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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公共艺术变得炙手可热，其理论成果也不断涌现，但多为涉及对公共艺术主办机关、主管单位以及策划，创作者的研究，而作为公共艺术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一民间组织机构，却极少给予关注。实际上，大陆公共艺术的发展缺少民间组织机构的积极参与，因而较少有学者提及这股力量的重要性。
公共艺术肇始于欧美，台湾通过借鉴学习并结合本地实情发展公共艺术，使其大放异彩。除了主管机关的百分比政策保障和监督引导外，促使台湾公共艺术发展成熟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民間组织机构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的力量贡献。本文通过对台湾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和台湾蔚龙艺术有限公司两个民间组织机构的分析，探究其促进台湾公共艺术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揭示公共艺术发展中民间组织机构的角色担当与功能分配，为大陆公共艺术的发展提供一种思考路径。
一、多方通力合作的台湾公共艺术
台湾于1992年立法通过《文化艺术奖助条例》（2002年修正），1998年发布《公共艺术设置办法》（2002年、2003年、2008年修正），形成了公共艺术设置概念及执行标准的共识。在公共艺术百分比法案保障下，台湾公共艺术发展迅速。根据台湾文化相关部门2003年至2014年出版的《公共艺术年鉴》统计，全台湾执行《公共艺术设置办法》的公共艺术数量为1529案、设置的作品数量为2663件。累计经费超过47亿新台币、近10亿人民币。2003年至2010年参与公共艺术作品设置的艺术家多达1074人。此外，参与公共艺术设置的非艺术家人士数量庞大，显示出台湾公共艺术不仅案例丰富，参与艺术家数量惊人，而且逐渐形成产业规模，加强了执行力度和推广力度，取得了极好的社会反响。
台湾公共艺术发展主要依靠主管机关、主办单位、策划，创作者以及民间组织机构的通力合作。“主管机关的任务在于行政立法，以及实际执行面关于法令程序的审议：主办机关为实际公共艺术设置之主体单位，负责从预算编列到控管公共艺术计划执行完成；策划及创作者则实际负责创作、制作及整体公共艺术计划之执行。”尽管主管机关出台的政策法规是推动公共艺术发展的重要保障，兴办机关提供的项目招标是公共艺术发展的原生力量，策划者，创作者的方案设计是公共艺术发展的不竭动能，但台湾公共艺术得以迅猛成长的原因还在于民间组织机构的力量支撑。民间组织机构在公共艺术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信息咨询、设置代办的主要角色，已经成为促进政府与艺术家、政府与公众、艺术家与公众间和谐关系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着服务职能和桥梁纽带作用。它们的存在与作用，使台湾公共艺术借助多样化媒介材料呈现出多姿多态，积极彰显公共艺术美化环境、提升生活美学品质的重要功能。
推动台湾公共艺术的民间组织机构通常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非营利性组织机构，另一种是非公益性组织机构，二者都是以发展文化事业为旨归。在台湾，推动公共艺术发展的几个重要的非营利组织机构有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台北市开放空间文教基金会、富邦艺术基金会、忠泰建筑文化艺术基金会、公共艺术教育发展协会、视觉艺术协会等。而属于营利性性质，但却旨在促进台湾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提升民众艺术审美素养、推动公共艺术建设的组织机构有蔚龙艺术有限公司、弘邑创意文化有限公司、阳光国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雅典艺术有限公司等。
二、非营利的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
台湾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是以发展艺术教育、提升台湾民众艺术素养为宗旨的非营利性机构。台湾的非营利性组织因不同的组织架构通常被分为“财团法人”“公法人”“公益社团法人”“中间社团法人”以及各种“非社团法人”。根据法律定位，基金会多属于“财团法人”性质。2010年3月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通过“财团法人法”草案，重新定义“财团法人”为：以充实公益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财产、经主管机关许可、并向法院登记之“私法人”。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便是具有这种合法地位的“财团法人”。
1989年，时值台湾当代艺术风起云涌之际，也恰逢民间财富迅速积累带来经济高峰期，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在台凤企业赞助下诞生，帝门创办人黄宗宏以雄厚的资金作为基金会踏入艺术之路的坚实后盾。2001年台风企业财务出现问题后，切断了早期私人企业赞助的资金来源，政府补贴只能维持基金会的基本运作，想要有所作为只能靠帝门自己筹集资金。一是通过协助政府单位的委托案，紧紧抓住艺术教育的宗旨，利用政府资金做展览策划、公共艺术、艺术村建设等；二是募集社会资源，获得民间捐赠。为了加强基金会的运作执行力，帝门采用了较为简单、分工明确的组织架构。董事会下设一名执行长，执行长统筹掌握基金会的运行工作、主要管理行政经理、艺术总监和资讯经理，艺术总监下设专案经理管理不同的专案，每个专案都有具体的专案执行者。帝门成立之初未分家的基金会和艺术中心随着业务的增加而逐渐分化，成为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单位。与专营艺术品投资交易的艺术中心不同，基金会明确以艺术教育为宗旨，成为推动艺术事业的非营利性组织。其工作内容主要为：一、策划展览。1991年基金会在帝门艺术中心举办“法国秋季艺术沙龙”，开启引进国外艺术经典的工作。其后策划的“安迪·沃霍尔1928～1987”（台北市立美术馆，1994年）、“卢浮宫博物馆珍藏名画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5年）、“毕加索的世界”（台北故宫博物院，1998年）等展览，成为上世纪90年代轰动台湾的展览；二、推荐艺术家。自90年代初开始，基金会通过举办展览、出版画册、媒体宣传等方式积极向公众推荐台湾优秀艺术家，如朱家骅、林明弘、顾世勇、姚瑞忠、侯淑资、萧勤等。对于优秀艺术家的遴选推荐，基金会有相当严谨的审核程序，并且综合考虑内部讨论结果和外聘专业委员的建议。与此同时，基金会还收藏台湾当代艺术优秀作品，成为一个具体而微的美术馆；三、协助教学。从1998年开始，基金会协助台湾中小学举办艺术家驻校计划，介绍年轻的当代艺术家入校完成六到八周的艺术课程教学，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四、评奖。为鼓励艺术评论写作，基金会于1995年首次举办艺术评论奖，此后每两年进行一次评奖。1999年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艺术评论专业系科的成立，改主动给奖为征文评奖，很多新晋的艺术评论写作者得以提携：五、建立数据库。1990年至今，帝门人坚持不懈地建立基金会数据库。包括当代艺术简报资料库、期刊资料库（建立二十几种有关台湾艺术的期刊库，收集其第一期至今的内容）、艺术评论资料库、艺术家资料库（包含三四百个艺术家的详细资料）；六、介入公共艺术。基金会于2004年开始积极介入公共艺术的规划、设置、代办、推广、研究等工作。这已经成为帝门工作中的一个重点，也是它得以健康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其实在2004年之前，帝门基金会与“文建会”合作进行“环境与艺术”公共艺术系列讲座时，就埋下了此后发展公共艺术的种子。2002年台湾公共艺术百分比法案出台后，基金会于2004年正式涉足公共艺术领域。执行长熊鹏翥认为公共艺术是市民在公共空间最直接接触艺术的媒介，基金会涉足公共艺术的目的是想通过公共艺术实现艺术教育的新可能。
基金会最初参与公共艺术的方式是设置艺术作品。它在伴随台湾当代艺术的成长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优秀艺术家资源、在公共艺术设置方面邀请了不少艺术家参与。基金会认为艺术家才是公共艺术创作的主体，于是决定改变自身定位，开始协助政府部门做公共艺术。一是做公共艺术实务讲习。由于公共艺术计划应用广泛，每年都会有大量的优秀案例涌现，基金会根据公共艺术设置情况，分很多案例主题单元，如交通节点公共艺术、校园公共艺术、科学园区艺术造镇等，介绍相关案例及其执行过程。为了使学员能在短时间内认识公共艺术并了解其复杂的行政程序、美学内涵以及实际操作方法，实务讲习会重点讲述公共艺术的相关政策法规以及计划书撰写。每期讲习还会根据不同的实际问题作探讨，如2014年的实务讲习就侧重于探讨公共艺术设置完成后维护管理的实务，并对管理单位作系统介绍。二是开始承办公共艺术的规划工作，如策划举办公共艺术研讨会。基金会高规格定位公共艺术研讨会，根据市场调研精心设计每年的研讨会主题，发动台湾艺术家，邀请大陆及国外专家学者分享其经验与视野。近年来帝门基金会积极促进海峡两岸公共艺术的交流，协助举办“海峡两岸暨香港公共艺术研讨会”，这些工作对未来的公共艺术作品形成有着直接影响。三是行政管理机构考虑其丰富的公共艺术经验，委托帝门进行公共艺术的现状调查和政策研究。帝门在其多年数据库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全台湾进行实地词查，收集公共艺术相关数据资料，分类梳理并进行剖析，从2012年开始协助行政管理机构编辑出版《公共艺术年鉴》。基于庞大的数据库资料，帝门成立研究团队，对台湾的公共艺术、视觉艺术、艺术评论等进行深入研究，并出版相关著作。四是在展览策划和艺术教育的实践经验以及平台上、逐渐转向以公共艺术为主的展览举办和教育推广。
随着公共艺术越来越专业化的趋向，主管单位没有足够人力资源，加之公共艺术设置案十分复杂，需要委托专业单位协助代办，于是，行政管理机构于2008年出台公共艺术代办政策。代办单位通常要熟悉详细的公共艺术政策法规，了解兴办单位的实际需求，掌握大量优秀艺术家信息资源，最为重要的是，在公共艺术设置过程中，代办单位要积极引导公众进入艺术创作，搜集公众意见并协助调整方案。帝门在多年艺术教育、艺术行政以及艺术研究的经验上，不断增强代办所需的较强的综合能力，因而在此时厚积薄发，积极参与公共艺术的设置代办。
帝门在坚持促进艺术教育的宗旨上介入公共艺术。从2004年至2015年，完成包括公共艺术实务讲习、公共艺术计划、公共艺术年鉴、公共艺术导览与清洁维护示范、公共艺术专业服务、公共艺术研讨会公共艺术代办等52个大型专案（另外还策划展览65个、推广艺术教育34案、编撰出版书籍59本）。帮助兴办单位直接委托具有创作经验的艺术家及团队参与设置公共艺术，如高雄捷运美丽岛站《光之穹顶》、铁工局冬山车站《风筝的故乡》等台湾知名公共艺术作品，建立起大容量的公共艺术资料库，规划全线的城市捷运公共艺术，掌握公共艺术的整体政策，协助兴办单位和艺术家解决耗时费力的沟通，提供行政工作支持。基金会通过扮演政策解析者、艺术家沟通者、公众引导者、市场调查者、艺术规划者等多重角色，塑造兼具公共性与艺术性的作品，并将其作为良性媒介，引发艺术、城市、公众间的密切交流，成为台湾公共艺术迅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三、营利性的蔚龙艺术有限公司
民间营利性组织机构，尤其是以艺术行政公司形式出现的营利性组织机构也是台湾公共艺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成立于2002年的台湾蔚龙艺术有限公司是这类组织机构的代表。
蔚龙公司创始人王玉龄早期做艺术经济，开办画廊，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资金。然而、学习艺术、留学法国且精通几种语言的王玉龄并不满足于这种小众范围的艺术接受。她认为艺术应该是人人享受的资源，时值台湾公共艺术百分比法案修订出台之际，于是创建蔚龙，主要从事公共艺术的相关工作，力图促进台湾艺术事业的发展。
蔚龙公司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三个部门：第一个部门是公共艺术的专案管理，主要工作为协助兴办单位寻找适合的艺术家，探讨合理的执行方式。这个部门会通过各种尝试，而非只对应法令完成案件，其目的是要将案件做到最优秀，产生较强的社会反响。第二个部门是公共艺术的设置。蔚龙参与艺术家提案，不仅是推广优秀作品，更重要的是提携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帮助他们创作经典。第三个部门是艺术展览。十年法国之旅和五年加拿大之行使王玉龄积累了丰富的国际艺术家以及艺术工作者资源，借助这种优势，大量引进国外展览，提升台湾民众的艺术素养和國际视野。
在公共艺术领域、除了专案管理、制作设置，蔚龙同样涉猎艺术节、专辑出版、研究专案、公共艺术讲习以及教育推广等活动。从2004年至2014年，蔚龙艺术有限公司完成16项公共艺术设置策划案，47个大型公共艺术专案，其中包括协助台湾文化管理部门调查研究并编辑2004年至2011年的《公共艺术年鉴》。《公共艺术年鉴》的研究出版并非易事，除了详细搜罗全台湾每年与公共艺术有关的一切项目、还要分门别类地进行梳理、分析，做出解释。年鉴包含公共艺术评析、设置计划统计分析、公共艺术记事、公共艺术出版资讯、公共艺术政策解读、优秀案例分析等板块内容。除此之外，蔚龙协助或代办的设置案给公众呈现了大量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如基隆火车站公共艺术作品《璨流》，科技部中部科学园区的《生命绽放的窗景》、《松鼠坡上的追逐》，台东国际地标《摘星树》等。
虽然蔚龙并没有完全离开艺术品市场，但已经从最初只获取经济效益的目的转型为以发展公共艺术事业为主的营利性民间组织。蔚龙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服务者，是想在有组织、有规范的政府和天马行空的艺术家之间取得平衡点。台湾的行政管理机构希望通过法令对公共艺术进行宏观把控和引导，而艺术家则希望自己最具创意的作品能得以呈现，不会考虑是否违反法令，这两者之间存在观念冲突，他们需要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因而，像蔚龙这样的行政协助组织机构不仅有了存在的必要，更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不仅非常熟悉公共艺术的法令政策，而且懂得艺术创作精神、非常尊重艺术家。设置于公共空间的公共艺术牵涉公共安全等问题、存在安全隐患的作品无法通过审核，此时需要扮演服务者角色的民间组织机构出面协调，一方面是向政府审核小组讲明艺术家创意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则是向艺术家讲明法令限制，使设置案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创意却又不危及公共安全，最终通过审核。 此外，作为艺术家作品创作的协助者，同时也代办设置公共艺术，蔚龙不仅熟悉公共艺术作品设置中的加工流程，更知晓各流程所需材料以及相关厂商信息，包括材料品种、类型、定价、质量、售后等、时刻掌握艺术创作原材料的市场行情，了解最新科技及其产品。与之相应的还储备了大量能密切合作的施工单位资源，了解施工技术的发展。这种能力的具备，不仅能帮助公共艺术设置案以最佳的方式完成、还能促进材料科技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进步，形成巨大的公共艺术边际效应。
四、结语
不论是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机构，还是旨在发展艺术事业的营利性民间组织机构，在台湾类似帝门和蔚龙这样的组织机构还有很多、它们对公共艺术的介入有着相似性。一是在教育推广、艺术经济、艺术管理等方面有多年的经验积累；二是非常熟悉公共艺术法令以及相关的政策规定，与政府职能部门有良好的沟通：三是掌握国内外大量优秀艺术家资源，建有密切联系，并能与其进行充分的交流：四是了解公共艺术创作流程和生产工艺，掌握材料类型类别及其科技创新动态，能邀请多个技术精湛的施工团队进行合作。五是具备市场调研、科学分析、深入研究、献言建策的能力。总之，台湾的民间组织机构能在公共艺术政策研究规划、公共艺术专业行政执行、公共艺术品设置、公共艺术论坛及讲座、公共艺术展览与展演、公共艺术空间经营、公共艺术导览、出版品设计规划等方面能提供高品质的服务，能妥善协调主管机关、兴办单位、艺术家以及公众之间的矛盾。
大陆自1982年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成立以来，先后成立了约27个与城市雕塑或公共艺术有关的组织机构，这27个组织机构有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新近成立的组织机构多数只是挂公共艺术之名，却不做公共艺术之事，鲜有类似于台湾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以及蔚龙艺术有限公司这样全面介入公共藝术的民间组织机构，大陆为数不多的艺术基金会以及艺术公司也不曾涉足公共艺术领域、这说明民间组织机构参与公共艺术事务，甚至是参与艺术文化事务的积极性有待提高，同时更说明缺少激励民间组织机构介入艺术文化事务的机制。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公共艺术将成为现代城市规划设计的重要力量。公共艺术想要获得长足发展并积极参与城市文化建设，政府部门除了制定相关的文化政策、成立有效的管理部门、设立保障性艺术基金之外、还应建立激励机制，鼓励社会力量的参与，调动民间组织机构的积极性，支持其灵活多样的运作方式，激发其桥梁纽带作用，为公共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生力量。
公共艺术肇始于欧美，台湾通过借鉴学习并结合本地实情发展公共艺术，使其大放异彩。除了主管机关的百分比政策保障和监督引导外，促使台湾公共艺术发展成熟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民間组织机构优化配置社会资源的力量贡献。本文通过对台湾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和台湾蔚龙艺术有限公司两个民间组织机构的分析，探究其促进台湾公共艺术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揭示公共艺术发展中民间组织机构的角色担当与功能分配，为大陆公共艺术的发展提供一种思考路径。
一、多方通力合作的台湾公共艺术
台湾于1992年立法通过《文化艺术奖助条例》（2002年修正），1998年发布《公共艺术设置办法》（2002年、2003年、2008年修正），形成了公共艺术设置概念及执行标准的共识。在公共艺术百分比法案保障下，台湾公共艺术发展迅速。根据台湾文化相关部门2003年至2014年出版的《公共艺术年鉴》统计，全台湾执行《公共艺术设置办法》的公共艺术数量为1529案、设置的作品数量为2663件。累计经费超过47亿新台币、近10亿人民币。2003年至2010年参与公共艺术作品设置的艺术家多达1074人。此外，参与公共艺术设置的非艺术家人士数量庞大，显示出台湾公共艺术不仅案例丰富，参与艺术家数量惊人，而且逐渐形成产业规模，加强了执行力度和推广力度，取得了极好的社会反响。
台湾公共艺术发展主要依靠主管机关、主办单位、策划，创作者以及民间组织机构的通力合作。“主管机关的任务在于行政立法，以及实际执行面关于法令程序的审议：主办机关为实际公共艺术设置之主体单位，负责从预算编列到控管公共艺术计划执行完成；策划及创作者则实际负责创作、制作及整体公共艺术计划之执行。”尽管主管机关出台的政策法规是推动公共艺术发展的重要保障，兴办机关提供的项目招标是公共艺术发展的原生力量，策划者，创作者的方案设计是公共艺术发展的不竭动能，但台湾公共艺术得以迅猛成长的原因还在于民间组织机构的力量支撑。民间组织机构在公共艺术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信息咨询、设置代办的主要角色，已经成为促进政府与艺术家、政府与公众、艺术家与公众间和谐关系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着服务职能和桥梁纽带作用。它们的存在与作用，使台湾公共艺术借助多样化媒介材料呈现出多姿多态，积极彰显公共艺术美化环境、提升生活美学品质的重要功能。
推动台湾公共艺术的民间组织机构通常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非营利性组织机构，另一种是非公益性组织机构，二者都是以发展文化事业为旨归。在台湾，推动公共艺术发展的几个重要的非营利组织机构有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台北市开放空间文教基金会、富邦艺术基金会、忠泰建筑文化艺术基金会、公共艺术教育发展协会、视觉艺术协会等。而属于营利性性质，但却旨在促进台湾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提升民众艺术审美素养、推动公共艺术建设的组织机构有蔚龙艺术有限公司、弘邑创意文化有限公司、阳光国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雅典艺术有限公司等。
二、非营利的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
台湾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是以发展艺术教育、提升台湾民众艺术素养为宗旨的非营利性机构。台湾的非营利性组织因不同的组织架构通常被分为“财团法人”“公法人”“公益社团法人”“中间社团法人”以及各种“非社团法人”。根据法律定位，基金会多属于“财团法人”性质。2010年3月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通过“财团法人法”草案，重新定义“财团法人”为：以充实公益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财产、经主管机关许可、并向法院登记之“私法人”。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便是具有这种合法地位的“财团法人”。
1989年，时值台湾当代艺术风起云涌之际，也恰逢民间财富迅速积累带来经济高峰期，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在台凤企业赞助下诞生，帝门创办人黄宗宏以雄厚的资金作为基金会踏入艺术之路的坚实后盾。2001年台风企业财务出现问题后，切断了早期私人企业赞助的资金来源，政府补贴只能维持基金会的基本运作，想要有所作为只能靠帝门自己筹集资金。一是通过协助政府单位的委托案，紧紧抓住艺术教育的宗旨，利用政府资金做展览策划、公共艺术、艺术村建设等；二是募集社会资源，获得民间捐赠。为了加强基金会的运作执行力，帝门采用了较为简单、分工明确的组织架构。董事会下设一名执行长，执行长统筹掌握基金会的运行工作、主要管理行政经理、艺术总监和资讯经理，艺术总监下设专案经理管理不同的专案，每个专案都有具体的专案执行者。帝门成立之初未分家的基金会和艺术中心随着业务的增加而逐渐分化，成为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单位。与专营艺术品投资交易的艺术中心不同，基金会明确以艺术教育为宗旨，成为推动艺术事业的非营利性组织。其工作内容主要为：一、策划展览。1991年基金会在帝门艺术中心举办“法国秋季艺术沙龙”，开启引进国外艺术经典的工作。其后策划的“安迪·沃霍尔1928～1987”（台北市立美术馆，1994年）、“卢浮宫博物馆珍藏名画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5年）、“毕加索的世界”（台北故宫博物院，1998年）等展览，成为上世纪90年代轰动台湾的展览；二、推荐艺术家。自90年代初开始，基金会通过举办展览、出版画册、媒体宣传等方式积极向公众推荐台湾优秀艺术家，如朱家骅、林明弘、顾世勇、姚瑞忠、侯淑资、萧勤等。对于优秀艺术家的遴选推荐，基金会有相当严谨的审核程序，并且综合考虑内部讨论结果和外聘专业委员的建议。与此同时，基金会还收藏台湾当代艺术优秀作品，成为一个具体而微的美术馆；三、协助教学。从1998年开始，基金会协助台湾中小学举办艺术家驻校计划，介绍年轻的当代艺术家入校完成六到八周的艺术课程教学，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四、评奖。为鼓励艺术评论写作，基金会于1995年首次举办艺术评论奖，此后每两年进行一次评奖。1999年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艺术评论专业系科的成立，改主动给奖为征文评奖，很多新晋的艺术评论写作者得以提携：五、建立数据库。1990年至今，帝门人坚持不懈地建立基金会数据库。包括当代艺术简报资料库、期刊资料库（建立二十几种有关台湾艺术的期刊库，收集其第一期至今的内容）、艺术评论资料库、艺术家资料库（包含三四百个艺术家的详细资料）；六、介入公共艺术。基金会于2004年开始积极介入公共艺术的规划、设置、代办、推广、研究等工作。这已经成为帝门工作中的一个重点，也是它得以健康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其实在2004年之前，帝门基金会与“文建会”合作进行“环境与艺术”公共艺术系列讲座时，就埋下了此后发展公共艺术的种子。2002年台湾公共艺术百分比法案出台后，基金会于2004年正式涉足公共艺术领域。执行长熊鹏翥认为公共艺术是市民在公共空间最直接接触艺术的媒介，基金会涉足公共艺术的目的是想通过公共艺术实现艺术教育的新可能。
基金会最初参与公共艺术的方式是设置艺术作品。它在伴随台湾当代艺术的成长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优秀艺术家资源、在公共艺术设置方面邀请了不少艺术家参与。基金会认为艺术家才是公共艺术创作的主体，于是决定改变自身定位，开始协助政府部门做公共艺术。一是做公共艺术实务讲习。由于公共艺术计划应用广泛，每年都会有大量的优秀案例涌现，基金会根据公共艺术设置情况，分很多案例主题单元，如交通节点公共艺术、校园公共艺术、科学园区艺术造镇等，介绍相关案例及其执行过程。为了使学员能在短时间内认识公共艺术并了解其复杂的行政程序、美学内涵以及实际操作方法，实务讲习会重点讲述公共艺术的相关政策法规以及计划书撰写。每期讲习还会根据不同的实际问题作探讨，如2014年的实务讲习就侧重于探讨公共艺术设置完成后维护管理的实务，并对管理单位作系统介绍。二是开始承办公共艺术的规划工作，如策划举办公共艺术研讨会。基金会高规格定位公共艺术研讨会，根据市场调研精心设计每年的研讨会主题，发动台湾艺术家，邀请大陆及国外专家学者分享其经验与视野。近年来帝门基金会积极促进海峡两岸公共艺术的交流，协助举办“海峡两岸暨香港公共艺术研讨会”，这些工作对未来的公共艺术作品形成有着直接影响。三是行政管理机构考虑其丰富的公共艺术经验，委托帝门进行公共艺术的现状调查和政策研究。帝门在其多年数据库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全台湾进行实地词查，收集公共艺术相关数据资料，分类梳理并进行剖析，从2012年开始协助行政管理机构编辑出版《公共艺术年鉴》。基于庞大的数据库资料，帝门成立研究团队，对台湾的公共艺术、视觉艺术、艺术评论等进行深入研究，并出版相关著作。四是在展览策划和艺术教育的实践经验以及平台上、逐渐转向以公共艺术为主的展览举办和教育推广。
随着公共艺术越来越专业化的趋向，主管单位没有足够人力资源，加之公共艺术设置案十分复杂，需要委托专业单位协助代办，于是，行政管理机构于2008年出台公共艺术代办政策。代办单位通常要熟悉详细的公共艺术政策法规，了解兴办单位的实际需求，掌握大量优秀艺术家信息资源，最为重要的是，在公共艺术设置过程中，代办单位要积极引导公众进入艺术创作，搜集公众意见并协助调整方案。帝门在多年艺术教育、艺术行政以及艺术研究的经验上，不断增强代办所需的较强的综合能力，因而在此时厚积薄发，积极参与公共艺术的设置代办。
帝门在坚持促进艺术教育的宗旨上介入公共艺术。从2004年至2015年，完成包括公共艺术实务讲习、公共艺术计划、公共艺术年鉴、公共艺术导览与清洁维护示范、公共艺术专业服务、公共艺术研讨会公共艺术代办等52个大型专案（另外还策划展览65个、推广艺术教育34案、编撰出版书籍59本）。帮助兴办单位直接委托具有创作经验的艺术家及团队参与设置公共艺术，如高雄捷运美丽岛站《光之穹顶》、铁工局冬山车站《风筝的故乡》等台湾知名公共艺术作品，建立起大容量的公共艺术资料库，规划全线的城市捷运公共艺术，掌握公共艺术的整体政策，协助兴办单位和艺术家解决耗时费力的沟通，提供行政工作支持。基金会通过扮演政策解析者、艺术家沟通者、公众引导者、市场调查者、艺术规划者等多重角色，塑造兼具公共性与艺术性的作品，并将其作为良性媒介，引发艺术、城市、公众间的密切交流，成为台湾公共艺术迅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三、营利性的蔚龙艺术有限公司
民间营利性组织机构，尤其是以艺术行政公司形式出现的营利性组织机构也是台湾公共艺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成立于2002年的台湾蔚龙艺术有限公司是这类组织机构的代表。
蔚龙公司创始人王玉龄早期做艺术经济，开办画廊，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资金。然而、学习艺术、留学法国且精通几种语言的王玉龄并不满足于这种小众范围的艺术接受。她认为艺术应该是人人享受的资源，时值台湾公共艺术百分比法案修订出台之际，于是创建蔚龙，主要从事公共艺术的相关工作，力图促进台湾艺术事业的发展。
蔚龙公司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三个部门：第一个部门是公共艺术的专案管理，主要工作为协助兴办单位寻找适合的艺术家，探讨合理的执行方式。这个部门会通过各种尝试，而非只对应法令完成案件，其目的是要将案件做到最优秀，产生较强的社会反响。第二个部门是公共艺术的设置。蔚龙参与艺术家提案，不仅是推广优秀作品，更重要的是提携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帮助他们创作经典。第三个部门是艺术展览。十年法国之旅和五年加拿大之行使王玉龄积累了丰富的国际艺术家以及艺术工作者资源，借助这种优势，大量引进国外展览，提升台湾民众的艺术素养和國际视野。
在公共艺术领域、除了专案管理、制作设置，蔚龙同样涉猎艺术节、专辑出版、研究专案、公共艺术讲习以及教育推广等活动。从2004年至2014年，蔚龙艺术有限公司完成16项公共艺术设置策划案，47个大型公共艺术专案，其中包括协助台湾文化管理部门调查研究并编辑2004年至2011年的《公共艺术年鉴》。《公共艺术年鉴》的研究出版并非易事，除了详细搜罗全台湾每年与公共艺术有关的一切项目、还要分门别类地进行梳理、分析，做出解释。年鉴包含公共艺术评析、设置计划统计分析、公共艺术记事、公共艺术出版资讯、公共艺术政策解读、优秀案例分析等板块内容。除此之外，蔚龙协助或代办的设置案给公众呈现了大量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如基隆火车站公共艺术作品《璨流》，科技部中部科学园区的《生命绽放的窗景》、《松鼠坡上的追逐》，台东国际地标《摘星树》等。
虽然蔚龙并没有完全离开艺术品市场，但已经从最初只获取经济效益的目的转型为以发展公共艺术事业为主的营利性民间组织。蔚龙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服务者，是想在有组织、有规范的政府和天马行空的艺术家之间取得平衡点。台湾的行政管理机构希望通过法令对公共艺术进行宏观把控和引导，而艺术家则希望自己最具创意的作品能得以呈现，不会考虑是否违反法令，这两者之间存在观念冲突，他们需要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因而，像蔚龙这样的行政协助组织机构不仅有了存在的必要，更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不仅非常熟悉公共艺术的法令政策，而且懂得艺术创作精神、非常尊重艺术家。设置于公共空间的公共艺术牵涉公共安全等问题、存在安全隐患的作品无法通过审核，此时需要扮演服务者角色的民间组织机构出面协调，一方面是向政府审核小组讲明艺术家创意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则是向艺术家讲明法令限制，使设置案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创意却又不危及公共安全，最终通过审核。 此外，作为艺术家作品创作的协助者，同时也代办设置公共艺术，蔚龙不仅熟悉公共艺术作品设置中的加工流程，更知晓各流程所需材料以及相关厂商信息，包括材料品种、类型、定价、质量、售后等、时刻掌握艺术创作原材料的市场行情，了解最新科技及其产品。与之相应的还储备了大量能密切合作的施工单位资源，了解施工技术的发展。这种能力的具备，不仅能帮助公共艺术设置案以最佳的方式完成、还能促进材料科技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进步，形成巨大的公共艺术边际效应。
四、结语
不论是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机构，还是旨在发展艺术事业的营利性民间组织机构，在台湾类似帝门和蔚龙这样的组织机构还有很多、它们对公共艺术的介入有着相似性。一是在教育推广、艺术经济、艺术管理等方面有多年的经验积累；二是非常熟悉公共艺术法令以及相关的政策规定，与政府职能部门有良好的沟通：三是掌握国内外大量优秀艺术家资源，建有密切联系，并能与其进行充分的交流：四是了解公共艺术创作流程和生产工艺，掌握材料类型类别及其科技创新动态，能邀请多个技术精湛的施工团队进行合作。五是具备市场调研、科学分析、深入研究、献言建策的能力。总之，台湾的民间组织机构能在公共艺术政策研究规划、公共艺术专业行政执行、公共艺术品设置、公共艺术论坛及讲座、公共艺术展览与展演、公共艺术空间经营、公共艺术导览、出版品设计规划等方面能提供高品质的服务，能妥善协调主管机关、兴办单位、艺术家以及公众之间的矛盾。
大陆自1982年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成立以来，先后成立了约27个与城市雕塑或公共艺术有关的组织机构，这27个组织机构有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新近成立的组织机构多数只是挂公共艺术之名，却不做公共艺术之事，鲜有类似于台湾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以及蔚龙艺术有限公司这样全面介入公共藝术的民间组织机构，大陆为数不多的艺术基金会以及艺术公司也不曾涉足公共艺术领域、这说明民间组织机构参与公共艺术事务，甚至是参与艺术文化事务的积极性有待提高，同时更说明缺少激励民间组织机构介入艺术文化事务的机制。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公共艺术将成为现代城市规划设计的重要力量。公共艺术想要获得长足发展并积极参与城市文化建设，政府部门除了制定相关的文化政策、成立有效的管理部门、设立保障性艺术基金之外、还应建立激励机制，鼓励社会力量的参与，调动民间组织机构的积极性，支持其灵活多样的运作方式，激发其桥梁纽带作用，为公共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