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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扬－口述
在上海的医院里，我醒过来的时候得知自己患的是脑膜炎，很恐慌，害怕变成痴呆，立即看墙上贴的毛主席语录，然后又闭起眼睛来背，都能背下来，这才有点放心。
回顾我的人生经历，还真要从我的名字说起。
1953年，苏南苏北行署合并成立江苏省，母亲作为苏北日报的干部，怀着三个目的身孕，和父亲一起随原苏北行署机关从扬州迁到南京。孩子出生后起名顾扬，就是回首扬州的意思，这个孩子就是我。
童年的记忆里，岁月斑驳。
我记得家里曾有两个保姆，因为我母亲出身福建廖氏名门望族，青少年在上海生活，后来参加革命到了江苏，但缘于早年优越的生活条件，她不怎么会做家务。
四岁的时候，我就和幼儿园同学一起登台表演铃鼓舞，那是慰问当时“砸锅卖铁炼钢铁”的“英模”。当时正处在“大跃进”时代。
到1962年，每天放学后就拎着篮子带着弟弟去粮站排队领每天的口粮，有山芋干、山芋干粉和“飞机包菜”(黑绿色还没包起来的包菜)。
晚上，弟弟常因咽不下这黑乎乎的饭菜而挨打。我父亲对子女的管教很严厉，我们小孩子当时并不知道国家处在三年困难时期。1963年后，日子才好起来。
那时母亲下班经常带小人书回来，父亲晚上也有空给我们讲民间故事，节假日全家出去郊游或与朋友家聚会。我上的中央路小学马路对面就是高干住宅区，我所在的甲班里，有省长、军长家的孩子。有个同学的爸爸是省教育厅厅长，他经常传授我们一些学习方法。
我的算术和作文成绩很优秀，理想是当科学家。当时学校的课余生活也很丰富，寒暑假还放很多电影。
在家里，父亲让我和弟弟在后阳台养了鸽子和兔子，说是要培养我们的劳动意识。特别是另外要求我跟保姆上菜场、学洗衣被做针线。这让我后来去农村受惠有加，才真正理解爸爸的苦心。
但是这种快乐丰富的日子只有短暂的两年多。
1966年“文革”开始，我家的保姆不能用了，那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家里的名贵典籍文物被统统扔进楼前的小河，那是封资修的毒品。
一个冬天的夜里，我被惊醒，屋里屋外都是戴红臂章的人，母亲拿着围巾追出去，我跑到前阳台，看到院墙上都站着“红臂立”，爸爸被带走隔离了。
隔天，母亲打听到隔离父亲的地点，请三轮车师傅拉我送包袱给父亲。“文革”后，门卫费师傅还跟我谈起，当时我父亲是被关在楼梯洞下的小厕所里，费师傅将自己仅有的一个枕头偷偷扔进去，给父亲一点温暖的帮助。
1967年1月3日夜，在南京的江苏饭店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事件。之后全国各地的调查队伍涌入南京。
看到我家的情形，到南京调查的堂舅把弟弟带走了；来调研的姨娘就把我带回上海。可是，我在途中染上了急性脑膜炎，一到上海就昏迷不醒，被送往虹口医院抢救。姨娘哭着去给我妈拍电报。接到这生死攸关的电报，造反派还只准我父母中走一个。最后是我父亲留下，给我母亲批了假。
在上海的医院里，我醒过来的时候得知自己患的是脑膜炎，很恐慌，害怕变成痴呆，立即看墙上贴的毛主席语录，然后又闭起眼睛来背，都能背下来，这才有点放心。但是当母亲到我床边的时候，我只是觉得那条绿底白花围巾很熟悉，却认不出她来了。在婶婆的提示下，我才记起那是我母亲。母亲当时就一个劲儿流眼泪，把我从上海接回南京。
1968年，终于“复课闹革命”了。学校由工宣队、军代表管理。学生年级分班按部队建制连排编。
这年冬天，接到省革委会命令，全市中学生要大迁移，要求每人自带御寒衣被和五斤大米。我合不得弟弟受累，一个人背着两人的米从白天走到黑夜，到了城南的牛首山天都快亮了。几天后的下午，我们又接到命令，再步行回城，到家时已是凌晨两点。
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本来以为那是大哥哥大姐姐的事，后来一看好朋友全走光了。当时听说每家只许留一个孩子在父母身边。弟弟14岁，我15岁，所以，我立即主动去学校办好了下乡的手续，还买了一根扁担和几个大碗，跑到郊区，找邻居家的保姆帮我在农村用粮票和布票换点钱。
也许算是一种幸运，要是不下乡我可能要当工人，就会结婚抱孩子了。下乡是命运对我的摆布，这一摆布，使我后来成了大学生。
因为南通是我爸爸的老家，我最后下乡到了南通的海安农村。在那里我先是做了教师，后来还教女民兵游泳打篮球。有时候大家一块骑自行车到海安城里参加活动，一路上有说有笑，感到很充实。
我当时就想，我可能要永远生活在农村了，父亲还托人帮我盖了三间瓦房。但恢复高考后我的命运又发生了转折。
我以前只上了小学四年级，怎么能考上大学?心里没底，妈妈就鼓励我，后来我是那个乡考上的唯一一名女生。
我考上的是扬州师院南通分院中文系，是本科。但因为扩招导致教师不够，就把我们转为专科了，这太让人憋气了，也给我后来的人生添了很多压力和麻烦。
就说评职称，无论升哪一级都要比本科学历多写一倍多的论文，还要有“破格”的条件。我在教师岗位上38年没挪动，2002年被评定为高级讲师，退休前任教四个大专班和一个高中班的语文，可就因为是大专文凭，迟迟拿不到教师资格证。直到办退休手续时，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经过学校的努力(校内不少人是这种情况)，才补办了相关手续。
说到做教师，这本不是我的意愿。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做科学家，不是物理学家，就是机械师，或者是医生。“文革”令我的理想成为终生的梦想。
在农村当老师是乡亲的照顾；考师范是被迫之举，在当时机会可能只有一次；回南京做老师也是别无选择。后来我写作、编书、做销售、做广告、搞发行、带团旅游，考试证书和获奖证书80多本。我一直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一直想弥补那个特定时代带给我的缺憾。
在上海的医院里，我醒过来的时候得知自己患的是脑膜炎，很恐慌，害怕变成痴呆，立即看墙上贴的毛主席语录，然后又闭起眼睛来背，都能背下来，这才有点放心。
回顾我的人生经历，还真要从我的名字说起。
1953年，苏南苏北行署合并成立江苏省，母亲作为苏北日报的干部，怀着三个目的身孕，和父亲一起随原苏北行署机关从扬州迁到南京。孩子出生后起名顾扬，就是回首扬州的意思，这个孩子就是我。
童年的记忆里，岁月斑驳。
我记得家里曾有两个保姆，因为我母亲出身福建廖氏名门望族，青少年在上海生活，后来参加革命到了江苏，但缘于早年优越的生活条件，她不怎么会做家务。
四岁的时候，我就和幼儿园同学一起登台表演铃鼓舞，那是慰问当时“砸锅卖铁炼钢铁”的“英模”。当时正处在“大跃进”时代。
到1962年，每天放学后就拎着篮子带着弟弟去粮站排队领每天的口粮，有山芋干、山芋干粉和“飞机包菜”(黑绿色还没包起来的包菜)。
晚上，弟弟常因咽不下这黑乎乎的饭菜而挨打。我父亲对子女的管教很严厉，我们小孩子当时并不知道国家处在三年困难时期。1963年后，日子才好起来。
那时母亲下班经常带小人书回来，父亲晚上也有空给我们讲民间故事，节假日全家出去郊游或与朋友家聚会。我上的中央路小学马路对面就是高干住宅区，我所在的甲班里，有省长、军长家的孩子。有个同学的爸爸是省教育厅厅长，他经常传授我们一些学习方法。
我的算术和作文成绩很优秀，理想是当科学家。当时学校的课余生活也很丰富，寒暑假还放很多电影。
在家里，父亲让我和弟弟在后阳台养了鸽子和兔子，说是要培养我们的劳动意识。特别是另外要求我跟保姆上菜场、学洗衣被做针线。这让我后来去农村受惠有加，才真正理解爸爸的苦心。
但是这种快乐丰富的日子只有短暂的两年多。
1966年“文革”开始，我家的保姆不能用了，那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家里的名贵典籍文物被统统扔进楼前的小河，那是封资修的毒品。
一个冬天的夜里，我被惊醒，屋里屋外都是戴红臂章的人，母亲拿着围巾追出去，我跑到前阳台，看到院墙上都站着“红臂立”，爸爸被带走隔离了。
隔天，母亲打听到隔离父亲的地点，请三轮车师傅拉我送包袱给父亲。“文革”后，门卫费师傅还跟我谈起，当时我父亲是被关在楼梯洞下的小厕所里，费师傅将自己仅有的一个枕头偷偷扔进去，给父亲一点温暖的帮助。
1967年1月3日夜，在南京的江苏饭店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事件。之后全国各地的调查队伍涌入南京。
看到我家的情形，到南京调查的堂舅把弟弟带走了；来调研的姨娘就把我带回上海。可是，我在途中染上了急性脑膜炎，一到上海就昏迷不醒，被送往虹口医院抢救。姨娘哭着去给我妈拍电报。接到这生死攸关的电报，造反派还只准我父母中走一个。最后是我父亲留下，给我母亲批了假。
在上海的医院里，我醒过来的时候得知自己患的是脑膜炎，很恐慌，害怕变成痴呆，立即看墙上贴的毛主席语录，然后又闭起眼睛来背，都能背下来，这才有点放心。但是当母亲到我床边的时候，我只是觉得那条绿底白花围巾很熟悉，却认不出她来了。在婶婆的提示下，我才记起那是我母亲。母亲当时就一个劲儿流眼泪，把我从上海接回南京。
1968年，终于“复课闹革命”了。学校由工宣队、军代表管理。学生年级分班按部队建制连排编。
这年冬天，接到省革委会命令，全市中学生要大迁移，要求每人自带御寒衣被和五斤大米。我合不得弟弟受累，一个人背着两人的米从白天走到黑夜，到了城南的牛首山天都快亮了。几天后的下午，我们又接到命令，再步行回城，到家时已是凌晨两点。
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本来以为那是大哥哥大姐姐的事，后来一看好朋友全走光了。当时听说每家只许留一个孩子在父母身边。弟弟14岁，我15岁，所以，我立即主动去学校办好了下乡的手续，还买了一根扁担和几个大碗，跑到郊区，找邻居家的保姆帮我在农村用粮票和布票换点钱。
也许算是一种幸运，要是不下乡我可能要当工人，就会结婚抱孩子了。下乡是命运对我的摆布，这一摆布，使我后来成了大学生。
因为南通是我爸爸的老家，我最后下乡到了南通的海安农村。在那里我先是做了教师，后来还教女民兵游泳打篮球。有时候大家一块骑自行车到海安城里参加活动，一路上有说有笑，感到很充实。
我当时就想，我可能要永远生活在农村了，父亲还托人帮我盖了三间瓦房。但恢复高考后我的命运又发生了转折。
我以前只上了小学四年级，怎么能考上大学?心里没底，妈妈就鼓励我，后来我是那个乡考上的唯一一名女生。
我考上的是扬州师院南通分院中文系，是本科。但因为扩招导致教师不够，就把我们转为专科了，这太让人憋气了，也给我后来的人生添了很多压力和麻烦。
就说评职称，无论升哪一级都要比本科学历多写一倍多的论文，还要有“破格”的条件。我在教师岗位上38年没挪动，2002年被评定为高级讲师，退休前任教四个大专班和一个高中班的语文，可就因为是大专文凭，迟迟拿不到教师资格证。直到办退休手续时，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经过学校的努力(校内不少人是这种情况)，才补办了相关手续。
说到做教师，这本不是我的意愿。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做科学家，不是物理学家，就是机械师，或者是医生。“文革”令我的理想成为终生的梦想。
在农村当老师是乡亲的照顾；考师范是被迫之举，在当时机会可能只有一次；回南京做老师也是别无选择。后来我写作、编书、做销售、做广告、搞发行、带团旅游，考试证书和获奖证书80多本。我一直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一直想弥补那个特定时代带给我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