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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笔者通过对浙江乐清黄檀硐村的考察,分析了该村庄的生产、生活现状,并对该村的公共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探讨。村庄公共生活的重建问题应该成为大家极为关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村落 公共生活 变迁 传统
2009年5月我们到温州市乐清县城北乡的黄檀硐村考察,作为一门课程的实地考察或者田野作业。我们一行8人自驾出行。离开喧嚣的城市和嘈杂的城镇,我们沿着盘山公路走了大约几十公里,便到了半山腰的公路制高点,从此往下还有数公里的曲折盘山路。黄檀硐村随着我们海拔的下降,渐渐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从车窗望下去,在群山环抱的谷底,隐藏着一个人迹罕至的村庄。鳞次栉比的房屋平铺在哪里,青黑色的屋顶在苍穹之下显得静谧和庄重,见证了它百年来的沧桑历史。
黄檀硐村四面环山,只有四条小路穿过窄窄的谷口,通向外面的世界。村落四向寨门(现仅剩一处寨门),极其少见;寨门设在山隘,石块结构,上呈半月形。高5米许,阔2米多,门墙厚逾2米,前后均峻岭。古村基本上保持了它100年前的原貌,质朴典雅的石木结构民居,多处可以看到古朴粗粝的三合小院和两层小阁楼,极具明清建筑特色。一条小河依然静静地从村前流过。只是少了“檀”木树,所有的檀木树在“大炼钢铁”时被砍伐殆尽,树根也没有再生出小树苗。只有“硐”(洞)还显眼地悬于南山腰。村子依山傍水而建,可见先民很重视“风水”。村子并不大,五分钟足以横穿整个村庄。村西头的半山腰上坐落着现在仅存的西寨门,它至少有200年历史,寨门地势险要,居高临下,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出了西寨门要在竹林中往下走数百级石阶才能下到山涧溪流岸边的平地。由于该村历史上曾以生产靛青驰名,当初颇为繁盛富有。这既是过去通向外界的出路又是为了抵御山贼洗劫的防御措施。看来他们的祖先出于安全考虑而在此建村用心良苦。
我们来时所走的公路,是政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果。政府除了修路以外,还在村口附近河岸之上修建了供村民免费享用的健身器材。不过现在已是杂草丛生,无人打理。为了这大山深处的一个村庄,政府也煞费苦心。
走在村里,虽然不时能听到“鸡犬之声”,然而却少了生机和人气。大部分是老年人,年轻人很少见,儿童更少见。通过访谈我们才知道,年轻人大都出去打工了,小孩也一起带走,村里的小学现已废弃。看来这是个典型的“留守村”。67岁的卢新房老人告诉我们,他的儿子在外面开出租车,每逢年节会带些钱回来,满足他的日常经济开支。他们老人家在家里种田和蔬菜,粮食菜蔬基本上自给自足。肥料也不用购买,他们肥料的来源主要是人粪尿,因为每户都有个很能干的厕所,粪肥都很充足。有的养牛养羊养鸡人家还会有一些牛粪羊粪和鸡粪做肥料。该村有山场7800亩,植松、杉、毛竹等林木,所以他们烧柴禾做饭,和过去一样的灶台,一样的石头搭成的简易烟囱,生活方式极其原始,100年前的祖辈们也不过如此。
村里所有的男性村民都姓卢,卢家祠堂——卢氏大宗就矗立在离村口不远的河岸上,比一般低矮的建筑显得高大威猛,河沟对面就是错落的民居。我们有幸参观了这座有些年头的祠堂。祠堂的墙壁和屋顶已经多处损坏,下雨时还会漏雨,到处是灰尘,看来已经很少有人来过了。我们看到祠堂里面堆积了一些木料,主人说,祠堂准备修缮。可以看出,人们已经很少使用祠堂。过去这里“道观、寺庙颇多,成为民间公共世俗活动的场所。民俗习惯如迎神赛会等。戏班会在此唱戏祈求地方吉祥平安”,然而现在这一切都烟消云散,无有踪迹。
走进院落,进入房间内,在高高的墙上有的村民会供着神龛,在大门上方或屋内有时会看到八卦图案。这些揭示了他们不易为人所知的内心世界。然而在这样一个如此偏僻的村庄里,难以想象到频频在你面前闪现的是带有十字架图案的日历。这些是基督教家庭的标志,看来不少村民信仰基督教。我们知道,每个教堂每周都会有几次聚会,但在这个村落里并没有教堂,那么信徒们聚会应该是在信徒家里,信徒家里便成了临时的教堂。我感兴趣的是这种“聚会”,或者叫临时的“教堂”。由于该村并没有庙宇或庙会,那么这种“聚会”或“教会生活”应该是村民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对村民的意义重大。
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表达了对农村公共生活的缺失的极大担忧。阎云翔指出,20世纪的种种社会运动摧毁了农村传统的地方权力机制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道德观念,然而,自80年代以来,国家力量从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撤出以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随之崩溃。从此被卷入商品经济和市场中的农民很快接受了晚期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强调个人欲望的合理化,使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
阎云翔写到:“如果中国存在独立的社会组织,如果农民能够参与公共生活,或许这有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在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强调个人对公众与他人之义务的个人主义。可惜现实并非如此……农民无法参与任何政治与公众生活,只得闭门家中,对道德滑坡、自我中心主义盛行等社会问题采取视而不见和曲意逢迎的应对态度。最终,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他们对群体其他个人的义务与责任感也就日渐消亡。”
20世纪,在宗法制度受到废除,宗族力量受到打击,鬼神观念、祖先崇拜、民间信仰等被当作迷信被“一扫光”后,中国农民便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的精神或者精神交流的空间,信仰领域或公共生活出现真空。这给非传统的宗教以乘虚而入的机会,也给村民提供了稀缺的信仰空间或公共生活空间。对村民来说,这简直就像在广袤的心灵沙漠上出现了一小片绿洲。村民趋之若鹜。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教会甚至发展到了与村委会分庭抗礼的地步。当然这些少数民族的情况在中国并没有普遍性,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在更大范围内讨论的参照。
在这里我们无意彰显或贬斥某种宗教的价值,而只是认为国家应该走进老百姓的精神世界,真正地关心他们的精神诉求的,我们呼唤那些还没有走远的但即将逝去的传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仅靠斥巨资修建一些与乡民生活习惯并无关联的健身器材,或是搞一些其他的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在现代中国,政府不应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了,政府应责无旁贷地积极介入到农村的公共及私人生活乃至于信仰世界里,倾听他们的声音并在更大的、合理的范围内满足他们的精神诉求。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个性毫无疑问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昭示其存在于必然性语境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传统理所应当成为民族文化特色的表征。时代呼唤传统,而我们也期待传统的回归。
参考文献:
[1]阎云翔著,龚小夏译.《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2]冯骥才.《文化遗产日的意义》.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
[3]胡念望.《芙蓉、仓坡以及楠溪江畔的其他村落》.浙江摄影出版社,2001.
[4]李盛仙.《仓坡》.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
作者单位:浙江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温州大学2008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村落 公共生活 变迁 传统
2009年5月我们到温州市乐清县城北乡的黄檀硐村考察,作为一门课程的实地考察或者田野作业。我们一行8人自驾出行。离开喧嚣的城市和嘈杂的城镇,我们沿着盘山公路走了大约几十公里,便到了半山腰的公路制高点,从此往下还有数公里的曲折盘山路。黄檀硐村随着我们海拔的下降,渐渐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从车窗望下去,在群山环抱的谷底,隐藏着一个人迹罕至的村庄。鳞次栉比的房屋平铺在哪里,青黑色的屋顶在苍穹之下显得静谧和庄重,见证了它百年来的沧桑历史。
黄檀硐村四面环山,只有四条小路穿过窄窄的谷口,通向外面的世界。村落四向寨门(现仅剩一处寨门),极其少见;寨门设在山隘,石块结构,上呈半月形。高5米许,阔2米多,门墙厚逾2米,前后均峻岭。古村基本上保持了它100年前的原貌,质朴典雅的石木结构民居,多处可以看到古朴粗粝的三合小院和两层小阁楼,极具明清建筑特色。一条小河依然静静地从村前流过。只是少了“檀”木树,所有的檀木树在“大炼钢铁”时被砍伐殆尽,树根也没有再生出小树苗。只有“硐”(洞)还显眼地悬于南山腰。村子依山傍水而建,可见先民很重视“风水”。村子并不大,五分钟足以横穿整个村庄。村西头的半山腰上坐落着现在仅存的西寨门,它至少有200年历史,寨门地势险要,居高临下,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出了西寨门要在竹林中往下走数百级石阶才能下到山涧溪流岸边的平地。由于该村历史上曾以生产靛青驰名,当初颇为繁盛富有。这既是过去通向外界的出路又是为了抵御山贼洗劫的防御措施。看来他们的祖先出于安全考虑而在此建村用心良苦。
我们来时所走的公路,是政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果。政府除了修路以外,还在村口附近河岸之上修建了供村民免费享用的健身器材。不过现在已是杂草丛生,无人打理。为了这大山深处的一个村庄,政府也煞费苦心。
走在村里,虽然不时能听到“鸡犬之声”,然而却少了生机和人气。大部分是老年人,年轻人很少见,儿童更少见。通过访谈我们才知道,年轻人大都出去打工了,小孩也一起带走,村里的小学现已废弃。看来这是个典型的“留守村”。67岁的卢新房老人告诉我们,他的儿子在外面开出租车,每逢年节会带些钱回来,满足他的日常经济开支。他们老人家在家里种田和蔬菜,粮食菜蔬基本上自给自足。肥料也不用购买,他们肥料的来源主要是人粪尿,因为每户都有个很能干的厕所,粪肥都很充足。有的养牛养羊养鸡人家还会有一些牛粪羊粪和鸡粪做肥料。该村有山场7800亩,植松、杉、毛竹等林木,所以他们烧柴禾做饭,和过去一样的灶台,一样的石头搭成的简易烟囱,生活方式极其原始,100年前的祖辈们也不过如此。
村里所有的男性村民都姓卢,卢家祠堂——卢氏大宗就矗立在离村口不远的河岸上,比一般低矮的建筑显得高大威猛,河沟对面就是错落的民居。我们有幸参观了这座有些年头的祠堂。祠堂的墙壁和屋顶已经多处损坏,下雨时还会漏雨,到处是灰尘,看来已经很少有人来过了。我们看到祠堂里面堆积了一些木料,主人说,祠堂准备修缮。可以看出,人们已经很少使用祠堂。过去这里“道观、寺庙颇多,成为民间公共世俗活动的场所。民俗习惯如迎神赛会等。戏班会在此唱戏祈求地方吉祥平安”,然而现在这一切都烟消云散,无有踪迹。
走进院落,进入房间内,在高高的墙上有的村民会供着神龛,在大门上方或屋内有时会看到八卦图案。这些揭示了他们不易为人所知的内心世界。然而在这样一个如此偏僻的村庄里,难以想象到频频在你面前闪现的是带有十字架图案的日历。这些是基督教家庭的标志,看来不少村民信仰基督教。我们知道,每个教堂每周都会有几次聚会,但在这个村落里并没有教堂,那么信徒们聚会应该是在信徒家里,信徒家里便成了临时的教堂。我感兴趣的是这种“聚会”,或者叫临时的“教堂”。由于该村并没有庙宇或庙会,那么这种“聚会”或“教会生活”应该是村民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对村民的意义重大。
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表达了对农村公共生活的缺失的极大担忧。阎云翔指出,20世纪的种种社会运动摧毁了农村传统的地方权力机制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道德观念,然而,自80年代以来,国家力量从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撤出以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随之崩溃。从此被卷入商品经济和市场中的农民很快接受了晚期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强调个人欲望的合理化,使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
阎云翔写到:“如果中国存在独立的社会组织,如果农民能够参与公共生活,或许这有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在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强调个人对公众与他人之义务的个人主义。可惜现实并非如此……农民无法参与任何政治与公众生活,只得闭门家中,对道德滑坡、自我中心主义盛行等社会问题采取视而不见和曲意逢迎的应对态度。最终,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他们对群体其他个人的义务与责任感也就日渐消亡。”
20世纪,在宗法制度受到废除,宗族力量受到打击,鬼神观念、祖先崇拜、民间信仰等被当作迷信被“一扫光”后,中国农民便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的精神或者精神交流的空间,信仰领域或公共生活出现真空。这给非传统的宗教以乘虚而入的机会,也给村民提供了稀缺的信仰空间或公共生活空间。对村民来说,这简直就像在广袤的心灵沙漠上出现了一小片绿洲。村民趋之若鹜。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教会甚至发展到了与村委会分庭抗礼的地步。当然这些少数民族的情况在中国并没有普遍性,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在更大范围内讨论的参照。
在这里我们无意彰显或贬斥某种宗教的价值,而只是认为国家应该走进老百姓的精神世界,真正地关心他们的精神诉求的,我们呼唤那些还没有走远的但即将逝去的传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仅靠斥巨资修建一些与乡民生活习惯并无关联的健身器材,或是搞一些其他的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在现代中国,政府不应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了,政府应责无旁贷地积极介入到农村的公共及私人生活乃至于信仰世界里,倾听他们的声音并在更大的、合理的范围内满足他们的精神诉求。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个性毫无疑问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昭示其存在于必然性语境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传统理所应当成为民族文化特色的表征。时代呼唤传统,而我们也期待传统的回归。
参考文献:
[1]阎云翔著,龚小夏译.《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2]冯骥才.《文化遗产日的意义》.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
[3]胡念望.《芙蓉、仓坡以及楠溪江畔的其他村落》.浙江摄影出版社,2001.
[4]李盛仙.《仓坡》.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
作者单位:浙江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温州大学2008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