打对账单给我们。”秦玉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中行到底怎么了
据悉，在美国穆迪投资服务公司(Moody’s)对中国银行业的评审中，中国银行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级银行。为争夺这个“第一”，中国银行近年来围绕着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内控机制的完善多次被提及。但中国银行恰恰也是中国银行业近些年来大案爆发最为频繁的银行。
有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4年初，中国银行先后查处违法违纪人员2577人，约占全行员工总数的1％。其中，追究刑事责任145人，党纪处分161人，行政处分1224人(含开除公职316人)，其他处分1047人。而在2004年力度如此之大的改革过程中，河松街支行的问题依然没有被内部觉察。
哈尔滨市河松街支行事发之后，2005年2月2日，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公开承认，中国银行类似案件爆发次数多，反映了该行的内控和风险管理还比较薄弱。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易宪容主任则认为，这几年我国国有银行内部屡次发生重大资金挪用和诈骗的案件，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说：“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制度和体制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和政府机构，权力分布太过密切。政府权力，一把手为大，权力被一个人把持，一个人能够决定一切。权力集中很容易导致胡作非为，也没有监管。银行也是如此，银行行长一方面是银行资金的守护人、管理者，同样还是这些钱的支配者，行长的权力过大，导致权力失控，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内控机制的薄弱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易宪容还说：“如果高山真的能顺利引渡回国，一定要依法对他进行严肃处理，不仅是他，其他涉案人员也要进行严肃的处理，就连当年任命他的人、提拔他的人都不能免责。”目前中行已对13名相关责任人予以处分或免职。
时至今日，震惊中外的高山案仍然没有结案，很多问题悬而未决甚至扑朔迷离，人们寄希望于引渡嫌疑犯高山回国接受调查和惩罚，同样更加希望流失到国外的巨额资金能够追讨回来。《瞭望东方周刊》也会对此事继续予以关注。
2007年2月18日(加拿大当地时间)，从加拿大传来了一则消息，使得过去了两年多的、发生在2005年1月的一起伪造假票据诈骗中国银行河松街支行巨额资金案再次成为了人们议论的话题，而那个消失了两年多的主要犯罪嫌疑人高山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消息称，涉嫌侵吞超过十亿元人民币的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于当地时间18日被加拿大警方以虚报职业入境为由在其温哥华寓所拘捕。高山于20日在温哥华首次出庭接受拘留聆讯。中国公安部要求加拿大当局将高山遣返回中国，但高山却以中国司法制度不透明为由，拒绝回国受审。同时被捕的还有高山妻子李雪和17岁女儿高山雪莲，问话后她们均已获释。
获此信息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赶赴高山案的案发地哈尔滨，试图再次了解此案发生后两年的时间里，案件的偵破、受侵害企业和相关职能部门所作的各种补救和整改措施实施的情况，以及对于高山在加拿大被拘捕，并可能遣返回国等一事，哈尔滨各界有何反响。
案情回溯
2005年1月4日，东北高速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庭法官在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对前者存款余额进行核对时发现，东北高速存入该行的巨额存款不翼而飞。当时，东北高速在该行的两个账户中仅剩余7．31万元人民币，而此前的银行询证函显示，截至2004年11月30日，两账户共有存款余额2．9397亿元。与此同时，东北高速的子公司黑龙江东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存在河松街支行的530万元同样去向不明。更为离奇的是，除东北高速外，包括辰能公司、黑龙江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哈尔滨旅游局在内等数家单位总计高达10亿多元的资金都不知去向，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此时也跟巨资一样人间蒸发。
问题一经发现，中国银行总行立即派出工作组进驻黑龙江省分行，彻查河松街支行的账户和资金情况。公安部也随即成立专案组，全力追查高山等人的行踪。而当时就有传言说，高山已经在案发前夕就逃往加拿大与其妻子和女儿会合。
2005年1月11日，东北高速一纸诉状递到吉林高院，要求河松街中行支付2．9397亿元的存款本金及利息。1月15日，东北高速就巨额存款失窃一事对外发布公告。1月17日，该案在吉林高院立案。
至此，这起建国以来发生在黑龙江省涉及金额最大的金融诈骗案才彻底暴露，为众人所知。因其涉案金额巨大，大部分资金已经转移到海外，且发案银行中国银行又是老百姓予以极大信任的国有银行，一时间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
有关人士认为，犯罪嫌疑人高山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陆续将诈骗而来的巨额资金提现，并转移到国外而未被察觉，这无疑暴露了我国在金融机构现金管理上的严重缺失，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亟待完善。
巨额资金是如何被侵占的
2005年1月，哈尔滨警方正式将高山伪造假票据诈骗中国银行河松街支行巨额资金一案立案调查，称为“1·06”特大票据诈骗案。经调查，“1·06”案主要犯罪嫌疑人为哈顺合、北京绿洲、北京华能诚通公司等全部涉案公司的幕后实际掌控人李东哲和原河松支行行长高山。
据悉，李东哲与高山是同学。前者利用个人关系，向储户许诺高额回报，骗取国有单位负责人信任，诱使这些单位在河松街支行设立账户并存人大额资金。随后，高山伺机利用行长职务之便私刻这些企业建户的印章，偷换预留印鉴，将上述账户内存款秘密转入李东哲控制的账户内。
然后，李东哲再指使手下人员设立数十个账户用于转款提现。2000年9月至2005年1月，仅在哈尔滨、大庆两地，李东哲就在18家银行设立29个提现账户，共提取现金计4．57亿元。
直接参与伪造假票据的还有高山的司机刘静，尽管他始终是银行的外聘人员，却能够以银行信贷员的身份，穿梭于河松街中行与各大企业客户之间，为企业提供所谓“上门服务”，包括收送支票和银行对账单等，为高山案中最重要的助手之一。2005年2月15日，因涉嫌票据诈骗，刘静被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05年3月11日，因涉嫌票据诈骗被逮捕；2005年10月9日，被移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据哈尔滨警方介绍，本案有大量提现过程明显属超范围、超额度违规使用现金。如设立于农行大庆龙南支行的“人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账户，10个月时间内提现61笔，总额1．1亿元；设于工商行哈南岗支行的“哈尔滨永益实业公司”账户，6个月提现73笔，总额3900万元等。
据哈尔滨市公安局负责人介绍，从2000年年初至2005年年末，高山、李东哲共骗取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等单位巨额存款高达9．426亿元。
截止到2006年6月，办案人员仅追缴回犯罪嫌疑人用诈骗所购价值不到4亿元的豪宅、高档汽车等用以装点门面的物产。犯罪嫌疑人为彻底占有上述诈骗所得，于案发前利用银行监管漏洞违规提取现金近6亿元后逃往国外，致使赃款去向线索中断。
而此次高山在加拿大被拘捕，并且有可能被遣返回国，一旦促成其遣返的话，那么对于长达两年的侦破工作和巨额资金的追讨无疑都将起到重大的推进作用。
回到案发地
哈尔滨市道里区西北部，紧邻着松花江。几年前，这里还是成片的棚户区，经过发展建设，现在已经变成为颇具规模的居民区。就在这成片的居民区之中，有一个门面不大、窗口工作人员不超过5人的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几年前，它还只是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众多营业网点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但自2000年高山开始隐秘挪用银行资金开始，这里就变成了罪恶的渊薮。
案发两年后，在高山在加拿大被拘捕后，本刊记者再次来到河松街支行。支行里的三个营业窗口都在正常办理存储业务，10多位储户依次排队等待业务受理，井然有序。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储户，他们大都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也是河松街支行的老储户，有的长期在这里缴纳水电费，有的将积蓄储存在这里。当问到他们是否还记得发生在两年前的高山案时，他们都表示听说过，但也有个别储户并不知晓案发的银行就是这家河松街支行。
“2005年的时候，邻居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怎么一个小支行的行长一下子就拿走了10个亿，这怎么得了!但我也没有因为这个银行出了事而将自己的钱提取出来。”一个储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支行的保安去年刚到这里上班，他 说在这工作一年，同事之间没有议论过高山的事情，倒是有些储户开玩笑的时候经常会说“你们行长拿了10个亿跑到国外去了”这样的话。
“高山这个人绝对是个阴谋家，在河松支行潜伏了5年，如此隐蔽地做‘自己的事’，不被人发现，实在太‘厉害’了!他4年里一共18次出国去加拿大，而且都是工作时间，他的妻子和女儿很早就移民到加拿大，这些怎么就没人发现呢?”黑龙江省社保局的一位干部对本刊记者说。
据了解，高山曾经是中国银行黑龙江全省系统内业绩最突出的员工之一，最高时一年拉来的存款达20亿，授信40亿额度。他当时在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道里支行新兴分理处(也就是后来的河松街支行)任主任，他在任期间该行的存款业务突然大量增加，这成为高山在中国银行青云直上、掌握越来越大权力的资本。
但同时，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当时被视为很“优秀”的行长，在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里认识他的人却很少。很多人也都是在案发后通过媒体才认识了这个同事。
三缄其口的主管部门
自2005年高山案发最初，本刊记者在第一时间就赶往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试图了解、核實相关情况，当时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以各种理由拒绝采访。
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一位办公室副主任说：“公安部有明确要求，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相关情况透露出去不利于案件侦破，因此一律不接受媒体采访。”随后，记者又多次拨打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行长张平的手机，始终无人接听。本刊记者又赶到河松街支行，一听说有记者来找行长，一位男工作人员从办公区走出来，先是说行长不在，后称自己是新来的不了解情况。
两年后的2007年2月28日到3月1日，本刊记者再度来到中行黑龙江省分行，提到高山案，希望到省分行了解情况时，其办公室主任直接在电话里以“该问题过于敏感，不便多说”为由拒绝记者前往。当记者直接赶到省分行，他的办公室的门却一直都紧闭，而他的手机号码竟然也成了空号。
负责银行监管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媒体的介入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2005年1月，本刊记者前往黑龙江省银监局，该局办公室赵主任对记者说，这一案件发生后，公安部门一直在“封闭办案”，他们不了解具体金额及涉案人员的情况。
此次本刊记者再次联系黑龙江省银监局，办公室邓主任在电话里对记者说：“我只是知道这个事，但因为我到办公室岗位时间还不是很长，高山案的具体经过我也不是很熟悉。”后来，记者再次要求采访，邓主任则直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高山的事情不是我们省银监局所管辖的，我们不能接受采访，不要再问为什么了，关于这件事我们已经跟上面请示过了，不便接受采访。”
直到记者发稿前，中行黑龙江省分行和黑龙江省银监局仍然没有同意《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对高山一案进行采访。
中行给社保局的三份承诺书
高山案发之后，几家受害的企业和单位都相继向法院提起诉讼，还有传言说几家单位曾经试图联合起来进行起诉，要求中国银行对高山诈骗的资金予以赔偿，唯独黑龙江社保局至今仍然没有起诉，这不得不让人们心存疑问。
本刊记者2007年3月1日上午到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采访时，正值该厅召开2007年全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暨系统先进表彰大会。在会议上，几位领导的发言都用了大量的篇幅强调，一定要加强对社保金的管理和监督。在记者与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秦玉德交谈的过程中，秦厅长也一再强调，经过高山案和上海社保案之后，他们吸取了很多经验和教训。
在谈及黑龙江省社保局为什么至今仍然没有起诉中国银行的时候，秦玉德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案发当月，我们社保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就立刻聘请了律师，写了一份起诉书，准备起诉中行。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与中行进行交涉，交涉的过程中，中行提出他们当时正在筹划上市，如果起诉恐怕会对他们造成不良影响。另外，中行还说，这个钱虽然被高山这伙人带走了，但这属于银行内部的管理问题，你们存在我们银行里的钱我们认可。不管是谁盗走了，我们也都要负责给你们支付。另外，我们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还要求中行必须给我们提供书面的承诺。因此在我们的要求下中行先后写了三次承诺书，保证这笔钱一定会连本带息地还给我们。承诺书现在还都在我们省厅里。”
“目前，省分行已经向总行汇报，同意偿还我们资金，现在正在办理手续。中行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他们说，我们存款的手续是健全和正当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社保局在管理上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造成巨款被盗完全是银行内部的管理出现了问题。后来，我们社保局和省厅看到中行对我们有书面的承诺，并且他们再三提到上市的问题，不希望我们在这个时候起诉。因此，我们社保局和省厅就暂时没有起诉中行。”秦玉德说。
据秦厅长说，中国银行给社保局和省厅的承诺书上所写的还款的最后期限是2007年年底。
“这是银行的损失，不是我们社保局的损失”
高山案中，黑龙江省社保局一共损失约1．7亿元人民币。但对于被诈骗的1．7亿资金，秦玉德厅长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高山盗走的是我们1．7亿元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虽然这个钱被他盗用了，但对我们社保局来说，我们不承认是我们的损失，这是银行的损失，这个钱银行是一定要还给我们的。因为，我们只是中国银行众多储户当中的一个，钱存在银行里，出了什么问题自然应该由银行负责。”
而案发至今两年，1．7亿的农保基金漏洞社保局又是怎么填补的呢?秦玉德厅长说：“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还没有到应当支付的时间，因此，中行至今没有还我们的这笔钱也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支付。另外，我们一共有3个多亿的衣保基金，一部分存在河松街支行，还有一部分存在其他银行了。”
据秦玉德介绍，目前，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还没有实行财政指定的专户管理。以前，农保基金是归民政部管理，1999年机构改革后，才从民政部转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理。
当本刊记者问到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么一大笔钱存到河松街支行时，秦玉德说：“当时河松街支行的上门服务业务很好，因此我们就选择了他们这个银行，而且中国银行在黑龙江省的信誉度也比较好。当时，谁会想到国有银行会出现这个问题?”
“案发之后，我们也作了认真分析，也从我们自身查找不足和疏漏。首先是对银行存款票据真伪的辨别。老实说，过去一听说是国有银行，谁会想他们会有假票据啊，因此与国有银行打交道的时候就丧失了警惕性。高山案后我们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资金基本都不到各家银 行的支行去存款，而是直接到管理更加规范的分行去。”
另外，社保局開始对银行的所谓“上门服务”提高警惕，基本上采取婉言谢绝，直接到银行窗口办理业务，杜绝弄虚作假的再次发生。
据法律专业人士介绍，银行的“上门服务”并不为法律所禁止，目前也是各大银行竞争业务时普遍采取的手段之一。对比中国银行专门针对“上门服务”的内部规章，例如要求上门服务时必须同时有两名信贷人员前往，上门服务人员在收取现金、支票后必须马上返回银行，中途不得再力、王里其他业务等，河松街中行所谓的“上门服务”显然是“特立独行”。高山正是利用了业务、包括“上门服务”的监管的缺失，才有机会盗取了巨额资金。
此外，案发后，社保局立即对其他几笔资金进行核对，都没有发现问题。“现在我们省厅有专人定期到银行去对账，但以前都是银行打对账单给我们。”秦玉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中行到底怎么了
据悉，在美国穆迪投资服务公司(Moody’s)对中国银行业的评审中，中国银行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级银行。为争夺这个“第一”，中国银行近年来围绕着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内控机制的完善多次被提及。但中国银行恰恰也是中国银行业近些年来大案爆发最为频繁的银行。
有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4年初，中国银行先后查处违法违纪人员2577人，约占全行员工总数的1％。其中，追究刑事责任145人，党纪处分161人，行政处分1224人(含开除公职316人)，其他处分1047人。而在2004年力度如此之大的改革过程中，河松街支行的问题依然没有被内部觉察。
哈尔滨市河松街支行事发之后，2005年2月2日，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公开承认，中国银行类似案件爆发次数多，反映了该行的内控和风险管理还比较薄弱。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易宪容主任则认为，这几年我国国有银行内部屡次发生重大资金挪用和诈骗的案件，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说：“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制度和体制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和政府机构，权力分布太过密切。政府权力，一把手为大，权力被一个人把持，一个人能够决定一切。权力集中很容易导致胡作非为，也没有监管。银行也是如此，银行行长一方面是银行资金的守护人、管理者，同样还是这些钱的支配者，行长的权力过大，导致权力失控，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内控机制的薄弱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易宪容还说：“如果高山真的能顺利引渡回国，一定要依法对他进行严肃处理，不仅是他，其他涉案人员也要进行严肃的处理，就连当年任命他的人、提拔他的人都不能免责。”目前中行已对13名相关责任人予以处分或免职。
时至今日，震惊中外的高山案仍然没有结案，很多问题悬而未决甚至扑朔迷离，人们寄希望于引渡嫌疑犯高山回国接受调查和惩罚，同样更加希望流失到国外的巨额资金能够追讨回来。《瞭望东方周刊》也会对此事继续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