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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儿萧乾去世已将近8年了，没有想到越做越有做不完的工作等着，当然，绝大部分是为了纪念萧乾。
2006年春，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一位同志正式通知我，该馆将成立萧乾研究基地。我喜出望外。因为尽管2004年6月中旬我应邀赴沪参加“詹姆斯·乔伊斯和《尤利西斯》”以及“乔伊斯和他的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就觉察出鲁迅纪念馆已把萧乾定位为研究对象，但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能成立萧乾研究基地。
萧乾是1926年初中毕业后，在北新书局当了一个暑假的练习生之际，培养起对新文艺的兴趣的。他每天晚上借几本书回宿舍去读，其中就有鲁迅的作品。萧乾还给大先生(鲁迅)、二先生(周作人)送过稿费。他把钞票用手绢包好，紧紧地扎在手腕上，以免遗失。
四年后，就读于辅仁大学西语系一年级的萧乾购买了一本《野草》，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5月第6版，实价四角。萧乾在内封上虔诚地用英文写道：Robert Hsiao，Catholic University，Oct．14．30PeKing．(罗勃特·萧，天主教大学，十月十四日，1930年，北京。)封面与内封之间的衬纸上，盖了个章：萧乾藏书创作类102号。他还在留有岁月斑点的封底上写道：“野草不黄”。目录上，在“复仇”这一篇名下写了“人生……干燥”几个字，正文第一段“人的皮肤之厚……”上端，加了“解剖手腕”四字。
在《墓碣文》的“于浩歌狂热之际寒；……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上端，当年20岁的萧乾写道：“鲁迅自己的写真。”《墓碣文》倒数第二行，有这样一句话：“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鲁迅是在他去世前十一年写这篇《墓碣文》的。萧乾去世前七年，82岁时，替自己写了墓志铭，文末也用了“微笑”二字：“他是微笑着离去的，因为他有幸看到了恶霸们的末日。”
在《这样的战士》末尾，萧乾写道：“鲁迅，一个个人主义者，与旧势力相斗争。”在《风筝》的正文“我的小兄弟”旁，加上“作人先生?”一语，又在目录上批道：“回忆(其幼年既是冷酷者)”。萧乾小时候寄人篱下，很自然地站在小兄弟一边，而我当年读《风筝》一文时，却被鲁迅如此严于律己所震撼了。
这是萧乾最早的藏书，我已把它捐赠给鲁迅纪念馆。他们给我复印了三本，一本自存，一本交由清华文库永久保存，第三本留给定居美国的儿孙。
萧乾在《野草》一书的空白处多次写下“irony”(讽刺、反语)一词，这说明，萧乾这个辅仁大学西语系一年级的学生看懂了鲁迅的作品。
1997年2月20日，萧乾患心肌梗塞，住进北京医院。3月26日，日本女汉学家彬野元子来探视。3月31日，她从日本东京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后来又寄来了《老舍与萧乾》一文。译成中文的话，约合两万字。文中她认为老合写《猫城记》是受了斯威福特的影响。萧乾写《红毛长谈》受的是菲尔丁的影响。《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在《萧乾的遗憾与幸福(编者序)》一文中写道：“从这组文章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幽默的萧乾，一个聪明的萧乾，他的这些幽默恐怕不仅仅受菲尔丁等人小说的影响，他长期生活在富有幽默感的英国人中间，可能使他本身具有的幽默的天性更有成长，也许正是这七年的生活，使他增加了幽默感，回国后，才写出《红毛长谈》这样的杂文。”
倘若李辉看了萧乾在《野草》上所作的评语，他一定能写出一篇精彩的文章，分析出萧乾那支笔最早是从鲁迅的杂文中吸收养分的。
2005年我收到作家秋石惠赠的《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一巴金与黄源通信录》(文汇出版社2005年4月版)，是秋石黄明明合编的。其中两次提到萧乾是抬灵柩者之一。“1996年lO月，是鲁迅逝世60周年。8月24日，……九岁的黄源偕夫人巴一熔和儿子黄明明一道来到西子宾馆探望巴金。……他们两人还一一列举出了1936年lO月22日鲁迅大出殡时为他抬灵柩的那十六个人，除了他们俩外，还有鹿地亘(日本进步作家)、孟十还、靳以、张天翼、吴朗西、聂绀弩、萧乾、萧军、欧阳山、周文、曹白、姚克等十四人。而到了1996年……健在的只有巴金、黄源、萧乾和欧阳山了。……”(《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第6页)
2006年12月5日，我在鲁迅纪念馆看了两分钟的纪念片。有个人的身后露出半个头，我觉得像是萧乾，但辨认不出脸。十六个人同时抬，根本是不可能的。既然是十年前巴金与黄源回顾往事时谈的，又有黄明明等人在场，此说可信。将来出版《萧乾全集》新版时，我将在生平年表中补上这一条。
秋石还送给我一份《鲁迅先生逝世经过略记》复印件，系1937年9月萧军离沪赴武汉前撰写的，收在《鲁迅先生纪念集》(1937年出版，上海)。上面写明，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由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A·史沫德莱、沈钧儒、萧叁、曹靖华、许季、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十三人组成。
“于治丧委员会以外，又由临时办事人员成立了一个‘治丧办事处’的组织。除履行委员会一切指定外，即担份丧事内部一切事务，如来宾招待，灵堂布置，签名，缚纱、祭物收受，新闻记者接见等事。由鲁彦、巴金、黄源、张天翼、靳以、陈白尘、蒋牧良、姚克、萧乾、黎烈文、张春桥、赵家壁、费慎祥、孟十还、欧阳山、周文、聂绀弩、凡容、以群、白危、曹白、周颖、草明、雨田、华沙、稚公、契明、田军、池田幸子、鹿地亘等组成。”
彬野元子在《老舍与萧乾》一文中，还提到了萧乾在1979年写的散文《往事三瞥》，我今天才发现，该文中的何伦教授就是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提到的古斯塔夫·哈隆教授。他是苏台德人，歌廷根的汉学研究所所长。1937年，季羡林到汉学研究所去任教，跟哈隆教授成为莫逆之交。过了一两年，哈隆离开德国赴英国剑桥大学去教梵文。然而，季羡林急于回祖国，没有赴英国。
1942年至1944年，萧乾在剑桥王家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与哈隆过从甚密。1949年3月在香港，哈隆三次上门动员萧乾赴剑桥，萧乾没有答应，遂成永诀。
萧乾和季羡林先生对这位老教授部很尊重，然而两个人都愿意落叶归根。如今萧乾已去世，季羡林也离不开医院了。可惜他们二人多次在一起开会，也通过信，合过影，就是未谈及他们这位共同的国际友人。
2006年春，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一位同志正式通知我，该馆将成立萧乾研究基地。我喜出望外。因为尽管2004年6月中旬我应邀赴沪参加“詹姆斯·乔伊斯和《尤利西斯》”以及“乔伊斯和他的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就觉察出鲁迅纪念馆已把萧乾定位为研究对象，但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能成立萧乾研究基地。
萧乾是1926年初中毕业后，在北新书局当了一个暑假的练习生之际，培养起对新文艺的兴趣的。他每天晚上借几本书回宿舍去读，其中就有鲁迅的作品。萧乾还给大先生(鲁迅)、二先生(周作人)送过稿费。他把钞票用手绢包好，紧紧地扎在手腕上，以免遗失。
四年后，就读于辅仁大学西语系一年级的萧乾购买了一本《野草》，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5月第6版，实价四角。萧乾在内封上虔诚地用英文写道：Robert Hsiao，Catholic University，Oct．14．30PeKing．(罗勃特·萧，天主教大学，十月十四日，1930年，北京。)封面与内封之间的衬纸上，盖了个章：萧乾藏书创作类102号。他还在留有岁月斑点的封底上写道：“野草不黄”。目录上，在“复仇”这一篇名下写了“人生……干燥”几个字，正文第一段“人的皮肤之厚……”上端，加了“解剖手腕”四字。
在《墓碣文》的“于浩歌狂热之际寒；……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上端，当年20岁的萧乾写道：“鲁迅自己的写真。”《墓碣文》倒数第二行，有这样一句话：“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鲁迅是在他去世前十一年写这篇《墓碣文》的。萧乾去世前七年，82岁时，替自己写了墓志铭，文末也用了“微笑”二字：“他是微笑着离去的，因为他有幸看到了恶霸们的末日。”
在《这样的战士》末尾，萧乾写道：“鲁迅，一个个人主义者，与旧势力相斗争。”在《风筝》的正文“我的小兄弟”旁，加上“作人先生?”一语，又在目录上批道：“回忆(其幼年既是冷酷者)”。萧乾小时候寄人篱下，很自然地站在小兄弟一边，而我当年读《风筝》一文时，却被鲁迅如此严于律己所震撼了。
这是萧乾最早的藏书，我已把它捐赠给鲁迅纪念馆。他们给我复印了三本，一本自存，一本交由清华文库永久保存，第三本留给定居美国的儿孙。
萧乾在《野草》一书的空白处多次写下“irony”(讽刺、反语)一词，这说明，萧乾这个辅仁大学西语系一年级的学生看懂了鲁迅的作品。
1997年2月20日，萧乾患心肌梗塞，住进北京医院。3月26日，日本女汉学家彬野元子来探视。3月31日，她从日本东京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后来又寄来了《老舍与萧乾》一文。译成中文的话，约合两万字。文中她认为老合写《猫城记》是受了斯威福特的影响。萧乾写《红毛长谈》受的是菲尔丁的影响。《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在《萧乾的遗憾与幸福(编者序)》一文中写道：“从这组文章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幽默的萧乾，一个聪明的萧乾，他的这些幽默恐怕不仅仅受菲尔丁等人小说的影响，他长期生活在富有幽默感的英国人中间，可能使他本身具有的幽默的天性更有成长，也许正是这七年的生活，使他增加了幽默感，回国后，才写出《红毛长谈》这样的杂文。”
倘若李辉看了萧乾在《野草》上所作的评语，他一定能写出一篇精彩的文章，分析出萧乾那支笔最早是从鲁迅的杂文中吸收养分的。
2005年我收到作家秋石惠赠的《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一巴金与黄源通信录》(文汇出版社2005年4月版)，是秋石黄明明合编的。其中两次提到萧乾是抬灵柩者之一。“1996年lO月，是鲁迅逝世60周年。8月24日，……九岁的黄源偕夫人巴一熔和儿子黄明明一道来到西子宾馆探望巴金。……他们两人还一一列举出了1936年lO月22日鲁迅大出殡时为他抬灵柩的那十六个人，除了他们俩外，还有鹿地亘(日本进步作家)、孟十还、靳以、张天翼、吴朗西、聂绀弩、萧乾、萧军、欧阳山、周文、曹白、姚克等十四人。而到了1996年……健在的只有巴金、黄源、萧乾和欧阳山了。……”(《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第6页)
2006年12月5日，我在鲁迅纪念馆看了两分钟的纪念片。有个人的身后露出半个头，我觉得像是萧乾，但辨认不出脸。十六个人同时抬，根本是不可能的。既然是十年前巴金与黄源回顾往事时谈的，又有黄明明等人在场，此说可信。将来出版《萧乾全集》新版时，我将在生平年表中补上这一条。
秋石还送给我一份《鲁迅先生逝世经过略记》复印件，系1937年9月萧军离沪赴武汉前撰写的，收在《鲁迅先生纪念集》(1937年出版，上海)。上面写明，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由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A·史沫德莱、沈钧儒、萧叁、曹靖华、许季、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十三人组成。
“于治丧委员会以外，又由临时办事人员成立了一个‘治丧办事处’的组织。除履行委员会一切指定外，即担份丧事内部一切事务，如来宾招待，灵堂布置，签名，缚纱、祭物收受，新闻记者接见等事。由鲁彦、巴金、黄源、张天翼、靳以、陈白尘、蒋牧良、姚克、萧乾、黎烈文、张春桥、赵家壁、费慎祥、孟十还、欧阳山、周文、聂绀弩、凡容、以群、白危、曹白、周颖、草明、雨田、华沙、稚公、契明、田军、池田幸子、鹿地亘等组成。”
彬野元子在《老舍与萧乾》一文中，还提到了萧乾在1979年写的散文《往事三瞥》，我今天才发现，该文中的何伦教授就是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提到的古斯塔夫·哈隆教授。他是苏台德人，歌廷根的汉学研究所所长。1937年，季羡林到汉学研究所去任教，跟哈隆教授成为莫逆之交。过了一两年，哈隆离开德国赴英国剑桥大学去教梵文。然而，季羡林急于回祖国，没有赴英国。
1942年至1944年，萧乾在剑桥王家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与哈隆过从甚密。1949年3月在香港，哈隆三次上门动员萧乾赴剑桥，萧乾没有答应，遂成永诀。
萧乾和季羡林先生对这位老教授部很尊重，然而两个人都愿意落叶归根。如今萧乾已去世，季羡林也离不开医院了。可惜他们二人多次在一起开会，也通过信，合过影，就是未谈及他们这位共同的国际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