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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沧桑，岁月如歌，三十年来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个人的命运更是随之巨变，难忘的事很多：圆了上大学的梦，圆了坐办公室（脑力劳动）的梦，圆了入党的梦，圆了全家“农转非”的梦……在这些众多的“难忘”中，我感到自己追寻纸和笔的往事或许值得一书。
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始终都在淘这两样东西，尤其近三十年来更甚。
少年时代家境贫寒，捡拾纸烟盒充作草稿纸甚至作业本是家常便饭，两分钱一支的铅笔要用到实在无法再用的地步，对同学们拥有的钢笔更是垂涎欲滴……
记得那时为了把舅舅的心爱之物——一支金星钢笔和一本“首都”日记本弄到手，我不知动了多少脑筋，直到十三岁考上初中那年，才有了比较充分的“理由”强讨恶要夺了过来。可是，那支陪伴我读完初中的钢笔，“文革”开始后被我不慎遗失在“大串连”途中，为此我痛心了好久，而那本日记本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舅舅写在扉页上的“黄文斌”“胜利乡人委”和“一九五七年·6·1”等钢笔字样，至今还是那么鲜艳如昨。
仅有半年私塾学历的舅舅酷爱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受他的影响，少年时代的我不仅也爱读，甚至很早就爱上了写。为了满足稿纸的需要，我常跟故乡大队的会计、供销点售货员讨纸。因为一向交情不错，这些兄长般的乡亲知道我的爱好，特地将省下来的账簿活页、包装纸等送给我，一直持续到我高中毕业去插队远离故乡之后。
当然，上面这些都不足为奇。寒门子弟，哪个少年时代没有一两件这样的事？可是，近三十年来跟我一样煞费苦心淘纸和笔的，恐怕就没有几个了。
一九七八年我参加刚恢复的全国统一高考，有幸成为一名带薪学习的大学生。可是，月薪36块的我既要读书，又要养家糊口，根本无法购买教材之外的任何参考书。为此，报到之日便跟学校大吵了一架。
起因是当时学校规定新生必须买齐所有书籍，我因为买不齐而被拒绝起伙。此即是说，学生因为穷，连吃饭的资格也给剥夺了。我气得发抖，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我将带来的自制练习本翻出来，厉声质问那位办事人员，就凭这些，我能不能抄书、听课、记笔记、做作业？如果能，我有入学通知书，你们为什么要剥夺我的学习权利？……
我的抗辩声终于惊动了校领导，教务长亲自赶来过问，当得知我的经济窘境，尤其是得知那些练习本都是用工厂包装纸的边角余料自制的后，他被打动了，不仅立即批准我办理起伙手续，同意我可以不买那些参考书，而且当场表示，将以学校的名义为我向原单位争取困难补助。
事后，教务处誊印室的一位老师还单独通知我，教务长特地关照过，我可以去誊印室拣那些印废了的讲义纸。于是，我就常去誊印室挑拣印废了的讲义做草稿纸。我的一本作文本，就是用废讲义纸做成的，因为上面留有写作课的结业习作和课任老师的评语，所以一直保留至今。而学校因作文竞赛奖给我印有校名的方格稿纸，我始终珍藏着没舍得用。
一九八一年大学毕业后，我到了新的工作单位，我的小说处女作也随之发表。为此，新单位的领导、同事都对我另眼相看。这时当然已经不再有纸源问题了，单位里印有各种办公用纸，可以说要多少有多少，可是，却惟独没有我所需要的方格稿纸。我那时月收入虽然一下子增加了二十元，足可以多养活一个人，但全家依旧生活在贫困线下，要自己掏腰包买那一块多钱一本的文稿纸，还是多少有些舍不得的。
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决定利用现有条件，土法上马，自己印制。我找来铁笔、钢板和蜡纸，自己刻好蜡纸，然后拿到打字室去，求那里的师傅帮忙印。单位里只有黑油墨，我需要的是绿颜色的方格稿纸，而绿颜色的油墨当时还不好买，只有印刷厂里才有。于是我又到处找同事打听，看谁在印刷厂里有“关系”，然后就托他们设法帮我去弄绿油墨……就是在这样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我油印了一些土气十足的方格稿纸。
由于我的小说处女作发表在上海，那家文学刊物又颇有些名气，因此我这个鼠辈就引起本省作家协会的关注，他们通过母校那儿的地委宣传部，四处打听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邀请我参加他们文学杂志社举办的笔会等活动，我由此便算是跟本地文坛有了瓜葛。往来中，我的唯一要求，便是找他们讨要一点专用文稿纸。作协也好，编辑部也好，虽然都不富裕，但倒也慷慨，尤其是当时的省作协秘书长刘家驹同志，一次就给了我好几本。
我不仅找“关系”讨要文稿纸，而且还在全国各地四处搜寻。
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出差，从鸭绿江边的丹东，到滇池湖畔的海埂，从北魏的都城，到南国的小镇，从兵马俑到西子湖，从皇城根到北部湾……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行程也不知几千里，有的地方甚至还一呆就是几个月。为了满足出差期间的办公需要，不论是临时落脚，还是公务长驻，每到一地，我都要去淘自己中意的文稿纸，就是那种字数标准、格子印在毛面的粗糙稿纸。
记得一九八二年出差途经上海，拜访完时任《萌芽》编辑的张重光先生，一走出编辑部我就后悔不迭：张老师这么热情，我为什么不找他讨两本《萌芽》杂志的文稿纸呢？这种稿纸对我而言，该是多么有纪念意义啊！为了弥补这种再难弥补的损失，我带着满心的懊恼，在延安西路上沿街寻找文具店，希望能够在这文人咸集的十里洋场淘到我所需要的文稿纸。结果，目的非但没有达到，反而还闹了一肚子气：文具店倒是让我找到了一家，可那官商一样的女售货员一听我是外地口音，不等我说完就没好气地直朝我翻白眼：“啊哟哟，哝个真会异想天开呀？”
因为淘文稿纸，我的自尊心在上海受到伤害，而在文化底蕴同样深厚的大西南重镇昆明，却得到了极大的尊重。
那是一九八四年，我到昆明海埂基地去，给在那里参加集训的网球运动员上文化课。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对别人也许有点苦不堪言，可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利用出差积攒文稿纸的极好机会。三个月时间里，办公用纸需要多少谁也说不请。再者，抛家舍口出差在外，本身就是个吃苦受累为领导分忧的事，即使多买上几本，谁又会说三道四呢？正是在这种可悲复可笑的思想支配下，我感到仿佛占了个天大便宜似的。我不仅没有寂寞，没有烦恼，反而很有点春风得意的样子。那时一曲《酒干淌卖无》满世界传唱，人们像唱疯了一样，街头巷尾到处是这歌声，弄得我这个五音不全的家伙也技痒如童。我就常常哼着这首歌，从滇池湖畔搭车去昆明城里，一边逛旅游景点，一边淘买文稿纸。
我不仅天南地北到处淘文稿纸，同时也满天下淘笔。
由于求学时深受“三个一”（一笔好字，一手好文章，一副好口才）的影响，对那些字写得漂亮的人，我一向很羡慕，甚至崇拜。我认为一个人的字就是他的第二门面，哪怕他天生长得丑，但只要字写得漂亮，也照样能够倾倒很多人的。因此，我一直都在寻找一种既书写流利，又握着舒服，写起来得心应手的写字笔。
改革开放之前，我的这种努力几乎都是徒劳的，那时常用的写字笔品种很少，不外乎钢笔、圆珠笔、蘸水笔等几种，选来选去也就那十八罗汉，不怕你不将就着用。改革开放之后，笔的品种、式样、花色与时俱进，与日俱增。
十几年前，我成了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经常利用出差机会跑到各地文具店选笔、试笔，有时就被柜台里各式各样的笔弄得眼花缭乱，一时拿不定主意到底该买哪样好。
这些年来，我先后买过各种款式的钢笔，买过书法硬笔，买过简装和精装的水彩笔，买过水芯笔，买过各种圆珠笔、签字笔、台式套笔、软笔……我拥有的笔不是以支计，而是以把计！我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支笔。为了追求我所需要的书写效果，我曾经从五金商店买来最细的铁砂纸，按照我的书写习惯和角度，将崭新的钢笔笔尖磨粗……也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我终于选定了最适合自己的笔型，说来哭笑不得，就是当年的舶来品，如今满世界俯拾皆是，不到2块钱一支的所谓中性“签字笔”！为了防止断档，我一口气买下数十支笔芯，足够我写上好几年的。
前几年单位印办公用纸，其中方格文稿纸就是完全按我的要求印的。别的单位都是将格子印在纸的光面，惟独我是要求印在糙面。老板恭维说，“看来你真的是个用纸内行呵，是的，在糙面写字，有宣纸效果，笔锋可以体现出来，的确要写得漂亮一些……”
我淘了几十年的纸和笔，如今，经验也积累了不少，问题更是早已解决，可是我却忽然发现，这一切于我都不再有意义了。近两年我用上了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电脑，它既不需要用笔，也无需用纸，其方便、快捷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再也不会出现因浮躁导致辞不达意，把稿纸撕了一张又一张的现象了。而“卷面”则永远是整齐干净的，绝对没有涂改得分不清鼻子眼睛的地方。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梦寐以求的纸和笔，用我家乡的话说，成了“搁货”。八千里路纸和笔，那是什么滋味？望着成捆的文稿纸和满抽屉的笔，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它们仿佛曾经都是我的梦中情人，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终于来到我的身旁，我却“一阔脸就变”，要把它们全都打入冷宫！我也曾想过，打算拆笼放雀，把它们都送人。可是，连我这样思想保守、老迈逼近的人都用上电脑了，还有谁会需要它们呢？我实在是一筹莫展啊，老伙计们！……
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始终都在淘这两样东西，尤其近三十年来更甚。
少年时代家境贫寒，捡拾纸烟盒充作草稿纸甚至作业本是家常便饭，两分钱一支的铅笔要用到实在无法再用的地步，对同学们拥有的钢笔更是垂涎欲滴……
记得那时为了把舅舅的心爱之物——一支金星钢笔和一本“首都”日记本弄到手，我不知动了多少脑筋，直到十三岁考上初中那年，才有了比较充分的“理由”强讨恶要夺了过来。可是，那支陪伴我读完初中的钢笔，“文革”开始后被我不慎遗失在“大串连”途中，为此我痛心了好久，而那本日记本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舅舅写在扉页上的“黄文斌”“胜利乡人委”和“一九五七年·6·1”等钢笔字样，至今还是那么鲜艳如昨。
仅有半年私塾学历的舅舅酷爱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受他的影响，少年时代的我不仅也爱读，甚至很早就爱上了写。为了满足稿纸的需要，我常跟故乡大队的会计、供销点售货员讨纸。因为一向交情不错，这些兄长般的乡亲知道我的爱好，特地将省下来的账簿活页、包装纸等送给我，一直持续到我高中毕业去插队远离故乡之后。
当然，上面这些都不足为奇。寒门子弟，哪个少年时代没有一两件这样的事？可是，近三十年来跟我一样煞费苦心淘纸和笔的，恐怕就没有几个了。
一九七八年我参加刚恢复的全国统一高考，有幸成为一名带薪学习的大学生。可是，月薪36块的我既要读书，又要养家糊口，根本无法购买教材之外的任何参考书。为此，报到之日便跟学校大吵了一架。
起因是当时学校规定新生必须买齐所有书籍，我因为买不齐而被拒绝起伙。此即是说，学生因为穷，连吃饭的资格也给剥夺了。我气得发抖，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我将带来的自制练习本翻出来，厉声质问那位办事人员，就凭这些，我能不能抄书、听课、记笔记、做作业？如果能，我有入学通知书，你们为什么要剥夺我的学习权利？……
我的抗辩声终于惊动了校领导，教务长亲自赶来过问，当得知我的经济窘境，尤其是得知那些练习本都是用工厂包装纸的边角余料自制的后，他被打动了，不仅立即批准我办理起伙手续，同意我可以不买那些参考书，而且当场表示，将以学校的名义为我向原单位争取困难补助。
事后，教务处誊印室的一位老师还单独通知我，教务长特地关照过，我可以去誊印室拣那些印废了的讲义纸。于是，我就常去誊印室挑拣印废了的讲义做草稿纸。我的一本作文本，就是用废讲义纸做成的，因为上面留有写作课的结业习作和课任老师的评语，所以一直保留至今。而学校因作文竞赛奖给我印有校名的方格稿纸，我始终珍藏着没舍得用。
一九八一年大学毕业后，我到了新的工作单位，我的小说处女作也随之发表。为此，新单位的领导、同事都对我另眼相看。这时当然已经不再有纸源问题了，单位里印有各种办公用纸，可以说要多少有多少，可是，却惟独没有我所需要的方格稿纸。我那时月收入虽然一下子增加了二十元，足可以多养活一个人，但全家依旧生活在贫困线下，要自己掏腰包买那一块多钱一本的文稿纸，还是多少有些舍不得的。
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决定利用现有条件，土法上马，自己印制。我找来铁笔、钢板和蜡纸，自己刻好蜡纸，然后拿到打字室去，求那里的师傅帮忙印。单位里只有黑油墨，我需要的是绿颜色的方格稿纸，而绿颜色的油墨当时还不好买，只有印刷厂里才有。于是我又到处找同事打听，看谁在印刷厂里有“关系”，然后就托他们设法帮我去弄绿油墨……就是在这样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我油印了一些土气十足的方格稿纸。
由于我的小说处女作发表在上海，那家文学刊物又颇有些名气，因此我这个鼠辈就引起本省作家协会的关注，他们通过母校那儿的地委宣传部，四处打听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邀请我参加他们文学杂志社举办的笔会等活动，我由此便算是跟本地文坛有了瓜葛。往来中，我的唯一要求，便是找他们讨要一点专用文稿纸。作协也好，编辑部也好，虽然都不富裕，但倒也慷慨，尤其是当时的省作协秘书长刘家驹同志，一次就给了我好几本。
我不仅找“关系”讨要文稿纸，而且还在全国各地四处搜寻。
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出差，从鸭绿江边的丹东，到滇池湖畔的海埂，从北魏的都城，到南国的小镇，从兵马俑到西子湖，从皇城根到北部湾……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行程也不知几千里，有的地方甚至还一呆就是几个月。为了满足出差期间的办公需要，不论是临时落脚，还是公务长驻，每到一地，我都要去淘自己中意的文稿纸，就是那种字数标准、格子印在毛面的粗糙稿纸。
记得一九八二年出差途经上海，拜访完时任《萌芽》编辑的张重光先生，一走出编辑部我就后悔不迭：张老师这么热情，我为什么不找他讨两本《萌芽》杂志的文稿纸呢？这种稿纸对我而言，该是多么有纪念意义啊！为了弥补这种再难弥补的损失，我带着满心的懊恼，在延安西路上沿街寻找文具店，希望能够在这文人咸集的十里洋场淘到我所需要的文稿纸。结果，目的非但没有达到，反而还闹了一肚子气：文具店倒是让我找到了一家，可那官商一样的女售货员一听我是外地口音，不等我说完就没好气地直朝我翻白眼：“啊哟哟，哝个真会异想天开呀？”
因为淘文稿纸，我的自尊心在上海受到伤害，而在文化底蕴同样深厚的大西南重镇昆明，却得到了极大的尊重。
那是一九八四年，我到昆明海埂基地去，给在那里参加集训的网球运动员上文化课。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对别人也许有点苦不堪言，可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利用出差积攒文稿纸的极好机会。三个月时间里，办公用纸需要多少谁也说不请。再者，抛家舍口出差在外，本身就是个吃苦受累为领导分忧的事，即使多买上几本，谁又会说三道四呢？正是在这种可悲复可笑的思想支配下，我感到仿佛占了个天大便宜似的。我不仅没有寂寞，没有烦恼，反而很有点春风得意的样子。那时一曲《酒干淌卖无》满世界传唱，人们像唱疯了一样，街头巷尾到处是这歌声，弄得我这个五音不全的家伙也技痒如童。我就常常哼着这首歌，从滇池湖畔搭车去昆明城里，一边逛旅游景点，一边淘买文稿纸。
我不仅天南地北到处淘文稿纸，同时也满天下淘笔。
由于求学时深受“三个一”（一笔好字，一手好文章，一副好口才）的影响，对那些字写得漂亮的人，我一向很羡慕，甚至崇拜。我认为一个人的字就是他的第二门面，哪怕他天生长得丑，但只要字写得漂亮，也照样能够倾倒很多人的。因此，我一直都在寻找一种既书写流利，又握着舒服，写起来得心应手的写字笔。
改革开放之前，我的这种努力几乎都是徒劳的，那时常用的写字笔品种很少，不外乎钢笔、圆珠笔、蘸水笔等几种，选来选去也就那十八罗汉，不怕你不将就着用。改革开放之后，笔的品种、式样、花色与时俱进，与日俱增。
十几年前，我成了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经常利用出差机会跑到各地文具店选笔、试笔，有时就被柜台里各式各样的笔弄得眼花缭乱，一时拿不定主意到底该买哪样好。
这些年来，我先后买过各种款式的钢笔，买过书法硬笔，买过简装和精装的水彩笔，买过水芯笔，买过各种圆珠笔、签字笔、台式套笔、软笔……我拥有的笔不是以支计，而是以把计！我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支笔。为了追求我所需要的书写效果，我曾经从五金商店买来最细的铁砂纸，按照我的书写习惯和角度，将崭新的钢笔笔尖磨粗……也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我终于选定了最适合自己的笔型，说来哭笑不得，就是当年的舶来品，如今满世界俯拾皆是，不到2块钱一支的所谓中性“签字笔”！为了防止断档，我一口气买下数十支笔芯，足够我写上好几年的。
前几年单位印办公用纸，其中方格文稿纸就是完全按我的要求印的。别的单位都是将格子印在纸的光面，惟独我是要求印在糙面。老板恭维说，“看来你真的是个用纸内行呵，是的，在糙面写字，有宣纸效果，笔锋可以体现出来，的确要写得漂亮一些……”
我淘了几十年的纸和笔，如今，经验也积累了不少，问题更是早已解决，可是我却忽然发现，这一切于我都不再有意义了。近两年我用上了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电脑，它既不需要用笔，也无需用纸，其方便、快捷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再也不会出现因浮躁导致辞不达意，把稿纸撕了一张又一张的现象了。而“卷面”则永远是整齐干净的，绝对没有涂改得分不清鼻子眼睛的地方。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梦寐以求的纸和笔，用我家乡的话说，成了“搁货”。八千里路纸和笔，那是什么滋味？望着成捆的文稿纸和满抽屉的笔，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它们仿佛曾经都是我的梦中情人，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终于来到我的身旁，我却“一阔脸就变”，要把它们全都打入冷宫！我也曾想过，打算拆笼放雀，把它们都送人。可是，连我这样思想保守、老迈逼近的人都用上电脑了，还有谁会需要它们呢？我实在是一筹莫展啊，老伙计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