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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官本位”在我国有深层次的历史和文化成因,同时也有深厚的经济原因。近代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官本位”制约经济和社会、特别是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了,所以对“官本位”思想观念要从制度建设上认真加以杜绝和改造,从而为政治文明建设开拓顺利前行的必要条件。破除“官本位”的同时,要建立“民本位”,“民本位”不同于民本思想。“民本位”实质上就是民主政治,我们应该从改革任官制度、加强人大的权威和加强宣传三方面入手,弘扬“民本位”贬抑“官本位”;总而言之,只有让人民自己觉悟起来,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官本位”的生存土壤。
【关键词】“官本位”;文化;专制;“民本位”
【Abstract】"Official Standard" in China has deep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auses, but also have profound economic reasons. In modern times,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Official Standard" in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particularly the phenomenon of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and so the "official position" construction ideas from the system carefully to prevent and transform so as to open up th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smooth forward. Eliminate the "official standard", we must establish a "people oriented", "China Standard" is different from the thought of the people. "People oriented" is essentially democratic, we should reform the system of any officer, to strengthen the authority of the NPC and the three aspects of publicity, promoting "people oriented" belittling "Official Standard"; All in all, only to awaken the people themselves, can the fundamentally eliminate the "official position" of the survival of the soil.
【Key words】"Official Standard"; culture; tyranny; "people oriented"
【中图分类号】G649.20 【文章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0-8594(2010)02-0037-04
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当然必须考虑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情首先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积淀下来的、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以官本位政治文化为主要特征。金观涛先生在《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一书中全面刻画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制度环环紧扣形成的超级稳定的保守封建制度。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本位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在政治活动中产生并通过后天学习和社会传递形成的反映客观政治过程的观念意识,是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应上的积累或积淀,是一定范围的社会成员普遍遵循的政治价值取向、共同信守的政治行为模式和广泛流传的政治态度作风(1)。在我国历史和现实中,往往存在一种叫做“官本位”的政治文化意识。那么,何为“官本位”呢?“本”的原意是指草木的根或茎,引申义为根源、根本、根据、主干、中心等等。所谓“本位”,则泛指一个事物的主体、根源,或者是一种标准、基础,是其他事物可以进行比照的基本坐标或参照系。因此,它也往往成为一种目标、一种追求。“官本位”就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思想意识。“官本位”的提法来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相对西方经济中的“金本位”而言的。“官本位”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官”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实际上,这种“官本位”的提法,只不过是当代人对长期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政治文化现实的概括,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之一。
(一)儒家学说的以官为本。
儒家学说长期以来被封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那么儒家思想是如何看待官员的,或者说对当今的“官本位”思想的形成有哪些贡献。
首先,儒家极力推崇等级特权。孔丘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庶人不议”,晋国铸刑鼎,孔丘认为这是严重破坏了“贵贱不愆”的等级秩序。“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2)”。老百姓不能议论礼乐征伐这样的国家大事;在有道的国家中,老百姓要安于贫贱。孔丘总是要求卑幼无条件地服从尊贵,“小人”驯服地听命于“君子”,“未有小人而仁者也”(3)。他总是要求下级无条件地服从上级,不许僭越,更不许犯上作乱。孔子竭力维持的周礼是明显的特权法,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使用八佾的乐舞,鲁国季氏的身份是大夫,按规定只能用四佾,却用了八佾。孔子闻之大怒:“是可忍,孰不可忍也”(4)。即使教化也不能改变等级,“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5);孟轲认为,“天下有道,大德役小德,大贤役小贤”(6)。不仅长幼尊卑有序是天下有道的表现,而且有大贤德之人役使小贤德之人是天经地义的。
其次,统治者应当成为道德的榜样,而且只有如此才能使邦有道,使民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7)。官本位是儒家“人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士农工商的职业等级中,士为第一等级;封建士大夫就是学而优的知识分子,孔子鼓吹“学而优则仕”将做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实际上,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也只有入仕这一条途径才能摆脱贫困、低贱的社会地位,过上幸福生活。
最后,号召整个社会尊官。宗周是氏族贵族的专政,文化也为氏族贵族专有,此所谓“学在官府”。《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伦也。”章学诚认为,古人治教未分、官师合一,以官为师、以吏为教,如“司徒敷五教,典乐教胄子”(8)。以官为师从而造就了整个社会崇尚官职的风气。几千年愚民统治的全能政府,让知识分子以御用文人作为自己的行为坐标,让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官员的呵护,以致将基层的官员呼为“父母官”!
官等于公,等于正。不仅官员自己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民众也在国家控制的媒体的教化下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只有升官,人才能有社会地位,甚至只有升官才能发财,其他致富之路都被堵死,形成一种“按政分配”的现象。民间纠纷,必须经官,才得评判。任何事情,只有有了官的肯定,才能去做;受到了官的表扬,就感到无上的光荣。离开官员,就好比被逐出化外,流放到未开化的野蛮之地,生死未卜!由此可见,儒家学说就是将官本位,将官职大小、官阶大小作为衡量人身份等级、贤德仁爱的唯一尺度的始作俑者。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官本位观念一直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隋唐时将九品以内的官员称为“流内”,到了清代,将九品以外的官员称为“未入流”。
(二)官本位的经济基础。
商品经济欠发达,社会化分工程度低,小农自然经济为主导致小农经济意识浓厚,是官本位存在的现实依据。纵观中国历史,从可考的周代开始到清王朝,为什么总是在王朝社会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特别是工商业繁荣以后却是王朝统治岌岌可危的时候?我想这也从反面证实了官本位的统治方式只适应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高度集权的权力经济机构容纳不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富裕起来的商工业者资金流向受到控制,不能在工业方面扩大再生产,只能投资置业,大量购置地产成为豪强地主;投资官场,谋得更大的官职才能有稳定感,封妻荫子,获得社会的认同(9)。在这方面,洪英俊教授的论述比较全面:
在分散的个体小农业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缺乏联系,信息传递是纵向的,维护一定社会秩序的权威主要靠一定职位上的人来行使,通过相应的制度来规定,再影响人们的思想,形成一定的观念来强化。……农业生产是定居,生产区域的固守性造成社会结构的封闭性。……极度的分散需要高度的集中。因为:第一,在抵御自然压迫方面,个体农业要解决灌溉问题,兴修水利以及修筑某些工事解决运输(如疏通河道、开凿运河)需要政府权力来集中人力、物力进行;第二,在社会压迫方面,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也需要政府权力集中人力、物力来进行;第三,男耕女织的农业小生产彼此缺乏联系,形不成一种阶级力量,小生产自己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要保护农民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也需要一种至高无上的政府权力(10)。
这也就是想我们常说的,小农经济要靠天吃饭;自给自足的分散的家庭经济需要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超经济权力存在。不仅中国的农民需要皇帝、需要官员主宰自己,我们在世界历史商业看到,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法国农民也是需要皇帝,需要超经济强制性的政治权利来保护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的。
更为重要的是,官本位是建立在官强民弱的基础之上的,一旦民强起来了,官本位就无用武之地了,建立在官本位基础之上的权力经济就支撑不下去了,于是社会大动荡开始了。由于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文化出现,商工业者并没有自己文化上的代言人出现,封建保守文化的大一统高压的文化政策,使得代表平等思想观念的反封建启蒙思想无从发展甚至在萌芽时就惨遭灭门,所以启蒙运动无从谈起。在社会动乱以后,工商业凋敝,文明被破坏,经济倒退以后,和前朝几乎一样的强权政治又重新建立起来。虽然王朝换了主人,但官本位没有换,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正统思想没有变。
官本位之所以长期存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与民争利。社会上的优质或者主要经济资源都悉数被政府垄断,民间老百姓无权染指。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水力资源,由于自然条件,大江大河的治理非民间力量所能完成,从大禹治水开始,用于灌溉的水资源就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春秋战国时期食盐官营(11)出现,及至出现了铁器,在汉朝时期,盐铁专营导致最盈利的行业为国家所垄断,国家权力凭借超经济强制,统治阶级成为最富裕的社会力量。历朝历代不仅在建立王朝的时期,国家财产通过武力夺取的方式进行原始积累,而且统治时期也不遗余力的与民争利,所以长期保持国家政权具有雄厚的财力,除养活庞大的官僚队伍以外,还能够供养宦官、随从以及常备军,经常保持针对民间财力的优势地位,根本无法想象中世纪英国法国那样靠召开各阶层代表参加的国会像老百姓恳求批准征收新税,来支撑王室的统治。中国历朝历代的政府,从来不需要受制于民间财力!国家政府的强权来源于自己经营的产业,对民间征缴税收只是辅助,而且皇粮国税从来都是强制征缴,纳税人是没有发言权的。总而言之,从上古直到今天的中国历史,国家政府始终都是在“与民争利”,不管那个时代,最赚钱的行业和产业,必定是政府官营!中国经30年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有巨大的进步,所创造的财富,国家得到了大头,企业得到了中头,劳动大众只得到小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称:“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降低了12个百分点,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增加了7.7个百分点。”因此,议会的权利,民众有组织的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始终强大不起来的根源就昭然若揭了。长期封建统治阶级的超经济强制的治国理政的手段让官本位获得现实依据,不由得老百姓不认同,不由得官本位不成为中华政治文明的重要政治特征之一。
(三)官本位的政治治理制度设计。
秦始皇时代设立郡县制,中央通过考课和监察以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秦汉郡县制,郡守于每年秋冬向中央朝廷申报一年的治状,县也同样要上集簿于郡,中央或郡即在这时各对其下属进行考核,有功者可受奖赏或升迁,有过者轻则贬秩,重则免官、服刑。和考课相辅而行的是监察制。中央派郡监或刺史以监郡,郡县也各派督邮或廷掾以监县或乡。刺史、督邮等可随时按劾有罪赃的守、令或其他官吏。由于自上而下的层层督课,使得中央政令能较为顺利地贯彻到最基层,保证了政令的划一性。郡县制代替了周朝的分封制,也即从地方分权演进为干强枝弱的中央集权制。秦汉以后,官制虽经各朝代名称上的变更,其各级官员自上而下任命的中央集权制度却一以贯之的传承下来。毛泽东就曾指出,“祖龙虽死魂犹在”、“历代皆行秦政制”。因此,王亚南先生在总结中国古代官僚证的表象时,形象的概括说:“(中国)二千年的历史,一方面表现为同一形式的不同王朝的更迭,同时又表现为各王朝专制君主通过他们的文武官吏对农民实行剥削榨取的支配权力的转移”。此种结果,就只能是“王朝的不绝‘再生产’,再配合以官僚统治的不绝‘再生产’”,以至“同式政治形态的重复(12)”。质言之,虽然我们现代的官制名义上是从前苏联学来的社会主义官制,但是其出口转内销的性质是不容置疑的。我国现在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其说传承前苏联,不如说传承秦始皇!
纵观中国历史,君权神授是虚妄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是客观真实。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掠夺得来的巨额财富,首先通过论功行赏建立强大的官僚机构。选拔、考核儒生以及官员任免和流动完全由皇帝为首的官僚机构来完成。这种无所不包的强大的权力,除了儒家道德伦理的监督外,没有任何外在的制度化的制约,更没有在民间
形成有组织的力量来制约皇权,甚至在精神领域都没有挑战皇权的力量存在(13)。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是官本位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
(四)官本位的专制文化。
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愚民统治,不断扼杀任何与官本位、与当朝统治者相左的思想和有组织力量,是导致官本位思想日益深入人们骨髓的直接原因。
焚书坑儒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禁止当时的儒生反对法家思想主导的严刑峻法,而且开创了官方以人身消灭方式剿灭非官方思想产生土壤的先例;开创了以屠杀来遏制或剥夺民间言论自由的先河。以后的朝代,虽然独尊儒术,但是屠杀和扼杀言论自由的文化专制去传承下来并越加得到强化。及至明清朝代,扼杀言论自由竟至发展到文字狱泛滥的程度,对持不同政见者竟至发展到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甚至十族(14)!几千年来(贯穿整个中国文明史),一大批著作家、思想家和有识之士,只是由于用自己的笔写下了不同的政治见解和言论,即遭当权者的无情棒杀。许多文字狱的受害者并非有意地贬损当政,往往因官场失意,受人构陷排挤,而发了几句牢骚,或者施政方针不同,说了些风凉话。这些人中不乏有地位有影响的一代名儒显贵(15),但是当朝统治者为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威严,不惜从他们身上下手开刀,以儆效尤,终至人们除了愚忠和失语之外,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官本位下,官员的权威靠保密制度来维护,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6)”;老子认为“常使民无知无欲”,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圣人之治(17)”。这种愚民统治是官僚政治的一个通病,对此,马克斯曾批判道:“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18)。”
正像学者们公认为的那样,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民本来就是缺乏组织观念的,但是在他们到异乡后,结成乡党的情况时而有之。但是反对当局或者与当局的执政方针相左的有组织力量,在任何朝代都不可能存活,不管他们是否采取暴力手段反抗当局(以文字手段就用文字狱对付),除非他们与世隔绝,成为桃花源中的人。
这种“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政治上文化上的专制统治,是在不断强化官本位的,是不惜一切地维护皇权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成的催化剂。
二、“官本位”的破除和“民本位”的建立
官本位不是一天之内形成的,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一,它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去,已经渗透到中华法系的每一个条文之中。因此,官本位的消除,同样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有学者就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官本位的封建意识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呈“越演越烈”之势,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邓小平当年揭露的政治体制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特权现象及监督薄弱等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官本位意识及其危害仍呈蔓延之势(19)。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市场经济初创阶段需要一个推动者和维护者。这一切,决定了必须使政府集中必要的权力,强化政府的权威。但这样一来,势必在客观上导致官员的权力过大,从而助长“官本位”。真正破除官本位意识,必须力促树立民本位思想。
(一)民本位。
所谓“民本位”,借用林肯的话,就是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国家政治架构和社会秩序。它就是人民主权的别称,就是指把人民视为国家的根本,并放在主人的位置上。在“民本位”的范畴中,人民是主体、是本体、是主人、是目的、是标准,人民是价值的本源和前提(20)。民本位的平等秩序观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利益,人民愿意不愿意、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是确定官员任免职的决定性标准;也是衡量官员政绩的唯一标准。人民通过正当程序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构制定法律、选举官员组成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分别执行法律和维护法律秩序。没有人民的同意,政权的存在就没有合法基础,就是僭主政治。没有人民的同意,政府就不能设立新税种、不能向人民征税;没有人民(或其代表机关)的信任投票,政府就丧失合法性而必须重组;没有人民的同意,国家重要的人事任免就失去正当性和合法性。
理解民本位的社会秩序,必须同我国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划清界限,不能为民本思想所蒙蔽,被民本思想混淆和取代。我国历史上,孟子是最早提出民本思想的。以后历代的显明君主和具有改革意识的官僚都不同程度地倡导民本思想。它也可以是一种政治文化,几千年来在我国传统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传统的民本思想包含爱民、重民、保民、利民、惠民、济民等等,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积极思想因素,值得继承和发展。但是,正如金耀基先生所指出的:“中国自孔孟以迄黄梨洲、谭嗣同,一直都有一极强的民本思想贯穿着。任何一位大儒,都几乎是民本思想的鼓吹者。‘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肯定了民有(of the people)的观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肯定了民享(for the people)的思想;……但是,民本思想毕竟与民主思想不同:民本思想虽含民有、民享的观念,但总未走上民治(by the people)这一步(21)。”因此,民本思想根本不是民主思想,它是以维护君主统治为最终目的的,所以,它始终是官本位政治文化的附属物,是官本位思想的卑女。学术界有人将它称为开明专制主义,我觉得是恰如其分的。
民本位和民本,说起来只是一字之差,但内含的政治和法治原理却大相径庭。无论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将人民和官员分别比喻为水和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诲;“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耳提面命;“三个有利于标准”评价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和政府决策;还是“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各种各样的提法,只要没有明确地将官员的任免权交给人民,只要还没有将征税的权利交还给人民,只要还没有自觉地将各级官员的各种收入明白地公示给人民接受人民监督,从体制上消除既得利益者的法外特权,仍然坚持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挑选领导干部等实质意义上的官本位,那就是没有“民治”,没有建成民本位的秩序,充其量还是民本思想的表现,是被学术界成为开明专制的高度集权政治体制。
(二)破旧立新的措施建议。
破除官本位,建立民本位确实要依赖于政治制度方面的彻底变革和经济以及文化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深度变革。
首先,改官员只唯上,不唯下的根本措施就是变党组织考核任命制,为民众通过有组织的选举,以选票决定官员任职,党的作用仅限于辅助选举、受理和处理党员在选举中的舞弊营私等违纪行为处理、当选官员的政绩评议工作。1871年世界上首个工人政权巴黎公社就采取“领导干部民主选举制”和“取消高薪特权制”两大措施,来保证社会公仆不会变成社会官老爷,这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古代的卖官鬻爵和今天的“跑官买官”,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上级官员掌握着官位的任命权,所以就像他们贿赂。如果改为民主选举,他们就只能向选民求助了,只能向老百姓寻求支持。
其次,彻底摈弃官本位还要从经济基础方面挖取其生存的土壤。如果地方主要官员友该地方选民选举产生,那么,执政者征集地方税费和财政支出也必须由当地民选议会决定,如此,现在的贫困县该超豪华办公大楼的情形就绝不会再出现;官员的贪腐行为也将会大大收敛。在放权于民的同时更要让利于民,不与民争利,官员只将自己定位于市场经济的监管者和仲裁人,只负责公平市场环境的维护,不再自己经营高市盈率的行业,将征税费的权利全部交给人民代表大会。执政党自己要将其的党产的收支情况全面公之于众,自觉接受民众的监督。
最后,要从文化上,大力弘扬民本思想,褒奖检举揭发贪腐官员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放开书报控制,变事前的无形监管为事后的有形监管,对不实的报道仅仅由法院通过正当程序的审理来决定媒体应否负责任。鼓励民间办报纸、经营出版公司和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同时依法保护其经营自主权和监管其行为。
当然,要做到上述这一步还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的顽固抵制,因此,还要再坚持落实民本位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本着先易后难的方针扎实的推进。
(作者单位:潍坊学院)
【关键词】“官本位”;文化;专制;“民本位”
【Abstract】"Official Standard" in China has deep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auses, but also have profound economic reasons. In modern times,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Official Standard" in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particularly the phenomenon of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and so the "official position" construction ideas from the system carefully to prevent and transform so as to open up th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smooth forward. Eliminate the "official standard", we must establish a "people oriented", "China Standard" is different from the thought of the people. "People oriented" is essentially democratic, we should reform the system of any officer, to strengthen the authority of the NPC and the three aspects of publicity, promoting "people oriented" belittling "Official Standard"; All in all, only to awaken the people themselves, can the fundamentally eliminate the "official position" of the survival of the soil.
【Key words】"Official Standard"; culture; tyranny; "people oriented"
【中图分类号】G649.20 【文章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0-8594(2010)02-0037-04
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当然必须考虑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情首先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积淀下来的、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以官本位政治文化为主要特征。金观涛先生在《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一书中全面刻画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制度环环紧扣形成的超级稳定的保守封建制度。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本位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在政治活动中产生并通过后天学习和社会传递形成的反映客观政治过程的观念意识,是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应上的积累或积淀,是一定范围的社会成员普遍遵循的政治价值取向、共同信守的政治行为模式和广泛流传的政治态度作风(1)。在我国历史和现实中,往往存在一种叫做“官本位”的政治文化意识。那么,何为“官本位”呢?“本”的原意是指草木的根或茎,引申义为根源、根本、根据、主干、中心等等。所谓“本位”,则泛指一个事物的主体、根源,或者是一种标准、基础,是其他事物可以进行比照的基本坐标或参照系。因此,它也往往成为一种目标、一种追求。“官本位”就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思想意识。“官本位”的提法来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相对西方经济中的“金本位”而言的。“官本位”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官”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实际上,这种“官本位”的提法,只不过是当代人对长期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政治文化现实的概括,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之一。
(一)儒家学说的以官为本。
儒家学说长期以来被封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那么儒家思想是如何看待官员的,或者说对当今的“官本位”思想的形成有哪些贡献。
首先,儒家极力推崇等级特权。孔丘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庶人不议”,晋国铸刑鼎,孔丘认为这是严重破坏了“贵贱不愆”的等级秩序。“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2)”。老百姓不能议论礼乐征伐这样的国家大事;在有道的国家中,老百姓要安于贫贱。孔丘总是要求卑幼无条件地服从尊贵,“小人”驯服地听命于“君子”,“未有小人而仁者也”(3)。他总是要求下级无条件地服从上级,不许僭越,更不许犯上作乱。孔子竭力维持的周礼是明显的特权法,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使用八佾的乐舞,鲁国季氏的身份是大夫,按规定只能用四佾,却用了八佾。孔子闻之大怒:“是可忍,孰不可忍也”(4)。即使教化也不能改变等级,“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5);孟轲认为,“天下有道,大德役小德,大贤役小贤”(6)。不仅长幼尊卑有序是天下有道的表现,而且有大贤德之人役使小贤德之人是天经地义的。
其次,统治者应当成为道德的榜样,而且只有如此才能使邦有道,使民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7)。官本位是儒家“人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士农工商的职业等级中,士为第一等级;封建士大夫就是学而优的知识分子,孔子鼓吹“学而优则仕”将做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实际上,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也只有入仕这一条途径才能摆脱贫困、低贱的社会地位,过上幸福生活。
最后,号召整个社会尊官。宗周是氏族贵族的专政,文化也为氏族贵族专有,此所谓“学在官府”。《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伦也。”章学诚认为,古人治教未分、官师合一,以官为师、以吏为教,如“司徒敷五教,典乐教胄子”(8)。以官为师从而造就了整个社会崇尚官职的风气。几千年愚民统治的全能政府,让知识分子以御用文人作为自己的行为坐标,让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官员的呵护,以致将基层的官员呼为“父母官”!
官等于公,等于正。不仅官员自己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民众也在国家控制的媒体的教化下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只有升官,人才能有社会地位,甚至只有升官才能发财,其他致富之路都被堵死,形成一种“按政分配”的现象。民间纠纷,必须经官,才得评判。任何事情,只有有了官的肯定,才能去做;受到了官的表扬,就感到无上的光荣。离开官员,就好比被逐出化外,流放到未开化的野蛮之地,生死未卜!由此可见,儒家学说就是将官本位,将官职大小、官阶大小作为衡量人身份等级、贤德仁爱的唯一尺度的始作俑者。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官本位观念一直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隋唐时将九品以内的官员称为“流内”,到了清代,将九品以外的官员称为“未入流”。
(二)官本位的经济基础。
商品经济欠发达,社会化分工程度低,小农自然经济为主导致小农经济意识浓厚,是官本位存在的现实依据。纵观中国历史,从可考的周代开始到清王朝,为什么总是在王朝社会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特别是工商业繁荣以后却是王朝统治岌岌可危的时候?我想这也从反面证实了官本位的统治方式只适应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高度集权的权力经济机构容纳不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富裕起来的商工业者资金流向受到控制,不能在工业方面扩大再生产,只能投资置业,大量购置地产成为豪强地主;投资官场,谋得更大的官职才能有稳定感,封妻荫子,获得社会的认同(9)。在这方面,洪英俊教授的论述比较全面:
在分散的个体小农业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缺乏联系,信息传递是纵向的,维护一定社会秩序的权威主要靠一定职位上的人来行使,通过相应的制度来规定,再影响人们的思想,形成一定的观念来强化。……农业生产是定居,生产区域的固守性造成社会结构的封闭性。……极度的分散需要高度的集中。因为:第一,在抵御自然压迫方面,个体农业要解决灌溉问题,兴修水利以及修筑某些工事解决运输(如疏通河道、开凿运河)需要政府权力来集中人力、物力进行;第二,在社会压迫方面,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也需要政府权力集中人力、物力来进行;第三,男耕女织的农业小生产彼此缺乏联系,形不成一种阶级力量,小生产自己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要保护农民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也需要一种至高无上的政府权力(10)。
这也就是想我们常说的,小农经济要靠天吃饭;自给自足的分散的家庭经济需要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超经济权力存在。不仅中国的农民需要皇帝、需要官员主宰自己,我们在世界历史商业看到,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法国农民也是需要皇帝,需要超经济强制性的政治权利来保护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的。
更为重要的是,官本位是建立在官强民弱的基础之上的,一旦民强起来了,官本位就无用武之地了,建立在官本位基础之上的权力经济就支撑不下去了,于是社会大动荡开始了。由于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文化出现,商工业者并没有自己文化上的代言人出现,封建保守文化的大一统高压的文化政策,使得代表平等思想观念的反封建启蒙思想无从发展甚至在萌芽时就惨遭灭门,所以启蒙运动无从谈起。在社会动乱以后,工商业凋敝,文明被破坏,经济倒退以后,和前朝几乎一样的强权政治又重新建立起来。虽然王朝换了主人,但官本位没有换,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正统思想没有变。
官本位之所以长期存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与民争利。社会上的优质或者主要经济资源都悉数被政府垄断,民间老百姓无权染指。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水力资源,由于自然条件,大江大河的治理非民间力量所能完成,从大禹治水开始,用于灌溉的水资源就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春秋战国时期食盐官营(11)出现,及至出现了铁器,在汉朝时期,盐铁专营导致最盈利的行业为国家所垄断,国家权力凭借超经济强制,统治阶级成为最富裕的社会力量。历朝历代不仅在建立王朝的时期,国家财产通过武力夺取的方式进行原始积累,而且统治时期也不遗余力的与民争利,所以长期保持国家政权具有雄厚的财力,除养活庞大的官僚队伍以外,还能够供养宦官、随从以及常备军,经常保持针对民间财力的优势地位,根本无法想象中世纪英国法国那样靠召开各阶层代表参加的国会像老百姓恳求批准征收新税,来支撑王室的统治。中国历朝历代的政府,从来不需要受制于民间财力!国家政府的强权来源于自己经营的产业,对民间征缴税收只是辅助,而且皇粮国税从来都是强制征缴,纳税人是没有发言权的。总而言之,从上古直到今天的中国历史,国家政府始终都是在“与民争利”,不管那个时代,最赚钱的行业和产业,必定是政府官营!中国经30年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有巨大的进步,所创造的财富,国家得到了大头,企业得到了中头,劳动大众只得到小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称:“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降低了12个百分点,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增加了7.7个百分点。”因此,议会的权利,民众有组织的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始终强大不起来的根源就昭然若揭了。长期封建统治阶级的超经济强制的治国理政的手段让官本位获得现实依据,不由得老百姓不认同,不由得官本位不成为中华政治文明的重要政治特征之一。
(三)官本位的政治治理制度设计。
秦始皇时代设立郡县制,中央通过考课和监察以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秦汉郡县制,郡守于每年秋冬向中央朝廷申报一年的治状,县也同样要上集簿于郡,中央或郡即在这时各对其下属进行考核,有功者可受奖赏或升迁,有过者轻则贬秩,重则免官、服刑。和考课相辅而行的是监察制。中央派郡监或刺史以监郡,郡县也各派督邮或廷掾以监县或乡。刺史、督邮等可随时按劾有罪赃的守、令或其他官吏。由于自上而下的层层督课,使得中央政令能较为顺利地贯彻到最基层,保证了政令的划一性。郡县制代替了周朝的分封制,也即从地方分权演进为干强枝弱的中央集权制。秦汉以后,官制虽经各朝代名称上的变更,其各级官员自上而下任命的中央集权制度却一以贯之的传承下来。毛泽东就曾指出,“祖龙虽死魂犹在”、“历代皆行秦政制”。因此,王亚南先生在总结中国古代官僚证的表象时,形象的概括说:“(中国)二千年的历史,一方面表现为同一形式的不同王朝的更迭,同时又表现为各王朝专制君主通过他们的文武官吏对农民实行剥削榨取的支配权力的转移”。此种结果,就只能是“王朝的不绝‘再生产’,再配合以官僚统治的不绝‘再生产’”,以至“同式政治形态的重复(12)”。质言之,虽然我们现代的官制名义上是从前苏联学来的社会主义官制,但是其出口转内销的性质是不容置疑的。我国现在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其说传承前苏联,不如说传承秦始皇!
纵观中国历史,君权神授是虚妄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是客观真实。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掠夺得来的巨额财富,首先通过论功行赏建立强大的官僚机构。选拔、考核儒生以及官员任免和流动完全由皇帝为首的官僚机构来完成。这种无所不包的强大的权力,除了儒家道德伦理的监督外,没有任何外在的制度化的制约,更没有在民间
形成有组织的力量来制约皇权,甚至在精神领域都没有挑战皇权的力量存在(13)。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是官本位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
(四)官本位的专制文化。
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愚民统治,不断扼杀任何与官本位、与当朝统治者相左的思想和有组织力量,是导致官本位思想日益深入人们骨髓的直接原因。
焚书坑儒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禁止当时的儒生反对法家思想主导的严刑峻法,而且开创了官方以人身消灭方式剿灭非官方思想产生土壤的先例;开创了以屠杀来遏制或剥夺民间言论自由的先河。以后的朝代,虽然独尊儒术,但是屠杀和扼杀言论自由的文化专制去传承下来并越加得到强化。及至明清朝代,扼杀言论自由竟至发展到文字狱泛滥的程度,对持不同政见者竟至发展到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甚至十族(14)!几千年来(贯穿整个中国文明史),一大批著作家、思想家和有识之士,只是由于用自己的笔写下了不同的政治见解和言论,即遭当权者的无情棒杀。许多文字狱的受害者并非有意地贬损当政,往往因官场失意,受人构陷排挤,而发了几句牢骚,或者施政方针不同,说了些风凉话。这些人中不乏有地位有影响的一代名儒显贵(15),但是当朝统治者为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威严,不惜从他们身上下手开刀,以儆效尤,终至人们除了愚忠和失语之外,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官本位下,官员的权威靠保密制度来维护,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6)”;老子认为“常使民无知无欲”,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圣人之治(17)”。这种愚民统治是官僚政治的一个通病,对此,马克斯曾批判道:“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18)。”
正像学者们公认为的那样,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民本来就是缺乏组织观念的,但是在他们到异乡后,结成乡党的情况时而有之。但是反对当局或者与当局的执政方针相左的有组织力量,在任何朝代都不可能存活,不管他们是否采取暴力手段反抗当局(以文字手段就用文字狱对付),除非他们与世隔绝,成为桃花源中的人。
这种“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政治上文化上的专制统治,是在不断强化官本位的,是不惜一切地维护皇权的传统封建意识形成的催化剂。
二、“官本位”的破除和“民本位”的建立
官本位不是一天之内形成的,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一,它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去,已经渗透到中华法系的每一个条文之中。因此,官本位的消除,同样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有学者就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官本位的封建意识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呈“越演越烈”之势,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邓小平当年揭露的政治体制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特权现象及监督薄弱等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官本位意识及其危害仍呈蔓延之势(19)。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市场经济初创阶段需要一个推动者和维护者。这一切,决定了必须使政府集中必要的权力,强化政府的权威。但这样一来,势必在客观上导致官员的权力过大,从而助长“官本位”。真正破除官本位意识,必须力促树立民本位思想。
(一)民本位。
所谓“民本位”,借用林肯的话,就是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国家政治架构和社会秩序。它就是人民主权的别称,就是指把人民视为国家的根本,并放在主人的位置上。在“民本位”的范畴中,人民是主体、是本体、是主人、是目的、是标准,人民是价值的本源和前提(20)。民本位的平等秩序观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利益,人民愿意不愿意、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是确定官员任免职的决定性标准;也是衡量官员政绩的唯一标准。人民通过正当程序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构制定法律、选举官员组成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分别执行法律和维护法律秩序。没有人民的同意,政权的存在就没有合法基础,就是僭主政治。没有人民的同意,政府就不能设立新税种、不能向人民征税;没有人民(或其代表机关)的信任投票,政府就丧失合法性而必须重组;没有人民的同意,国家重要的人事任免就失去正当性和合法性。
理解民本位的社会秩序,必须同我国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划清界限,不能为民本思想所蒙蔽,被民本思想混淆和取代。我国历史上,孟子是最早提出民本思想的。以后历代的显明君主和具有改革意识的官僚都不同程度地倡导民本思想。它也可以是一种政治文化,几千年来在我国传统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传统的民本思想包含爱民、重民、保民、利民、惠民、济民等等,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积极思想因素,值得继承和发展。但是,正如金耀基先生所指出的:“中国自孔孟以迄黄梨洲、谭嗣同,一直都有一极强的民本思想贯穿着。任何一位大儒,都几乎是民本思想的鼓吹者。‘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肯定了民有(of the people)的观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肯定了民享(for the people)的思想;……但是,民本思想毕竟与民主思想不同:民本思想虽含民有、民享的观念,但总未走上民治(by the people)这一步(21)。”因此,民本思想根本不是民主思想,它是以维护君主统治为最终目的的,所以,它始终是官本位政治文化的附属物,是官本位思想的卑女。学术界有人将它称为开明专制主义,我觉得是恰如其分的。
民本位和民本,说起来只是一字之差,但内含的政治和法治原理却大相径庭。无论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将人民和官员分别比喻为水和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诲;“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耳提面命;“三个有利于标准”评价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和政府决策;还是“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各种各样的提法,只要没有明确地将官员的任免权交给人民,只要还没有将征税的权利交还给人民,只要还没有自觉地将各级官员的各种收入明白地公示给人民接受人民监督,从体制上消除既得利益者的法外特权,仍然坚持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挑选领导干部等实质意义上的官本位,那就是没有“民治”,没有建成民本位的秩序,充其量还是民本思想的表现,是被学术界成为开明专制的高度集权政治体制。
(二)破旧立新的措施建议。
破除官本位,建立民本位确实要依赖于政治制度方面的彻底变革和经济以及文化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深度变革。
首先,改官员只唯上,不唯下的根本措施就是变党组织考核任命制,为民众通过有组织的选举,以选票决定官员任职,党的作用仅限于辅助选举、受理和处理党员在选举中的舞弊营私等违纪行为处理、当选官员的政绩评议工作。1871年世界上首个工人政权巴黎公社就采取“领导干部民主选举制”和“取消高薪特权制”两大措施,来保证社会公仆不会变成社会官老爷,这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古代的卖官鬻爵和今天的“跑官买官”,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上级官员掌握着官位的任命权,所以就像他们贿赂。如果改为民主选举,他们就只能向选民求助了,只能向老百姓寻求支持。
其次,彻底摈弃官本位还要从经济基础方面挖取其生存的土壤。如果地方主要官员友该地方选民选举产生,那么,执政者征集地方税费和财政支出也必须由当地民选议会决定,如此,现在的贫困县该超豪华办公大楼的情形就绝不会再出现;官员的贪腐行为也将会大大收敛。在放权于民的同时更要让利于民,不与民争利,官员只将自己定位于市场经济的监管者和仲裁人,只负责公平市场环境的维护,不再自己经营高市盈率的行业,将征税费的权利全部交给人民代表大会。执政党自己要将其的党产的收支情况全面公之于众,自觉接受民众的监督。
最后,要从文化上,大力弘扬民本思想,褒奖检举揭发贪腐官员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放开书报控制,变事前的无形监管为事后的有形监管,对不实的报道仅仅由法院通过正当程序的审理来决定媒体应否负责任。鼓励民间办报纸、经营出版公司和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同时依法保护其经营自主权和监管其行为。
当然,要做到上述这一步还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的顽固抵制,因此,还要再坚持落实民本位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本着先易后难的方针扎实的推进。
(作者单位:潍坊学院)